此文導致《南風窗》的記者及社長被停職。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发自台北，《南风窗》，2011.8.3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幷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幷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幷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幷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幷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如此风波不可行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庐山归来
前天晚上回到杭州。
庐山的自然风景不如黄山，更多的是人文的东西。
有了人文，有了历史，很多风景就超过了它的形式。
去了美庐、芦林一号、三叠泉、黄龙寺、植物园、白居易的花径、如琴湖、含鄱口，拜谒了陈寅恪先生的墓。
可惜没有见识到“一山藏六教”，没有看到牯岭的那些小教堂，松门别墅也没有看到。
从庐山下山之后，也就是周四。在下午去拜谒了白鹿洞书院，书院稍显破败，可能维护的费用不足吧。
周五早上，其他人都去了南昌，我租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净土宗祖庭的东林寺。
虎溪三笑里面的虎溪居然就是一个小水渠，让我很惊讶。
罗汉堂非常精彩，还有聪明泉、果一堂、文佛塔。拍了很多莲池的照片，荷花怒放。
事前的功课没有做好，所以远公塔院等地方没有去，据说还有慧远手植的佛手樟。
圣贤之地总是寂寞的，看到白鹿洞书院还有东林寺，觉得很奇怪，现在都觉得偏僻的地方，那些先人怎么能找到，他们是怎么选中这些地方的？我很好奇。
寺内在施工，很多地方都是工地。
还有，不能踩踏门槛。
令我惊讶的是，寺内居然有火车售票处，于是买了11：14去从庐山站（也就是九江县火车站）去南昌的动车。
离开东林寺的时候，远远地拍了一张西林寺的照片，也就是《题西林壁》里的那个西林。
时间很紧张，包括在山上，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太多时间驻留和细细观看。
庐山集自然风景、人文、地质研究价值为一体。
遗憾的是，没有去香炉峰，也就是李白的日照瀑布挂前川；也没有去康王谷的谷帘泉。
在东林寺买了一串佛珠，以资纪念。
还会再来吗？
庐山的自然风景不如黄山，更多的是人文的东西。
有了人文，有了历史，很多风景就超过了它的形式。
去了美庐、芦林一号、三叠泉、黄龙寺、植物园、白居易的花径、如琴湖、含鄱口，拜谒了陈寅恪先生的墓。
可惜没有见识到“一山藏六教”，没有看到牯岭的那些小教堂，松门别墅也没有看到。
从庐山下山之后，也就是周四。在下午去拜谒了白鹿洞书院，书院稍显破败，可能维护的费用不足吧。
周五早上，其他人都去了南昌，我租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净土宗祖庭的东林寺。
虎溪三笑里面的虎溪居然就是一个小水渠，让我很惊讶。
罗汉堂非常精彩，还有聪明泉、果一堂、文佛塔。拍了很多莲池的照片，荷花怒放。
事前的功课没有做好，所以远公塔院等地方没有去，据说还有慧远手植的佛手樟。
圣贤之地总是寂寞的，看到白鹿洞书院还有东林寺，觉得很奇怪，现在都觉得偏僻的地方，那些先人怎么能找到，他们是怎么选中这些地方的？我很好奇。
寺内在施工，很多地方都是工地。
还有，不能踩踏门槛。
令我惊讶的是，寺内居然有火车售票处，于是买了11：14去从庐山站（也就是九江县火车站）去南昌的动车。
离开东林寺的时候，远远地拍了一张西林寺的照片，也就是《题西林壁》里的那个西林。
时间很紧张，包括在山上，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太多时间驻留和细细观看。
庐山集自然风景、人文、地质研究价值为一体。
遗憾的是，没有去香炉峰，也就是李白的日照瀑布挂前川；也没有去康王谷的谷帘泉。
在东林寺买了一串佛珠，以资纪念。
还会再来吗？
2011年7月18日星期一
2011年7月3日星期日
2011年6月3日星期五
横江词
横江词
作者: 李白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
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海潮南去过寻阳，牛渚由来险马当。
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
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
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
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川回。
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
【横江】横江浦，安徽和县东南，古长江渡口
【峭帆】很高的船帆
【浙江】此指钱塘江
【海云生】海上升起浓云
【蹙】驱迫
【回】倒流
【公无渡河】古乐府有《公无渡河》曲，相传朝鲜有个“白首狂夫”渡河淹死，其妻追赶不及，也投河自尽。自尽前唱哀歌道“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
作者: 李白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
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海潮南去过寻阳，牛渚由来险马当。
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
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
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
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川回。
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
【横江】横江浦，安徽和县东南，古长江渡口
【峭帆】很高的船帆
【浙江】此指钱塘江
【海云生】海上升起浓云
【蹙】驱迫
【回】倒流
【公无渡河】古乐府有《公无渡河》曲，相传朝鲜有个“白首狂夫”渡河淹死，其妻追赶不及，也投河自尽。自尽前唱哀歌道“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
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黄达人文集引
对于基础学科,大学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要有“养士”的气度。对于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大学应该给他们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不应该以量化管理来制约其创造力
□吴承学
黄达人校长文集编成后,编者命我作序。我虽感荣幸,又颇惶恐:因为我既非领导,又是后辈,何敢言序?在中国古代,“序”又可称为“引”。我就权作一引吧。引者,非引导也,引玉之谓也。我愿以一位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数十年的文科教师身份谈谈个人先睹之快。
十多年前,黄达人校长受命从西子湖走进康乐园,执掌中山大学。转瞬之间,已12年了。我们共同亲历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了。
在历史长河中,12年只是弹指之间,而对于百年中大来说,却不可谓短暂。这本书让我们这些一路相伴走来的中大人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蓦然回首,十多年走过的路又仿佛重现眼前。这种感觉就像李白诗中所描写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地站在今天所处的高度,回瞰这十多年盘旋而上的“所来之径”。这不是一条现成坦途,而是中大人自己开辟出来的道路,上面深深地留下了中大人的足迹。按照庄子的说法,事物有“迹”,有“所以迹”。“迹”,就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事物与现象。“所以迹”,就是事物、现象之形成发展的内在成因或者背后的精神与信念。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记录了中山大学发展的“所来之径”,更有“所来之径”形成的背景、原因、动机与思路,为我们解读中山大学的发展与前景提供了可贵的文献。
这本书的核心是中山大学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建构。大学的文化与制度是虚实相成的。制度是形而下的“器”,文化则是形而上的“道”。制度是“迹”,文化则是“所以迹”。有好的制度才能确保正常组织与运作的效率,才有规范可依。而在大学制度之上,还有大学文化。黄校长认为:文化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大道自然的,然而更为深远。所谓“大学文化”是大学的一种精神状态与特有气质,它是在一所大学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而成,越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学,其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巨大,那些无形的、约定俗成的传统总是会随时随地展现在大学的运作过程之中。这种大学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核心价值观。
黄校长不断强调“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和“善待学生”三位一体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治校理念,既是在中山大学发展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也是借鉴国外数百年现代大学的经验而形成的,因此兼有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品质。一方面,它直击当下中国大学行政化与社会化的要害,具有匡正时弊的现实意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山大学回归大学的本质、品格与使命。另一方面,它并不是只适应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只适合一地一校的教育,它是对数百年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基本理念的反思、提炼和总结,具有普适性与超越性,是一种可以超越国家与地域、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在现行体制与条件下,这样的治校理念,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对大学精神的追求与发挥。
如果说,黄校长的大学基本理念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大学的启发,他的思想方法则显然受到本土传统思想的影响。黄校长常说: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而在寻找平衡点这个方面,儒家的终极理想“中庸之道”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黄校长甚至把中庸之道的理念投射到对于中山大学文化精神的把握之中。他有一段妙论:
人们经常将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大”,细想其中似颇有深意,按我的理解,“中”的含义有平衡、均衡、中庸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度”。“大”的含义有包容、博大、深邃、宽厚、多样化、差异性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多样性与差异性。
这虽属“望文生义”,却是独具会心的睿智。我们看到近年中山大学的许多制度与理念都体现出这种允执其中、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立规矩与留空间、学科规划与学术自由、科研创新团队与孤独的思想者、国际水平与国家需求、象牙塔与发动机、自律与他律、道义与利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师道尊严与善待学生……这种中国式的智慧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艺术。
黄校长是数学教授,又长期在以理工科见长的浙江大学工作,对文科有个逐渐理解的过程。他曾说:“初来中大时,我就被中大文科教授们的风采所吸引,他们的博学让我敬畏,觉得就算不能与文科的教授们结成知音,也一定要做他们的朋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文科的领域,也许我只能做他们的学生。”他又说,他从中大文科教授那里得到许多教益,所以更为大气,更有境界。我不认为这是故作自谦之语。一位领导有无“文化”,与其专业无关,主要在他对文化的态度与胸襟。黄校长来到人文学科传统积淀深厚和具有独立、自由和宽容风气的中山大学,以敬畏之心与谦逊态度,走进文化,领略文化,引领文化,成为有激情与想象、有人文情怀的管理者,有人格魅力、有思想深度的教育家。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受中大文化与岭南文化沾溉甚多。
一位从事理科研究的领导而能热心地支持与呵护人文学科,已属不易,而这种支持与呵护是出于对人文学科的真切理解的,就更为难得。黄校长认为,人文科学是“无用”之“大用”。虽然它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直接产生经济效应,也不能为大学排名增加多少硬指标,但是它代表着大学的品味与境界,所以是一种软实力,一种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它的作用可能要很久才能看出来,却影响久远。鉴于此,中山大学非常强调正视学科的差异性,提倡学术的自由精神。黄校长说:对于基础学科,大学应该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要有“养士”的气度。对于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大学应该给他们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不应该以量化管理来制约其创造力。文科的评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难以标准化。所以中大对于文科,相当重视“清议”。“清议”是一种纯学术的评价,是一种“共同体认同”,是一种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论”,因为在真正的学者心里自有“一杆秤”。“清议”只能出于“清流”,“清流”就是一批有学术水平与学术良知的精英学者。应该让这些学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与黄校长并无深交。回想起来,黄校长掌校十多年,我到校长办公室谈话只有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6月份,黄校长约我到中山楼谈话。《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原主编退休,学校领导希望我能接替此任。我说,我不是中共党员,恐怕不太合适。黄校长笑着说:我们知道,不过,我们信任你。主编是一个学术岗位,只要坚持严格审稿,按照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用高水平的论文就可以了。他又强调,不要有压力,学校不会以什么转载率、引用率指标来考核学报。临别,他补充说,有什么需要可直接找他。不久,我就请见黄校长。因为学报改版和扩版,需要在原有预算外增加经费投入。我向校长递交了扩版报告,黄校长批示道:“我认为,对学报的支持也是对文科支持的重要手段。”这两次谈话总共不到半小时,干净利索,就解决了问题。在主持学报工作中,我深深感受到学校所给予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在一次长江学者座谈会上,我发言说:对于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学者来说,信任是一种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没有给他们具体的压力。信任不是放任,而是为之提供一个更好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当时,黄校长在座,我见他频频点头,意颇然之。
黄校长刚到中大时,偶尔还与年轻教师打打篮球。他球艺精良,球风硬悍,对于胜负还颇为在意,那时他是多么的魁梧健壮啊。十年过去,虽乡音无改,笑容依旧,但头发逐渐斑白萧疏。2010年6月,我和彭玉平教授主编的《中山大学文化校史》一书杀青,请黄校长赐序,他欣然俯允。在序中,他深情写道:
我与中大在一起,已经12年了,对四个校区的一草一木,已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与中大在一起,我充满了激情。我知道,这种激情来源于中大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来源于中山大学的每个人,更来源于中大的文化血脉,我朝夕浸淫其间,早已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一分子。
可谓情动于中,一唱三叹。个中况味,不难读解。半年后,黄校长卸任。2010年12月23日下午,怀士堂座无虚席。黄校长作卸任演讲时,一贯从容淡定的他竟不能自持,数度哽咽。他以校长身份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中大人,中山大学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闻者无不动容。
卸任数天后,十多位文科教授请老校长到珠江边饮酒品茗。席间,互道多年来工作中之韵事和糗事,笑语不断,举座皆欢。临别,众教授赠老校长一纸,上以秦简字体书写一颂。颂曰:
亦长亦友,达己达人。
康园一纪,百卉争春。
前人有谓:“秀才人情纸一张。”诚哉斯言。然纸薄,人情不薄。
愿康园春天永驻。
2011年3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10526/ArticelD24002FM.htm
http://www.infzm.com/content/59613
□吴承学
黄达人校长文集编成后,编者命我作序。我虽感荣幸,又颇惶恐:因为我既非领导,又是后辈,何敢言序?在中国古代,“序”又可称为“引”。我就权作一引吧。引者,非引导也,引玉之谓也。我愿以一位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数十年的文科教师身份谈谈个人先睹之快。
十多年前,黄达人校长受命从西子湖走进康乐园,执掌中山大学。转瞬之间,已12年了。我们共同亲历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了。
在历史长河中,12年只是弹指之间,而对于百年中大来说,却不可谓短暂。这本书让我们这些一路相伴走来的中大人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蓦然回首,十多年走过的路又仿佛重现眼前。这种感觉就像李白诗中所描写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地站在今天所处的高度,回瞰这十多年盘旋而上的“所来之径”。这不是一条现成坦途,而是中大人自己开辟出来的道路,上面深深地留下了中大人的足迹。按照庄子的说法,事物有“迹”,有“所以迹”。“迹”,就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事物与现象。“所以迹”,就是事物、现象之形成发展的内在成因或者背后的精神与信念。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记录了中山大学发展的“所来之径”,更有“所来之径”形成的背景、原因、动机与思路,为我们解读中山大学的发展与前景提供了可贵的文献。
这本书的核心是中山大学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建构。大学的文化与制度是虚实相成的。制度是形而下的“器”,文化则是形而上的“道”。制度是“迹”,文化则是“所以迹”。有好的制度才能确保正常组织与运作的效率,才有规范可依。而在大学制度之上,还有大学文化。黄校长认为:文化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大道自然的,然而更为深远。所谓“大学文化”是大学的一种精神状态与特有气质,它是在一所大学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而成,越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学,其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巨大,那些无形的、约定俗成的传统总是会随时随地展现在大学的运作过程之中。这种大学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核心价值观。
黄校长不断强调“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和“善待学生”三位一体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治校理念,既是在中山大学发展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也是借鉴国外数百年现代大学的经验而形成的,因此兼有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品质。一方面,它直击当下中国大学行政化与社会化的要害,具有匡正时弊的现实意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山大学回归大学的本质、品格与使命。另一方面,它并不是只适应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只适合一地一校的教育,它是对数百年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基本理念的反思、提炼和总结,具有普适性与超越性,是一种可以超越国家与地域、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在现行体制与条件下,这样的治校理念,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对大学精神的追求与发挥。
如果说,黄校长的大学基本理念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大学的启发,他的思想方法则显然受到本土传统思想的影响。黄校长常说: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而在寻找平衡点这个方面,儒家的终极理想“中庸之道”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黄校长甚至把中庸之道的理念投射到对于中山大学文化精神的把握之中。他有一段妙论:
人们经常将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大”,细想其中似颇有深意,按我的理解,“中”的含义有平衡、均衡、中庸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度”。“大”的含义有包容、博大、深邃、宽厚、多样化、差异性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多样性与差异性。
这虽属“望文生义”,却是独具会心的睿智。我们看到近年中山大学的许多制度与理念都体现出这种允执其中、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立规矩与留空间、学科规划与学术自由、科研创新团队与孤独的思想者、国际水平与国家需求、象牙塔与发动机、自律与他律、道义与利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师道尊严与善待学生……这种中国式的智慧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艺术。
黄校长是数学教授,又长期在以理工科见长的浙江大学工作,对文科有个逐渐理解的过程。他曾说:“初来中大时,我就被中大文科教授们的风采所吸引,他们的博学让我敬畏,觉得就算不能与文科的教授们结成知音,也一定要做他们的朋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文科的领域,也许我只能做他们的学生。”他又说,他从中大文科教授那里得到许多教益,所以更为大气,更有境界。我不认为这是故作自谦之语。一位领导有无“文化”,与其专业无关,主要在他对文化的态度与胸襟。黄校长来到人文学科传统积淀深厚和具有独立、自由和宽容风气的中山大学,以敬畏之心与谦逊态度,走进文化,领略文化,引领文化,成为有激情与想象、有人文情怀的管理者,有人格魅力、有思想深度的教育家。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受中大文化与岭南文化沾溉甚多。
一位从事理科研究的领导而能热心地支持与呵护人文学科,已属不易,而这种支持与呵护是出于对人文学科的真切理解的,就更为难得。黄校长认为,人文科学是“无用”之“大用”。虽然它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直接产生经济效应,也不能为大学排名增加多少硬指标,但是它代表着大学的品味与境界,所以是一种软实力,一种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它的作用可能要很久才能看出来,却影响久远。鉴于此,中山大学非常强调正视学科的差异性,提倡学术的自由精神。黄校长说:对于基础学科,大学应该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要有“养士”的气度。对于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大学应该给他们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不应该以量化管理来制约其创造力。文科的评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难以标准化。所以中大对于文科,相当重视“清议”。“清议”是一种纯学术的评价,是一种“共同体认同”,是一种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论”,因为在真正的学者心里自有“一杆秤”。“清议”只能出于“清流”,“清流”就是一批有学术水平与学术良知的精英学者。应该让这些学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与黄校长并无深交。回想起来,黄校长掌校十多年,我到校长办公室谈话只有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6月份,黄校长约我到中山楼谈话。《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原主编退休,学校领导希望我能接替此任。我说,我不是中共党员,恐怕不太合适。黄校长笑着说:我们知道,不过,我们信任你。主编是一个学术岗位,只要坚持严格审稿,按照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用高水平的论文就可以了。他又强调,不要有压力,学校不会以什么转载率、引用率指标来考核学报。临别,他补充说,有什么需要可直接找他。不久,我就请见黄校长。因为学报改版和扩版,需要在原有预算外增加经费投入。我向校长递交了扩版报告,黄校长批示道:“我认为,对学报的支持也是对文科支持的重要手段。”这两次谈话总共不到半小时,干净利索,就解决了问题。在主持学报工作中,我深深感受到学校所给予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在一次长江学者座谈会上,我发言说:对于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学者来说,信任是一种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没有给他们具体的压力。信任不是放任,而是为之提供一个更好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当时,黄校长在座,我见他频频点头,意颇然之。
黄校长刚到中大时,偶尔还与年轻教师打打篮球。他球艺精良,球风硬悍,对于胜负还颇为在意,那时他是多么的魁梧健壮啊。十年过去,虽乡音无改,笑容依旧,但头发逐渐斑白萧疏。2010年6月,我和彭玉平教授主编的《中山大学文化校史》一书杀青,请黄校长赐序,他欣然俯允。在序中,他深情写道:
我与中大在一起,已经12年了,对四个校区的一草一木,已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与中大在一起,我充满了激情。我知道,这种激情来源于中大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来源于中山大学的每个人,更来源于中大的文化血脉,我朝夕浸淫其间,早已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一分子。
可谓情动于中,一唱三叹。个中况味,不难读解。半年后,黄校长卸任。2010年12月23日下午,怀士堂座无虚席。黄校长作卸任演讲时,一贯从容淡定的他竟不能自持,数度哽咽。他以校长身份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中大人,中山大学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闻者无不动容。
卸任数天后,十多位文科教授请老校长到珠江边饮酒品茗。席间,互道多年来工作中之韵事和糗事,笑语不断,举座皆欢。临别,众教授赠老校长一纸,上以秦简字体书写一颂。颂曰:
亦长亦友,达己达人。
康园一纪,百卉争春。
前人有谓:“秀才人情纸一张。”诚哉斯言。然纸薄,人情不薄。
愿康园春天永驻。
2011年3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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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2日星期四
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读者诸君一定知道我们的哀悼所在。那场大地震令山河破碎，八万多人罹难失踪，连绵不绝的哀伤延续至今。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他们用整整一生，走进五月的废墟。他们开心地在世上生活过七年，抑或更长更短的岁月。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个时刻，下午黄昏黑夜如朽木，纷纷落下，壅塞时间的河流。红色是血，灰色是扬尘，白色是眩晕，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们在颜色横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庄稼，被锐利的刀锋杀害。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时代结束得太早太快。他们成了各种各样碎片，使用尖锐的边缘，把日子割出眼泪，将故乡抛弃。
他们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我们悔恨，他们本该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从容悼念，并且允许泪飞成雨。匆匆复匆匆，他们永远离开伤感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现在石头长有新绿的山坡上，他们仍在学校，在路上，在地下，在无名之处。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在夏天，在他们最后的黄昏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们在心里为他们降过半旗，我们在哀悼日为他们招魂请安，我们搜集过他们一世为人的证据，我们一起念出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你们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这是一种要被记取的承诺，人千古，人又永远在。这是我们对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国民的交代。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采用他们惯常的姿势，感知他们的所在和请求，察觉我们的对话与诺言。在他们走后，没有一个夜晚能让我们安睡。可三年来，我们谨记并警醒我们的原则。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过对他们的取态，丈量我们与人类的距离。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他们用整整一生，走进五月的废墟。他们开心地在世上生活过七年，抑或更长更短的岁月。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个时刻，下午黄昏黑夜如朽木，纷纷落下，壅塞时间的河流。红色是血，灰色是扬尘，白色是眩晕，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们在颜色横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庄稼，被锐利的刀锋杀害。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时代结束得太早太快。他们成了各种各样碎片，使用尖锐的边缘，把日子割出眼泪，将故乡抛弃。
他们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我们悔恨，他们本该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从容悼念，并且允许泪飞成雨。匆匆复匆匆，他们永远离开伤感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现在石头长有新绿的山坡上，他们仍在学校，在路上，在地下，在无名之处。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在夏天，在他们最后的黄昏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们在心里为他们降过半旗，我们在哀悼日为他们招魂请安，我们搜集过他们一世为人的证据，我们一起念出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你们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这是一种要被记取的承诺，人千古，人又永远在。这是我们对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国民的交代。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采用他们惯常的姿势，感知他们的所在和请求，察觉我们的对话与诺言。在他们走后，没有一个夜晚能让我们安睡。可三年来，我们谨记并警醒我们的原则。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过对他们的取态，丈量我们与人类的距离。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2011年5月2日星期一
2011年4月13日星期三
日本小城市长的生死抉择
按：今天在WSJ看到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特录于此。
日本小城市长的生死抉择
2011年 04月 13日 08:52
在那场毁灭性的地震撼动陆前高田市(Rikuzentakata)市政厅之前的几分钟，市长刀羽太(Futoshi Toba)（本文所有人名均为音译）正在享受一个安静的周五下午时光。自从担任这座沿海小城的市长以来，他已经几乎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了一个月。
3月11日下午2点40分，他给妻子久美(Kumi)打了个电话，提议晚上带两个年幼的儿子去吃烧烤。她答应马上给他写电子邮件回复去不去。
这个谈话很简短，但是，命运有时候不给人细说的机会。
2点46分，距日本东北部沿海约60英里的海底发生的9级强震使陆前高田市猛烈晃动起来，毁坏了电力和通讯设备。此后不久，一堵超过40英尺高的黑色水墙冲过了20英尺高的海堤，涌入市中心。
刀羽太和几十位本地居民急忙冲上市政厅的房顶，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四层建筑。海啸引发的洪水漫过了这座建筑物的顶层。
卡车和公共汽车被巨浪抛掷得来回翻滚。在大浪冲击下，房屋与地基分离，漂向大海，屋里的人们惊叫着寻求帮助。
刀羽太说，“当我回首遥望自家方向时，只能看见所有的房屋都被冲毁。木头碎裂的声音响彻天际。”
刀羽太现年46岁，他的两个儿子——12岁的大河(Taiga)和10岁的奏多(Kanato)——当时正在位于山顶的学校里，得以躲过了海啸。但是，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呆在地势更接近海平面的家中。
他说，“我曾想过抛开所有人，不顾一切地跳进车里，冲回家救她。但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他解释说，作为市长所肩负的职责要求他把同事们带到安全地带。他当时一直在想，但愿她能逃脱险境。
当海浪最终开始退却时，陆前高田市已经被毁坏得面目全非，破烂的汽车、碎裂的木头和扭曲的钢筋交织在一起。银行被冲走了，加油站没了，杂货店没了，医院也没了。有超过2300人死亡或失踪，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一。
一个月后，刀羽太发现自己需要应付令人左右为难的复杂局面并肩负重任，因为日本要努力从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日本的领导者们正在讨论如何（甚至是否要）重建这个经济已经在急剧下滑的地区。刀羽太和其他当地政治家做出的决策很有可能就决定了遭受沉重打击的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命运：究竟是顽强地活下去并繁荣发展，还是从此一蹶不振？
在以往的天灾（比如1995年摧毁港口城市神户的大地震，还有1923年造成东京地区逾10万人死亡的大地震）过后，日本很快进行了重建。但是，分布在崎岖海岸线上的陆前高田及其他乡镇的情况和这些大城市很不一样。
在灾难发生前，这个地区早就陷入了困境：年轻人去其他地方谋求更好的生活，留下的只是一些老年人和夕阳产业。对这个地区持悲观看法的人认为，投资重建这些江河日下的城镇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在最近的一个周六的下午，刀羽太正在设在该市一所学校的中央厨房内的一个临时指挥所开展工作。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确实很难当。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
刀羽太经常在指挥中心门外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穿着一身借来的衣服（一件市政工人的制服、米色的风衣和配套的长裤，再加上一双黑色的锐步运动鞋），抽着越来越稀缺的超醇万宝路(Marlboro Ultralights)，他不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联络中央和地方官员，努力寻求帮助。
到目前为止他取得的成果包括：为陆前高田市剩余的一些汽车讨来能够多跑几天的汽油，或者为依然无家可归的1万名市民争取生活补给品。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成果只是突显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的艰巨性。
尽管刀羽太全身心地投入到改善这座城市悲惨境况的工作中，但这并不能使他完全忘记自己和久美、大河及奏多一家人的生活发生的剧变。两个孩子目前和刀羽太的叔叔呆在一起。身为市长的父亲尽量抽空去看望儿子，但是在大多数夜晚，他都是睡在临时指挥中心办公桌旁边的地板上。
他也没有回过位于市区的家中，只是在灾难发生后匆匆地望了一眼。在那么远的距离下，他只能依稀辨认出他家房屋的外框依然挺立，但有另一所房子的屋顶搭在他家房屋的屋顶上。
在他家的房屋里面，充满了令人痛苦的印迹：在一楼的衣橱里，挂着一件沾满泥浆的外套和一些领带。地板上散落着照片，其中包括身穿灰色西装的刀羽和久美在结婚当天的照片。在另一张被污泥弄脏的照片中，他的妻子久美身穿袖子是青绿色的白色T恤、黑发齐肩，笑容满面，臂弯里揽着他们的一个孩子。
几周以来，刀羽太一直非常繁忙，都没有时间去停尸所看看久美是否在那儿。其实他也很害怕自己可能看到的一幕。
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这位市长说，“作为一个丈夫，我想去寻找我的妻子，但我必须领导灾后恢复工作。这里的许多人都面临相同的境况。”
陆前高田市有人居住的历史已经有一千年了。穿过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平原，就可以看到大海，当地著名的特产有扇贝、海胆和一种品种特别的牡蛎，这种牡蛎在东京的餐馆可以卖到五美元一只。在沙质海滩边是一片松树林，曾被日本政府列为日本最美的100处景点之一。
这座城市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海啸。1960年由智利地震引起的海啸导致当地八人丧生，海水淹没了该市靠近海滩的地区。
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海啸能与3月11日发生的这一次相提并论。
那些冲出门警告居民的市政官员被海浪冲走了。一位市长顾问试图带着一位老奶奶一起转移，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背着她跑不快，两人都无法逃生。他只好把她放在市政厅二楼的台阶上，抱歉地说，“对不起，奶奶。”然后匆忙跑上顶楼。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奶奶。
海啸冲垮了市区被当作紧急避难所的一个运动中心的后墙，在这里寻求避难的几十个人几乎全部被淹死。
两位消防员爬上消防局屋顶的一个了望塔。最终，在夜幕降临前，直升飞机救起了这两名男子，并将其他一些幸存者从市区的屋顶转移到安全地带。多处煤气罐爆炸，引发了熊熊烈火。
下午7点左右，天开始下雪。一些幸存者收集碎木块，燃起一堆篝火取暖，同时也是向救援人员发出信号。市长和他的助手们围在一台收音机前，收听最新的灾情公报。
余震持续了一整夜，咆哮的海浪一次次地涨起又落下。刀羽太称，他担心整座建筑物会倒塌。大家只能祈祷白天快点来临。
黎明时分，陆前高田市开始统计令人震惊的伤亡人数。它是日本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大约23,000位居民当中，有超过1,100人被证实死亡，有近1,200人失踪，估计已经死亡。在一个体育馆设立的临时停尸所里有成百上千具遗体还没有被确认身份。
警察局长、市议会的两名议员和三位学校的高级官员在海啸中丧生。三分之一的市政工人遇难。
许多幸存者质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这里。现年55岁的建筑工人须藤明(Akira Suto)说，他无法忘记，当他和82岁的母亲携手跑出家门试图逃走时，冰冷的海浪墙将他打翻在地，冲开了他和母亲紧握在一起的两只手。
他说，母亲在被海浪卷走前喘息着说，“一切都结束了。”她的遗体至今仍未找到。
现在，须藤明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暂住在一所学校体育馆内的一个紧急避难所。他说，他想留在陆前高田市。但事实上，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可能。
就连商业社团的中流砥柱都在动摇。
Suisen清酒酿造厂的总裁今野保彦(Yasuhiko Konno)说，他尚未决定是否在市区的场址重建他公司的酿酒厂。海浪将酿酒厂冲击得千疮百孔，用来储藏清酒的巨大绿色金属罐被冲得四处漂散，最远的漂到了三英里外的地方。Suisen是陆前高田市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现年64岁的今野保彦是本地人。他说，“我们在这里建厂是为了盈利，我不得不怀疑陆前高田市在遭受如此严重的损伤之后还能否复原。在四周别无他物的情况下建造一家清酒厂显然是不智之举。”
市长刀羽太将劝说人们留下视为其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希望能从中央和县级政府获得足够的帮助，在具有带头作用的市民离开前向他们展示重建进展。
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将于今年退休的公务员推迟卸任时间，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开展重建工作。
刀羽太说，“这座城市的规模可能会比以前小一些。”他的妻子不在了，但他的儿子还活着，他希望当他们长大时，陆前高田市依然还在。
他说，“当我看着儿子们的小脸蛋时，我知道自己必须继续坚持下去。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去完成那些需要做的工作。”
18年前当刀羽太来到陆前高田市时，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遭遇。
刀羽太出生在东京附近，在28岁时迁居到这座海边小城。低迷的经济使身为电脑程式师的他很难在首都谋生。他选择陆前高田市是因为这里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和家园，他说他很快就爱上了这里的自然美景和悠闲自在的感觉。
刚到这座小城，他就在一家本地的家禽加工厂找到了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久美，她出生在北边的另一座海滨小城。
久美比他小七岁，拥有优雅美丽的容貌和一头乌黑的秀发，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当他们在一家珠宝店挑选订婚戒指时，一位店员问他是不是在帮女儿买戒指。
他说，“即使是现在，她看起来也就20多岁的样子。”
刀羽太回忆道，她喜欢收藏美国火皇(Fire-King)古董玻璃器皿，还喜欢制作手工艺品。她会制作压花图案的皮革手机链，还和她的朋友一起在临时摊位出售这些小饰品。
她从未质疑过她丈夫做出的成为一位政治家的决定，尽管她实际上并不喜欢政治。他说，她选择了容忍和迁就。
刀羽太说，从政甚至也不是他本人的想法。他的父亲在政界工作，在几年前的一次市议会选举之时，他父亲帮忙组织造势，要他出来参选。有一天当他回到家时，发现有150来个老街坊看着他，然后开始鼓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刀羽老先生大约在10年前去世。他向他的儿子保证，他不需要做很多事，只需张贴一些竞选海报就可以。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儿子参与竞选以及向人群发表讲话的场面。
进入市议会后，刀羽太把闲暇时间用来走访街坊四邻，和他们闲谈，关注他们的需求。
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他只是市议会的一名成员，他的办事能量就会受到限制。他说，“我总是在想，有朝一日，即使只是当个小村长，我也要按照我所认为的最佳方式来打造它。”
他当了几年的副市长。然后，市长生病了，决定卸任。当刀羽太告诉妻子他想竞选市长时，她只说了一句，“好的，我理解你。”
刀羽太的竞选口号是消减该市数年大举支出之后累积的债务。他希望将陆前高田市的海滨发展为度假胜地和退休养老胜地，以吸引更多富裕的日本老年居民。
在2月份赢得选举后，他就开始忙于准备市政预算，礼节性地拜会了当地的达官显贵。他知道自己陪伴妻子的时间不多，但总觉得以后会有时间的。
在灾难发生后，刀羽太的市长日程暂时被放在了一边。最初几天，他只能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在哪里，但是，考虑到此次灾难带来的破坏程度，以及成百上千位被埋在瓦砾堆下的失踪人员，他不能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在重重残骸物的阻隔下，他无法靠近自己的家，而且有政府的搜救队在对这个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
在供电中断、救济品严重匮乏以及成千上万的灾民急需救助的情况下，这位元市长决定把精力集中在他所能做的事情上：帮助幸存者。
刀羽太请求他的朋友们制作尽可能多的饭团并分发出去。他要求士兵清理道路，这样更多的救灾物资就可以被运送进来。几周后回想起来，他并不能确定有时候自己在做什么，大部分回忆是一片模糊。
在灾难发生一周后，食品和饮用水开始更加定期地运抵当地，还有军队帮助分发。但是，对牙刷和纸尿裤这些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
当时，刀羽太说，任何关于恢复该市渔业或其他重建工作的想法看起来都遥不可及。燃眉之急是获得汽油，以及确保老年人有足够的药品。
为了使政府官员相信他需要更多的説明，刀羽太邀请东京的一位议员在该市的一个紧急疏散中心过夜。这位议员开始抱怨国家的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当刀羽太提出邀请日本首相在灾难发生三周后访问陆前高田市时，这位议员考虑了一下，说道，“现在，他会来的。”
随着日子的推移，一套新的工作程式开始形成。每天下午，刀羽太都会心情沉重地就该市的最新伤亡资料与记者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更新已经找到遗体的遇难者名单。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他的妻子，甚至孩子，仅仅是有时会和他们通个电话。
市政府的幸存人员在一所学校的厨房里成立了指挥部，征用了一些电脑来办公。消防和员警部门的临时驻地则设在停车场一带。由于没有自来水，就在后面挖掘了一条沟渠作为公共厕所。
刀羽太不停地给县级官员打电话，敦促他们开始建设临时房屋，这一点对于防止居民流失至关重要。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一度要求刀羽太也要做好准备，暂时将居民转移到受灾程度较轻的内陆城市，但是刀羽太拒绝了这个要求。
刀羽太说，“我们有联系非常紧密的社区。我们需要把人聚集在一起。”
3月26日，建设活动终于开始了，这使陆前高田市成为最先开始建造临时房屋的城市之一。一大群建筑工人将首批带有室内抽水马桶和取暖装置的36间活动板房组装在一起，很快就竖立在作为紧急避难所的一所中学门前。有1,000多人参加了市政府组织的抽签，以决定房屋的归属。那些幸运的极少数中签者可以在4月10日搬进这些活动板房。
刀羽太还取得了其他一些小小的胜利：在和当地一家制衣厂的老板会晤后，他获得了该厂捐赠的一批女士内衣，这正是暂住在避难所内的女士们所急需的东西。
当紧急救助的急迫性开始下降后，陆前高田市面临的无比艰难的挑战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该市的桥梁、道路和铁路网都被黑浪破坏或损毁。市区电网被摧毁。一家在10年前耗资约2亿美元建造的污水处理厂消失得无影无踪。耗费巨资修建的宽大的海啸防护墙曾经保护过这座城市，但现在已经沦为废墟。在防护墙得到重建之前，可能要采取其他替代措施来保护这座城市与海平面齐平的地区了。
存放在市政厅的几乎所有档资料都被毁坏。合同、设计图和最近的缴税凭证都被冲走了。官员们不得不根据从游客手册上撕下来的地图评估损失，修理城市道路和桥梁。
一些市政建筑（包括市政厅、一所消防局和一个运动中心）依然挺立不倒，但也被严重损坏，必须予以拆除。刀羽太正在努力筹集爆破所需的资金。他说，如果由市政府自己来出这笔钱，那么就没有任何余钱用来建造新设施了。
自1970年以来，陆前高田市的人口一直在不断缩减，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而整个日本的老年人比例为20%。过去，该市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而兴建了一些项目，这笔支出所带来的债务负担将使重建计划受到限制。被此次海啸冲毁的一座贝壳博物馆就是此类项目之一。
当地官员还没有开始计算总的损失。虽然东京方面可能会帮助筹集重建资金，但资金到位的具体时间和具体金额还不得而知。
重建需要创新精神。一个周六的下午，刀羽太一边用手指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一边说道，“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激烈的举措。”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孔看起来无精打采。
他说，一个选择是把市区周围一座高山的山顶推平，以建造更多的山顶住宅区，然后用多下来的泥土把整个市区的海拔高度提升60英尺。但现在还不知道由谁来付这笔钱。
刀羽太早些时为陆前高田市设定的发展旅游业的宏伟计划看起来是更加不可能实现了。矗立在白色沙滩边的数万棵松树曾使陆前高田市成为旅游胜地，但现在都被海啸冲毁了，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棵。
在劝说居民留下的过程中，这位市长找到了一些同盟者，现年35岁的佐佐木隆(Takashi Sasaki)就是其中之一。佐佐木隆在几年前离开陆前高田市，到东京找了份电脑系统工程师的工作。但是，和大部分同伴不一样的是，他于去年返回家乡，帮助他父亲经营一个家族印刷企业。
3月11日，佐佐木隆用他的数码相机将海啸视频上传到互联网。当他看到海浪如此可怕之后，就和父亲松尾(Matsuo)跑进了市政厅。然后，他们和市长一起在市政厅的顶楼度过了一夜。
佐佐木隆的母亲、姨母和祖母都遇难了。佐佐木隆称，尽管搜寻了好几天，但他没能找到他家的房屋和家族印刷厂留下的任何痕迹。
佐佐木隆称，尽管失去了一切，他还是决定留在这座城市，并参与重建。
在海啸发生一个月后，刀羽太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在他的带领下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上周，这座小城重新开设了第一家派出所，这种小型员警站是大多数日本社区必须配备的机构。
岩手银行(Bank of Iwate)在附近的一个拖车上开设了一家临时分行，每天营业四个小时。在街道拐角处的一个预制棚里，该市的商会开设了一个办公室，以帮助当地企业。
然而，在这座城市地势较低的盆地，仍然有数量惊人的工作要做。一些碎石堆已经被移开，以便为汽车和运送土方的设备开辟道路。但是，陆前高田市的大部分地方看起来还是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
4月5日，这位市长接到了一个能让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抛诸脑后的电话。停尸所里有一具遗体很像他的妻子久美，此前一天正是久美的39岁生日。这位女士的遗体是在离他们家约2,000英尺的高地被发现的。
接到电话后的几个小时，刀羽太一直没有勇气离开办公室。最后，他终于来到了停尸所。遗体已经被严重损坏，但确实是久美。
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两个儿子，他不愿意让他们看到这个样子的母亲，不希望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记住他们的母亲。他说，“对他们来说，她就像是一位朋友。由于我总是很忙，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总是跑去找他们的母亲。”
站在妻子的遗体前，他为自己未能去找她而向她道歉。他告诉她，作为市长所肩负的责任使他不能去找她
事后，刀羽太说，“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真的会质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Gordon Fairclough / Daisuke Wakabayashi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http://cn.wsj.com/gb/20110413/bas085401.asp
Minutes before a violent earthquake convulsed City Hall, Futoshi Toba was enjoying a quiet Friday afternoon after a month of nearly nonstop work since becoming mayor of this small coastal city.
He called his wife, Kumi, at 2:40 p.m., March 11, to suggest they take their two young sons to a barbecue place for dinner. She promised that she'd email him soon to let him know.
The conversation wasn't much, but fate doesn't always allow for eloquence.
At 2:46, tremors from the magnitude-9 earthquake about 60 miles offshore convulsed Rikuzentakata, knocking out electricity and phones. Soon afterwards, a wall of black water more than 40 feet high smashed through the 20-foot high seawall and pour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Mr. Toba and dozens of local residents scrambled up the stairs to the roof of the four-story City Hall, a steel-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 downtown. The tsunami sent water surging as high as the building's top floor.
Trucks and buses were tossed end over end. Houses, pulled loose from their foundations, floated toward the sea, the people inside screaming for help.
'When I looked back in the direction of my home, I just saw all the houses being crushed,' Mr. Toba said. 'The sound of the wood splintering was so loud.'
Mr. Toba's sons, Taiga, 12, and Kanato, 10, were at a hilltop school, and escaped the tsunami. But his wife was at home, closer to sea level, as she usually was during the day.
'I considered just ignoring everyone, hopping in my car, and rushing to get her. But I really couldn't do that,' he said, explaining that his duties as mayor required him to lead his colleagues to safety. 'I was thinking the whole time: 'I hope she was able to get away.'' By the time the waves finally started to recede, Rikuzentakata had been reduced to a tangle of smashed cars, shattered wood and twisted steel. The banks were washed away. Gas stations, gone. Grocery stores, gone. Hospital, gone.
More than 2,300 people -- a tenth of the population here -- were dead or missing.
A month later, Mr. Toba finds himself in a role of bewildering complexity and responsibility, as Japan struggles to recover from the worst natural disaster of its modern history and its leaders debate how -- and even whether -- to rebuild a part of the country that was already in steep decline. The decisions Mr. Toba and other local politicians make now may we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hard-hit areas on the northeast coast survive and thrive, or never recover.
After past disasters -- the 1995 earthquake that wrecked the port city of Kobe and the 1923 quake that killed more than 100,000 around Tokyo -- Japan rebuilt quickly. But the situation in Rikuzentakata and other communities along the craggy shoreline here is far different.
The region had been in trouble long before the disaster: Many young people had gone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elsewhere, leaving behind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dying industries. Pessimists question the economic logic of investing to rebuild its shrinking towns and cities.
'It's hard to be a leader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the 46-year-old Mr. Toba said one recent Saturday afternoon, as he worked from a temporary command post in the office of the city schools' central kitchen.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again from scratch.'
Dressed in borrowed clothes -- a city-worker uniform with a beige windbreaker, matching pants and a pair of black Reebok sneakers -- Mr. Toba can often be found pacing the pavement outside his command center, smoking a dwindling supply of Marlboro Ultralights and cajol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officials over a mobile phone that hangs from a strap around his neck.
His successes so far -- like scrounging enough fuel to keep some of Rikuzentakata's remaining cars running a few days more, or securing supplies for the 10,000 citizens who remain homeless here -- in some ways only underscore the daunting scale of the task ahead.
Mr. Toba'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town's misery can't completely obliterate what has happened to his own life with Kumi and Taiga and Kanato. The boys are staying with Mr. Toba's uncle. The mayor sees them when he can, but most nights he sleeps on the floor beside his desk in the makeshift command center.
He hasn't returned to his house downtown, either, aside from a quick glimpse soon after the disaster. He could only get close enough to make out that its shell was still standing, but the roof of another home had come to rest atop it.
Inside, his home is filled with painful reminders: A mud-covered jacket and some ties hang in a first-floor closet. The floor is littered with photos, including pictures of a younger Mr. Toba in a gray suit with Kumi on their wedding day. In another mud-stained picture, his wife -- in a white T-shirt with turquoise sleeves and black shoulder-length hair -- wraps her arms around one of the children and laughs.
For weeks, Mr. Toba had been too busy to visit the morgue to see if Kumi was there. He also dreaded what he might find.
'As a husband, I'd like to go search for my wife, but I need to lead the way on the recovery effort,' the mayor said late last month. 'Many people here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Rikuzentakata has been inhabited for 1,000 years. Spread out across a plain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running down to the sea, it drew fame for its scallops, sea urchins and a special breed of oysters that sold for as much as $5 a piece in Tokyo restaurants. A wooded area with pine trees along its sandy beach was once decla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be one of Japan's 100 most beautiful sights.
The city also has a history of tsunamis. One touched off in 1960 by an earthquake in Chile killed eight people and inundated parts of the city near the beach.
But there had never been anything remotely like the waves that struck on March 11.
City officials who had rushed out to warn residents were washed away. One of the mayor's advisers tried carrying an elderly woman, but quickly realized he wouldn't be able to run fast enough with her on his back. He left her behind on a second-floor stair landing in City Hall. 'Sorry grandma,' he said, before dashing up to the roof. He never saw her again.
The tsunami blew out the rear wall of a downtown sports center that had been designated as an emergency refuge, drowning nearly all of the dozens of people who sought shelter there.
Two firemen clung to a watch tower atop a fire station. Helicopters eventually rescued the men and pulled some other survivors to safety from downtown rooftops before darkness fell. Exploding gas cylinders sent up plumes of flame.
At around 7 p.m., it started to snow. Some survivors gathered up debris and started a bonfire for warmth and to provide a beacon for any rescuers. The mayor and his aides huddled around a radio, listening to news bulletins.
Aftershocks continued through the night, and roiling waves swept in and out. Mr. Toba said he feared the entire building would collapse. 'We were just praying for daylight.'
At dawn, Rikuzentakata began to assess the staggering human toll. It was one of the worst-hit Japanese cities. Of its roughly 23,000 inhabitants, more than 1,100 are confirmed dead. Nearly 1,200 are missing and presumed killed. Hundreds of bodies in the temporary morgue set up in a gymnasium remain unidentified.
The police chief, two members of the city council and the three top school officials perished in the tsunami. One-third of city workers have died.
Many of the survivors are questioning whether to stay. Akira Suto, a 55-year-old construction worker, said he can't forget the wall of icy ocean water as it pitched him head over heels, breaking his grip on his 82-year-old mother as the pair ran from their home, trying to flee.
'It's over,' his mother gasped, before she was dragged away by the waves, he said. Her body still hasn't been recovered.
Mr. Suto, who is staying with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at an emergency shelter in a school gym, said he'd like to remain in Rikuzentakata. 'In reality, I don't know if it will be possible,' he said.
Even pillar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re wavering.
Yasuhiko Konno, president of the Suisen sake brewery that was one of Rikuzentakata's biggest employers, said he hasn't decided whether to rebuild his company's factory on the downtown site. Waves punched holes in the brewery and scattered its giant green metal sake tanks as far as three miles away.
'We are here to make a profit, and I have to wonder if Rikuzentakata can come back from this level of damage,' said Mr. Konno, a 64-year-old native of the city.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build a sake factory with nothing else around.'
Mayor Toba sees it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job to persuade people to stay. He hopes to wheedle enough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and prefecture governments to show progress rebuilding before leading citizens move away.
He has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civil servants set to retire this year to delay stepping down to ensure he has enough manpower to rebuild.
'The city might be smaller than it was before,' Mr. Toba said. His wife was missing, but his sons were alive, and he wanted to be sure Rikuzentakata would still be there when they got older.
'When I see the faces of my sons, I know I just have to keep going,' he said. 'This is my destiny, and I just have to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None of this is what Mr. Toba had in mind when he came to Rikuzentakata 1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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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08, 2011 22:30 ET (02:30 GMT)
WSJ(4/9) Fateful Choice On A Day Of Disaster -2-
Born near Tokyo, he moved to the coastal community when he was 28. Tough economic times had made it hard for him to earn a living as a computer programmer in the capital. He chose Rikuzentakata because it was his father's birthplace and home, and he said he quickly came to love its natural beauty and laid-back feeling.
When he first arrived in town, he found work at a local poultry-processing company. It was there that he met Kumi, a native of another small city up the coast.
She was seven years his junior, with delicate features and dark black hair, and looked younger than her age. When they were picking out engagement rings in a jewelry store, Mr. Toba recalled, a clerk asked if he was shopping for his daughter.
'Even now, she looks like she's in her 20s,' he said.
She collected vintage American Fire-King glassware and enjoyed making handicrafts, Mr. Toba recalled. She made leather trinkets with embossed designs to hang on cell phones, which she sold at temporary shops with her friends.
She never questioned her husband's decision to become a politician -- though she didn't really like it. 'She put up with it,' he said.
It wasn't really even Mr. Toba's idea, he said. His father was in politics, and when a city council election came up several years ago, his father helped organize efforts to draft him. He came home one day and there were about '150 old folks from the neighborhood who turned to me and started clapping --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The elder Mr. Toba, who died about a decade ago, promised his son he wouldn't need to do much, just put up some posters. But before he knew it, the son was campaigning and talking to crowds.
Once he was on the city council, he spent his free time walking through neighborhoods, chatting with people and looking after their needs.
He soon realized, though, that as long as he was just another council member, his ability to get things done was limited. 'I always thought that one day, even if it's being just a village head, I wanted to be able to shape a town in the way I thought best,' he said.
For years, he served as deputy mayor. Then the mayor became ill and decided not to run again. When Mr. Toba told his wife he wanted the job, 'she just said, 'OK, I understand.''
Mr. Toba's campaign called for reducing the city's debt after years of heavy spending. He hoped to turn Rikuzentakata's beachfront into a popular resort and retirement area to attract more of Japan's affluent older residents.
After his victory in February, he got busy preparing the city budget and making courtesy calls on local dignitaries. He wasn't spending much time his wife, he knew. But there would be time for that later.
Mr. Toba's mayoral agenda went by the wayside when the disaster struck. In the first few days, he just tried to stay calm. He didn't know where his wife was, but given the scale of the destruction -- and the hundreds of missing people buried beneath the rubble -- he couldn't do much about it.
So much wreckage blocked his home that he couldn't get near it, and government search-and-rescue teams were combing the are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few relief supplies.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in desperate need, the mayor decided to focus on what he could do: Help survivors.
Mayor Toba pleaded with friends to make as many rice balls as possible and give them out. He asked soldiers to clear roads so more supplies could get in. Looking back several weeks later, he's not sure what he did some of the time: Much of it was a blur.
A week after the disaster, food and water began arriving more regularly along with troops to distribute aid. But basic needs, for such things as toothbrushes and diapers, still weren't being met.
Any talk of reviving the city's fishing industry or other rebuilding efforts was 'far, far off,' Mr. Toba said, a week after the disaster. The most pressing needs were getting gasoline and making sure the elderly had enough medicine.
To persuad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he needed more help, Mr. Toba invited lawmakers from Tokyo to spend the night in one of the city's emergency evacuation centers. He complained about how slow national relief efforts were. When asked about a visit by the prime minister to Rikuzentakata three weeks after the disaster, he rolled his eyes and said: 'Now, he comes.'
As the days passed, a routine set in. Every afternoon, Mr. Toba somberly briefed reporters on the city's latest casualty numbers, and handed out updated lists of dead citizens whose bodies had been discovered. There wasn't much time to think about his wife, or even his kids, though he spoke to the boys sometimes on the phone.
The surviving members of his administration set up their command post in a school kitchen using commandeered computers. Temporary quarters for the fire and police departments were set up across the parking lot. Since there was no running water, a trench latrine was dug out back.
Mayor Toba burned up the phones calling and pressuring prefectural officials to begin construction of temporary homes -- critical to keeping citizens from drifting away. At one point, Prime Minister Naoto Kan told Mr. Toba he might as well plan to temporarily move his people to less damaged cities inland -- but Mr. Toba refused.
'We have very tight-knit communities. We need to keep people together,' Mr. Toba said.
On March 26, construction finally began, making Rikuzentakata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to start building temporary homes. The first 36 modular apartments with indoor plumbing and heating were hammered together by an army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went up quickly in front of a middle school that served as an emergency shelter. More than 1,000 people entered the city lottery to receive a home.
Mr. Toba scored other small victories: After he met with the owner of a local clothing-manufacturing firm, the town received a donation of women's underwear, desperately needed by women living in emergency shelters.
As the immediate tasks of emergency assistance started to fade, the scale of challenges facing Rikuzentakata became painfully apparent.
Bridges, roadways and the city's rail connection were damaged or destroyed by the black waves. The power grid downtown was wiped out.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 built a decade ago for about $200 million -- disappeared without a trace. The massive, and expensive, tsunami defense wall that once shielded the city was reduced to ruins. It will likely have to be replaced to protect the sea-level sections of the city before they can be rebuilt.
Nearly all of the city's paper records, stored in City Hall, were destroyed. Contracts, blueprints and recent city-tax payments were all swept away. Officials have to rely on maps ripped from tourist brochures as they assess damage and repair city roads and bridges.
Some city-owned buildings -- including City Hall, a fire station and a sports center -- remain standing, but are so badly damaged that they will have to be torn down. Mr. Toba is trying to find money for the demolition. If the city has to pay itself, there won't be any money left to build new facilities, he said.
Rikuzentakata's population had already been shrinking steadily since 1970, and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city's residents are over 65 years old, compared with about 20% in Japan as a whole. Any reconstruction plans will be limited by debts from past spending on schemes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One such project, a seashell museum, was demolished by the tsunami.
Local officials haven't begun to calculate the total cost of the damage. And while it seems likely that Tokyo will help foot the bil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timing and amount of any money remain distressingly unclear.
Rebuilding will take creativity. 'We will need to do something drastic,' Mr. Toba said one Saturday afternoon, running his fingers through his thinning hair, his face sagging with exhaustion.
One option, he said, would be to bulldoze the top of one of the mountains that ring the downtown to create more hilltop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n use the extra earth to raise the level of the city center by about 60 feet. But it's unclear who would pay for that.
Mr. Toba's earlier big idea for Rikuzentakata -- tourism -- seems especially unlikely.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pine trees that once lined Rikuzentakata's white sandy beach, making it a tourist destination, were destroyed by the tsunami. Only one remains standing.
In his quest to get residents to stay, the mayor has found some allies. One is 35-year-old Takashi Sasaki, who abandoned Rikuzentakata years ago to work in Tokyo as a computer-systems engineer. Unlike most of his peers, he decided to return home last year and help his father run a family printing business.
On March 11, Mr. Sasaki was using his digital camera to stream video of the tsunami to the Internet. When he saw the size of the waves, he and his father, Matsuo, raced into City Hall, where they spent the night on the upper floors along with the mayor.
Mr. Sasaki's mother, aunt and grandmother died. Despite days of searching, Mr. Sasaki said he hasn't found any trace of his home or the family print shop.
Even though they lost everything, Mr. Sasaki said he's committed to staying in the city. 'I want to stay here and rebuild,' he said.
A month after the tsunami, the fruits of Mr. Toba's efforts are evident, as a growing number of citizens follow his lead, picking up the pieces of their lives. Last week, the town reopened its first koban, a small neighborhood police station, which is a staple of most Japanes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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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08, 2011 22:30 ET (02:30 GMT)
WSJ(4/9) Fateful Choice On A Day Of Disaster -3-
Nearby, the Bank of Iwate has opened a temporary branch in a trailer for four hours a day. Around the corner, in a prefabricated shed, the city's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opened an office to help local businesses. The lucky few who won a slot in Rikuzentakata's temporary homes can move in on Sunday.
In the town's lower basin, though, a staggering amount of work remains. Mounds of rubble have been plowed aside to create roads for cars and earth-moving equipment. But much of Rikuzentakata still resembles a massive landfill.
On Tuesday, the mayor got a call that would push all that into the background. There was a body in the morgue that resembled his wife, whose 39th birthday had been the day before. The woman's body had been found about 2,000 feet uphill from their home.
For several hours, Mr. Toba couldn't get away from the office. At last, he made his way down to the morgue. The body was badly damaged. But it was Kumi.
He debated what to tell his sons, and thought he didn't want to let them see her like that. It wasn't how he wanted them to remember their mother. 'She was like a friend to them,' he said. 'Since I was always so busy, they always ran to their mother.'
Standing before her body, he apologized to his wife for not coming to find her. His responsibilities as mayor, he told her, kept him away.
'When I think about that,' Mr. Toba said afterward, 'it really makes me question what kind of human being I am.'
Gordon Fairclough / Daisuke Wakabayashi
日本小城市长的生死抉择
2011年 04月 13日 08:52
在那场毁灭性的地震撼动陆前高田市(Rikuzentakata)市政厅之前的几分钟，市长刀羽太(Futoshi Toba)（本文所有人名均为音译）正在享受一个安静的周五下午时光。自从担任这座沿海小城的市长以来，他已经几乎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了一个月。
3月11日下午2点40分，他给妻子久美(Kumi)打了个电话，提议晚上带两个年幼的儿子去吃烧烤。她答应马上给他写电子邮件回复去不去。
这个谈话很简短，但是，命运有时候不给人细说的机会。
2点46分，距日本东北部沿海约60英里的海底发生的9级强震使陆前高田市猛烈晃动起来，毁坏了电力和通讯设备。此后不久，一堵超过40英尺高的黑色水墙冲过了20英尺高的海堤，涌入市中心。
刀羽太和几十位本地居民急忙冲上市政厅的房顶，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四层建筑。海啸引发的洪水漫过了这座建筑物的顶层。
卡车和公共汽车被巨浪抛掷得来回翻滚。在大浪冲击下，房屋与地基分离，漂向大海，屋里的人们惊叫着寻求帮助。
刀羽太说，“当我回首遥望自家方向时，只能看见所有的房屋都被冲毁。木头碎裂的声音响彻天际。”
刀羽太现年46岁，他的两个儿子——12岁的大河(Taiga)和10岁的奏多(Kanato)——当时正在位于山顶的学校里，得以躲过了海啸。但是，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呆在地势更接近海平面的家中。
他说，“我曾想过抛开所有人，不顾一切地跳进车里，冲回家救她。但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他解释说，作为市长所肩负的职责要求他把同事们带到安全地带。他当时一直在想，但愿她能逃脱险境。
当海浪最终开始退却时，陆前高田市已经被毁坏得面目全非，破烂的汽车、碎裂的木头和扭曲的钢筋交织在一起。银行被冲走了，加油站没了，杂货店没了，医院也没了。有超过2300人死亡或失踪，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一。
一个月后，刀羽太发现自己需要应付令人左右为难的复杂局面并肩负重任，因为日本要努力从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日本的领导者们正在讨论如何（甚至是否要）重建这个经济已经在急剧下滑的地区。刀羽太和其他当地政治家做出的决策很有可能就决定了遭受沉重打击的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命运：究竟是顽强地活下去并繁荣发展，还是从此一蹶不振？
在以往的天灾（比如1995年摧毁港口城市神户的大地震，还有1923年造成东京地区逾10万人死亡的大地震）过后，日本很快进行了重建。但是，分布在崎岖海岸线上的陆前高田及其他乡镇的情况和这些大城市很不一样。
在灾难发生前，这个地区早就陷入了困境：年轻人去其他地方谋求更好的生活，留下的只是一些老年人和夕阳产业。对这个地区持悲观看法的人认为，投资重建这些江河日下的城镇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在最近的一个周六的下午，刀羽太正在设在该市一所学校的中央厨房内的一个临时指挥所开展工作。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确实很难当。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
刀羽太经常在指挥中心门外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穿着一身借来的衣服（一件市政工人的制服、米色的风衣和配套的长裤，再加上一双黑色的锐步运动鞋），抽着越来越稀缺的超醇万宝路(Marlboro Ultralights)，他不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联络中央和地方官员，努力寻求帮助。
到目前为止他取得的成果包括：为陆前高田市剩余的一些汽车讨来能够多跑几天的汽油，或者为依然无家可归的1万名市民争取生活补给品。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成果只是突显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的艰巨性。
尽管刀羽太全身心地投入到改善这座城市悲惨境况的工作中，但这并不能使他完全忘记自己和久美、大河及奏多一家人的生活发生的剧变。两个孩子目前和刀羽太的叔叔呆在一起。身为市长的父亲尽量抽空去看望儿子，但是在大多数夜晚，他都是睡在临时指挥中心办公桌旁边的地板上。
他也没有回过位于市区的家中，只是在灾难发生后匆匆地望了一眼。在那么远的距离下，他只能依稀辨认出他家房屋的外框依然挺立，但有另一所房子的屋顶搭在他家房屋的屋顶上。
在他家的房屋里面，充满了令人痛苦的印迹：在一楼的衣橱里，挂着一件沾满泥浆的外套和一些领带。地板上散落着照片，其中包括身穿灰色西装的刀羽和久美在结婚当天的照片。在另一张被污泥弄脏的照片中，他的妻子久美身穿袖子是青绿色的白色T恤、黑发齐肩，笑容满面，臂弯里揽着他们的一个孩子。
几周以来，刀羽太一直非常繁忙，都没有时间去停尸所看看久美是否在那儿。其实他也很害怕自己可能看到的一幕。
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这位市长说，“作为一个丈夫，我想去寻找我的妻子，但我必须领导灾后恢复工作。这里的许多人都面临相同的境况。”
陆前高田市有人居住的历史已经有一千年了。穿过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平原，就可以看到大海，当地著名的特产有扇贝、海胆和一种品种特别的牡蛎，这种牡蛎在东京的餐馆可以卖到五美元一只。在沙质海滩边是一片松树林，曾被日本政府列为日本最美的100处景点之一。
这座城市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海啸。1960年由智利地震引起的海啸导致当地八人丧生，海水淹没了该市靠近海滩的地区。
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海啸能与3月11日发生的这一次相提并论。
那些冲出门警告居民的市政官员被海浪冲走了。一位市长顾问试图带着一位老奶奶一起转移，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背着她跑不快，两人都无法逃生。他只好把她放在市政厅二楼的台阶上，抱歉地说，“对不起，奶奶。”然后匆忙跑上顶楼。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奶奶。
海啸冲垮了市区被当作紧急避难所的一个运动中心的后墙，在这里寻求避难的几十个人几乎全部被淹死。
两位消防员爬上消防局屋顶的一个了望塔。最终，在夜幕降临前，直升飞机救起了这两名男子，并将其他一些幸存者从市区的屋顶转移到安全地带。多处煤气罐爆炸，引发了熊熊烈火。
下午7点左右，天开始下雪。一些幸存者收集碎木块，燃起一堆篝火取暖，同时也是向救援人员发出信号。市长和他的助手们围在一台收音机前，收听最新的灾情公报。
余震持续了一整夜，咆哮的海浪一次次地涨起又落下。刀羽太称，他担心整座建筑物会倒塌。大家只能祈祷白天快点来临。
黎明时分，陆前高田市开始统计令人震惊的伤亡人数。它是日本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大约23,000位居民当中，有超过1,100人被证实死亡，有近1,200人失踪，估计已经死亡。在一个体育馆设立的临时停尸所里有成百上千具遗体还没有被确认身份。
警察局长、市议会的两名议员和三位学校的高级官员在海啸中丧生。三分之一的市政工人遇难。
许多幸存者质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这里。现年55岁的建筑工人须藤明(Akira Suto)说，他无法忘记，当他和82岁的母亲携手跑出家门试图逃走时，冰冷的海浪墙将他打翻在地，冲开了他和母亲紧握在一起的两只手。
他说，母亲在被海浪卷走前喘息着说，“一切都结束了。”她的遗体至今仍未找到。
现在，须藤明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暂住在一所学校体育馆内的一个紧急避难所。他说，他想留在陆前高田市。但事实上，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可能。
就连商业社团的中流砥柱都在动摇。
Suisen清酒酿造厂的总裁今野保彦(Yasuhiko Konno)说，他尚未决定是否在市区的场址重建他公司的酿酒厂。海浪将酿酒厂冲击得千疮百孔，用来储藏清酒的巨大绿色金属罐被冲得四处漂散，最远的漂到了三英里外的地方。Suisen是陆前高田市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现年64岁的今野保彦是本地人。他说，“我们在这里建厂是为了盈利，我不得不怀疑陆前高田市在遭受如此严重的损伤之后还能否复原。在四周别无他物的情况下建造一家清酒厂显然是不智之举。”
市长刀羽太将劝说人们留下视为其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希望能从中央和县级政府获得足够的帮助，在具有带头作用的市民离开前向他们展示重建进展。
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将于今年退休的公务员推迟卸任时间，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开展重建工作。
刀羽太说，“这座城市的规模可能会比以前小一些。”他的妻子不在了，但他的儿子还活着，他希望当他们长大时，陆前高田市依然还在。
他说，“当我看着儿子们的小脸蛋时，我知道自己必须继续坚持下去。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去完成那些需要做的工作。”
18年前当刀羽太来到陆前高田市时，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遭遇。
刀羽太出生在东京附近，在28岁时迁居到这座海边小城。低迷的经济使身为电脑程式师的他很难在首都谋生。他选择陆前高田市是因为这里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和家园，他说他很快就爱上了这里的自然美景和悠闲自在的感觉。
刚到这座小城，他就在一家本地的家禽加工厂找到了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久美，她出生在北边的另一座海滨小城。
久美比他小七岁，拥有优雅美丽的容貌和一头乌黑的秀发，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当他们在一家珠宝店挑选订婚戒指时，一位店员问他是不是在帮女儿买戒指。
他说，“即使是现在，她看起来也就20多岁的样子。”
刀羽太回忆道，她喜欢收藏美国火皇(Fire-King)古董玻璃器皿，还喜欢制作手工艺品。她会制作压花图案的皮革手机链，还和她的朋友一起在临时摊位出售这些小饰品。
她从未质疑过她丈夫做出的成为一位政治家的决定，尽管她实际上并不喜欢政治。他说，她选择了容忍和迁就。
刀羽太说，从政甚至也不是他本人的想法。他的父亲在政界工作，在几年前的一次市议会选举之时，他父亲帮忙组织造势，要他出来参选。有一天当他回到家时，发现有150来个老街坊看着他，然后开始鼓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刀羽老先生大约在10年前去世。他向他的儿子保证，他不需要做很多事，只需张贴一些竞选海报就可以。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儿子参与竞选以及向人群发表讲话的场面。
进入市议会后，刀羽太把闲暇时间用来走访街坊四邻，和他们闲谈，关注他们的需求。
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他只是市议会的一名成员，他的办事能量就会受到限制。他说，“我总是在想，有朝一日，即使只是当个小村长，我也要按照我所认为的最佳方式来打造它。”
他当了几年的副市长。然后，市长生病了，决定卸任。当刀羽太告诉妻子他想竞选市长时，她只说了一句，“好的，我理解你。”
刀羽太的竞选口号是消减该市数年大举支出之后累积的债务。他希望将陆前高田市的海滨发展为度假胜地和退休养老胜地，以吸引更多富裕的日本老年居民。
在2月份赢得选举后，他就开始忙于准备市政预算，礼节性地拜会了当地的达官显贵。他知道自己陪伴妻子的时间不多，但总觉得以后会有时间的。
在灾难发生后，刀羽太的市长日程暂时被放在了一边。最初几天，他只能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在哪里，但是，考虑到此次灾难带来的破坏程度，以及成百上千位被埋在瓦砾堆下的失踪人员，他不能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在重重残骸物的阻隔下，他无法靠近自己的家，而且有政府的搜救队在对这个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
在供电中断、救济品严重匮乏以及成千上万的灾民急需救助的情况下，这位元市长决定把精力集中在他所能做的事情上：帮助幸存者。
刀羽太请求他的朋友们制作尽可能多的饭团并分发出去。他要求士兵清理道路，这样更多的救灾物资就可以被运送进来。几周后回想起来，他并不能确定有时候自己在做什么，大部分回忆是一片模糊。
在灾难发生一周后，食品和饮用水开始更加定期地运抵当地，还有军队帮助分发。但是，对牙刷和纸尿裤这些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
当时，刀羽太说，任何关于恢复该市渔业或其他重建工作的想法看起来都遥不可及。燃眉之急是获得汽油，以及确保老年人有足够的药品。
为了使政府官员相信他需要更多的説明，刀羽太邀请东京的一位议员在该市的一个紧急疏散中心过夜。这位议员开始抱怨国家的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当刀羽太提出邀请日本首相在灾难发生三周后访问陆前高田市时，这位议员考虑了一下，说道，“现在，他会来的。”
随着日子的推移，一套新的工作程式开始形成。每天下午，刀羽太都会心情沉重地就该市的最新伤亡资料与记者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更新已经找到遗体的遇难者名单。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他的妻子，甚至孩子，仅仅是有时会和他们通个电话。
市政府的幸存人员在一所学校的厨房里成立了指挥部，征用了一些电脑来办公。消防和员警部门的临时驻地则设在停车场一带。由于没有自来水，就在后面挖掘了一条沟渠作为公共厕所。
刀羽太不停地给县级官员打电话，敦促他们开始建设临时房屋，这一点对于防止居民流失至关重要。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一度要求刀羽太也要做好准备，暂时将居民转移到受灾程度较轻的内陆城市，但是刀羽太拒绝了这个要求。
刀羽太说，“我们有联系非常紧密的社区。我们需要把人聚集在一起。”
3月26日，建设活动终于开始了，这使陆前高田市成为最先开始建造临时房屋的城市之一。一大群建筑工人将首批带有室内抽水马桶和取暖装置的36间活动板房组装在一起，很快就竖立在作为紧急避难所的一所中学门前。有1,000多人参加了市政府组织的抽签，以决定房屋的归属。那些幸运的极少数中签者可以在4月10日搬进这些活动板房。
刀羽太还取得了其他一些小小的胜利：在和当地一家制衣厂的老板会晤后，他获得了该厂捐赠的一批女士内衣，这正是暂住在避难所内的女士们所急需的东西。
当紧急救助的急迫性开始下降后，陆前高田市面临的无比艰难的挑战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该市的桥梁、道路和铁路网都被黑浪破坏或损毁。市区电网被摧毁。一家在10年前耗资约2亿美元建造的污水处理厂消失得无影无踪。耗费巨资修建的宽大的海啸防护墙曾经保护过这座城市，但现在已经沦为废墟。在防护墙得到重建之前，可能要采取其他替代措施来保护这座城市与海平面齐平的地区了。
存放在市政厅的几乎所有档资料都被毁坏。合同、设计图和最近的缴税凭证都被冲走了。官员们不得不根据从游客手册上撕下来的地图评估损失，修理城市道路和桥梁。
一些市政建筑（包括市政厅、一所消防局和一个运动中心）依然挺立不倒，但也被严重损坏，必须予以拆除。刀羽太正在努力筹集爆破所需的资金。他说，如果由市政府自己来出这笔钱，那么就没有任何余钱用来建造新设施了。
自1970年以来，陆前高田市的人口一直在不断缩减，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而整个日本的老年人比例为20%。过去，该市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而兴建了一些项目，这笔支出所带来的债务负担将使重建计划受到限制。被此次海啸冲毁的一座贝壳博物馆就是此类项目之一。
当地官员还没有开始计算总的损失。虽然东京方面可能会帮助筹集重建资金，但资金到位的具体时间和具体金额还不得而知。
重建需要创新精神。一个周六的下午，刀羽太一边用手指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一边说道，“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激烈的举措。”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孔看起来无精打采。
他说，一个选择是把市区周围一座高山的山顶推平，以建造更多的山顶住宅区，然后用多下来的泥土把整个市区的海拔高度提升60英尺。但现在还不知道由谁来付这笔钱。
刀羽太早些时为陆前高田市设定的发展旅游业的宏伟计划看起来是更加不可能实现了。矗立在白色沙滩边的数万棵松树曾使陆前高田市成为旅游胜地，但现在都被海啸冲毁了，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棵。
在劝说居民留下的过程中，这位市长找到了一些同盟者，现年35岁的佐佐木隆(Takashi Sasaki)就是其中之一。佐佐木隆在几年前离开陆前高田市，到东京找了份电脑系统工程师的工作。但是，和大部分同伴不一样的是，他于去年返回家乡，帮助他父亲经营一个家族印刷企业。
3月11日，佐佐木隆用他的数码相机将海啸视频上传到互联网。当他看到海浪如此可怕之后，就和父亲松尾(Matsuo)跑进了市政厅。然后，他们和市长一起在市政厅的顶楼度过了一夜。
佐佐木隆的母亲、姨母和祖母都遇难了。佐佐木隆称，尽管搜寻了好几天，但他没能找到他家的房屋和家族印刷厂留下的任何痕迹。
佐佐木隆称，尽管失去了一切，他还是决定留在这座城市，并参与重建。
在海啸发生一个月后，刀羽太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在他的带领下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上周，这座小城重新开设了第一家派出所，这种小型员警站是大多数日本社区必须配备的机构。
岩手银行(Bank of Iwate)在附近的一个拖车上开设了一家临时分行，每天营业四个小时。在街道拐角处的一个预制棚里，该市的商会开设了一个办公室，以帮助当地企业。
然而，在这座城市地势较低的盆地，仍然有数量惊人的工作要做。一些碎石堆已经被移开，以便为汽车和运送土方的设备开辟道路。但是，陆前高田市的大部分地方看起来还是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
4月5日，这位市长接到了一个能让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抛诸脑后的电话。停尸所里有一具遗体很像他的妻子久美，此前一天正是久美的39岁生日。这位女士的遗体是在离他们家约2,000英尺的高地被发现的。
接到电话后的几个小时，刀羽太一直没有勇气离开办公室。最后，他终于来到了停尸所。遗体已经被严重损坏，但确实是久美。
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两个儿子，他不愿意让他们看到这个样子的母亲，不希望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记住他们的母亲。他说，“对他们来说，她就像是一位朋友。由于我总是很忙，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总是跑去找他们的母亲。”
站在妻子的遗体前，他为自己未能去找她而向她道歉。他告诉她，作为市长所肩负的责任使他不能去找她
事后，刀羽太说，“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真的会质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Gordon Fairclough / Daisuke Wakabay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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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wsj.com/gb/20110413/bas085401.asp
Minutes before a violent earthquake convulsed City Hall, Futoshi Toba was enjoying a quiet Friday afternoon after a month of nearly nonstop work since becoming mayor of this small coastal city.
He called his wife, Kumi, at 2:40 p.m., March 11, to suggest they take their two young sons to a barbecue place for dinner. She promised that she'd email him soon to let him know.
The conversation wasn't much, but fate doesn't always allow for eloquence.
At 2:46, tremors from the magnitude-9 earthquake about 60 miles offshore convulsed Rikuzentakata, knocking out electricity and phones. Soon afterwards, a wall of black water more than 40 feet high smashed through the 20-foot high seawall and pour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Mr. Toba and dozens of local residents scrambled up the stairs to the roof of the four-story City Hall, a steel-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 downtown. The tsunami sent water surging as high as the building's top floor.
Trucks and buses were tossed end over end. Houses, pulled loose from their foundations, floated toward the sea, the people inside screaming for help.
'When I looked back in the direction of my home, I just saw all the houses being crushed,' Mr. Toba said. 'The sound of the wood splintering was so loud.'
Mr. Toba's sons, Taiga, 12, and Kanato, 10, were at a hilltop school, and escaped the tsunami. But his wife was at home, closer to sea level, as she usually was during the day.
'I considered just ignoring everyone, hopping in my car, and rushing to get her. But I really couldn't do that,' he said, explaining that his duties as mayor required him to lead his colleagues to safety. 'I was thinking the whole time: 'I hope she was able to get away.'' By the time the waves finally started to recede, Rikuzentakata had been reduced to a tangle of smashed cars, shattered wood and twisted steel. The banks were washed away. Gas stations, gone. Grocery stores, gone. Hospital, gone.
More than 2,300 people -- a tenth of the population here -- were dead or missing.
A month later, Mr. Toba finds himself in a role of bewildering complexity and responsibility, as Japan struggles to recover from the worst natural disaster of its modern history and its leaders debate how -- and even whether -- to rebuild a part of the country that was already in steep decline. The decisions Mr. Toba and other local politicians make now may we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hard-hit areas on the northeast coast survive and thrive, or never recover.
After past disasters -- the 1995 earthquake that wrecked the port city of Kobe and the 1923 quake that killed more than 100,000 around Tokyo -- Japan rebuilt quickly. But the situation in Rikuzentakata and other communities along the craggy shoreline here is far different.
The region had been in trouble long before the disaster: Many young people had gone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elsewhere, leaving behind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dying industries. Pessimists question the economic logic of investing to rebuild its shrinking towns and cities.
'It's hard to be a leader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the 46-year-old Mr. Toba said one recent Saturday afternoon, as he worked from a temporary command post in the office of the city schools' central kitchen.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again from scratch.'
Dressed in borrowed clothes -- a city-worker uniform with a beige windbreaker, matching pants and a pair of black Reebok sneakers -- Mr. Toba can often be found pacing the pavement outside his command center, smoking a dwindling supply of Marlboro Ultralights and cajol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officials over a mobile phone that hangs from a strap around his neck.
His successes so far -- like scrounging enough fuel to keep some of Rikuzentakata's remaining cars running a few days more, or securing supplies for the 10,000 citizens who remain homeless here -- in some ways only underscore the daunting scale of the task ahead.
Mr. Toba'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town's misery can't completely obliterate what has happened to his own life with Kumi and Taiga and Kanato. The boys are staying with Mr. Toba's uncle. The mayor sees them when he can, but most nights he sleeps on the floor beside his desk in the makeshift command center.
He hasn't returned to his house downtown, either, aside from a quick glimpse soon after the disaster. He could only get close enough to make out that its shell was still standing, but the roof of another home had come to rest atop it.
Inside, his home is filled with painful reminders: A mud-covered jacket and some ties hang in a first-floor closet. The floor is littered with photos, including pictures of a younger Mr. Toba in a gray suit with Kumi on their wedding day. In another mud-stained picture, his wife -- in a white T-shirt with turquoise sleeves and black shoulder-length hair -- wraps her arms around one of the children and laughs.
For weeks, Mr. Toba had been too busy to visit the morgue to see if Kumi was there. He also dreaded what he might find.
'As a husband, I'd like to go search for my wife, but I need to lead the way on the recovery effort,' the mayor said late last month. 'Many people here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Rikuzentakata has been inhabited for 1,000 years. Spread out across a plain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running down to the sea, it drew fame for its scallops, sea urchins and a special breed of oysters that sold for as much as $5 a piece in Tokyo restaurants. A wooded area with pine trees along its sandy beach was once decla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be one of Japan's 100 most beautiful sights.
The city also has a history of tsunamis. One touched off in 1960 by an earthquake in Chile killed eight people and inundated parts of the city near the beach.
But there had never been anything remotely like the waves that struck on March 11.
City officials who had rushed out to warn residents were washed away. One of the mayor's advisers tried carrying an elderly woman, but quickly realized he wouldn't be able to run fast enough with her on his back. He left her behind on a second-floor stair landing in City Hall. 'Sorry grandma,' he said, before dashing up to the roof. He never saw her again.
The tsunami blew out the rear wall of a downtown sports center that had been designated as an emergency refuge, drowning nearly all of the dozens of people who sought shelter there.
Two firemen clung to a watch tower atop a fire station. Helicopters eventually rescued the men and pulled some other survivors to safety from downtown rooftops before darkness fell. Exploding gas cylinders sent up plumes of flame.
At around 7 p.m., it started to snow. Some survivors gathered up debris and started a bonfire for warmth and to provide a beacon for any rescuers. The mayor and his aides huddled around a radio, listening to news bulletins.
Aftershocks continued through the night, and roiling waves swept in and out. Mr. Toba said he feared the entire building would collapse. 'We were just praying for daylight.'
At dawn, Rikuzentakata began to assess the staggering human toll. It was one of the worst-hit Japanese cities. Of its roughly 23,000 inhabitants, more than 1,100 are confirmed dead. Nearly 1,200 are missing and presumed killed. Hundreds of bodies in the temporary morgue set up in a gymnasium remain unidentified.
The police chief, two members of the city council and the three top school officials perished in the tsunami. One-third of city workers have died.
Many of the survivors are questioning whether to stay. Akira Suto, a 55-year-old construction worker, said he can't forget the wall of icy ocean water as it pitched him head over heels, breaking his grip on his 82-year-old mother as the pair ran from their home, trying to flee.
'It's over,' his mother gasped, before she was dragged away by the waves, he said. Her body still hasn't been recovered.
Mr. Suto, who is staying with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at an emergency shelter in a school gym, said he'd like to remain in Rikuzentakata. 'In reality, I don't know if it will be possible,' he said.
Even pillar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re wavering.
Yasuhiko Konno, president of the Suisen sake brewery that was one of Rikuzentakata's biggest employers, said he hasn't decided whether to rebuild his company's factory on the downtown site. Waves punched holes in the brewery and scattered its giant green metal sake tanks as far as three miles away.
'We are here to make a profit, and I have to wonder if Rikuzentakata can come back from this level of damage,' said Mr. Konno, a 64-year-old native of the city.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build a sake factory with nothing else around.'
Mayor Toba sees it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job to persuade people to stay. He hopes to wheedle enough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and prefecture governments to show progress rebuilding before leading citizens move away.
He has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civil servants set to retire this year to delay stepping down to ensure he has enough manpower to rebuild.
'The city might be smaller than it was before,' Mr. Toba said. His wife was missing, but his sons were alive, and he wanted to be sure Rikuzentakata would still be there when they got older.
'When I see the faces of my sons, I know I just have to keep going,' he said. 'This is my destiny, and I just have to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None of this is what Mr. Toba had in mind when he came to Rikuzentakata 1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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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08, 2011 22:30 ET (02:30 GMT)
WSJ(4/9) Fateful Choice On A Day Of Disaster -2-
Born near Tokyo, he moved to the coastal community when he was 28. Tough economic times had made it hard for him to earn a living as a computer programmer in the capital. He chose Rikuzentakata because it was his father's birthplace and home, and he said he quickly came to love its natural beauty and laid-back feeling.
When he first arrived in town, he found work at a local poultry-processing company. It was there that he met Kumi, a native of another small city up the coast.
She was seven years his junior, with delicate features and dark black hair, and looked younger than her age. When they were picking out engagement rings in a jewelry store, Mr. Toba recalled, a clerk asked if he was shopping for his daughter.
'Even now, she looks like she's in her 20s,' he said.
She collected vintage American Fire-King glassware and enjoyed making handicrafts, Mr. Toba recalled. She made leather trinkets with embossed designs to hang on cell phones, which she sold at temporary shops with her friends.
She never questioned her husband's decision to become a politician -- though she didn't really like it. 'She put up with it,' he said.
It wasn't really even Mr. Toba's idea, he said. His father was in politics, and when a city council election came up several years ago, his father helped organize efforts to draft him. He came home one day and there were about '150 old folks from the neighborhood who turned to me and started clapping --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The elder Mr. Toba, who died about a decade ago, promised his son he wouldn't need to do much, just put up some posters. But before he knew it, the son was campaigning and talking to crowds.
Once he was on the city council, he spent his free time walking through neighborhoods, chatting with people and looking after their needs.
He soon realized, though, that as long as he was just another council member, his ability to get things done was limited. 'I always thought that one day, even if it's being just a village head, I wanted to be able to shape a town in the way I thought best,' he said.
For years, he served as deputy mayor. Then the mayor became ill and decided not to run again. When Mr. Toba told his wife he wanted the job, 'she just said, 'OK, I understand.''
Mr. Toba's campaign called for reducing the city's debt after years of heavy spending. He hoped to turn Rikuzentakata's beachfront into a popular resort and retirement area to attract more of Japan's affluent older residents.
After his victory in February, he got busy preparing the city budget and making courtesy calls on local dignitaries. He wasn't spending much time his wife, he knew. But there would be time for that later.
Mr. Toba's mayoral agenda went by the wayside when the disaster struck. In the first few days, he just tried to stay calm. He didn't know where his wife was, but given the scale of the destruction -- and the hundreds of missing people buried beneath the rubble -- he couldn't do much about it.
So much wreckage blocked his home that he couldn't get near it, and government search-and-rescue teams were combing the are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few relief supplies.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in desperate need, the mayor decided to focus on what he could do: Help survivors.
Mayor Toba pleaded with friends to make as many rice balls as possible and give them out. He asked soldiers to clear roads so more supplies could get in. Looking back several weeks later, he's not sure what he did some of the time: Much of it was a blur.
A week after the disaster, food and water began arriving more regularly along with troops to distribute aid. But basic needs, for such things as toothbrushes and diapers, still weren't being met.
Any talk of reviving the city's fishing industry or other rebuilding efforts was 'far, far off,' Mr. Toba said, a week after the disaster. The most pressing needs were getting gasoline and making sure the elderly had enough medicine.
To persuad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he needed more help, Mr. Toba invited lawmakers from Tokyo to spend the night in one of the city's emergency evacuation centers. He complained about how slow national relief efforts were. When asked about a visit by the prime minister to Rikuzentakata three weeks after the disaster, he rolled his eyes and said: 'Now, he comes.'
As the days passed, a routine set in. Every afternoon, Mr. Toba somberly briefed reporters on the city's latest casualty numbers, and handed out updated lists of dead citizens whose bodies had been discovered. There wasn't much time to think about his wife, or even his kids, though he spoke to the boys sometimes on the phone.
The surviving members of his administration set up their command post in a school kitchen using commandeered computers. Temporary quarters for the fire and police departments were set up across the parking lot. Since there was no running water, a trench latrine was dug out back.
Mayor Toba burned up the phones calling and pressuring prefectural officials to begin construction of temporary homes -- critical to keeping citizens from drifting away. At one point, Prime Minister Naoto Kan told Mr. Toba he might as well plan to temporarily move his people to less damaged cities inland -- but Mr. Toba refused.
'We have very tight-knit communities. We need to keep people together,' Mr. Toba said.
On March 26, construction finally began, making Rikuzentakata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to start building temporary homes. The first 36 modular apartments with indoor plumbing and heating were hammered together by an army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went up quickly in front of a middle school that served as an emergency shelter. More than 1,000 people entered the city lottery to receive a home.
Mr. Toba scored other small victories: After he met with the owner of a local clothing-manufacturing firm, the town received a donation of women's underwear, desperately needed by women living in emergency shelters.
As the immediate tasks of emergency assistance started to fade, the scale of challenges facing Rikuzentakata became painfully apparent.
Bridges, roadways and the city's rail connection were damaged or destroyed by the black waves. The power grid downtown was wiped out.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 built a decade ago for about $200 million -- disappeared without a trace. The massive, and expensive, tsunami defense wall that once shielded the city was reduced to ruins. It will likely have to be replaced to protect the sea-level sections of the city before they can be rebuilt.
Nearly all of the city's paper records, stored in City Hall, were destroyed. Contracts, blueprints and recent city-tax payments were all swept away. Officials have to rely on maps ripped from tourist brochures as they assess damage and repair city roads and bridges.
Some city-owned buildings -- including City Hall, a fire station and a sports center -- remain standing, but are so badly damaged that they will have to be torn down. Mr. Toba is trying to find money for the demolition. If the city has to pay itself, there won't be any money left to build new facilities, he said.
Rikuzentakata's population had already been shrinking steadily since 1970, and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city's residents are over 65 years old, compared with about 20% in Japan as a whole. Any reconstruction plans will be limited by debts from past spending on schemes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One such project, a seashell museum, was demolished by the tsunami.
Local officials haven't begun to calculate the total cost of the damage. And while it seems likely that Tokyo will help foot the bil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timing and amount of any money remain distressingly unclear.
Rebuilding will take creativity. 'We will need to do something drastic,' Mr. Toba said one Saturday afternoon, running his fingers through his thinning hair, his face sagging with exhaustion.
One option, he said, would be to bulldoze the top of one of the mountains that ring the downtown to create more hilltop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n use the extra earth to raise the level of the city center by about 60 feet. But it's unclear who would pay for that.
Mr. Toba's earlier big idea for Rikuzentakata -- tourism -- seems especially unlikely.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pine trees that once lined Rikuzentakata's white sandy beach, making it a tourist destination, were destroyed by the tsunami. Only one remains standing.
In his quest to get residents to stay, the mayor has found some allies. One is 35-year-old Takashi Sasaki, who abandoned Rikuzentakata years ago to work in Tokyo as a computer-systems engineer. Unlike most of his peers, he decided to return home last year and help his father run a family printing business.
On March 11, Mr. Sasaki was using his digital camera to stream video of the tsunami to the Internet. When he saw the size of the waves, he and his father, Matsuo, raced into City Hall, where they spent the night on the upper floors along with the mayor.
Mr. Sasaki's mother, aunt and grandmother died. Despite days of searching, Mr. Sasaki said he hasn't found any trace of his home or the family print shop.
Even though they lost everything, Mr. Sasaki said he's committed to staying in the city. 'I want to stay here and rebuild,' he said.
A month after the tsunami, the fruits of Mr. Toba's efforts are evident, as a growing number of citizens follow his lead, picking up the pieces of their lives. Last week, the town reopened its first koban, a small neighborhood police station, which is a staple of most Japanes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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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08, 2011 22:30 ET (02:30 GMT)
WSJ(4/9) Fateful Choice On A Day Of Disaster -3-
Nearby, the Bank of Iwate has opened a temporary branch in a trailer for four hours a day. Around the corner, in a prefabricated shed, the city's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opened an office to help local businesses. The lucky few who won a slot in Rikuzentakata's temporary homes can move in on Sunday.
In the town's lower basin, though, a staggering amount of work remains. Mounds of rubble have been plowed aside to create roads for cars and earth-moving equipment. But much of Rikuzentakata still resembles a massive landfill.
On Tuesday, the mayor got a call that would push all that into the background. There was a body in the morgue that resembled his wife, whose 39th birthday had been the day before. The woman's body had been found about 2,000 feet uphill from their home.
For several hours, Mr. Toba couldn't get away from the office. At last, he made his way down to the morgue. The body was badly damaged. But it was Kumi.
He debated what to tell his sons, and thought he didn't want to let them see her like that. It wasn't how he wanted them to remember their mother. 'She was like a friend to them,' he said. 'Since I was always so busy, they always ran to their mother.'
Standing before her body, he apologized to his wife for not coming to find her. His responsibilities as mayor, he told her, kept him away.
'When I think about that,' Mr. Toba said afterward, 'it really makes me question what kind of human being I am.'
Gordon Fairclough / Daisuke Wakabayashi
2011年3月28日星期一
films
国王的演讲（King's Speech）
我知女人心，刘德华、巩俐
伦敦大道（London Boulevard(2010)）
女巫季节（Season of the Witch(2011)）
将爱情进行到底，2011
围困城堡（La Citadelle assiégée），2006
打擂台，2010
单身男女(Don't break my heart，高圆圆、吴彦祖、古天乐)，2011
海洋，2009
Faster（极速复仇，巨石强森），2010
一代骄马，Secretariat，2010
杀手们，The Killers，2010
早间主播，Morning Glory（哈里森·福特等），2010
暗杀令；The Hit List，2010
危情三日，2010
to be
加勒比海盗：惊涛怪浪
里约大冒险
功夫熊猫2
最爱
变形金刚3
速度与激情5
雷神
战国
关云长
unknown
武侠
雪花秘扇
我知女人心，刘德华、巩俐
伦敦大道（London Boulevard(2010)）
女巫季节（Season of the Witch(2011)）
将爱情进行到底，2011
围困城堡（La Citadelle assiégée），2006
打擂台，2010
单身男女(Don't break my heart，高圆圆、吴彦祖、古天乐)，2011
海洋，2009
Faster（极速复仇，巨石强森），2010
一代骄马，Secretariat，2010
杀手们，The Killers，2010
早间主播，Morning Glory（哈里森·福特等），2010
暗杀令；The Hit List，2010
危情三日，2010
to be
加勒比海盗：惊涛怪浪
里约大冒险
功夫熊猫2
最爱
变形金刚3
速度与激情5
雷神
战国
关云长
unknown
武侠
雪花秘扇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
2011年2月11日星期五
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
2011年1月17日星期一
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平衡术——格兰仕
《21世纪》：公司总部一直在顺德，这对人才引进有没有影响？有没有考虑将总部搬迁到中心城市？
梁昭贤：世界500强里很多公司，总部一直都是在其发家的地方，由此看来，不一定要将公司总部搬迁到中心城市、大城市。地理位置的确是个问题，但如果企业的其他吸引力够强大，是可以弥补地理位置的劣势的。如果格兰仕将总部放到上海，能招到的高层次人才的确会多很多，但在上海，人才的流动性会很大，而在顺德，高层次人才的绝对数没有上海多，但人才的流动性也没有上海大。格兰仕的总部还是要立足广东，面向世界。
当然，研发人才一定要全球化、国际化，此外，研发不能只在实验室，要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总部的研发中心只是一种统筹，主要是制定大的战略方向，打造好的机制，让研发人员愿意到市场一线去。
《21世纪》：问题是如何才能吸引到人才？
梁昭贤：好的管理者，应该是营造出一种人才磁场，要成为最吸引人才的磁铁。能否成为这样的磁铁，一是看企业家的资本实力、有无思想、追求、能力如何、胸怀是否够大；二看利益分配方式，是否有共享机制；三看企业家的组织力，是否可以带团队。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10/zMMDAwMDIxNTEzMQ.html
梁昭贤：世界500强里很多公司，总部一直都是在其发家的地方，由此看来，不一定要将公司总部搬迁到中心城市、大城市。地理位置的确是个问题，但如果企业的其他吸引力够强大，是可以弥补地理位置的劣势的。如果格兰仕将总部放到上海，能招到的高层次人才的确会多很多，但在上海，人才的流动性会很大，而在顺德，高层次人才的绝对数没有上海多，但人才的流动性也没有上海大。格兰仕的总部还是要立足广东，面向世界。
当然，研发人才一定要全球化、国际化，此外，研发不能只在实验室，要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总部的研发中心只是一种统筹，主要是制定大的战略方向，打造好的机制，让研发人员愿意到市场一线去。
《21世纪》：问题是如何才能吸引到人才？
梁昭贤：好的管理者，应该是营造出一种人才磁场，要成为最吸引人才的磁铁。能否成为这样的磁铁，一是看企业家的资本实力、有无思想、追求、能力如何、胸怀是否够大；二看利益分配方式，是否有共享机制；三看企业家的组织力，是否可以带团队。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10/zMMDAwMDIxNTEzMQ.html
2011年1月14日星期五
杭州下沙百联outlet
coach wallet, black, ￥1,750
san-kelloff, business bag, ￥740
callisto, suits, ￥2,490+1,210=￥3,700×30%=￥1,110
金数码：apple macbook pro
brooks brothers, down-filled coat, ￥1,120+￥1,750
adidas basketball boots, ￥590
wilson badminton racket ￥200
leo
total: ￥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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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7,260
2011年1月12日星期三
2011年1月5日星期三
2010年12月31日星期五
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
包容式增长与企业公民
包容式增长与企业公民
吴伯凡 2010-12-10 23:39:37
每一种有成长性的观念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大多数人对它漠然置之，一部分人甚至明显地抵触它；接下来，一部分人感受到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部分人觉得它与自己格格不入；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
七年前，21世纪报系将“企业公民”的理念引入中国。经过我们持续的努力，“做企业公民”正在成为中国商业世界的一种“常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对“企业公民”有了深度共识。即使多数企业都认识到做企业公民的必要性，但在出于外在强制的必要性与出于内在需求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差距。
至今为止，不少企业仍然是在“责任”的意义上理解“企业公民”，而“公民”最重要的特点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而不是单一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责任）不是利他主义式的单向责任，而是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存互利的互动责任。“企业公民”与其说是一种商业伦理观，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战略和商业世界观。
通常认为，企业的高绩效有赖于企业卓有成效的管理。但这里所谓的管理，通常是指内部性管理——企业的人财物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但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企业更加依赖边界外资源，而且信息技术让企业经营活动越来越趋于透明。这些变化正在改写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客户、员工、合作伙伴）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态势。过去那种粗暴的强制关系和简单的交易关系越来越让位于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的关系。企业管理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企业被迫置身于要素复杂的社会生态关系中，简单的商业交易涵盖不了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全部内容，单向度的经济增长不得不转向多向度的企业成长。一句话，单一性、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不得不让位于多向度、包容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企业不得不转向“包容式经营和管理”。
“包容”思维的反面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俊遮百丑”。事实上，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暗中遵循着这样的心智模式。这是经历过极度贫穷和不发展的人们自然产生的心智模式。这种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能够创造某种单向度的成功奇迹，但这是以无视巨大的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条件为前提的，当这种成功奇迹足够巨大时，隐性的成本和约束条件会突然显性化，本来就不可持续的奇迹会自然中止。
2010年对于中国企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正是各种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显性化的一年。年初发生在深圳和广州企业的群体性事件，接近年末发生的蒙牛伊利公关大战，奇虎360与腾讯之间的剧烈争斗，都在提示我们，中国企业必须寻求经营范式的变革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富士康事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员工再也不是以前的员工。他们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打工仔、打工妹活着的。他们的父母曾经在比现在差得多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和生活，那是因为他们几乎是在逼近底线的生存状态来走进工厂的。各种苛刻的约束条件，“农一代”也能接受，甚至是能够得到某种满足。他们对自己的权利要求可以压缩到（其实是被压缩到）极限，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于略有回报的苦役。但“农二代”与他们的父母是大异其趣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年代出生、成长，他们没有习惯低人一等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父母视为当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如果遇到某种刺激，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叛逆情绪，甚至选择像自杀这样极端行为。即使一个企业没有出现这种令人惊惧的极端行为，员工的效率和质量也不可能是优良的。让他们身心舒畅地工作，不再仅仅是履行法律和社会责任的问题，而是具有包容性因而更有效的经营和管理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蒙牛伊利之争、“3Q大战”也同样让我们意识到“包容”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价值，也是一种商业价值。
在非包容性心智模式下，对手的失败和损失就意味着我的成功和收获——蒙牛和伊利的争斗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智模式。陷入争斗的双方忘记了，在他们双方之外，是产业的生态，如果这种生态遭受到损失，处于产业生态下的企业不可能安然无恙。这种底线下的争斗，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的品牌，在一个品牌大打折扣的行业中，企业的品牌不可能不大打折扣。以这样的方式攻击竞争对手，初衷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样的行为之所以事与愿违，是因为它所遵循的心智模式过时了。
这种与包容式经营相对立的刻薄式经营或者说狭隘式经营方式，将遇到越来越大的结构性障碍。原因在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已经形成一个沟通密切的关系网络，企业因为信息闭塞、利益相关方沟通和聚集成本高昂而获得的信息红利正在消失。在市场上反应敏捷的腾讯在3Q大战中表现得如此笨拙，如此语无伦次，原因在于腾讯的领导者和管理团队禀承的是已经过时的商业世界观和管理方法论，他们对包容式增长、包容式经营和管理的理念和实践相当陌生，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物”已经不太管用的商业世界。所以当他们惊谔地发现，当他们说认为对的话，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引发的确是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决策，并不再是单纯从企业的角度看是好的决策——有时甚至恰恰相反。经营再也不是在企业边界内的经营，如果仍然循着“我的地盘，听我的”套路做决策，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让自己痛哭流涕。因为企业已经不再是在“我的地盘”上经营，而是在各利益相关方共有的地盘上经营，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我能”，千万不要自以为得计地追求“排他性增长”。
企业公民理念从诞生之初，就是与排他性对立的。它首先是一种“系统思考”的心智模式看待企业的成长——企业不只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有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自然需求，但股东只是利益相关方之一，在股东之外，还有其他的隐性的“出资人”，即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甚至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企业只有在平衡各方利益，达到利益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平衡、可持续”是高于其他一切经营目标的基本前提。
心智模式是一种我们很难自我觉察到但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判断和行为的“心灵地图”。一张时间和空间都错位的“心灵地图”会使我们陷入巨大的困惑甚至困境。可以说，“企业公民”是以包容式增长为主题的新商业世界和商业文明的“心灵地图”。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13/wMMDAwMDIxMDQwMQ.html
吴伯凡 2010-12-10 23:39:37
每一种有成长性的观念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大多数人对它漠然置之，一部分人甚至明显地抵触它；接下来，一部分人感受到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部分人觉得它与自己格格不入；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
七年前，21世纪报系将“企业公民”的理念引入中国。经过我们持续的努力，“做企业公民”正在成为中国商业世界的一种“常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对“企业公民”有了深度共识。即使多数企业都认识到做企业公民的必要性，但在出于外在强制的必要性与出于内在需求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差距。
至今为止，不少企业仍然是在“责任”的意义上理解“企业公民”，而“公民”最重要的特点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而不是单一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责任）不是利他主义式的单向责任，而是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存互利的互动责任。“企业公民”与其说是一种商业伦理观，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战略和商业世界观。
通常认为，企业的高绩效有赖于企业卓有成效的管理。但这里所谓的管理，通常是指内部性管理——企业的人财物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但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企业更加依赖边界外资源，而且信息技术让企业经营活动越来越趋于透明。这些变化正在改写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客户、员工、合作伙伴）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态势。过去那种粗暴的强制关系和简单的交易关系越来越让位于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的关系。企业管理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企业被迫置身于要素复杂的社会生态关系中，简单的商业交易涵盖不了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全部内容，单向度的经济增长不得不转向多向度的企业成长。一句话，单一性、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不得不让位于多向度、包容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企业不得不转向“包容式经营和管理”。
“包容”思维的反面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俊遮百丑”。事实上，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暗中遵循着这样的心智模式。这是经历过极度贫穷和不发展的人们自然产生的心智模式。这种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能够创造某种单向度的成功奇迹，但这是以无视巨大的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条件为前提的，当这种成功奇迹足够巨大时，隐性的成本和约束条件会突然显性化，本来就不可持续的奇迹会自然中止。
2010年对于中国企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正是各种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显性化的一年。年初发生在深圳和广州企业的群体性事件，接近年末发生的蒙牛伊利公关大战，奇虎360与腾讯之间的剧烈争斗，都在提示我们，中国企业必须寻求经营范式的变革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富士康事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员工再也不是以前的员工。他们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打工仔、打工妹活着的。他们的父母曾经在比现在差得多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和生活，那是因为他们几乎是在逼近底线的生存状态来走进工厂的。各种苛刻的约束条件，“农一代”也能接受，甚至是能够得到某种满足。他们对自己的权利要求可以压缩到（其实是被压缩到）极限，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于略有回报的苦役。但“农二代”与他们的父母是大异其趣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年代出生、成长，他们没有习惯低人一等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父母视为当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如果遇到某种刺激，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叛逆情绪，甚至选择像自杀这样极端行为。即使一个企业没有出现这种令人惊惧的极端行为，员工的效率和质量也不可能是优良的。让他们身心舒畅地工作，不再仅仅是履行法律和社会责任的问题，而是具有包容性因而更有效的经营和管理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蒙牛伊利之争、“3Q大战”也同样让我们意识到“包容”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价值，也是一种商业价值。
在非包容性心智模式下，对手的失败和损失就意味着我的成功和收获——蒙牛和伊利的争斗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智模式。陷入争斗的双方忘记了，在他们双方之外，是产业的生态，如果这种生态遭受到损失，处于产业生态下的企业不可能安然无恙。这种底线下的争斗，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的品牌，在一个品牌大打折扣的行业中，企业的品牌不可能不大打折扣。以这样的方式攻击竞争对手，初衷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样的行为之所以事与愿违，是因为它所遵循的心智模式过时了。
这种与包容式经营相对立的刻薄式经营或者说狭隘式经营方式，将遇到越来越大的结构性障碍。原因在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已经形成一个沟通密切的关系网络，企业因为信息闭塞、利益相关方沟通和聚集成本高昂而获得的信息红利正在消失。在市场上反应敏捷的腾讯在3Q大战中表现得如此笨拙，如此语无伦次，原因在于腾讯的领导者和管理团队禀承的是已经过时的商业世界观和管理方法论，他们对包容式增长、包容式经营和管理的理念和实践相当陌生，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物”已经不太管用的商业世界。所以当他们惊谔地发现，当他们说认为对的话，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引发的确是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决策，并不再是单纯从企业的角度看是好的决策——有时甚至恰恰相反。经营再也不是在企业边界内的经营，如果仍然循着“我的地盘，听我的”套路做决策，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让自己痛哭流涕。因为企业已经不再是在“我的地盘”上经营，而是在各利益相关方共有的地盘上经营，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我能”，千万不要自以为得计地追求“排他性增长”。
企业公民理念从诞生之初，就是与排他性对立的。它首先是一种“系统思考”的心智模式看待企业的成长——企业不只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有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自然需求，但股东只是利益相关方之一，在股东之外，还有其他的隐性的“出资人”，即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甚至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企业只有在平衡各方利益，达到利益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平衡、可持续”是高于其他一切经营目标的基本前提。
心智模式是一种我们很难自我觉察到但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判断和行为的“心灵地图”。一张时间和空间都错位的“心灵地图”会使我们陷入巨大的困惑甚至困境。可以说，“企业公民”是以包容式增长为主题的新商业世界和商业文明的“心灵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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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像波洛一样阅读一个人——“东西”的秘密语言
一个人的所有物——书、音乐、照片、海报、咖啡杯、香水、高跟鞋、墙壁、书桌甚至垃圾，都包含了个性的线索，这些“东西”比面对面的交谈泄露更多关于他的个性、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信息，甚至超过他最好的朋友所能告诉你的。
记者◎陈赛
像波洛一样阅人
“当你第一次进入一个房间时，你得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里都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这里有几本书。这是好的开始——书能泄露很多信息，包括主人的爱好与品位。第二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什么状态？它是怎么被使用的？这些书被读过了吗，还是随便翻了一下？书页上有笔记吗？或者能抖出一些松饼屑？第三个问题是位置。一本书所在的位置会告诉你它真正的心理功能是什么？它是放在客厅的书架上展示给别人看的，还是放在床头夜间慢慢研读的？”
萨姆·戈斯林，美国得州大学的心理系教授，《窥探术》一书的作者，也是“窥探学派”（Snooponology）的开创者。这位教授喜欢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我曾经因为动物的个性问题采访过他，无意中发现他还有一项更有趣的研究，关于“东西”怎么泄露人的个性和内心世界。他的研究方法很简单，两组调查员，一组调查人，用传统的问卷、访谈等方法，另一组则调查这些人的房间，从空间里找线索。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窥探者。”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你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搜集对方身上的各种线索，衣着的品位、香水的味道、握手的力度，说话的语气……从而形成对这个人的基本判断。”
阅人到了最高境界，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一叶落而知秋。在《尼罗河的惨案》中，波洛觉得希蒙对太太的爱慕显得太做作——那样一个平凡、不善辞令的英国人，照理是不惯于流露感情的。这一点印象后来成了破案的关键之一。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观察者。一个研究显示，当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对这个人的印象能达到20%的准确度。亲近的朋友或者配偶可以达到35%，几乎没有人能达到60%以上。即使对于自己，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极少，也很少人知道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阅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戈斯林教授说，“你得调动很多认知能力和心理资源，包括观察、记忆、推断、情感，去猜测和判断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如果没有这种观察和揣测他人想法与感觉的能力，我们无法处理哪怕最简单的社交情境，遑论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人未必是天生爱说谎，只是有意无意，对人对己，我们都会选择性地遗漏一部分信息。这就是阅人的盲点——你的信息常常是匮乏的。”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研究越深入，我越相信心智之外的东西更能反映心智之内的东西，尤其像卧室、浴室、书房、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散落了关于一个人的品位、习惯和个性等许多线索，日积月累，是很难作伪的。”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责任感，可以观察他们的卧室和办公室。房间的整洁有序与一个人的责任感之间关联度极高——书桌上的日历、笔筒、即时贴，墙角的杂货箱，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书架等等，都是对秩序的渴望。
如果你走进一间屋子，觉得这个屋子很有特色，比如沙发是用旧船身制作而成，或者图画是倒挂的，或者餐桌表面喷涂着各种图案——你发现了一个有力线索证明房主是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开放性高的人在创造性和想象力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以达·芬奇为典型代表。
办公室里的装饰物和个性化物品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员工的外向性。外向者喜欢展示与自己的成就与价值相关的阅读资料。他们还喜欢与人交往，所以办公室的门经常是开着的，沙发会很舒服，桌上摆了糖果，吸引人们在这里停留。颜色也是一种很有力的线索。办公室里大胆的颜色说明主人权力很大，而且精力充沛。至于没有办公室的小职员们，仅仅观察他们的办公桌就可以找到很多线索。一张空荡荡的桌子常常暗示了对工作的不满或者不够投入。桌上一盘绿色植物则可能说明了他是个充满热情、对这份工作有长远计划的员工。
美国东肯塔基大学的研究员梅瑞迪斯·威尔斯针对不同工作领域的230多人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喜欢装饰自己办公室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更有满足感和投入感，身体也更健康。
开放性、责任感、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是心理学上最常用的五个人格维度。它们描述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个性特征，比如开放性代表好奇心、创造力，责任感是指自律、控制力、计划性，外向性是指外向、热情、喜欢占主导地位，宜人性是友好、信任、充满同情心，神经质则是伍迪·艾伦式的人物，焦虑、紧张、情绪化。物理空间里关于焦虑的线索并不多见，除了黑衣服和励志海报。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穿黑衣服，或者办公室里挂着励志海报，则此人很可能情绪不稳定。
无论定义一个人是忧郁、内向，或者把自己凌乱的房间解释为“创造性”，我们似乎都能从这种分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但是，如果你的“窥探”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你得到的只是一张粗线条的肖像画，没有细节，没有灵魂，应付一面之缘可以，但恐怕不敢拿它来选择爱人。
“东西”的秘密语言
90年代，著名的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人时，怎么才算真正理解他呢？如何从一个系统的科学角度理解一个人？”
他自己给出的答案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基本的个性特征，即“大五人格”；第二层面是角色、目标、价值观，即一个人关心什么？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想要什么？第三层面是身份，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将生活中的不同元素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作为一名传统心理学家，麦克亚当斯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虽然他设计的问卷非常精彩，也的确获得了很多丰富的个性信息，但戈斯林教授认为，普通人不必通过那么正规的方法去了解一个人。事实上，对“东西”的窥探同样可深可浅，关键在于你挖掘线索的广度和深度。
有一次，戈斯林教授正在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丽莎家中做客。她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这本书的位置引起了他的好奇——它被单独放在一个书架顶端的一个小平台上，一个很隆重的位置。他决定根据这条线索直接询问她。她说这本书是前男友送的，海明威在书中追忆的成名前在巴黎的那段生活让她非常着迷。她认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葛楚德·史坦等人一样，一开始也许怀才不遇，但最终会令世人瞩目，哪怕有些人在死后方证明自己的价值。
从丽莎的书架、音乐集和房间的装饰风格，戈斯林教授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个浪漫的文艺女青年，但她对《流动的盛宴》的特殊感情泄露了更多的信息。后来，在她的电子邮件签名中，他看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伟大的精神总是受到平庸之辈的强烈反抗”……当看到她的网络ID——“丽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时，他对她的个性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
戈斯林的《窥探术》中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读起来像短篇侦探小说，但因为有个性心理学与环境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做基础，你可以直接拿来做实战指南。
按照心理功能，戈斯林教授将一个窥探者可以寻找的线索分为三种——身份标签、情绪调节器和行为痕迹。身份标签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最好的例子是照片，尤其是裱在相框里的照片，因为这些都是主人希望记录，并展示出来的关于自我形象的瞬间。一张旅行的照片是揭示“旅行者”的身份，与父母亲密相拥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乖女儿身份，一个年轻人接受奖状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成功和荣誉……有些照片因为与人生的一些重大关节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揭示很深刻的心理内容。我在MIT采访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时，发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贴的大都是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尤其是与祖父在一起种花、盖房子的照片，而不是像其他教授一样，贴的是自己的学术成就。后来的采访中，这位年近七旬仍然精力充沛的教授告诉我，他研究生涯中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追溯到小时候祖父手把手教给他的东西。
身份标签可以是贴给别人看，也可以是贴给自己看。所以，一个高水平的窥探者，不是仅仅从一个观察者的眼光看待这些物品，还应该尝试代入主人的角色来观察。当你坐在主人常坐的椅子上环顾四周时，往往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一张照片因为摆放方式的不同，可能暗示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功能。当然，如果你进入一个房间，发现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可能同样表达了关键的个性特征。
身份标签还可以出现在T恤、徽章、文身、鼻环、海报，甚至鞋子上。匡威被耐克收购后，一个穿了多年匡威帆布鞋的朋友觉得被当面扇了一个耳光。匡威所代表的嬉皮和特立独行的气质已经变成他对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试图“改造”自己的空间，给人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企图总是与内心深处一个更隐秘的愿望相互斗争：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更希望别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种心理趋势在虚拟空间中尤其明显。根据戈斯林教授对Facebook用户的研究，绝大部分人都在社交网络上试图表达和交流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虚拟身份。
在虚拟世界里，人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表达欲，而且身份标签都有清晰的来源，因此也更容易辨识。像邮件名字、论坛ID、MSN头像、签名等，都很容易泄露一个人的个性，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数字组成的ID很可能指向一个内向者，一个稀奇古怪的ID后面很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ID还能很容易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自恋倾向。根据社交网站上朋友的多寡，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外向。如果你的朋友喜欢拿名人名言做MSN签名，而且又不至于更换得太频繁的话，你很可能从他的签名中发现他的核心价值观。
英国《卫报》有个专栏叫“作家的书房”，专门拍摄和介绍英国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书房。自从读了《窥探术》之后，我就拿这个专栏练手，根据书房照片猜测作家的个性与写作风格，然后看他们自己的介绍文字加以验证。
一位爱尔兰诗人的书房让我大为费解。这诗人叫做谢默斯·希尼，书房的各种线索都表明他是一位严谨、自律、高度专注的人，但他书桌附近有一个用玻璃罩住的怪鸟标本，给人一种很无厘头的感觉。看过他的介绍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为了做成自己书桌的那棵树的牺牲感到惶恐，他怕自己的书房太舒适了便再也写不出东西，于是搞了一只鸬鹚标本站在那里监视自己的工作……
如此看来，鸬鹚标本是一个情感调节器，虽然比较怪异。书籍、音乐、电影、家庭照片、旅行纪念品、母亲的旧家具、祖母的茶壶，甚至墙面的颜色，这些都是情感调节器，能帮助一个人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或者专注于眼前的某项工作。
根据戈斯林教授的研究，在所有的情感调节器中，音乐是最可靠的线索。即使面对一个陌生人，只要瞥一眼他的iPod播放列表，你就可以迅速得到他平常并不显露的许多心理信息，比靠外表、衣着、电影，或者政治倾向来判断更可靠。比如摇滚爱好者倾向于焦虑，不怎么友好，但更开放，具有艺术气息。他们尊崇勇气和想象力，对葡萄酒和鸡尾酒没太大兴趣，但可能大量饮用啤酒。
古典音乐爱好者更友好，有责任感，情感上更稳定，追求智慧与内心的和谐。重金属和说唱音乐迷通常比较害羞。内向的人喜欢沉思性的音乐，他们会迷恋巴赫赋格曲中的数学对称，或者肖邦、德彪西音乐的复杂性。在电影品味上，他们更容易被《出租车司机》、《迷失东京》、《哈洛与慕德》吸引。
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发现许多音乐录影带、动作电影，则这个人很可能是外向型的，因为外向型人格的人追求感官刺激，比如狂野的颜色、性与暴力的主题。你还经常会在摇滚音乐会、舞厅、剧院之类的地方见到外向者，这些环境都是高度社交、高度刺激的。
如果一个人对各种音乐类型都能照单全收，那么你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高开放性的人。开放性强调了一个人兴趣的广泛性以及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赏识。对一般人而言，音乐上的冒险性从20岁之前就结束了，他们喜欢的音乐停留在高中时代或者大学时代的老歌，但开放性高的人会始终追求新的音乐风格。
宠物也许不应该列入“东西”的行列，但对主人起到非常重要的情感调节作用。戈斯林教授专门研究过“猫人”和“狗人”的区别。与猫相比，狗更爱热闹，喜社交，所以喜欢狗的人也通常会有更高的社交性。总体上，“狗人”比“猫人”更倾向于外向型性格，更友好，也更尽责，而“猫人”则更倾向于神经质，也更开放。“猫人”通常独居，生活在公寓里，而“狗人”更倾向于结婚生子，住大房子。独身女人最可能拥有一只猫。
第三种线索叫行为痕迹。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只有一部分行为会在环境中留下物质痕迹，比如桌上一个脏的空咖啡杯，那是你不愿意清洗而留下的痕迹。钱包、手提箱、书桌、地板、床头、梳妆台、毛巾架、冰箱，甚至垃圾堆，都是寻找行为痕迹的好地方。有时候，你甚至会在一个人的脸上找到行为痕迹——长时间的皱眉、怒视或者微笑，都会在脸上留下印记，越老越明显。
研究行为痕迹是一种不会打扰他人的窥探方式，但它必须是一种持续、稳定的行为模式。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不会偶尔才想起去整理物品，他的每一天都是系统化地生活着。有些人在搬入新办公室之后，常常决心要进入一种崭新有序的状态，一开始他也许的确会有所进步，但一两年之后就会故态复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理解一个人感兴趣，就应该关注那些一致的行为、态度、情感以及思想线索，而不是迥然不同的信息。一位FBI探员说自己在调查犯罪现场的时候总是喜欢在房间里静坐一会儿。这样，他就能淡化一些过于醒目的线索，而让其他线索有现身的机会。
“第六感”
“如果我去中国，我会不知道怎么解释中国人的东西。一个男人不知道怎么解释女人的东西。你得有香水的知识，才能判断一款香水对女人的意义。一个时尚中人才能明白马克·雅各布斯的最新款式是什么意思。”戈斯林教授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窥探者的洞察力很多时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但是，对一个窥探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整合信息的能力。在窥探过程中，将单一的线索与某一种个性元素画上等号，是一种很危险的诱惑。我们常常希望根据一个人床头的毛绒熊玩具，或者一张整洁的桌子，就能判断一个人的为人如何。但这个世界要复杂得多，一个线索可能会修改另一个线索的意义。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线索，也许并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它会打开一个窗口，让我们问一些本来不会去问的问题。就像波洛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所说的：“有点像你玩的拼图，夫人，我要把所有的碎片凑起来，就像一幅镶嵌画——很多的颜色，很多的式样——而每一片奇形怪状的小碎片，都一定要拼在它该在的地方。”
除了空间之外，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语言都会泄露他的真实想法。每一种碎片铺展开来，可能都是一门学问。美剧《别对我撒谎》就是一部关于怎么通过面部表情识别谎言的教科书。
握手的力度、走路的姿势、跳舞的姿态，都隐含了丰富的个性线索。60年代，美国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的《跳跃》汇集了当时社会名流、演员、政客、法官、工业巨头以及科学家的近200个跳跃镜头。几乎每个人物的跳跃方式都泄露了他们的个性。一个克制的跳跃（僵硬的头部和贴在身边的双臂）可能显示出你的谨慎，不按常规的跳跃则表现出创造力，达利先生起跳的时候与他构成完整画面的是从空中飞过的一只只猫和一桶桶水。
语言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线索。当一个人使用“我”的频率很高时，通常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对人比较防备。女性、自杀的诗人和沮丧的人都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心理学家还发现，当一个人说真话的时候，使用第一人称（我、我的）和排除性词语（但是、除了、没有）的频率比较高，这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思考过程。
最后盗用“超感警探”帕特克的一句话：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第六感”或“读心术”。把五种感官体验整合到一起，就是“第六感”。■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96013.html
记者◎陈赛
像波洛一样阅人
“当你第一次进入一个房间时，你得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里都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这里有几本书。这是好的开始——书能泄露很多信息，包括主人的爱好与品位。第二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什么状态？它是怎么被使用的？这些书被读过了吗，还是随便翻了一下？书页上有笔记吗？或者能抖出一些松饼屑？第三个问题是位置。一本书所在的位置会告诉你它真正的心理功能是什么？它是放在客厅的书架上展示给别人看的，还是放在床头夜间慢慢研读的？”
萨姆·戈斯林，美国得州大学的心理系教授，《窥探术》一书的作者，也是“窥探学派”（Snooponology）的开创者。这位教授喜欢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我曾经因为动物的个性问题采访过他，无意中发现他还有一项更有趣的研究，关于“东西”怎么泄露人的个性和内心世界。他的研究方法很简单，两组调查员，一组调查人，用传统的问卷、访谈等方法，另一组则调查这些人的房间，从空间里找线索。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窥探者。”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你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搜集对方身上的各种线索，衣着的品位、香水的味道、握手的力度，说话的语气……从而形成对这个人的基本判断。”
阅人到了最高境界，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一叶落而知秋。在《尼罗河的惨案》中，波洛觉得希蒙对太太的爱慕显得太做作——那样一个平凡、不善辞令的英国人，照理是不惯于流露感情的。这一点印象后来成了破案的关键之一。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观察者。一个研究显示，当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对这个人的印象能达到20%的准确度。亲近的朋友或者配偶可以达到35%，几乎没有人能达到60%以上。即使对于自己，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极少，也很少人知道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阅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戈斯林教授说，“你得调动很多认知能力和心理资源，包括观察、记忆、推断、情感，去猜测和判断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如果没有这种观察和揣测他人想法与感觉的能力，我们无法处理哪怕最简单的社交情境，遑论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人未必是天生爱说谎，只是有意无意，对人对己，我们都会选择性地遗漏一部分信息。这就是阅人的盲点——你的信息常常是匮乏的。”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研究越深入，我越相信心智之外的东西更能反映心智之内的东西，尤其像卧室、浴室、书房、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散落了关于一个人的品位、习惯和个性等许多线索，日积月累，是很难作伪的。”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责任感，可以观察他们的卧室和办公室。房间的整洁有序与一个人的责任感之间关联度极高——书桌上的日历、笔筒、即时贴，墙角的杂货箱，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书架等等，都是对秩序的渴望。
如果你走进一间屋子，觉得这个屋子很有特色，比如沙发是用旧船身制作而成，或者图画是倒挂的，或者餐桌表面喷涂着各种图案——你发现了一个有力线索证明房主是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开放性高的人在创造性和想象力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以达·芬奇为典型代表。
办公室里的装饰物和个性化物品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员工的外向性。外向者喜欢展示与自己的成就与价值相关的阅读资料。他们还喜欢与人交往，所以办公室的门经常是开着的，沙发会很舒服，桌上摆了糖果，吸引人们在这里停留。颜色也是一种很有力的线索。办公室里大胆的颜色说明主人权力很大，而且精力充沛。至于没有办公室的小职员们，仅仅观察他们的办公桌就可以找到很多线索。一张空荡荡的桌子常常暗示了对工作的不满或者不够投入。桌上一盘绿色植物则可能说明了他是个充满热情、对这份工作有长远计划的员工。
美国东肯塔基大学的研究员梅瑞迪斯·威尔斯针对不同工作领域的230多人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喜欢装饰自己办公室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更有满足感和投入感，身体也更健康。
开放性、责任感、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是心理学上最常用的五个人格维度。它们描述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个性特征，比如开放性代表好奇心、创造力，责任感是指自律、控制力、计划性，外向性是指外向、热情、喜欢占主导地位，宜人性是友好、信任、充满同情心，神经质则是伍迪·艾伦式的人物，焦虑、紧张、情绪化。物理空间里关于焦虑的线索并不多见，除了黑衣服和励志海报。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穿黑衣服，或者办公室里挂着励志海报，则此人很可能情绪不稳定。
无论定义一个人是忧郁、内向，或者把自己凌乱的房间解释为“创造性”，我们似乎都能从这种分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但是，如果你的“窥探”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你得到的只是一张粗线条的肖像画，没有细节，没有灵魂，应付一面之缘可以，但恐怕不敢拿它来选择爱人。
“东西”的秘密语言
90年代，著名的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人时，怎么才算真正理解他呢？如何从一个系统的科学角度理解一个人？”
他自己给出的答案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基本的个性特征，即“大五人格”；第二层面是角色、目标、价值观，即一个人关心什么？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想要什么？第三层面是身份，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将生活中的不同元素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作为一名传统心理学家，麦克亚当斯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虽然他设计的问卷非常精彩，也的确获得了很多丰富的个性信息，但戈斯林教授认为，普通人不必通过那么正规的方法去了解一个人。事实上，对“东西”的窥探同样可深可浅，关键在于你挖掘线索的广度和深度。
有一次，戈斯林教授正在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丽莎家中做客。她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这本书的位置引起了他的好奇——它被单独放在一个书架顶端的一个小平台上，一个很隆重的位置。他决定根据这条线索直接询问她。她说这本书是前男友送的，海明威在书中追忆的成名前在巴黎的那段生活让她非常着迷。她认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葛楚德·史坦等人一样，一开始也许怀才不遇，但最终会令世人瞩目，哪怕有些人在死后方证明自己的价值。
从丽莎的书架、音乐集和房间的装饰风格，戈斯林教授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个浪漫的文艺女青年，但她对《流动的盛宴》的特殊感情泄露了更多的信息。后来，在她的电子邮件签名中，他看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伟大的精神总是受到平庸之辈的强烈反抗”……当看到她的网络ID——“丽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时，他对她的个性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
戈斯林的《窥探术》中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读起来像短篇侦探小说，但因为有个性心理学与环境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做基础，你可以直接拿来做实战指南。
按照心理功能，戈斯林教授将一个窥探者可以寻找的线索分为三种——身份标签、情绪调节器和行为痕迹。身份标签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最好的例子是照片，尤其是裱在相框里的照片，因为这些都是主人希望记录，并展示出来的关于自我形象的瞬间。一张旅行的照片是揭示“旅行者”的身份，与父母亲密相拥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乖女儿身份，一个年轻人接受奖状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成功和荣誉……有些照片因为与人生的一些重大关节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揭示很深刻的心理内容。我在MIT采访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时，发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贴的大都是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尤其是与祖父在一起种花、盖房子的照片，而不是像其他教授一样，贴的是自己的学术成就。后来的采访中，这位年近七旬仍然精力充沛的教授告诉我，他研究生涯中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追溯到小时候祖父手把手教给他的东西。
身份标签可以是贴给别人看，也可以是贴给自己看。所以，一个高水平的窥探者，不是仅仅从一个观察者的眼光看待这些物品，还应该尝试代入主人的角色来观察。当你坐在主人常坐的椅子上环顾四周时，往往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一张照片因为摆放方式的不同，可能暗示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功能。当然，如果你进入一个房间，发现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可能同样表达了关键的个性特征。
身份标签还可以出现在T恤、徽章、文身、鼻环、海报，甚至鞋子上。匡威被耐克收购后，一个穿了多年匡威帆布鞋的朋友觉得被当面扇了一个耳光。匡威所代表的嬉皮和特立独行的气质已经变成他对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试图“改造”自己的空间，给人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企图总是与内心深处一个更隐秘的愿望相互斗争：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更希望别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种心理趋势在虚拟空间中尤其明显。根据戈斯林教授对Facebook用户的研究，绝大部分人都在社交网络上试图表达和交流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虚拟身份。
在虚拟世界里，人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表达欲，而且身份标签都有清晰的来源，因此也更容易辨识。像邮件名字、论坛ID、MSN头像、签名等，都很容易泄露一个人的个性，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数字组成的ID很可能指向一个内向者，一个稀奇古怪的ID后面很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ID还能很容易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自恋倾向。根据社交网站上朋友的多寡，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外向。如果你的朋友喜欢拿名人名言做MSN签名，而且又不至于更换得太频繁的话，你很可能从他的签名中发现他的核心价值观。
英国《卫报》有个专栏叫“作家的书房”，专门拍摄和介绍英国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书房。自从读了《窥探术》之后，我就拿这个专栏练手，根据书房照片猜测作家的个性与写作风格，然后看他们自己的介绍文字加以验证。
一位爱尔兰诗人的书房让我大为费解。这诗人叫做谢默斯·希尼，书房的各种线索都表明他是一位严谨、自律、高度专注的人，但他书桌附近有一个用玻璃罩住的怪鸟标本，给人一种很无厘头的感觉。看过他的介绍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为了做成自己书桌的那棵树的牺牲感到惶恐，他怕自己的书房太舒适了便再也写不出东西，于是搞了一只鸬鹚标本站在那里监视自己的工作……
如此看来，鸬鹚标本是一个情感调节器，虽然比较怪异。书籍、音乐、电影、家庭照片、旅行纪念品、母亲的旧家具、祖母的茶壶，甚至墙面的颜色，这些都是情感调节器，能帮助一个人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或者专注于眼前的某项工作。
根据戈斯林教授的研究，在所有的情感调节器中，音乐是最可靠的线索。即使面对一个陌生人，只要瞥一眼他的iPod播放列表，你就可以迅速得到他平常并不显露的许多心理信息，比靠外表、衣着、电影，或者政治倾向来判断更可靠。比如摇滚爱好者倾向于焦虑，不怎么友好，但更开放，具有艺术气息。他们尊崇勇气和想象力，对葡萄酒和鸡尾酒没太大兴趣，但可能大量饮用啤酒。
古典音乐爱好者更友好，有责任感，情感上更稳定，追求智慧与内心的和谐。重金属和说唱音乐迷通常比较害羞。内向的人喜欢沉思性的音乐，他们会迷恋巴赫赋格曲中的数学对称，或者肖邦、德彪西音乐的复杂性。在电影品味上，他们更容易被《出租车司机》、《迷失东京》、《哈洛与慕德》吸引。
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发现许多音乐录影带、动作电影，则这个人很可能是外向型的，因为外向型人格的人追求感官刺激，比如狂野的颜色、性与暴力的主题。你还经常会在摇滚音乐会、舞厅、剧院之类的地方见到外向者，这些环境都是高度社交、高度刺激的。
如果一个人对各种音乐类型都能照单全收，那么你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高开放性的人。开放性强调了一个人兴趣的广泛性以及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赏识。对一般人而言，音乐上的冒险性从20岁之前就结束了，他们喜欢的音乐停留在高中时代或者大学时代的老歌，但开放性高的人会始终追求新的音乐风格。
宠物也许不应该列入“东西”的行列，但对主人起到非常重要的情感调节作用。戈斯林教授专门研究过“猫人”和“狗人”的区别。与猫相比，狗更爱热闹，喜社交，所以喜欢狗的人也通常会有更高的社交性。总体上，“狗人”比“猫人”更倾向于外向型性格，更友好，也更尽责，而“猫人”则更倾向于神经质，也更开放。“猫人”通常独居，生活在公寓里，而“狗人”更倾向于结婚生子，住大房子。独身女人最可能拥有一只猫。
第三种线索叫行为痕迹。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只有一部分行为会在环境中留下物质痕迹，比如桌上一个脏的空咖啡杯，那是你不愿意清洗而留下的痕迹。钱包、手提箱、书桌、地板、床头、梳妆台、毛巾架、冰箱，甚至垃圾堆，都是寻找行为痕迹的好地方。有时候，你甚至会在一个人的脸上找到行为痕迹——长时间的皱眉、怒视或者微笑，都会在脸上留下印记，越老越明显。
研究行为痕迹是一种不会打扰他人的窥探方式，但它必须是一种持续、稳定的行为模式。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不会偶尔才想起去整理物品，他的每一天都是系统化地生活着。有些人在搬入新办公室之后，常常决心要进入一种崭新有序的状态，一开始他也许的确会有所进步，但一两年之后就会故态复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理解一个人感兴趣，就应该关注那些一致的行为、态度、情感以及思想线索，而不是迥然不同的信息。一位FBI探员说自己在调查犯罪现场的时候总是喜欢在房间里静坐一会儿。这样，他就能淡化一些过于醒目的线索，而让其他线索有现身的机会。
“第六感”
“如果我去中国，我会不知道怎么解释中国人的东西。一个男人不知道怎么解释女人的东西。你得有香水的知识，才能判断一款香水对女人的意义。一个时尚中人才能明白马克·雅各布斯的最新款式是什么意思。”戈斯林教授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窥探者的洞察力很多时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但是，对一个窥探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整合信息的能力。在窥探过程中，将单一的线索与某一种个性元素画上等号，是一种很危险的诱惑。我们常常希望根据一个人床头的毛绒熊玩具，或者一张整洁的桌子，就能判断一个人的为人如何。但这个世界要复杂得多，一个线索可能会修改另一个线索的意义。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线索，也许并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它会打开一个窗口，让我们问一些本来不会去问的问题。就像波洛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所说的：“有点像你玩的拼图，夫人，我要把所有的碎片凑起来，就像一幅镶嵌画——很多的颜色，很多的式样——而每一片奇形怪状的小碎片，都一定要拼在它该在的地方。”
除了空间之外，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语言都会泄露他的真实想法。每一种碎片铺展开来，可能都是一门学问。美剧《别对我撒谎》就是一部关于怎么通过面部表情识别谎言的教科书。
握手的力度、走路的姿势、跳舞的姿态，都隐含了丰富的个性线索。60年代，美国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的《跳跃》汇集了当时社会名流、演员、政客、法官、工业巨头以及科学家的近200个跳跃镜头。几乎每个人物的跳跃方式都泄露了他们的个性。一个克制的跳跃（僵硬的头部和贴在身边的双臂）可能显示出你的谨慎，不按常规的跳跃则表现出创造力，达利先生起跳的时候与他构成完整画面的是从空中飞过的一只只猫和一桶桶水。
语言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线索。当一个人使用“我”的频率很高时，通常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对人比较防备。女性、自杀的诗人和沮丧的人都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心理学家还发现，当一个人说真话的时候，使用第一人称（我、我的）和排除性词语（但是、除了、没有）的频率比较高，这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思考过程。
最后盗用“超感警探”帕特克的一句话：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第六感”或“读心术”。把五种感官体验整合到一起，就是“第六感”。■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96013.html
2010年12月5日星期日
爱情夜宴，我该不该盛装前往？
爱情夜宴，我该不该盛装前往？
叶靖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一点小小念想，便将平凡扮靓
恨，是别人给的过往，自己坚持的幻想
耸耸肩膀，该忘的就不要多想
爱，是缘于心的善良，真诚浇灌的希望
暖暖相望，该忘的却狂思乱想
你，是我前行的力量，隐形的翅膀
一切思量，只为你飞翔
我，是你甜美的时光，快乐的磁场
所有武装，只供你欣赏
灯火辉煌，乐声飞扬
以为好戏即将登场
却原是美好幻想
我终将独自伫立舞台中央，寂寞吟唱
你将我Turn on
却让我体会喜怒哀伤
从此就像天使折断翅膀
再也无法自由飞翔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我已打扮停当，也知道与你的精彩永不限量
可我却开始犹豫彷徨
不知该不该继续前往？
叶靖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一点小小念想，便将平凡扮靓
恨，是别人给的过往，自己坚持的幻想
耸耸肩膀，该忘的就不要多想
爱，是缘于心的善良，真诚浇灌的希望
暖暖相望，该忘的却狂思乱想
你，是我前行的力量，隐形的翅膀
一切思量，只为你飞翔
我，是你甜美的时光，快乐的磁场
所有武装，只供你欣赏
灯火辉煌，乐声飞扬
以为好戏即将登场
却原是美好幻想
我终将独自伫立舞台中央，寂寞吟唱
你将我Turn on
却让我体会喜怒哀伤
从此就像天使折断翅膀
再也无法自由飞翔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我已打扮停当，也知道与你的精彩永不限量
可我却开始犹豫彷徨
不知该不该继续前往？
2010年11月29日星期一
修笔记本的一点感想
感想
今天去电子市场换前几天摔坏的笔记本外壳，帮我换壳的是一个小年轻。
我边等待边观察他的操作。几件事情让我觉得有句话很有道理：“你永远不能战胜一个傻逼，因为它会把你拉到和它同样的智商水平。”
CPU风扇边上原来的线是用黑色胶布粘在边上的。复原时，我说，你把线原样贴回去吧。
“没关系，不影响的”。
“…………”
“装好了”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wifi开关居然没有装，因为赶时间，我不禁有点恼火。
我说，你怎么这么粗心？
他说，这个能怪我吗？我又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的啊！
“…………”
于是，把原来安装好的机器重新拆开，重新大卸八块。底壳大约有10多个螺丝，重新一一拆开，然后，硬盘、内存、键盘……，全部重新拆下来。
结果，在安装上去的时候，居然装不好了，在显示屏连接机身的地方，键盘和底座之间居然有一个很大的缝隙，他一筹莫展。边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帮他重新扣好。
我看看表，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这不仅让我想起很多年之前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是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里面有个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对力求完美，多自己的工作负责，尊重自己的工作。
引文如下：
请允许我先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2002年，有几个日本朋友来中国旅游。陪他们游览长城归来时，导游把车停在一家新装修的药店前。这是在长城下的一家专门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特殊药店，熟悉旅游业的人都知道它。药店的服务，包括从为客人把脉到确诊、开药、卖药一个全过程，所以需要时间很长。同行的黑川先生明显对买药不感兴趣，一个人走到窗前看外面的景色。无意中看到他在那里皱起眉头的样子，我以为他有什么意见，便凑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开心。没有想到他指着新装的铝合金窗框的一个角说，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啊。仔细看去，大概是施工者最初计算错误，在铝框下边接近拐角的地方，多锯了一个小豁口。黑川手扶窗向外看时，豁口的尖角恰恰划破了他的手。
“在日本，这样的活儿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看来中国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时间啊。”
工匠出身的黑川的话题，显然超出了划破手掌这个小事故：
“这回来中国，咋一看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建设的照东京、大阪没有多少区别。可一往细处看就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看这里的内装璜一看上去很漂亮，可也就是一看上去漂亮而已。你看墙上新刷的乳胶，已经有了鼓起来的小点，用不到半年，这里会出现脱落，象秃头上的癞疤。你再看窗帘上的铁环，你看已经有了红色锈痕。哪怕硬件完全做到一样了，如果这里”他指了一下脑袋“如果这里没有完全做到更新，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
1991年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的产品在日本还不那么多。到2001年我回国前，日本的市场上，已经到处充满了中国的制品。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从心中为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欢呼的。但同时从心中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产品经常只是以价廉取胜。一架美能达相机，外形完全一致，只是因为下面的产地分别标明“made in japan”“made in china”，价格就完全不同。我专门问过美能达的一位经理，据他讲，设在中国的工厂和日本的工厂生产线完全是相同的。可为什么同样的机器，我们做的产品，在世界上只能卖上中低档的价钱，日本人做的产品，却能卖上高价？那答案的一部分，就在黑川先生话里提到的“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
今天去电子市场换前几天摔坏的笔记本外壳，帮我换壳的是一个小年轻。
我边等待边观察他的操作。几件事情让我觉得有句话很有道理：“你永远不能战胜一个傻逼，因为它会把你拉到和它同样的智商水平。”
CPU风扇边上原来的线是用黑色胶布粘在边上的。复原时，我说，你把线原样贴回去吧。
“没关系，不影响的”。
“…………”
“装好了”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wifi开关居然没有装，因为赶时间，我不禁有点恼火。
我说，你怎么这么粗心？
他说，这个能怪我吗？我又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的啊！
“…………”
于是，把原来安装好的机器重新拆开，重新大卸八块。底壳大约有10多个螺丝，重新一一拆开，然后，硬盘、内存、键盘……，全部重新拆下来。
结果，在安装上去的时候，居然装不好了，在显示屏连接机身的地方，键盘和底座之间居然有一个很大的缝隙，他一筹莫展。边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帮他重新扣好。
我看看表，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这不仅让我想起很多年之前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是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里面有个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对力求完美，多自己的工作负责，尊重自己的工作。
引文如下：
请允许我先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2002年，有几个日本朋友来中国旅游。陪他们游览长城归来时，导游把车停在一家新装修的药店前。这是在长城下的一家专门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特殊药店，熟悉旅游业的人都知道它。药店的服务，包括从为客人把脉到确诊、开药、卖药一个全过程，所以需要时间很长。同行的黑川先生明显对买药不感兴趣，一个人走到窗前看外面的景色。无意中看到他在那里皱起眉头的样子，我以为他有什么意见，便凑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开心。没有想到他指着新装的铝合金窗框的一个角说，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啊。仔细看去，大概是施工者最初计算错误，在铝框下边接近拐角的地方，多锯了一个小豁口。黑川手扶窗向外看时，豁口的尖角恰恰划破了他的手。
“在日本，这样的活儿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看来中国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时间啊。”
工匠出身的黑川的话题，显然超出了划破手掌这个小事故：
“这回来中国，咋一看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建设的照东京、大阪没有多少区别。可一往细处看就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看这里的内装璜一看上去很漂亮，可也就是一看上去漂亮而已。你看墙上新刷的乳胶，已经有了鼓起来的小点，用不到半年，这里会出现脱落，象秃头上的癞疤。你再看窗帘上的铁环，你看已经有了红色锈痕。哪怕硬件完全做到一样了，如果这里”他指了一下脑袋“如果这里没有完全做到更新，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
1991年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的产品在日本还不那么多。到2001年我回国前，日本的市场上，已经到处充满了中国的制品。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从心中为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欢呼的。但同时从心中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产品经常只是以价廉取胜。一架美能达相机，外形完全一致，只是因为下面的产地分别标明“made in japan”“made in china”，价格就完全不同。我专门问过美能达的一位经理，据他讲，设在中国的工厂和日本的工厂生产线完全是相同的。可为什么同样的机器，我们做的产品，在世界上只能卖上中低档的价钱，日本人做的产品，却能卖上高价？那答案的一部分，就在黑川先生话里提到的“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thanksgiving day(desparate housewives season 07)
每年一次，我们记得要停下来，细数我们得到的恩惠。
Once a year, we remember to stop and count our blessings.
我们感谢心有灵犀的朋友，
we give thanks for the friends who understand us.
我们感谢带给我们幸福的爱人
The lovers who makes us happy
我们感谢对我们唯命是从的孩子
The children who do our bidding
的确，我们要感谢所有给予我们的恩惠
Yes, we must always be thankful for what we've been given
哪怕只是一次机会
even if it's just an opportunity.
Once a year, we remember to stop and count our blessings.
我们感谢心有灵犀的朋友，
we give thanks for the friends who understand us.
我们感谢带给我们幸福的爱人
The lovers who makes us happy
我们感谢对我们唯命是从的孩子
The children who do our bidding
的确，我们要感谢所有给予我们的恩惠
Yes, we must always be thankful for what we've been given
哪怕只是一次机会
even if it's just an opportunity.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2010年11月5日星期五
工作之余的55种放松方式
我们都会这样。看电视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方式，但是往往你会觉得没什么用。长时间在沙发上坐着不动会更觉得无力和疲惫，尤其是你变得习惯性地在晚上长时间坐在沙发上。
尽管在辛苦一天后要恢复足够的精力很难，有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从沙发上起来，关上电视，找些更好的事情去做（抱歉像你妈妈一样地唠叨，但她是对的）。如果你感到无事可干，不用担心，本文列举了55种方法（译者注：不是每一条建议都适合你）能帮助提起些精气神，令你更加愉快和充实。
1 睡觉
2 洗个澡，在浴缸里泡个热水澡或者桑拿放松放松
3 换上舒适的衣服
4 听缓和的音乐
5 晚餐做一份你喜欢的菜
6 去公园散散步
7 踢腿、跑步
8 和朋友一起运动，如：飞盘高尔夫运动、足球或篮球
9 练瑜伽或其他非激烈的伸展运动
10 浏览播客网站Oprah.com
11 点几支带香味的蜡烛
12 看看旧照片
13 写日记或玩拼图
14 找个伙伴一起去按摩
15 打毛线，用钩针编织或缝纫
16 烤小蛋糕或松饼
17 开车去野外兜风
18 和你的小孩玩耍（如果你是父母）
19 读名著
20 骑自行车
21 K歌
22 抱抱宠物猫或者溜溜狗
23 在水池边看杂志
24 玩网球，壁球
25 打理一下园子
26 坐在家里门廊前，什么都不想
27 畅想你的愿望
28 整理、清理居住空间，使你的居住空间尽可能的舒适
29 计划一次度假
30 到城市新区逛街
31 演奏乐器
32 和你的家人聊天
33 邀请朋友玩视频游戏
34 跳舞
35 打台球或玩推盘游戏
36 游泳
37 通过博客建立自己的圈子
38 上艺术课或陶艺课
39 用小宝石串项链
40 提前为特别的人准备一份圣诞礼物
41 祈祷
42 写一封信或寄张卡片
43 给你的外公或年长的亲戚发些照片让他们知道你的近况
44 沏杯茶，热些苹果汁
45 深深呼吸清新的空气
46 安静的坐在沙滩、湖边或小河边
47 在咖啡或酒吧品尝美味
48 策划周末的活动
49 邀请朋友玩桌上足球或打保龄球
50 回忆美好的童年时光
51 做志愿者
52 打电话给最逗的朋友
53 练习自由搏击或动感单车
54 野餐
55 看日落
http://www.jobbole.com/entry.php/299
尽管在辛苦一天后要恢复足够的精力很难，有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从沙发上起来，关上电视，找些更好的事情去做（抱歉像你妈妈一样地唠叨，但她是对的）。如果你感到无事可干，不用担心，本文列举了55种方法（译者注：不是每一条建议都适合你）能帮助提起些精气神，令你更加愉快和充实。
1 睡觉
2 洗个澡，在浴缸里泡个热水澡或者桑拿放松放松
3 换上舒适的衣服
4 听缓和的音乐
5 晚餐做一份你喜欢的菜
6 去公园散散步
7 踢腿、跑步
8 和朋友一起运动，如：飞盘高尔夫运动、足球或篮球
9 练瑜伽或其他非激烈的伸展运动
10 浏览播客网站Oprah.com
11 点几支带香味的蜡烛
12 看看旧照片
13 写日记或玩拼图
14 找个伙伴一起去按摩
15 打毛线，用钩针编织或缝纫
16 烤小蛋糕或松饼
17 开车去野外兜风
18 和你的小孩玩耍（如果你是父母）
19 读名著
20 骑自行车
21 K歌
22 抱抱宠物猫或者溜溜狗
23 在水池边看杂志
24 玩网球，壁球
25 打理一下园子
26 坐在家里门廊前，什么都不想
27 畅想你的愿望
28 整理、清理居住空间，使你的居住空间尽可能的舒适
29 计划一次度假
30 到城市新区逛街
31 演奏乐器
32 和你的家人聊天
33 邀请朋友玩视频游戏
34 跳舞
35 打台球或玩推盘游戏
36 游泳
37 通过博客建立自己的圈子
38 上艺术课或陶艺课
39 用小宝石串项链
40 提前为特别的人准备一份圣诞礼物
41 祈祷
42 写一封信或寄张卡片
43 给你的外公或年长的亲戚发些照片让他们知道你的近况
44 沏杯茶，热些苹果汁
45 深深呼吸清新的空气
46 安静的坐在沙滩、湖边或小河边
47 在咖啡或酒吧品尝美味
48 策划周末的活动
49 邀请朋友玩桌上足球或打保龄球
50 回忆美好的童年时光
51 做志愿者
52 打电话给最逗的朋友
53 练习自由搏击或动感单车
54 野餐
55 看日落
http://www.jobbole.com/entry.php/299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剁椒鱼头
宋江因见了这两人，心中欢喜，了几杯，忽然心里想要鱼辣汤，便问戴宗道：“这里有好鲜鱼么？”戴宗笑道：“兄长，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此间正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宋江道：“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戴宗便唤酒保，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顷刻造了汤来。宋江看见，道：“‘美食不如美器。虽是个酒肆之中，端的好整济器皿！”拿起筋来，相劝戴宗，李逵，自也了些鱼，呷几口汤汁。李逵并不使筋，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了。
材料：鲢鱼头一个（1.2公斤，胖头鲢、大头鲢）、蒜末10克、剁椒200克、葱5克、姜5克；
调料：盐2克、料酒30毫升、糖2克、豆豉50克、色拉油60毫升；
1、鱼头劈开两半（鱼皮处相连），肉厚的部位划上几刀，少许味水腌制10分钟。腌制鱼头的味水是专业厨师对腌渍鱼头用的酱水的称呼，做法：姜末、蒜末、葱末，放入碗中加盐、料酒、糖兑清水即可；
2、剁椒与豆豉炒匀成剁椒酱。在鱼头下面垫上生姜片。再在鱼头上均匀铺上切碎的剁椒酱，最后在鱼头上放上几根大葱白，大火上蒸20分钟，盛鱼头的盘子一定要深，因为在蒸制的过程中会产生汤汁；
3、鱼头蒸好之后把蒜蓉撒在鱼身上，然后架锅烧热，倒入少许色拉油烧到滚热，在浇淋在鱼头上，蒜蓉经过热油刺激的香味马上就会出来了。
材料：鲢鱼头一个（1.2公斤，胖头鲢、大头鲢）、蒜末10克、剁椒200克、葱5克、姜5克；
调料：盐2克、料酒30毫升、糖2克、豆豉50克、色拉油60毫升；
1、鱼头劈开两半（鱼皮处相连），肉厚的部位划上几刀，少许味水腌制10分钟。腌制鱼头的味水是专业厨师对腌渍鱼头用的酱水的称呼，做法：姜末、蒜末、葱末，放入碗中加盐、料酒、糖兑清水即可；
2、剁椒与豆豉炒匀成剁椒酱。在鱼头下面垫上生姜片。再在鱼头上均匀铺上切碎的剁椒酱，最后在鱼头上放上几根大葱白，大火上蒸20分钟，盛鱼头的盘子一定要深，因为在蒸制的过程中会产生汤汁；
3、鱼头蒸好之后把蒜蓉撒在鱼身上，然后架锅烧热，倒入少许色拉油烧到滚热，在浇淋在鱼头上，蒜蓉经过热油刺激的香味马上就会出来了。
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红烧肉
材料：上好五花肉两斤，鸡蛋4～6只，葱5克，姜5克，八角1粒；
调料：老抽少许，生抽少许，红烧汁，盐，糖，料酒
1、五花肉洗净切成小方块，放进沸水，加料酒焯好。用老抽、料酒、盐、生抽、糖将五花肉腌15分钟；
2、鸡蛋煮熟，用冷水浸凉后，去皮，过热油炸至外皮脆硬，形似虎皮时捞出；
3、沸水下锅，加入调料，把腌制好的五花肉放进水里，大火15分钟左右，然后转慢火，约1小时；
4、肉八成熟的时候，放进炸好的虎皮鸡蛋。用中小火烧至汤汁浓时即可出锅。为了不让肉吃起来太腻，可以加少量的醋，再加两块山楂片；
5、糖要敢放，舍得放。糖的数量大约1斤肉1两糖，最好用冰糖，甜度高，味纯，透明度高，这是烧这道菜的关键。冰糖事先敲碎。
调料：老抽少许，生抽少许，红烧汁，盐，糖，料酒
1、五花肉洗净切成小方块，放进沸水，加料酒焯好。用老抽、料酒、盐、生抽、糖将五花肉腌15分钟；
2、鸡蛋煮熟，用冷水浸凉后，去皮，过热油炸至外皮脆硬，形似虎皮时捞出；
3、沸水下锅，加入调料，把腌制好的五花肉放进水里，大火15分钟左右，然后转慢火，约1小时；
4、肉八成熟的时候，放进炸好的虎皮鸡蛋。用中小火烧至汤汁浓时即可出锅。为了不让肉吃起来太腻，可以加少量的醋，再加两块山楂片；
5、糖要敢放，舍得放。糖的数量大约1斤肉1两糖，最好用冰糖，甜度高，味纯，透明度高，这是烧这道菜的关键。冰糖事先敲碎。
2010年10月10日星期日
留学心得：数据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留学心得：数据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节选）
我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出国之前，我在各类国家机关辗转工作了十年。那时候的政治和政策，在我的眼里，主要就是基于逻辑思辨的理论分析，而不是基于数据的细节分析。为什么呢？我们的国家机关和领导，天天把冠冕堂皇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挂在口头上、摆在材料里；一涉及到具体细节，都避重就轻，谈笑间化为无形，这给年轻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政治就是宏大叙事。等年轻人变得老到，慢慢了解到越来越多见不得光的细节之后，恍然大悟，又很容易掉进政治政策即“权术权谋”的陷阱之中。
这种机关工作的长期浸染，使我不由自主便认为政治政策无非就是台上的宏大叙事和底下的明枪暗箭。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专治政权的一个特点，台上写标语、喊口号；底下黒箱子、潜规则。领导在公开场合都喜欢大谈原则、回避细节，因为那是要留在桌面之下来操作或交易的。细节一放大，魔鬼就会现形。
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这里大相径庭。听一听、看一看美国国会的辩论，你就会发现，争的无一不是细节，其实，世界各国，只要是民主政治，都是这么玩的。我就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最早将定量分析技术大规模引进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发源地之一，这里的政策分析，说白了，就是数据分析。观念的调整是最难的、也最痛苦，我用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一方面很想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又拒绝这种研究方法，一路跌跌撞撞，找不到方向，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最后明白了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已经毕业了，错过了攻读博士的最佳时机，我一直深以为憾。
其实，近几十年以来，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都已经是定量分析了。以政治学为例，据我所知，在美国，只有东西两冀极少数的学校，强调政治哲学的，走的还是定性分析的老路。
http://dongxi.net/b02Mf
我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出国之前，我在各类国家机关辗转工作了十年。那时候的政治和政策，在我的眼里，主要就是基于逻辑思辨的理论分析，而不是基于数据的细节分析。为什么呢？我们的国家机关和领导，天天把冠冕堂皇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挂在口头上、摆在材料里；一涉及到具体细节，都避重就轻，谈笑间化为无形，这给年轻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政治就是宏大叙事。等年轻人变得老到，慢慢了解到越来越多见不得光的细节之后，恍然大悟，又很容易掉进政治政策即“权术权谋”的陷阱之中。
这种机关工作的长期浸染，使我不由自主便认为政治政策无非就是台上的宏大叙事和底下的明枪暗箭。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专治政权的一个特点，台上写标语、喊口号；底下黒箱子、潜规则。领导在公开场合都喜欢大谈原则、回避细节，因为那是要留在桌面之下来操作或交易的。细节一放大，魔鬼就会现形。
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这里大相径庭。听一听、看一看美国国会的辩论，你就会发现，争的无一不是细节，其实，世界各国，只要是民主政治，都是这么玩的。我就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最早将定量分析技术大规模引进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发源地之一，这里的政策分析，说白了，就是数据分析。观念的调整是最难的、也最痛苦，我用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一方面很想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又拒绝这种研究方法，一路跌跌撞撞，找不到方向，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最后明白了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已经毕业了，错过了攻读博士的最佳时机，我一直深以为憾。
其实，近几十年以来，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都已经是定量分析了。以政治学为例，据我所知，在美国，只有东西两冀极少数的学校，强调政治哲学的，走的还是定性分析的老路。
http://dongxi.net/b02Mf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2010年9月18日星期六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武林门民航售票处=虹桥机场
至虹桥：6:30/7:30/9:30/13:00/15:30/16:30
至杭州：10:30/12:20/14:00/16:00/18:00/20:50
Tel: 0571 2892 8567/1391 610 8450（上海）/1390 195 9323（杭州）
至杭州：10:30/12:20/14:00/16:00/18:00/20:50
Tel: 0571 2892 8567/1391 610 8450（上海）/1390 195 9323（杭州）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films to be
影子写手（The Ghost Writer）2010
飞砂风中转（方中信、郑伊健、陈小春、余安安、叶璇）finished
一页台北（Au Revoir Taipei/First Page Taipei）
驯龙记（finished）
枪王之王（吴彦祖、古天乐、蔡卓妍、李冰冰；finished）
危情谍战 Knight and Day
玩具总动员3
罗宾汉
波斯王子：时之刃（finished）
诸神之战(finished)
叶问2（finished）
决战刹马镇（finished）
钢铁侠2
杜拉拉升职记(finished)
绿区（马克·戴蒙）
赏金猎手（詹妮弗·安妮斯顿; finished）
海扁王
斯巴达克斯：血与沙 Spartacus: Blood and Sand
美食、祈祷和恋爱(Eat, Pray, Love)Julia Roberts
Salt（特工Salt）
月满轩尼诗（finished）
战略特勤组（finished）
下女（全度妍）（finished）
龙纹身的女孩（finished）
飞砂风中转（方中信、郑伊健、陈小春、余安安、叶璇）finished
一页台北（Au Revoir Taipei/First Page Taipei）
驯龙记（finished）
枪王之王（吴彦祖、古天乐、蔡卓妍、李冰冰；finished）
危情谍战 Knight and Day
玩具总动员3
罗宾汉
波斯王子：时之刃（finished）
诸神之战(finished)
叶问2（finished）
决战刹马镇（finished）
钢铁侠2
杜拉拉升职记(finished)
绿区（马克·戴蒙）
赏金猎手（詹妮弗·安妮斯顿; finished）
海扁王
斯巴达克斯：血与沙 Spartacus: Blood and Sand
美食、祈祷和恋爱(Eat, Pray, Love)Julia Roberts
Salt（特工Salt）
月满轩尼诗（finished）
战略特勤组（finished）
下女（全度妍）（finished）
龙纹身的女孩（finished）
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
macbook pro MC372ZP/A
RMB ¥12,950
speck products for apple's iphone, macbook...
http://www.speckproducts.com/
tucano macbook bags
ELEMENTS second skin/laptop sleeve - 15.4" MacBook Pro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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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ano macbook bags
ELEMENTS second skin/laptop sleeve - 15.4" MacBook Pro (Gray)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中国房价走势之谜（华尔街日报）
《新京报》报道，中国银监会下属北京银监局刚刚完成北京地区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房价下跌20%至30%，将引发房地产业相关贷款质量恶化；而房价下跌50%，银行业将不能承受。
尽管中国当局惯于通过《新京报》等小型媒体传递微妙的信息，测试国内舆论，但市场可能对这篇特别报道作过多解读，认为中国正在做好准备，迎接房价最高达50%的跌幅。
中国房价已经高入云霄，其走势如何是个难以求解的问题，而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种种举措让这个问题引发人们的种种猜测。即使全球经济趋势未随欧元区主权债危机发生转变，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自4月中旬以来，中央政府看似强硬的房产地控制措施频频出台，包括提高房贷利率及首付要求等，但高层领导对房价确切走势的态度一直含混不明。
过去两年中，中国官方对房价政策提法的演变可谓中国当局被视作语义学大师的经典例证。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房价急剧下调，中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要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健康发展”。2009年，房价在巨额财政刺激方案及大量投机的推动下飙升，国务院呼吁采取措施“防止房价过快上涨”。今年初，随着这种警告失败而房价进一步高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措辞提升到“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种高度。提请注意，这里说的并非是全国。
然后是一系列的行政紧缩措施出台，以及近几周关于可能出台房产税的无休止的争论，多位中层官员及智囊研究人士对此曾断然否认，然后又表示支持，如此周而复始。
而所有这些措施及争论都无碍中国房价继续上扬，4月份房价年比上涨12.8%，尽管成交量大幅降低。
这个数据表明，购房者与房地产开发商目前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愿让步，而且还因为双方都对未来趋势没有把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住房市场却在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之列，在提供廉价公共住房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加坡等国家。但仔细观察中国貌似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房地产市场，就会发现这也是伪装得最好的一个市场：在一个仅需求是由市场驱动而供应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市场，供方总是占上风。
最新出台的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关于需求面的，旨在增加房产投机者的成本，但普通购房者的成本也加大了。如果中国政府真想降低房价，最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法应是增加土地供应。近几周来，政府实际上已放开更多土地供应，但数量太小，几可忽略不计。
中国政府迄今的反应再次暴露出最终的政策困局，以及某种程度上政府立场的利益冲突：房地产既是经济增长动力又是通胀来源，对于这种矛盾性，中国政府难以取舍。而作为出售土地的唯一最大受益者，政府实际上也没有降价的动力。
这正是银行压力测试不可能导致政策有实质性改变的原因。这种测试最多显示政府与房产开发商及购房者一样，同样不知房价应该降多少。
但就在压力测试完成前，欧洲经济震荡出人意外地成为关注焦点，温家宝也发出官方思路可能有大转变的暗示。不到两周前，他说，中国必须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以“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所以就继续猜吧。
Shen Hong
http://cn.wsj.com/gb/20100528/rec114059.asp
尽管中国当局惯于通过《新京报》等小型媒体传递微妙的信息，测试国内舆论，但市场可能对这篇特别报道作过多解读，认为中国正在做好准备，迎接房价最高达50%的跌幅。
中国房价已经高入云霄，其走势如何是个难以求解的问题，而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种种举措让这个问题引发人们的种种猜测。即使全球经济趋势未随欧元区主权债危机发生转变，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自4月中旬以来，中央政府看似强硬的房产地控制措施频频出台，包括提高房贷利率及首付要求等，但高层领导对房价确切走势的态度一直含混不明。
过去两年中，中国官方对房价政策提法的演变可谓中国当局被视作语义学大师的经典例证。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房价急剧下调，中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要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健康发展”。2009年，房价在巨额财政刺激方案及大量投机的推动下飙升，国务院呼吁采取措施“防止房价过快上涨”。今年初，随着这种警告失败而房价进一步高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措辞提升到“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种高度。提请注意，这里说的并非是全国。
然后是一系列的行政紧缩措施出台，以及近几周关于可能出台房产税的无休止的争论，多位中层官员及智囊研究人士对此曾断然否认，然后又表示支持，如此周而复始。
而所有这些措施及争论都无碍中国房价继续上扬，4月份房价年比上涨12.8%，尽管成交量大幅降低。
这个数据表明，购房者与房地产开发商目前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愿让步，而且还因为双方都对未来趋势没有把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住房市场却在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之列，在提供廉价公共住房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加坡等国家。但仔细观察中国貌似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房地产市场，就会发现这也是伪装得最好的一个市场：在一个仅需求是由市场驱动而供应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市场，供方总是占上风。
最新出台的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关于需求面的，旨在增加房产投机者的成本，但普通购房者的成本也加大了。如果中国政府真想降低房价，最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法应是增加土地供应。近几周来，政府实际上已放开更多土地供应，但数量太小，几可忽略不计。
中国政府迄今的反应再次暴露出最终的政策困局，以及某种程度上政府立场的利益冲突：房地产既是经济增长动力又是通胀来源，对于这种矛盾性，中国政府难以取舍。而作为出售土地的唯一最大受益者，政府实际上也没有降价的动力。
这正是银行压力测试不可能导致政策有实质性改变的原因。这种测试最多显示政府与房产开发商及购房者一样，同样不知房价应该降多少。
但就在压力测试完成前，欧洲经济震荡出人意外地成为关注焦点，温家宝也发出官方思路可能有大转变的暗示。不到两周前，他说，中国必须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以“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所以就继续猜吧。
Shen Hong
http://cn.wsj.com/gb/20100528/rec114059.asp
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C.K. and His Foresight(in memory of Coimbatore Krishnarao Prahalad)
—By Professor M.S. Krishnan
As I accepted an offer to take up a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in 1996, my PhD advisors at Carnegie Mellon and other colleagues informed me about this legendary professor and scholar called C.K. Prahalad at Michigan. I first saw C.K. in 1997 at a public presentation he was delivering in Ann Arbor on the emerging economies, primarily India and China. Although I was sitting in one of the last rows of a big auditorium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with 400 people in it, I still remember his last slide in that presentation. It was a picture of a family of five in India travelling in a two-wheeler with the mother holding a baby in her hand balancing herself in the rear seat. C.K. concluded by saying that "You don't need market research and a team of analyst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is a big market for affordable cars in these countries." He added, "But you cannot design products for those markets sitting here in Detroit. You need to be ther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and need for affordability." That was thirteen years back. The world celebrated the Tata Nano innovation last year. All the major global auto firms now have the small car categor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competitive strategy. That is C.K. for you.
C.K. as Co-author and Mentor
My first meeting with C.K. happened accidentally in our faculty lounge during the Fall semester of 1998. Both of us were getting our coffee. C.K. asked me "Are you a new faculty here?" Although I had been in Michigan more than two years by then, I replied to him that I was relatively new. Our conversation drifted to his question about my PhD thesis at Carnegie Mellon. As a fresh enthusiastic PhD, I explained to him that my thesis was about qua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in large-scale soft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K. looked into my eyes and said "I thought we knew everything about quality. Deming and Juran had done a great job in the 1970s. Why did you spend four years of your life on this problem now?" Unaware of the depth of his question,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why quality was different in software. Our conversation lasted for just ten minutes and we parted. Two weeks later, we met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his office. He called me inside and asked me if I thought quality in software was similar to quality in education. This was again a typical C.K. kind of question. As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for a few minutes, C.K. added his perspective. C.K. took his yellow pad and started drawing the flow of our argument and asked me in his typical style: "This is what we are saying, is it not?" That was the end of that meeting. I was still not fully aware of the depth of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that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eep friend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 I was satisfied merely with the fact that I had good conversations wit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enior professors. Three weeks following that meeting, C.K. sent me a memo stating that he found our conversation on software quality intriguing. He presented me with the context that he sits on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boards of large companies. He articulated why software and digitization are emerging as a critical capability for firms to execute their strategy and invited me as a collaborator to write for senior management audience. This was the start of my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C.K. My last ten years of association with C.K. has transformed me to understand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connect technology and social architecture as the two pillar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C.K. has helped me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role of technology beyond solving business problems to include solving societal problems in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While C.K.'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are well published and read by millions, C.K. as a person is deeply known only to those who have bee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m. C.K. believed in friendship with his collaborators. C.K. and his wife Gayathri are one of the best hosts with a big hear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C.K.'s kindness and humility to everyone he touched. C.K. was always full of energy to engage in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C.K.'s commitment to his profession was exemplary. Once he makes an appointment, he will stick to that even if it means flying for twenty hours to deliver a two hour lecture or attend a research meeting. C.K. also took every assignment seriously. Whether it was meeting with the dean at the school, discussing research with co-authors or engaging with a firm, C.K. was thorough in his preparation. C.K. also had enormous patience and a special curiosit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on new trends and ideas. Sometimes I called him on his cell phone in the evening thinking that he was in San Diego. C.K. patiently picked up the ph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India and yet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me. He was truly interested in mentoring his junior co-author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a collaborator. He was always generous in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his junior colleagues. I have lost a personal friend and mentor. I will miss those dinner discussions and our long research deliberations. I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K. so closely.
C.K. and Next Practices
C.K. is known for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assumptions and pushing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Dominant Logic" (as C.K. used to say) constantly. In the early 1990s, he pushed the Indian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assumptions on joint ventures. C.K. had a dream for corporate India. He once showed me a paper he had written in 1992 on the future of joint ventures in India. The vision articulated in that paper called for Indian MNCs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While India celebrated the success of its software industry in the late 1990s, I remember C.K. constantly pushing them to rethink their business models to escape from their linear growth. C.K. was a true thought leader with a unique passion for India. He had a dream for India@75 that is well known. The uniqueness of C.K. is that he always provided an approach with clarity for making his dreams a reality.
A contrarian C.K. was exceptional in his foresight for next big ideas. C.K. had plans for at least three next big ideas even during his last days. C.K. truly believed in improving the world through his contributions. He had a vision for marrying sustainability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He had a vision for global business innovation with inclusive growth. He had defined a model for next practices in global business education. On April 16th, 2010, we lost a brilliant thinker, a wonderful friend and an evangelist of new business concepts. While mourning his demise, we also need to cherish our memories of C.K. and his work. The best way to pay our tribute to C.K. is to strive for turning his dreams into reality and keeping his concept of next practices alive.
http://www.bus.umich.edu/NewsRoom/ArticleDisplay.asp?news_id=19279
http://www.21cbh.com/HTML/2010-5-27/xMMDAwMDE3OTQxMw.html
As I accepted an offer to take up a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in 1996, my PhD advisors at Carnegie Mellon and other colleagues informed me about this legendary professor and scholar called C.K. Prahalad at Michigan. I first saw C.K. in 1997 at a public presentation he was delivering in Ann Arbor on the emerging economies, primarily India and China. Although I was sitting in one of the last rows of a big auditorium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with 400 people in it, I still remember his last slide in that presentation. It was a picture of a family of five in India travelling in a two-wheeler with the mother holding a baby in her hand balancing herself in the rear seat. C.K. concluded by saying that "You don't need market research and a team of analyst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is a big market for affordable cars in these countries." He added, "But you cannot design products for those markets sitting here in Detroit. You need to be ther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and need for affordability." That was thirteen years back. The world celebrated the Tata Nano innovation last year. All the major global auto firms now have the small car categor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competitive strategy. That is C.K. for you.
C.K. as Co-author and Mentor
My first meeting with C.K. happened accidentally in our faculty lounge during the Fall semester of 1998. Both of us were getting our coffee. C.K. asked me "Are you a new faculty here?" Although I had been in Michigan more than two years by then, I replied to him that I was relatively new. Our conversation drifted to his question about my PhD thesis at Carnegie Mellon. As a fresh enthusiastic PhD, I explained to him that my thesis was about qua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in large-scale soft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K. looked into my eyes and said "I thought we knew everything about quality. Deming and Juran had done a great job in the 1970s. Why did you spend four years of your life on this problem now?" Unaware of the depth of his question,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why quality was different in software. Our conversation lasted for just ten minutes and we parted. Two weeks later, we met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his office. He called me inside and asked me if I thought quality in software was similar to quality in education. This was again a typical C.K. kind of question. As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for a few minutes, C.K. added his perspective. C.K. took his yellow pad and started drawing the flow of our argument and asked me in his typical style: "This is what we are saying, is it not?" That was the end of that meeting. I was still not fully aware of the depth of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that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eep friend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 I was satisfied merely with the fact that I had good conversations wit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enior professors. Three weeks following that meeting, C.K. sent me a memo stating that he found our conversation on software quality intriguing. He presented me with the context that he sits on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boards of large companies. He articulated why software and digitization are emerging as a critical capability for firms to execute their strategy and invited me as a collaborator to write for senior management audience. This was the start of my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C.K. My last ten years of association with C.K. has transformed me to understand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connect technology and social architecture as the two pillar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C.K. has helped me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role of technology beyond solving business problems to include solving societal problems in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While C.K.'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are well published and read by millions, C.K. as a person is deeply known only to those who have bee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m. C.K. believed in friendship with his collaborators. C.K. and his wife Gayathri are one of the best hosts with a big hear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C.K.'s kindness and humility to everyone he touched. C.K. was always full of energy to engage in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C.K.'s commitment to his profession was exemplary. Once he makes an appointment, he will stick to that even if it means flying for twenty hours to deliver a two hour lecture or attend a research meeting. C.K. also took every assignment seriously. Whether it was meeting with the dean at the school, discussing research with co-authors or engaging with a firm, C.K. was thorough in his preparation. C.K. also had enormous patience and a special curiosit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on new trends and ideas. Sometimes I called him on his cell phone in the evening thinking that he was in San Diego. C.K. patiently picked up the ph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India and yet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me. He was truly interested in mentoring his junior co-author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a collaborator. He was always generous in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his junior colleagues. I have lost a personal friend and mentor. I will miss those dinner discussions and our long research deliberations. I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K. so closely.
C.K. and Next Practices
C.K. is known for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assumptions and pushing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Dominant Logic" (as C.K. used to say) constantly. In the early 1990s, he pushed the Indian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assumptions on joint ventures. C.K. had a dream for corporate India. He once showed me a paper he had written in 1992 on the future of joint ventures in India. The vision articulated in that paper called for Indian MNCs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While India celebrated the success of its software industry in the late 1990s, I remember C.K. constantly pushing them to rethink their business models to escape from their linear growth. C.K. was a true thought leader with a unique passion for India. He had a dream for India@75 that is well known. The uniqueness of C.K. is that he always provided an approach with clarity for making his dreams a reality.
A contrarian C.K. was exceptional in his foresight for next big ideas. C.K. had plans for at least three next big ideas even during his last days. C.K. truly believed in improving the world through his contributions. He had a vision for marrying sustainability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He had a vision for global business innovation with inclusive growth. He had defined a model for next practices in global business education. On April 16th, 2010, we lost a brilliant thinker, a wonderful friend and an evangelist of new business concepts. While mourning his demise, we also need to cherish our memories of C.K. and his work. The best way to pay our tribute to C.K. is to strive for turning his dreams into reality and keeping his concept of next practices alive.
http://www.bus.umich.edu/NewsRoom/ArticleDisplay.asp?news_id=1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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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
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郑俊怀：灯火下楼台
我有个习惯。看到好的文章，就爱把书买下来收藏。所以下班后去书报亭买2010年第一期《中国企业家》。走了三个书报亭，都说卖光了——平日很少见。第四个老板说，前两天来了一个人，这期杂志，有多少要多少，全买断。于是再走了两个报亭，得到老板证实。
原因可能与这篇封面文章《郑俊怀：灯火下楼台》有关，那我就转一个。
郑俊怀出狱已经一年有余，这位伊利前董事长卷土重来的传言渐渐消歇。
中国企业家中，脱身囹圄后能东山再起者似乎尚未出现。但是他们仍然令人着迷：曾经的传奇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郑俊怀，可能真的结束了。
2009年7月4日，曾因盗窃公司资金等罪名被判刑6年的黄宏生获得保释。7月6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创维数码最大涨幅20%，股价创出一年新高。这是历年来出狱企业家获得的最高礼遇。黄宏生是创维第一大股东。郑俊怀没有伊利股权。
2007年9月，曾因滥用职权获刑1年10个月的前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刑满出狱，并于9个月后加入南京小营药业集团。郑俊怀所犯是挪用公款罪，刑满5年内没有公司高管任职资格。
2002年春节，曾因贪污获无期徒刑(后改判18年)的褚时健被准许保外就医，随后在家乡的哀牢山上种下遍山柑桔，颐养晚年。郑俊怀没有哀牢山。
接近郑的人听到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也有比郑目前的处境更糟的。2009年12月，7年前貌似已终结的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及其三位旧部“转移公司巨额财产”案易名贪污案再遭审判。三位旧部获刑14到18年不等。70岁的李经纬因脑中风一直未愈，无法参加庭审。
较之上述诸位，郑俊怀身上的悲剧意味更浓：与他恩怨交加的两个弟子仍在他所开创的事业里赢得万众瞩目，却无一可以投靠。如此结果，郑的性格可堪琢磨。
但是郑案绝非无懈可击。指责郑俊怀借公司资金MBO或有所据，以“挪用公款”治之以罪，郑不服气。在接近郑的人看来，此案源于郑阻断了当地权要的财路。果如其言，权要或可倾覆，但郑之罪与非罪似在两可，欲推倒重来，大不容易。
三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在关注郑俊怀，并曾试图进入其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探望。郑俊怀如何度过狱中生活？他的近况及未来又怎样？他一直未曾认罪的判案能够翻案吗？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说的不是富贵，是风流云散。
近况
岁末。北京。
郑俊怀的背影消失在地铁车站汹涌的人流中。
目击者说，郑的模样变化不大，手里拎着两盒儿盒饭。
往年春节，郑俊怀所在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会批给他三天假期，让他回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老家，陪九十多岁的母亲过年。郑幼而失怙，对母亲感情很深。2004年伊利高管被检察院带走调查前数月，郑俊怀曾接受媒体采访，称“每当过不去时，想想92岁的老娘安详地做针线，一下子就平静了。老娘在炕上轻轻地摸我的胳膊和脸，唯有这种感情是最真的。”
如今，这种感情郑只能在回忆中体会了，郑母已于2008年过世。牛根生曾派人前往吊唁并送了花圈。与郑接触密切的人说，最近和郑俊怀提及牛根生，郑连说“牛不错牛不错，不枉老大哥培养过”。
在北京，郑俊怀购买了公交一卡通，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北京地铁了如指掌。郑真的需要这种拥挤难堪的交通工具吗？
郑俊怀出事前的董事长助理张三林(自称郑接受调查的翌日被伊利扫地出门)说，郑俊怀目前在“给几个朋友帮忙当顾问”，其中包括一家新能源公司和一家网络公司，每处月工资三四千元。朋友本来要给郑俊怀配车，郑说一来自己不会开车，二来费用太高，不如给他租一套房子。郑认为自己的“行情”至少应该在年薪百万以上，因为他的许多部下(郑出事后从伊利出走的)已经达到了这一数字。但朋友们支付不起，他只能象征性地收一些顾问费。“也没什么，”张三林说， “我以前跟他出差总是吃方便面，这个人节省惯了。”
郑从监狱出来后常说，那种环境下我都过来了，现在出来了还有啥了不起，什么能过不去？
按照张三林和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的说法，郑俊怀入狱前两年的年薪、奖金共计520余万元一直在伊利未领，出事至今索要无果。呼和浩特劳动仲裁委员会曾受理此事，不了了之。呼和浩特市政府曾指示伊利公司按月发放5000元给郑的家属，但只执行了数月即被伊利停止。2005年初，郑俊怀身陷包头看守所，其分别在日本和法国上学的一子一女经费无着，郑妻向牛根生求助，后者与四位蒙牛高管为之筹款30万元，其中牛根生10万(一说8万)。
郑俊怀的一位朋友(据刘爱国说是伊利的前董事)曾向其借贷150万元，郑入狱后，该朋友再不提此事，郑的家属多次讨要不得。不得已，郑求助法庭，目前追回50万元，已用于支付诉讼费及还债。
郑不止一次向刘爱国感叹，“我到了里头就知道了，第一是亲情，第二是真朋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谁是真谁是假，一目了然。”
张三林和刘爱国都证实，无论郑在看守所还是监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现伊利董事长潘刚从未前去探问过。
出狱以来，有传言说郑俊怀将携40亿资金在包头成立“新长征乳业”。按照《公司法》，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等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又传郑已加盟黑龙江红星乳业。张三林说，一个前伊利常务副总目前在红星乳业供职，是他邀请郑前往。目前看来，郑并无此意。
传言表达的是一种基于郑俊怀半生经历的可能：郑会在其曾建立丰功伟绩的行业重树大旗。但中国乳业的舞台由伊利和蒙牛领衔主演的大势已定，郑曾赖以成长的市场环境不可复制，郑想异军突起几无可能。
况且，郑似乎对媒体给他展示的壮阔前景兴趣不大。2009年1月，由刘爱国联络，一位前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请郑吃饭。刘说，郑在伊利的时候，该市长与郑关系并不好，但他认为对郑的判决不公正。席间，刘问起郑的打算。当时，欲请郑加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一家在北海经营珍珠养殖、在西藏搞牦牛奶的公司。郑的说法是“等几年再说”。刘分析，郑虽然一直没有明言，但心里还是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所谓“等”，是要等内蒙古政府换届。
2009年11月底，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接替储波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郑俊怀确实在“等”，那么他应该从中看到了希望。
刘爱国说，郑俊怀目前还有一些官司要打，其中包括启元公司股权案。该案已经开过一次庭，但因原告人数未齐，暂时中止审理。启元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按照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指示用于激励伊利高管。每年伊利提取税后利润的10%注入启元公司，购买伊利股票。郑俊怀事发前启元持有近1000万股伊利股票，约占当时伊利股份的4%。郑俊怀代表二十几个隐名股东(即原伊利高管)持有启元近98%股权。
2005年12月，郑案一审开庭前，呼和浩特市国资委下属的呼和浩特投资公司找到郑俊怀，劝郑将启元所有伊利股权转让与呼和浩特投资公司。郑在协议上签字。
“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刘爱国说，“协议的转让价是启元当初的购买价。但就是这样，启元的所有股东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另外，郑等人的判决书中称，导致郑俊怀入罪的华世商贸公司所持800多万股伊利股票将被拍卖，案犯的个人投资将予归还。刘爱国说，其中有郑的个人投入200多万元，现在也未拿到。
从刘爱国的叙述中，可以感到郑俊怀本人对这些官司积极性不高。刘爱国熟知郑的性格。“比较固执。你谈的时候他都表示同意，等他说的时候还是他那套东西。”一些接近郑的人也说，郑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附以“对对对”，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以为然。但这一次郑或许是对的。如果不能彻底翻案，局部的挣扎意义不大。
2009年，伊利股份因连续两年亏损被证监会冠以“ST”。目前，潘刚持有434万伊利股票，2319万份股票期权。
狱中生活
2007年10月19日，《中国企业家》记者与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来到郑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多次协商未能获准入内，记者留在监狱外面等待刘爱国会见郑俊怀结束。
高墙外植满白杨，天高云淡，落叶满地。一些衣着不整的民工在一辆卡车旁打扑克，他们在等待进入监狱拉货。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要求记者不要对监狱拍照。他看上去很威严。
会见室里，郑俊怀主要讲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在启元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当时，刘爱国准备就此提起诉讼。郑说，从2005年5月到郑案开庭前，呼和浩特投资公司及政府官员先后6次找他谈话，督促他同意转让启元所持伊利股份。开始，郑“扛得很死”。最后一次，在看守所，来人说，我们受市里的委托，你就签了吧，签了以后，你们入资的本金，领导说，肯定退给你们。你签了，最高领导就知道了，你们也就没事儿了。“我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住(不放) 吧，弟兄们还有四个人在里面圈着(同案伊利高管杨桂琴等)。我们不要了，回家就算了。”郑没有再考虑之前刘爱国对他的嘱咐：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案子正在审判过程中，哪个领导能说这个事免了就算了？
郑当时身在看守所，历生平未遇之险境，急于破财免灾，人之常情。刘爱国说，郑签字的时候，看守所所长还曾提醒他：上次你不是跟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吗？
刘爱国认为，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利益显然。从而，这份协议显失公平，存在趁火打劫嫌疑。
会见完毕，刘爱国认识的一位监狱干部谈起郑减刑的事，表示很难，“主要是得罪的人(位子)太高了。”刘爱国说，郑目前在狱中种菜。
2006年由看守所转入监狱后，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刘爱国曾向记者描述了他2005年1月8日在包头看守所会见关押不久的郑俊怀的情景：零下 20多度的天气，郑俊怀站在会见室朝向关押区的窗户外面，手被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郑俊怀个矮，手高高举起。在看守所，郑与七八个犯人同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号子”里，大通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遭看守打骂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没人知道郑是谁，即使知道，也未必有人关心。看守所伙食恶劣，借以下饭的菜汤，使用的是带哈喇味儿的陈油。跟他的同伴一样，郑俊怀每天最盼望的是吃一包方便面(可购买，但数量有限制)。有开水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他们就用自来水把方便面泡软了吃。2005年12月22日，冬至，郑案第一次在包头中院开庭，郑吃到了进入看守所一年以来最好的两顿饭。 中午是炖牛肉米饭，晚上是伊利速冻水饺。据说水饺是审判长给买的：老郑，冬至了，没别的，我们给你买点儿伊利水饺(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二审宣判后郑俊怀进入萨拉齐监狱服刑。在看守所呆了一年零七个月，能够离开，郑感到兴奋，虽然是前往监狱。
在监狱里，郑原来的身份得到一些尊重。有一个堆放五金电料的仓库，管理库房的人不用心，教导员让郑俊怀来负责。管库本是监狱中的“优差”，得之不易。郑当时还在因病输液，咬着牙与另外两个犯人一起，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将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物品分门别类，并贴好了标签。郑的表现得到狱方赞赏。半年后，郑服刑已满刑期的三分之一，按规定可以申请保外就医。郑有严重的胆结石，一直未手术治疗。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医院院长对他说，你什么条件都够(指服刑期和病情)，别人能批，你不能批。
再回到监狱时，管库的职位已经被别人顶替。郑俊怀申请管理狱中的菜地。狱方对前伊利董事长会种菜表示怀疑。郑说：“我爷爷我父亲都是一辈子种地，我小时候也种过。”监狱的菜地主要种植黄瓜和西红柿。郑知道庄稼人的体面，他种的地里没有一棵草。六七月份太阳正毒，郑看见自己的汗水流进土里。郑的想法是，既然保外就医不可能，就只剩下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一条路。他要回家。
郑的表现果然被记录在案，郑得以减刑一年。每天，郑可以从地里带回两根黄瓜和两个西红柿，慢慢享用，滋味甘美。不久，郑再获一年半减刑(按刘爱国的说法，减刑是因为郑发明了一个节水装置)。出狱的时候，管理人员对郑说，你走了，明年这菜谁种呀？郑回答：咋？我留下再种上一年？
据说，郑出狱后，他的减刑经过还遭到调查。既然郑的“敌人”如此厉害，怎么能允许他如此大幅度地减刑？刘爱国的解释是，为郑减刑完全符合程序，而且狱方也不会完全受人摆布。看来，无论“敌人”是否存在，郑的能量都还不能小觑。
接近郑的人说，进入看守所后，郑很快就说服自己、调整好了情绪：你气谁呀？你的家人朋友都不在跟前，你的对手更不在跟前，你不是自己气自己么？这不是傻子么？
把伊利当成家
出狱后，郑俊怀曾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放错位置了。伊利是我的家，错了，伊利怎么是你的家呢？”
郑的朋友们包括张三林、刘爱国也都持这种看法，认为郑俊怀出事是因为他把伊利看成自己的孩子，太认真了。
刘爱国说，郑俊怀执掌伊利期间，对公司的钱“抠得要死”，自己节省不说，在当地政府要求赞助的活动中表现冷漠，从而与政府关系紧张。张三林回忆，2004年中国证监会曾在内蒙古检察院之前进入伊利调查，准备以罚款60万元了结此事，但郑不为所动。张劝郑好好考虑，显然郑并未听从。
张三林说，在郑俊怀等人被带走调查后，张在伊利的配车、办公室也都被伊利收回。伊利中高层管理人员有500多人或主动离开或遭辞退。郑俊怀出事前，郑与潘刚的矛盾已经激化，原因是潘刚的姐姐、姐夫等众多亲戚开办多家承揽伊利广告、劳保用品业务的公司，郑极力反对。潘刚与同遭郑截断财路的伊利独立董事俞伯伟(俞的亲属办有咨询公司，曾为伊利提供咨询服务)同仇敌忾，将郑使用公司资金为自己买入伊利股份的事公之于众。有多人告诉《中国企业家》，潘刚与当地某政要的儿子关系密切，因此能在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至少从表面来看，郑俊怀已一无所有。郑得到的结果与当年牛根生离开伊利时有极大的相似。
2005年8月，郑俊怀在看守所时，由蒙牛两个高层撰写的《蒙牛内幕》一书出版。书中披露的《牛根生自述：我是如何从伊利出走的》一文说，郑俊怀免去牛根生在伊利的职务后，安排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书，这期间，“凡是我用过的人，生产部长、销售经理、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免了或者以其他职务被挂起来了。”离开伊利时，牛根生同样没有拿到伊利所欠的年薪。“作出离开伊利的决定时，”牛根生写道，“我心里相当难受。段永平从小霸王走时老板送他一辆奔驰，而我不但没拿到我应得年薪，还说欠企业20万，上北大的1万元也要我交？?在伊利那头越寒心，在蒙牛这头做事的动力就越强。”
1999年随同牛根生离开伊利的人中，有十几个都未拿到前一年的年薪，他们多次索要，伊利迟迟不给，以致2002年提起诉讼，但被告知已过诉讼时效。结果，牛根生用自己在蒙牛所得给众人补发了这笔伊利欠款。
《蒙牛内幕》说，1997年，蒙牛现任总裁杨文俊被郑俊怀提拔为伊利液态奶总经理。经营一年，未有赢利，团队情绪低落。为鼓舞士气，杨与液体奶领导层集体讨论，决定截留12万元货款给30多个骨干人员发放奖金。尽管杨本人分文未取，但由于违反规定，受到伊利内部纪检委的审查，被就此免职。其时杨的行为在伊利其他部门并不鲜见，独有杨受到惩罚。他认为，是因为郑与牛当时矛盾增大，而自己此前一直在牛根生手下。1999年，杨离开伊利加入蒙牛，随后伊利将已内部处理结束的“挪用货款发放奖金案”移交检察院。由于杨及时补交了挪用款，而且单据俱全，检察院决定免予追究。
郑俊怀在伊利22年，功绩卓著，权威无上，伊利公司所形成的文化为其一手创造。郑俊怀出事时，潘刚进入伊利已经13年，郑如何对待牛根生诸人，潘刚一定心领神会。郑俊怀如果真有远见，应该不会为自己目下的凄凉感到委屈。
由此，对郑及其朋友所说的“把伊利当成家”也必须重新审视。通常，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大公无私，郑及其朋友想必取义于此。就郑之种种看来，结论未必如是。郑把伊利当成家，可能意味着他把伊利当成了自己的家。郑的个人节俭是其多年养成的习惯(事实上这在与郑同辈或年纪更老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罕见)，与大公无私无关。像牛根生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补发年薪的事郑俊怀也有可能做出，呼和浩特市政府曾奖励郑50万元，后者全部捐出。实际上郑俊怀在乎的是决定权。在给伊利董事会的一封辞职信中，牛根生写道，有一次牛、郑到新疆参加乳品会议，返程到机场时，牛坐了客户派的车，而郑却打车前往。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由于郑俊怀先行动身，没有接上。牛说，这辆车一直追到了机场。因为这件事，郑俊怀觉得牛根生眼中没有自己。郑俊怀可以打车，可以出差坐经济舱吃方便面，但必须是出于自愿，这是一个权威所必须的。
在一个形成权力斗争文化的公司中做权威，在苛察他人的同时必要律己极严滴水不漏，这是代价。很不幸，郑并非完人，也有私欲，所以，把郑从灯火楼台送入黑暗中去的，正是郑俊怀本人。其“敌人”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有一天“敌人”倒下，也不能反证郑的清白。
他们的未来
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2009年3月，保外就医半年的前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新再度被收监，原因是唐行事高调广受关注，给狱方造成太大压力。而2002年就已保外就医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直坦然种着自己的柑桔，近年受到的关注比唐万新只多不少。
这说明，法律的边界实在不好掌握，从监狱出来的人都拿捏不定。你以为它是橡胶制品时，它会显现金属的品质。
这两年，是企业家出狱(包括保外就医、假释)的高峰期。继2006年提前获释的原爱多电器总经理胡志标之后，赵新先(原三九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陈久霖(中航油新加坡公司CEO)、戴国芳(原铁本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原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等均已重获自由。
人们希望在企业界重新看到这些曾创造出巨大财富的人。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入狱前，胡志标曾因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使爱多VCD家喻户晓，但企业很快资金链断裂以至破产。 胡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8年。出狱当年，36岁的胡志标受邀为一个名为“彩宴”的灯饰品牌做策划顾问。胡袭用了自己爱多时期的策略，在广告上投以巨资，使 “彩宴”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代理商和经销商纷至沓来。如“彩宴”市场总监所述：“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推广手法，一种在照明行业见所未见的广告战略，让彩宴一瞬间成为行业的热门话题。”
胡志标就像当年重新执掌长虹电器后继续迷信“降价”手段的倪润峰。他们没有变，市场变了。一年后，彩宴公司资不抵债，拍卖资产抵偿工人工资后关闭。胡志标在爱多破产时总结“公司后期管理非常混乱”，彩宴与之如出一辙。目前，胡创办了“胡志标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们在狱中数年，其所在的行业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变(如VCD产业已近消亡)，欲以当年的“咒语”重奏呼风唤雨之功，无异刻舟求剑。个人尽可复制，大势岂可再得？忘记从前的成功，洗心革面另起炉灶，坐论容易，起行实难。以此观诸赵新先、郑俊怀等人，即使有雄心改行，时间恐怕也已不够。黄宏生若非创维股权在握，让他在家电行业重打鼓另开张，想必心有余力不足。
希望在另一些人身上，比如唐万新。唐在入狱前曾掀起产业整合的巨浪，冀望打通金融和实业之间的通道，后资金不继功亏一篑。2006年4月，唐万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8年，折抵关押时间，目前已服刑5年。据报道，唐保外就医后，“一个以唐万新为精神领袖的创投团队也随之成立，管理的资金规模约为7500万元”。唐的一位现在任职北京现代汽车的前部下说，唐又已获得“保外”，正在北京，只是暂时不敢再张扬其事。“这个人，一定会干点儿什么的。”唐的这位前部下说。
唐万新擅长资本运作，一个时期内，他对各个行业研究细致(德隆曾有数百人的研究团队)、判断精准(新疆屯河和湘火炬都是优良资产)。唐是一个杰出的预言家和先行者，即使入狱5年，其之前倡行的观念也并未过时。
出狱的企业家们多曾领风气之先。无论是否有过监狱生涯，于风气之先，能一领再领者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出狱企业家面临的关于其未来的追问，同样适用于那些与监狱无缘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编辑 | 张刚）
原因可能与这篇封面文章《郑俊怀：灯火下楼台》有关，那我就转一个。
郑俊怀出狱已经一年有余，这位伊利前董事长卷土重来的传言渐渐消歇。
中国企业家中，脱身囹圄后能东山再起者似乎尚未出现。但是他们仍然令人着迷：曾经的传奇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郑俊怀，可能真的结束了。
2009年7月4日，曾因盗窃公司资金等罪名被判刑6年的黄宏生获得保释。7月6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创维数码最大涨幅20%，股价创出一年新高。这是历年来出狱企业家获得的最高礼遇。黄宏生是创维第一大股东。郑俊怀没有伊利股权。
2007年9月，曾因滥用职权获刑1年10个月的前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刑满出狱，并于9个月后加入南京小营药业集团。郑俊怀所犯是挪用公款罪，刑满5年内没有公司高管任职资格。
2002年春节，曾因贪污获无期徒刑(后改判18年)的褚时健被准许保外就医，随后在家乡的哀牢山上种下遍山柑桔，颐养晚年。郑俊怀没有哀牢山。
接近郑的人听到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也有比郑目前的处境更糟的。2009年12月，7年前貌似已终结的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及其三位旧部“转移公司巨额财产”案易名贪污案再遭审判。三位旧部获刑14到18年不等。70岁的李经纬因脑中风一直未愈，无法参加庭审。
较之上述诸位，郑俊怀身上的悲剧意味更浓：与他恩怨交加的两个弟子仍在他所开创的事业里赢得万众瞩目，却无一可以投靠。如此结果，郑的性格可堪琢磨。
但是郑案绝非无懈可击。指责郑俊怀借公司资金MBO或有所据，以“挪用公款”治之以罪，郑不服气。在接近郑的人看来，此案源于郑阻断了当地权要的财路。果如其言，权要或可倾覆，但郑之罪与非罪似在两可，欲推倒重来，大不容易。
三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在关注郑俊怀，并曾试图进入其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探望。郑俊怀如何度过狱中生活？他的近况及未来又怎样？他一直未曾认罪的判案能够翻案吗？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说的不是富贵，是风流云散。
近况
岁末。北京。
郑俊怀的背影消失在地铁车站汹涌的人流中。
目击者说，郑的模样变化不大，手里拎着两盒儿盒饭。
往年春节，郑俊怀所在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会批给他三天假期，让他回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老家，陪九十多岁的母亲过年。郑幼而失怙，对母亲感情很深。2004年伊利高管被检察院带走调查前数月，郑俊怀曾接受媒体采访，称“每当过不去时，想想92岁的老娘安详地做针线，一下子就平静了。老娘在炕上轻轻地摸我的胳膊和脸，唯有这种感情是最真的。”
如今，这种感情郑只能在回忆中体会了，郑母已于2008年过世。牛根生曾派人前往吊唁并送了花圈。与郑接触密切的人说，最近和郑俊怀提及牛根生，郑连说“牛不错牛不错，不枉老大哥培养过”。
在北京，郑俊怀购买了公交一卡通，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北京地铁了如指掌。郑真的需要这种拥挤难堪的交通工具吗？
郑俊怀出事前的董事长助理张三林(自称郑接受调查的翌日被伊利扫地出门)说，郑俊怀目前在“给几个朋友帮忙当顾问”，其中包括一家新能源公司和一家网络公司，每处月工资三四千元。朋友本来要给郑俊怀配车，郑说一来自己不会开车，二来费用太高，不如给他租一套房子。郑认为自己的“行情”至少应该在年薪百万以上，因为他的许多部下(郑出事后从伊利出走的)已经达到了这一数字。但朋友们支付不起，他只能象征性地收一些顾问费。“也没什么，”张三林说， “我以前跟他出差总是吃方便面，这个人节省惯了。”
郑从监狱出来后常说，那种环境下我都过来了，现在出来了还有啥了不起，什么能过不去？
按照张三林和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的说法，郑俊怀入狱前两年的年薪、奖金共计520余万元一直在伊利未领，出事至今索要无果。呼和浩特劳动仲裁委员会曾受理此事，不了了之。呼和浩特市政府曾指示伊利公司按月发放5000元给郑的家属，但只执行了数月即被伊利停止。2005年初，郑俊怀身陷包头看守所，其分别在日本和法国上学的一子一女经费无着，郑妻向牛根生求助，后者与四位蒙牛高管为之筹款30万元，其中牛根生10万(一说8万)。
郑俊怀的一位朋友(据刘爱国说是伊利的前董事)曾向其借贷150万元，郑入狱后，该朋友再不提此事，郑的家属多次讨要不得。不得已，郑求助法庭，目前追回50万元，已用于支付诉讼费及还债。
郑不止一次向刘爱国感叹，“我到了里头就知道了，第一是亲情，第二是真朋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谁是真谁是假，一目了然。”
张三林和刘爱国都证实，无论郑在看守所还是监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现伊利董事长潘刚从未前去探问过。
出狱以来，有传言说郑俊怀将携40亿资金在包头成立“新长征乳业”。按照《公司法》，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等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又传郑已加盟黑龙江红星乳业。张三林说，一个前伊利常务副总目前在红星乳业供职，是他邀请郑前往。目前看来，郑并无此意。
传言表达的是一种基于郑俊怀半生经历的可能：郑会在其曾建立丰功伟绩的行业重树大旗。但中国乳业的舞台由伊利和蒙牛领衔主演的大势已定，郑曾赖以成长的市场环境不可复制，郑想异军突起几无可能。
况且，郑似乎对媒体给他展示的壮阔前景兴趣不大。2009年1月，由刘爱国联络，一位前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请郑吃饭。刘说，郑在伊利的时候，该市长与郑关系并不好，但他认为对郑的判决不公正。席间，刘问起郑的打算。当时，欲请郑加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一家在北海经营珍珠养殖、在西藏搞牦牛奶的公司。郑的说法是“等几年再说”。刘分析，郑虽然一直没有明言，但心里还是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所谓“等”，是要等内蒙古政府换届。
2009年11月底，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接替储波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郑俊怀确实在“等”，那么他应该从中看到了希望。
刘爱国说，郑俊怀目前还有一些官司要打，其中包括启元公司股权案。该案已经开过一次庭，但因原告人数未齐，暂时中止审理。启元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按照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指示用于激励伊利高管。每年伊利提取税后利润的10%注入启元公司，购买伊利股票。郑俊怀事发前启元持有近1000万股伊利股票，约占当时伊利股份的4%。郑俊怀代表二十几个隐名股东(即原伊利高管)持有启元近98%股权。
2005年12月，郑案一审开庭前，呼和浩特市国资委下属的呼和浩特投资公司找到郑俊怀，劝郑将启元所有伊利股权转让与呼和浩特投资公司。郑在协议上签字。
“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刘爱国说，“协议的转让价是启元当初的购买价。但就是这样，启元的所有股东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另外，郑等人的判决书中称，导致郑俊怀入罪的华世商贸公司所持800多万股伊利股票将被拍卖，案犯的个人投资将予归还。刘爱国说，其中有郑的个人投入200多万元，现在也未拿到。
从刘爱国的叙述中，可以感到郑俊怀本人对这些官司积极性不高。刘爱国熟知郑的性格。“比较固执。你谈的时候他都表示同意，等他说的时候还是他那套东西。”一些接近郑的人也说，郑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附以“对对对”，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以为然。但这一次郑或许是对的。如果不能彻底翻案，局部的挣扎意义不大。
2009年，伊利股份因连续两年亏损被证监会冠以“ST”。目前，潘刚持有434万伊利股票，2319万份股票期权。
狱中生活
2007年10月19日，《中国企业家》记者与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来到郑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多次协商未能获准入内，记者留在监狱外面等待刘爱国会见郑俊怀结束。
高墙外植满白杨，天高云淡，落叶满地。一些衣着不整的民工在一辆卡车旁打扑克，他们在等待进入监狱拉货。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要求记者不要对监狱拍照。他看上去很威严。
会见室里，郑俊怀主要讲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在启元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当时，刘爱国准备就此提起诉讼。郑说，从2005年5月到郑案开庭前，呼和浩特投资公司及政府官员先后6次找他谈话，督促他同意转让启元所持伊利股份。开始，郑“扛得很死”。最后一次，在看守所，来人说，我们受市里的委托，你就签了吧，签了以后，你们入资的本金，领导说，肯定退给你们。你签了，最高领导就知道了，你们也就没事儿了。“我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住(不放) 吧，弟兄们还有四个人在里面圈着(同案伊利高管杨桂琴等)。我们不要了，回家就算了。”郑没有再考虑之前刘爱国对他的嘱咐：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案子正在审判过程中，哪个领导能说这个事免了就算了？
郑当时身在看守所，历生平未遇之险境，急于破财免灾，人之常情。刘爱国说，郑签字的时候，看守所所长还曾提醒他：上次你不是跟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吗？
刘爱国认为，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利益显然。从而，这份协议显失公平，存在趁火打劫嫌疑。
会见完毕，刘爱国认识的一位监狱干部谈起郑减刑的事，表示很难，“主要是得罪的人(位子)太高了。”刘爱国说，郑目前在狱中种菜。
2006年由看守所转入监狱后，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刘爱国曾向记者描述了他2005年1月8日在包头看守所会见关押不久的郑俊怀的情景：零下 20多度的天气，郑俊怀站在会见室朝向关押区的窗户外面，手被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郑俊怀个矮，手高高举起。在看守所，郑与七八个犯人同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号子”里，大通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遭看守打骂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没人知道郑是谁，即使知道，也未必有人关心。看守所伙食恶劣，借以下饭的菜汤，使用的是带哈喇味儿的陈油。跟他的同伴一样，郑俊怀每天最盼望的是吃一包方便面(可购买，但数量有限制)。有开水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他们就用自来水把方便面泡软了吃。2005年12月22日，冬至，郑案第一次在包头中院开庭，郑吃到了进入看守所一年以来最好的两顿饭。 中午是炖牛肉米饭，晚上是伊利速冻水饺。据说水饺是审判长给买的：老郑，冬至了，没别的，我们给你买点儿伊利水饺(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二审宣判后郑俊怀进入萨拉齐监狱服刑。在看守所呆了一年零七个月，能够离开，郑感到兴奋，虽然是前往监狱。
在监狱里，郑原来的身份得到一些尊重。有一个堆放五金电料的仓库，管理库房的人不用心，教导员让郑俊怀来负责。管库本是监狱中的“优差”，得之不易。郑当时还在因病输液，咬着牙与另外两个犯人一起，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将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物品分门别类，并贴好了标签。郑的表现得到狱方赞赏。半年后，郑服刑已满刑期的三分之一，按规定可以申请保外就医。郑有严重的胆结石，一直未手术治疗。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医院院长对他说，你什么条件都够(指服刑期和病情)，别人能批，你不能批。
再回到监狱时，管库的职位已经被别人顶替。郑俊怀申请管理狱中的菜地。狱方对前伊利董事长会种菜表示怀疑。郑说：“我爷爷我父亲都是一辈子种地，我小时候也种过。”监狱的菜地主要种植黄瓜和西红柿。郑知道庄稼人的体面，他种的地里没有一棵草。六七月份太阳正毒，郑看见自己的汗水流进土里。郑的想法是，既然保外就医不可能，就只剩下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一条路。他要回家。
郑的表现果然被记录在案，郑得以减刑一年。每天，郑可以从地里带回两根黄瓜和两个西红柿，慢慢享用，滋味甘美。不久，郑再获一年半减刑(按刘爱国的说法，减刑是因为郑发明了一个节水装置)。出狱的时候，管理人员对郑说，你走了，明年这菜谁种呀？郑回答：咋？我留下再种上一年？
据说，郑出狱后，他的减刑经过还遭到调查。既然郑的“敌人”如此厉害，怎么能允许他如此大幅度地减刑？刘爱国的解释是，为郑减刑完全符合程序，而且狱方也不会完全受人摆布。看来，无论“敌人”是否存在，郑的能量都还不能小觑。
接近郑的人说，进入看守所后，郑很快就说服自己、调整好了情绪：你气谁呀？你的家人朋友都不在跟前，你的对手更不在跟前，你不是自己气自己么？这不是傻子么？
把伊利当成家
出狱后，郑俊怀曾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放错位置了。伊利是我的家，错了，伊利怎么是你的家呢？”
郑的朋友们包括张三林、刘爱国也都持这种看法，认为郑俊怀出事是因为他把伊利看成自己的孩子，太认真了。
刘爱国说，郑俊怀执掌伊利期间，对公司的钱“抠得要死”，自己节省不说，在当地政府要求赞助的活动中表现冷漠，从而与政府关系紧张。张三林回忆，2004年中国证监会曾在内蒙古检察院之前进入伊利调查，准备以罚款60万元了结此事，但郑不为所动。张劝郑好好考虑，显然郑并未听从。
张三林说，在郑俊怀等人被带走调查后，张在伊利的配车、办公室也都被伊利收回。伊利中高层管理人员有500多人或主动离开或遭辞退。郑俊怀出事前，郑与潘刚的矛盾已经激化，原因是潘刚的姐姐、姐夫等众多亲戚开办多家承揽伊利广告、劳保用品业务的公司，郑极力反对。潘刚与同遭郑截断财路的伊利独立董事俞伯伟(俞的亲属办有咨询公司，曾为伊利提供咨询服务)同仇敌忾，将郑使用公司资金为自己买入伊利股份的事公之于众。有多人告诉《中国企业家》，潘刚与当地某政要的儿子关系密切，因此能在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至少从表面来看，郑俊怀已一无所有。郑得到的结果与当年牛根生离开伊利时有极大的相似。
2005年8月，郑俊怀在看守所时，由蒙牛两个高层撰写的《蒙牛内幕》一书出版。书中披露的《牛根生自述：我是如何从伊利出走的》一文说，郑俊怀免去牛根生在伊利的职务后，安排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书，这期间，“凡是我用过的人，生产部长、销售经理、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免了或者以其他职务被挂起来了。”离开伊利时，牛根生同样没有拿到伊利所欠的年薪。“作出离开伊利的决定时，”牛根生写道，“我心里相当难受。段永平从小霸王走时老板送他一辆奔驰，而我不但没拿到我应得年薪，还说欠企业20万，上北大的1万元也要我交？?在伊利那头越寒心，在蒙牛这头做事的动力就越强。”
1999年随同牛根生离开伊利的人中，有十几个都未拿到前一年的年薪，他们多次索要，伊利迟迟不给，以致2002年提起诉讼，但被告知已过诉讼时效。结果，牛根生用自己在蒙牛所得给众人补发了这笔伊利欠款。
《蒙牛内幕》说，1997年，蒙牛现任总裁杨文俊被郑俊怀提拔为伊利液态奶总经理。经营一年，未有赢利，团队情绪低落。为鼓舞士气，杨与液体奶领导层集体讨论，决定截留12万元货款给30多个骨干人员发放奖金。尽管杨本人分文未取，但由于违反规定，受到伊利内部纪检委的审查，被就此免职。其时杨的行为在伊利其他部门并不鲜见，独有杨受到惩罚。他认为，是因为郑与牛当时矛盾增大，而自己此前一直在牛根生手下。1999年，杨离开伊利加入蒙牛，随后伊利将已内部处理结束的“挪用货款发放奖金案”移交检察院。由于杨及时补交了挪用款，而且单据俱全，检察院决定免予追究。
郑俊怀在伊利22年，功绩卓著，权威无上，伊利公司所形成的文化为其一手创造。郑俊怀出事时，潘刚进入伊利已经13年，郑如何对待牛根生诸人，潘刚一定心领神会。郑俊怀如果真有远见，应该不会为自己目下的凄凉感到委屈。
由此，对郑及其朋友所说的“把伊利当成家”也必须重新审视。通常，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大公无私，郑及其朋友想必取义于此。就郑之种种看来，结论未必如是。郑把伊利当成家，可能意味着他把伊利当成了自己的家。郑的个人节俭是其多年养成的习惯(事实上这在与郑同辈或年纪更老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罕见)，与大公无私无关。像牛根生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补发年薪的事郑俊怀也有可能做出，呼和浩特市政府曾奖励郑50万元，后者全部捐出。实际上郑俊怀在乎的是决定权。在给伊利董事会的一封辞职信中，牛根生写道，有一次牛、郑到新疆参加乳品会议，返程到机场时，牛坐了客户派的车，而郑却打车前往。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由于郑俊怀先行动身，没有接上。牛说，这辆车一直追到了机场。因为这件事，郑俊怀觉得牛根生眼中没有自己。郑俊怀可以打车，可以出差坐经济舱吃方便面，但必须是出于自愿，这是一个权威所必须的。
在一个形成权力斗争文化的公司中做权威，在苛察他人的同时必要律己极严滴水不漏，这是代价。很不幸，郑并非完人，也有私欲，所以，把郑从灯火楼台送入黑暗中去的，正是郑俊怀本人。其“敌人”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有一天“敌人”倒下，也不能反证郑的清白。
他们的未来
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2009年3月，保外就医半年的前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新再度被收监，原因是唐行事高调广受关注，给狱方造成太大压力。而2002年就已保外就医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直坦然种着自己的柑桔，近年受到的关注比唐万新只多不少。
这说明，法律的边界实在不好掌握，从监狱出来的人都拿捏不定。你以为它是橡胶制品时，它会显现金属的品质。
这两年，是企业家出狱(包括保外就医、假释)的高峰期。继2006年提前获释的原爱多电器总经理胡志标之后，赵新先(原三九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陈久霖(中航油新加坡公司CEO)、戴国芳(原铁本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原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等均已重获自由。
人们希望在企业界重新看到这些曾创造出巨大财富的人。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入狱前，胡志标曾因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使爱多VCD家喻户晓，但企业很快资金链断裂以至破产。 胡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8年。出狱当年，36岁的胡志标受邀为一个名为“彩宴”的灯饰品牌做策划顾问。胡袭用了自己爱多时期的策略，在广告上投以巨资，使 “彩宴”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代理商和经销商纷至沓来。如“彩宴”市场总监所述：“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推广手法，一种在照明行业见所未见的广告战略，让彩宴一瞬间成为行业的热门话题。”
胡志标就像当年重新执掌长虹电器后继续迷信“降价”手段的倪润峰。他们没有变，市场变了。一年后，彩宴公司资不抵债，拍卖资产抵偿工人工资后关闭。胡志标在爱多破产时总结“公司后期管理非常混乱”，彩宴与之如出一辙。目前，胡创办了“胡志标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们在狱中数年，其所在的行业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变(如VCD产业已近消亡)，欲以当年的“咒语”重奏呼风唤雨之功，无异刻舟求剑。个人尽可复制，大势岂可再得？忘记从前的成功，洗心革面另起炉灶，坐论容易，起行实难。以此观诸赵新先、郑俊怀等人，即使有雄心改行，时间恐怕也已不够。黄宏生若非创维股权在握，让他在家电行业重打鼓另开张，想必心有余力不足。
希望在另一些人身上，比如唐万新。唐在入狱前曾掀起产业整合的巨浪，冀望打通金融和实业之间的通道，后资金不继功亏一篑。2006年4月，唐万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8年，折抵关押时间，目前已服刑5年。据报道，唐保外就医后，“一个以唐万新为精神领袖的创投团队也随之成立，管理的资金规模约为7500万元”。唐的一位现在任职北京现代汽车的前部下说，唐又已获得“保外”，正在北京，只是暂时不敢再张扬其事。“这个人，一定会干点儿什么的。”唐的这位前部下说。
唐万新擅长资本运作，一个时期内，他对各个行业研究细致(德隆曾有数百人的研究团队)、判断精准(新疆屯河和湘火炬都是优良资产)。唐是一个杰出的预言家和先行者，即使入狱5年，其之前倡行的观念也并未过时。
出狱的企业家们多曾领风气之先。无论是否有过监狱生涯，于风气之先，能一领再领者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出狱企业家面临的关于其未来的追问，同样适用于那些与监狱无缘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编辑 | 张刚）
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2010年5月7日星期五
心中永远的丰碑
心中永远的丰碑
——在恩师李国豪教授培养下成长
□ 项海帆
2005年2月23日是元宵节。傍晚时分，电话里传来了老师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万分震惊和悲痛，立即赶赴华东医院。看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的老师，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不禁失声哭泣。
老师走得太突然了。大年初一，我们去医院拜年，老师坐在椅子上，虽然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还好。我们讲了一些让他开心的喜事，他含笑点头。告别时，老师还对我说：“海帆同志，你也70岁了，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永诀。
回家以后，50多年来老师的教诲和恩泽一幕幕涌上心头……
（一）
1951年9月，我高中没有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了一名不满16岁的少年大学生。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们正站在走廊中说笑，突然一位风度翩翩的教授从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身着西服，系了领带，戴一副茶色玻璃眼镜，手提黄色公文包。有一些同学就窃窃私语：“这就是我们的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留德回来的李国豪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那时他只有38岁，正值壮年，我感到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令人尊重的气质。
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有幸成为李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次与老师约见，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老师告诉我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同时要广泛阅读桥梁稳定与振动领域的经典文献和著作。当时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我在大学一年级学过德语，中小学阶段学的英语基础也比较好。李老师要求我除了指定阅读俄文和德文的有关文献外还要精读铁摩辛柯写的几本英文经典著作。老师告诉我：“研究生主要靠自学，老师讲课只讲一些重点和难点。”老师还讲了他自己的经验：在德国时每访问一个陌生的小城，他都先找一份地图，按图走遍大街小巷，很快就熟悉了，研究学问也一样。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学报还出了专集，刊登了许多教授写的论文，校园里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气氛。李老师也写了一篇题为“拱桥的振动问题”的论文，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中的算例。学术报告会的前几天，老师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北京开会，决定由我代他在大会上做报告。我当时年仅20岁，感到难以胜任。老师叫我不要慌，告诉我如何准备，如何报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许多老师面前做学术报告。
（二）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同济全校研究生的独立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策划“同济民主墙”事件而“获罪”，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3月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研究生学籍，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下放到学校砖瓦厂劳动，那时我才22岁。不久老师带来口讯，要我在劳动之余，把我的研究方向“桥梁振动问题”的文献综述整理出来交给他。那年暑假里，学校开始将已经“戴帽”的教师和学生分批发配到新疆、北京等地一面工作一面改造。我事后想，这可能是老师当时唯一能做的对我的保护，使我能留校躲过这一劫，并免遭以后的种种厄运。这也是我后来能继续从事心爱的桥梁专业、继续得到老师教育和培养的最重要的一次恩泽。
1959年国庆节前，我有幸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回到了桥梁教研室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老师约我去见他。他很高兴地说：“海帆同志，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就跟我做‘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辅导工作，帮我上习题课和改作业。”我又回到了老师身边。
1962年春天，老师决定将“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讲义编写成专著出版，让我补充一些桥梁稳定部分的新内容，并增加振动部分的内容。他将南楼苏联专家原来的办公室作为工作室供我使用。按照李老师拟定的编写大纲，我去图书馆借来了大量文献和图书，开始了紧张而令我十分神往的工作。我每周向老师汇报一次，并把写好的部分初稿交给他修改。从1962年到1964年的两年间，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借到的文献资料，使我在稳定和振动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我得到老师最多教育和培养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1962年起，由于老师在学校的工作日趋繁忙，他同时又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抗爆研究的重任。有一天，他告诉我，下学期的桥梁稳定振动课他没有时间再上，要我接任这门课。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能力胜任。他鼓励我说：“你已看了大量文献，可以承担了，暑假里先作好准备，通过自己上课对写书也有帮助。”我鼓起勇气接下了这门难度较高的选修课，心想决不能辜负老师的信任，当时我才26岁。
1966年，“十年文革”灾难降临了。李老师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和迫害，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遭到长时间的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他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利用报纸边白边推导公式、进行计算，对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出现的横向晃动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后来在监督劳动期间又做了模型试验验证，终于完成了《桁架扭转振动》的专著，揭开了大桥振动之谜。正是出于对桥梁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心中执着的信念才支撑了老师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此忘我地工作。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1969年“九大”以后，我第一批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获准参加跳“忠字舞”，回教研室参加活动，算是得到了“解放”。在一次活动中，我看到“打李战斗队”在讨论老师在隔离室中写的日记。其中有一首德国民间传诵的诗：
Alles geht vorüber,
（一切都会过去，）
alles geht vorbei;
（一切都将逝往；）
Nach dem Dezember,
（寒冬腊月之后，）
kommt wieder der Mai.
（又是明媚春光。）
李老师借这首小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师终于完全战胜了恶劣的处境，保持了平和、坦然的心态。
（三）
1977年，十年动乱的噩梦终于过去了。李老师复出担任校长，开始了重振同济的大业。他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仍不辞辛苦为恢复同济的对德联系，为同济向综合性大学过渡倾注了全部心血。重振30年代老同济的盛名是老师的一个心愿，他力争要恢复同济医学院。他曾对我说：“那时差一点都办成了，可惜教育部换届，老部长一走，事情又黄了。”为了重新恢复大学的研究工作，他带领老师们去唐山考察灾情，组织结构抗震研究，建议成立以老教授命名的科研组。我又被重新召入李国豪科研组，开始了桥梁抗震研究。
1980年初，李校长访问德国回来，带回了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申请书，学校选拔了十名年轻教师提出申请。最后，我有幸成为四名获准者之一，踏上了留学德国的征途。临行前，李校长叮咛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努力学习新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回来可在中国桥梁建设中发挥作用。
1982年5月，我完成了一份用德文写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回到了同济，李校长立即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当时，上海市建委已经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做了南浦大桥混凝土斜拉桥的可行性研究。李校长当时兼任上海市科协主席，他建议市科委让同济大学也做一下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他对我说：“最近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一种创新的结合梁桥面斜拉桥比较适合上海的软土地基，桥面施工也快速方便，对上海繁忙的黄浦江航道比较有利。但是这种桥面比较轻，而且开口断面的气动性能不好，要着重研究一下抗风问题。”我马上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夜以继日地干起来。第二年春天就完成了一份南浦大桥结合梁斜拉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在广东召开的桥梁年会上，我们和市政院分别介绍了两个方案的研究成果。1988年初，上海市决定自主建设南浦大桥，通过两次专家会议评审，决定采用李校长提出的结合梁斜拉桥方案，并付诸实施，迈出了中国大桥自主建设的关键一步。
1987年，结构工程系升级成立结构工程学院，下设建工、桥梁和地下工程三个系和一个研究所，我担任第一届桥梁系主任。在1982年到1990年八年任期内，正值出国留学的高潮，我深感留校的年轻教师需要出国深造、攻读学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学成后可以回国效力。于是我积极推荐，帮助年轻教师联系学校、办理审批手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教师没有按期回来。李校长曾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放人太松，会影响同济的工作，以后要注意。”我当时感到很委屈。不久，分管外事的黄鼎业副校长告诉我：“教育部已来了文，说复旦谢希德和同济项海帆都挂了号，以后不能再推荐教师公派留学了。”我才知道这一批评的缘由。后来，李校长和我谈起许多教师公派出国而逾期不归的事，叹息说：“他们报国之心不切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老一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心中，报效祖国是他们义无返顾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外国再好，那是人家的，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老师炽烈又深沉的报国情怀是我永远的楷模。
1984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决定在科学院和重点高校中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李校长要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准备申报材料的起草工作。他亲自审阅申请报告，指导我如何去京汇报和答辩。在申请获准后又亲自担任实验室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明确提出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对实验室建设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支持。十五年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为国内许多重大土木工程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提升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的学术地位。李校长作为中国土木工程界的一代宗师，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
回顾自己五十年来的成长过程，李老师交给我的一件件任务就像一副副担子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在克服困难中得到了锻炼，不断进步和前行，也使我为国家做出了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从同济桥梁专业毕业的无数学子现在都已成长为各部门的技术骨干，他们在中国桥梁的自主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济桥梁”已成了知名的品牌，得到国内同行的尊重和赞赏，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李老师是中国桥梁工程界的泰斗和精神领袖，中国桥梁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与他老人家的不朽功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息吧，敬爱的老师，学生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把中国的桥梁事业继承下去，以您的爱国、敬业精神为榜样，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相信，老师将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永远注视着我们，关注着同济的发展，关注着中国一座座更新、更宏大的桥梁的建成，关注着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繁荣和昌盛！
(作者为土木工程学院顾问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豪院士第一位研究生)
摘自《同济报》 2005.03.10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3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4
——在恩师李国豪教授培养下成长
□ 项海帆
2005年2月23日是元宵节。傍晚时分，电话里传来了老师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万分震惊和悲痛，立即赶赴华东医院。看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的老师，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不禁失声哭泣。
老师走得太突然了。大年初一，我们去医院拜年，老师坐在椅子上，虽然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还好。我们讲了一些让他开心的喜事，他含笑点头。告别时，老师还对我说：“海帆同志，你也70岁了，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永诀。
回家以后，50多年来老师的教诲和恩泽一幕幕涌上心头……
（一）
1951年9月，我高中没有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了一名不满16岁的少年大学生。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们正站在走廊中说笑，突然一位风度翩翩的教授从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身着西服，系了领带，戴一副茶色玻璃眼镜，手提黄色公文包。有一些同学就窃窃私语：“这就是我们的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留德回来的李国豪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那时他只有38岁，正值壮年，我感到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令人尊重的气质。
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有幸成为李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次与老师约见，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老师告诉我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同时要广泛阅读桥梁稳定与振动领域的经典文献和著作。当时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我在大学一年级学过德语，中小学阶段学的英语基础也比较好。李老师要求我除了指定阅读俄文和德文的有关文献外还要精读铁摩辛柯写的几本英文经典著作。老师告诉我：“研究生主要靠自学，老师讲课只讲一些重点和难点。”老师还讲了他自己的经验：在德国时每访问一个陌生的小城，他都先找一份地图，按图走遍大街小巷，很快就熟悉了，研究学问也一样。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学报还出了专集，刊登了许多教授写的论文，校园里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气氛。李老师也写了一篇题为“拱桥的振动问题”的论文，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中的算例。学术报告会的前几天，老师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北京开会，决定由我代他在大会上做报告。我当时年仅20岁，感到难以胜任。老师叫我不要慌，告诉我如何准备，如何报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许多老师面前做学术报告。
（二）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同济全校研究生的独立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策划“同济民主墙”事件而“获罪”，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3月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研究生学籍，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下放到学校砖瓦厂劳动，那时我才22岁。不久老师带来口讯，要我在劳动之余，把我的研究方向“桥梁振动问题”的文献综述整理出来交给他。那年暑假里，学校开始将已经“戴帽”的教师和学生分批发配到新疆、北京等地一面工作一面改造。我事后想，这可能是老师当时唯一能做的对我的保护，使我能留校躲过这一劫，并免遭以后的种种厄运。这也是我后来能继续从事心爱的桥梁专业、继续得到老师教育和培养的最重要的一次恩泽。
1959年国庆节前，我有幸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回到了桥梁教研室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老师约我去见他。他很高兴地说：“海帆同志，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就跟我做‘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辅导工作，帮我上习题课和改作业。”我又回到了老师身边。
1962年春天，老师决定将“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讲义编写成专著出版，让我补充一些桥梁稳定部分的新内容，并增加振动部分的内容。他将南楼苏联专家原来的办公室作为工作室供我使用。按照李老师拟定的编写大纲，我去图书馆借来了大量文献和图书，开始了紧张而令我十分神往的工作。我每周向老师汇报一次，并把写好的部分初稿交给他修改。从1962年到1964年的两年间，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借到的文献资料，使我在稳定和振动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我得到老师最多教育和培养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1962年起，由于老师在学校的工作日趋繁忙，他同时又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抗爆研究的重任。有一天，他告诉我，下学期的桥梁稳定振动课他没有时间再上，要我接任这门课。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能力胜任。他鼓励我说：“你已看了大量文献，可以承担了，暑假里先作好准备，通过自己上课对写书也有帮助。”我鼓起勇气接下了这门难度较高的选修课，心想决不能辜负老师的信任，当时我才26岁。
1966年，“十年文革”灾难降临了。李老师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和迫害，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遭到长时间的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他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利用报纸边白边推导公式、进行计算，对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出现的横向晃动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后来在监督劳动期间又做了模型试验验证，终于完成了《桁架扭转振动》的专著，揭开了大桥振动之谜。正是出于对桥梁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心中执着的信念才支撑了老师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此忘我地工作。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1969年“九大”以后，我第一批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获准参加跳“忠字舞”，回教研室参加活动，算是得到了“解放”。在一次活动中，我看到“打李战斗队”在讨论老师在隔离室中写的日记。其中有一首德国民间传诵的诗：
Alles geht vorüber,
（一切都会过去，）
alles geht vorbei;
（一切都将逝往；）
Nach dem Dezember,
（寒冬腊月之后，）
kommt wieder der Mai.
（又是明媚春光。）
李老师借这首小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师终于完全战胜了恶劣的处境，保持了平和、坦然的心态。
（三）
1977年，十年动乱的噩梦终于过去了。李老师复出担任校长，开始了重振同济的大业。他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仍不辞辛苦为恢复同济的对德联系，为同济向综合性大学过渡倾注了全部心血。重振30年代老同济的盛名是老师的一个心愿，他力争要恢复同济医学院。他曾对我说：“那时差一点都办成了，可惜教育部换届，老部长一走，事情又黄了。”为了重新恢复大学的研究工作，他带领老师们去唐山考察灾情，组织结构抗震研究，建议成立以老教授命名的科研组。我又被重新召入李国豪科研组，开始了桥梁抗震研究。
1980年初，李校长访问德国回来，带回了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申请书，学校选拔了十名年轻教师提出申请。最后，我有幸成为四名获准者之一，踏上了留学德国的征途。临行前，李校长叮咛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努力学习新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回来可在中国桥梁建设中发挥作用。
1982年5月，我完成了一份用德文写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回到了同济，李校长立即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当时，上海市建委已经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做了南浦大桥混凝土斜拉桥的可行性研究。李校长当时兼任上海市科协主席，他建议市科委让同济大学也做一下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他对我说：“最近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一种创新的结合梁桥面斜拉桥比较适合上海的软土地基，桥面施工也快速方便，对上海繁忙的黄浦江航道比较有利。但是这种桥面比较轻，而且开口断面的气动性能不好，要着重研究一下抗风问题。”我马上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夜以继日地干起来。第二年春天就完成了一份南浦大桥结合梁斜拉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在广东召开的桥梁年会上，我们和市政院分别介绍了两个方案的研究成果。1988年初，上海市决定自主建设南浦大桥，通过两次专家会议评审，决定采用李校长提出的结合梁斜拉桥方案，并付诸实施，迈出了中国大桥自主建设的关键一步。
1987年，结构工程系升级成立结构工程学院，下设建工、桥梁和地下工程三个系和一个研究所，我担任第一届桥梁系主任。在1982年到1990年八年任期内，正值出国留学的高潮，我深感留校的年轻教师需要出国深造、攻读学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学成后可以回国效力。于是我积极推荐，帮助年轻教师联系学校、办理审批手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教师没有按期回来。李校长曾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放人太松，会影响同济的工作，以后要注意。”我当时感到很委屈。不久，分管外事的黄鼎业副校长告诉我：“教育部已来了文，说复旦谢希德和同济项海帆都挂了号，以后不能再推荐教师公派留学了。”我才知道这一批评的缘由。后来，李校长和我谈起许多教师公派出国而逾期不归的事，叹息说：“他们报国之心不切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老一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心中，报效祖国是他们义无返顾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外国再好，那是人家的，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老师炽烈又深沉的报国情怀是我永远的楷模。
1984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决定在科学院和重点高校中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李校长要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准备申报材料的起草工作。他亲自审阅申请报告，指导我如何去京汇报和答辩。在申请获准后又亲自担任实验室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明确提出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对实验室建设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支持。十五年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为国内许多重大土木工程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提升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的学术地位。李校长作为中国土木工程界的一代宗师，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
回顾自己五十年来的成长过程，李老师交给我的一件件任务就像一副副担子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在克服困难中得到了锻炼，不断进步和前行，也使我为国家做出了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从同济桥梁专业毕业的无数学子现在都已成长为各部门的技术骨干，他们在中国桥梁的自主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济桥梁”已成了知名的品牌，得到国内同行的尊重和赞赏，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李老师是中国桥梁工程界的泰斗和精神领袖，中国桥梁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与他老人家的不朽功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息吧，敬爱的老师，学生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把中国的桥梁事业继承下去，以您的爱国、敬业精神为榜样，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相信，老师将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永远注视着我们，关注着同济的发展，关注着中国一座座更新、更宏大的桥梁的建成，关注着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繁荣和昌盛！
(作者为土木工程学院顾问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豪院士第一位研究生)
摘自《同济报》 2005.03.10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3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4
2010年4月30日星期五
films to be
驯龙记
玩具总动员
欲望都市2
salt，特工××，Angelina Jolie
eat pray love（美食、祈祷、爱）Julia Roberts
功夫梦，成龙
月满轩尼诗，汤唯、张学友，Crossing
钢铁侠2，Iron Man 2
叶问2
诸神之战
下女（2010），全度妍、李政宰
罗宾汉，Russell Crowe, Cate Blanchett
枪王之王，吴彦祖、李冰冰、古天乐
玩具总动员
欲望都市2
salt，特工××，Angelina Jolie
eat pray love（美食、祈祷、爱）Julia Roberts
功夫梦，成龙
月满轩尼诗，汤唯、张学友，Crossing
钢铁侠2，Iron Man 2
叶问2
诸神之战
下女（2010），全度妍、李政宰
罗宾汉，Russell Crowe, Cate Blanchett
枪王之王，吴彦祖、李冰冰、古天乐
2010年4月17日星期六
嘿，亲爱的，那TMD是什么东西？
hey, honey, what the hell is that?
http://www.pbfcomics.com/?cid=PBF090-Mrs._Hammer.jpg
2010年4月16日星期五
再回兴义忆耀邦
温家宝
《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15日 02 版）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4/15/nw.D110000renmrb_20100415_1-02.htm
温家宝
《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15日 02 版）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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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0日星期六
如何选择精品男表
如何选择精品男表
Ken Kessler, 2010年 04月 08日 08:41
要衡 量一个男人的自我定位，手表是唯一有用的标尺。当外套的衣袖向上提起，这种除婚戒以外唯一可接受的饰品，就彰显了主人的品味与场合意识。
（图片）Rolex 劳力士Air-King
手表经销商流传的一句意大利格言不无道理：穿着得体的男人至少 拥有三块表。最重要的一块是日常手表，它和你的职业相得益彰。如果你做金融，那么手表除了传递时间信息以外，还必须传递一种稳重感。如果做传媒或艺术，可 以显得更加张扬。而如果你的职业涉及特殊工种──救护车司机、保险经纪人、波音747飞行员等等──那么就像iPhone的应用程序，适合戴的手表各式各样。
第二块手表选择面更宽。这是你的休闲手表，沙滩上，滑雪场，在花园里慢条斯理地劳作时，各种场合都可以戴。不管是一块不足50英镑的 斯沃琪(Swatch)，还是近乎牢不可破的劳力士(Rolex)，它都意味着你在游泳池里快速下潜或在高尔夫赛场挥杆时，完全可以无忧无虑。这是一块透 着随意气息的手表。
最后一块是正装手表。如果你一年中不止一次地佩戴黑领带，或者是日程中不断出现观看电影首映式、听歌剧或上高档餐馆之 类的活动，那么你的日常手表或许就显得不合时宜。在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你有两种选择，一是佩戴一款经典、简约、只看时间的金质正装手表，再一种选择是 让自己显得光彩照人，这一点可以通过手表上的钻石来实现。
具体怎么选呢？第一块手表往 往都是别人送的，从天美时(Timex)起，不一而足。收到的场合可能是毕业，转正，找到第一份工作，也可能是成年礼。这块手表从来不会完全符合你的期 望，但你会戴着它，珍惜它，从十几岁一直到拿到第一份工资。然后你会被豪雅(TAG Heuer)、欧米茄(Omega)或劳力士诱惑，选哪一款就看你的预算。这将是你第一块“真正的”手表。
（图片）Longines
选对手表非常重要，但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正如大师级手表工匠罗伯茨 (Peter Roberts)所言，其实并不存在不好的手表，因为它们都要发挥同样的基本功能，并且也发挥得很好：显示时间。制造标准高得无法想象，所以你应该根据自 己的预算和喜好来买。
老牌子的手表会让你一辈子都能够准确可靠地看时间。天梭(Tissot)、精工(Seiko)和维氏 (Victorinox)这类质量上乘的机械表起价不足500欧元（合683美元）。（石英手表实在有失身份，所以只能暂时使用，或者是当作一种牢固的休 闲手表来使。）
“严肃”的手表下自1,000欧元左右，上至1,500欧元，少数限量手表起价在3,000欧元以上。要欣赏到顶级工艺， 那就准备至少拿出5,000欧元。而如果你希望自己戴的手表很少有机会与晚宴上的另一位客人雷同，首先就得想想能不能拿出15,000欧元或更多。到此你 进入了一个名品殿堂，朗格(A. Lange & Sohne)、宝玑(Breguet)、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等都在其列。拿这些钱买到的手表可能超出了这些品牌的入门级。这么想吧：虽然铭牌可能都一样，但宝马(BMW)3系和7系还是存在着天 壤之别，手表也是如此。
多花一些钱，在“复杂性”这一方面就可以得到更多。这是手表厂商用来描述除计时以外其他功能的词汇。最常见、最重 要的“复杂性”是显示日历，然后是显示周历、月历和年历。最受收藏家欢迎的功能则是双时区、月相和计时器。当然表壳会是黄金或铂金。除这些以外，万年历、 陀飞轮和报时器等功能更是受到行家追捧，其价格达到了六位数。
“旧物”(pre-owned)是二手手表的委婉说法。像买各式新奇汽车一 样，有些人买了珍稀手表后，不久也厌烦了，卖了再去买新的。同样和汽车一样的是，手表短期内不会升值，除非非常特别。所以你可以从David Duggan和Watch Club等经销商那里买到有包装和证书、价格非常实在的二手手表。缺点在于你不是从一家“主要代理商”那里购买。
任 何25年以上的东西都称得上“古董”(vintage)这个头衔。古董级手表，其实只有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才能买到。不管你有多么想要得到一块 30年代产的玫瑰金劳力士“Bubbleback”，你都不能像买劳力士“DateJust”那样找最近的经销商订购一块。
如果是备用 表，根本就不要考虑买古董级手表，除非你很有钱，并且有一位大师级的表匠来做维修。假如你的手表需要一个零件，又无法从生产商那里订购，那么这个零件只能 从头做起。这意味着维修费用会非常高昂。
手表的拍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要遵守的原则跟其他任何类型的拍卖都是一样的：研究拍卖目录，明确 自己的价格上限，然后还要参加拍卖前的预展。新近的手表卖出的价格比古董店里卖的要低很多。如果竞标的手表相对新，竞争也不激烈，那你可以捡个大便宜。
如 果有疑问，除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外，也可以寻求专家的服务。不管是一位手表工匠，一位爱好者，还是一位诚实的零售商，他们都会让你减少风险，买到一块非 常不错的手表。
但同时也值得记住手表市场的两条真理，也只有两条：
──如果你以投资的心态购买，只有两个品牌不会受到潮 流左右，长时间过后不会贬值，那就是百达翡丽和劳力士。
──如果你只想要一块手表，不管什么场合自己都很满意，那么有一款手表不会让人看 不起，不会受人指点，经得起赏玩，也不会遇到质量问题。它是手表中的Zippo打火机或宝马3系：劳力士的不锈钢“Air-King”。
区域概念股寻宝图解密
虽然陕甘宁边区规划的地理范围尚未被外界所知，但是，在陕西、甘肃和宁夏的61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地产、建材和建筑类的上市公司却非常容易找到，在甘肃，包括从事煤炭采选业的靖远煤电（000552.SZ）、从事水泥制造业的祁连山（600720.SH），在陕西，则包括从事煤气生产和供应的陕天然气（002267.SZ）、拥有钼采矿、选矿、焙烧、钼化工和钼金属加工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的金钼股份（601958.SH），在宁夏，则包括从事水泥制造业的赛马实业（600449.SH）和稀有稀土金属冶炼业的东方钽业（000962.SZ）等。
http://www.21cbh.com/HTML/2010-4-12/zOMDAwMDE3MjIzO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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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3日星期二
喝茶去
永德阁好茶楼：岩骨花香，地址：西湖区西溪路139号
寸村：小美茶器，大美生活
寸村藏在文二西路紫桂商铺最西头，红色的粗糙门面上，“寸村”两字写得酷似“夹七”，走过路过的客人十有八九觉得很难辨识。
地址：西湖区文二西路304号
永福寺茶院：禅茶一味
在山间古刹喝茶，与法师论道，应该是为自己和茶寻找的一种最妥帖的姿态。与灵隐寺毗邻而建的永福寺，一直像一个山间隐士一般保留着难得的清静与低调，是小圈子里口口相传的礼佛与饮茶胜地。近两年永福寺也渐渐吸引了大众的视线，知道这里的香客与茶客越来越多，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又是个热爱自然与茶的风雅之士，在这个春天，一定不能再错过这个体验禅茶一味的机会了。
名刹出名茶，据陆羽《茶经》记载，杭州最早盛产茶叶的，正是灵隐天竺一带。五年前，永福寺在筹备原址重开的时候，也开垦了一片茶园。
茶几乎成了永福寺的品牌，因为这里还有自己的茶院——福泉茶院。茶院雅致之极，推窗满眼山景，入内处处有讲究，光陈设的佛像，就够懂行的人研究半日。最好的还是“清雅”两字，僧客团团围坐，于袅袅茶香中边品茶，边论禅，边议事，清雅非常。通过品一杯茶的过程，来悟心，也许是这里能带给你最大的收获。
在这里喝茶自然要有一些和别处不同的规矩，品茶前，先前往大雄宝殿参拜祈福。佛前供茶，或茶前礼拜佛像，都是永福寺茶僧日常禅行的方法。除了做日常的茶事，茶僧还精通茶艺。把茶叶入水泡一壶茶这样简单的一个过程，通过温杯、洗茶、闻香等一个个动作分解为一门修心的技艺，又是一种修禅的能力。这里的龙井新茶，茶香很淡，但很清，和着水的温度与空气的流动，飘散开来。细细品味，觉得茶汤色泽温润，入口甘甜。没想到，在寺中还有一眼“白沙泉”，所谓“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试清甘味，须烹石鼎茶”，这正是自然的恩赐。
地址：西湖区灵隐路法云弄16号
安缦法云和茶馆：茶的极致艺术
杭州人最熟悉不过的和茶馆，又开了新店。这回，和茶馆有意避开了闹市的喧嚣，在西湖西侧的山谷之间的安缦法云度假村中安了家。
安缦居如桃花源一般的氛围成了和茶馆绝佳的背景，小石桥，深流水，数百年粗壮的树木，一片中国水墨色泽。沿着法云径走向茶馆，路边有小溪由南而北缓缓流过，更远处还有茶园。茶馆和周遭的房间一样砖墙瓦顶，土木结构，有着不动声色的朴素。和茶馆女主人庞颖收藏的佛像、古家具、老绣片、历代茶馆的水具……浸润在悠悠香茗气氛里，恍如揭开了尘封的美，格外契合。
按庞颖的说法，茶是有灵性的，在水中时，茶叶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释放出的是它生长所在的那片山水和人文景观，品饮落肚自然生出无尽回味，唇齿留香。眼下正是绿茶的时节，除了龙井，这里还有来自于太湖之滨的碧螺春。世外桃源般的东山半岛，遍布各式果树，应时应节地开花结果，而碧螺春就在果园里、花丛下，这样的茶宛若怀春少女，有着温柔甜蜜的滋味。
还有几味颇有特点的小菜，食材都是庞颖在寻菜时偶得的，与茶搭配起来，倒成了绝佳的美味——观音汤、毛峰虾、龙井茶香鸡。铁观音加本猪肉做的汤，以黄山毛峰焗河虾，还有以龙井茶加盐烹饪的土鸡，茶香渗透在各种原材料里，成为一道特别的美味，这也算是杭州人品龙井的另一种方式吧。
地址：西湖风景名胜区法云弄22号（梅灵北路与中天竺交叉口）
寸村：小美茶器，大美生活
寸村藏在文二西路紫桂商铺最西头，红色的粗糙门面上，“寸村”两字写得酷似“夹七”，走过路过的客人十有八九觉得很难辨识。
地址：西湖区文二西路304号
永福寺茶院：禅茶一味
在山间古刹喝茶，与法师论道，应该是为自己和茶寻找的一种最妥帖的姿态。与灵隐寺毗邻而建的永福寺，一直像一个山间隐士一般保留着难得的清静与低调，是小圈子里口口相传的礼佛与饮茶胜地。近两年永福寺也渐渐吸引了大众的视线，知道这里的香客与茶客越来越多，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又是个热爱自然与茶的风雅之士，在这个春天，一定不能再错过这个体验禅茶一味的机会了。
名刹出名茶，据陆羽《茶经》记载，杭州最早盛产茶叶的，正是灵隐天竺一带。五年前，永福寺在筹备原址重开的时候，也开垦了一片茶园。
茶几乎成了永福寺的品牌，因为这里还有自己的茶院——福泉茶院。茶院雅致之极，推窗满眼山景，入内处处有讲究，光陈设的佛像，就够懂行的人研究半日。最好的还是“清雅”两字，僧客团团围坐，于袅袅茶香中边品茶，边论禅，边议事，清雅非常。通过品一杯茶的过程，来悟心，也许是这里能带给你最大的收获。
在这里喝茶自然要有一些和别处不同的规矩，品茶前，先前往大雄宝殿参拜祈福。佛前供茶，或茶前礼拜佛像，都是永福寺茶僧日常禅行的方法。除了做日常的茶事，茶僧还精通茶艺。把茶叶入水泡一壶茶这样简单的一个过程，通过温杯、洗茶、闻香等一个个动作分解为一门修心的技艺，又是一种修禅的能力。这里的龙井新茶，茶香很淡，但很清，和着水的温度与空气的流动，飘散开来。细细品味，觉得茶汤色泽温润，入口甘甜。没想到，在寺中还有一眼“白沙泉”，所谓“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试清甘味，须烹石鼎茶”，这正是自然的恩赐。
地址：西湖区灵隐路法云弄16号
安缦法云和茶馆：茶的极致艺术
杭州人最熟悉不过的和茶馆，又开了新店。这回，和茶馆有意避开了闹市的喧嚣，在西湖西侧的山谷之间的安缦法云度假村中安了家。
安缦居如桃花源一般的氛围成了和茶馆绝佳的背景，小石桥，深流水，数百年粗壮的树木，一片中国水墨色泽。沿着法云径走向茶馆，路边有小溪由南而北缓缓流过，更远处还有茶园。茶馆和周遭的房间一样砖墙瓦顶，土木结构，有着不动声色的朴素。和茶馆女主人庞颖收藏的佛像、古家具、老绣片、历代茶馆的水具……浸润在悠悠香茗气氛里，恍如揭开了尘封的美，格外契合。
按庞颖的说法，茶是有灵性的，在水中时，茶叶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释放出的是它生长所在的那片山水和人文景观，品饮落肚自然生出无尽回味，唇齿留香。眼下正是绿茶的时节，除了龙井，这里还有来自于太湖之滨的碧螺春。世外桃源般的东山半岛，遍布各式果树，应时应节地开花结果，而碧螺春就在果园里、花丛下，这样的茶宛若怀春少女，有着温柔甜蜜的滋味。
还有几味颇有特点的小菜，食材都是庞颖在寻菜时偶得的，与茶搭配起来，倒成了绝佳的美味——观音汤、毛峰虾、龙井茶香鸡。铁观音加本猪肉做的汤，以黄山毛峰焗河虾，还有以龙井茶加盐烹饪的土鸡，茶香渗透在各种原材料里，成为一道特别的美味，这也算是杭州人品龙井的另一种方式吧。
地址：西湖风景名胜区法云弄22号（梅灵北路与中天竺交叉口）
2010年3月14日星期日
films
卡廷惨案，Katanz
白夜行，White Night
禁闭岛，Shutter Island
哈里·布朗，Harry Brown
巴黎谍影，From Paris with Love，John Trovolta
兄弟，brothers，2009
装甲车，Armored 2009
锦衣卫，14 blades，赵薇、徐子珊、甄子丹、午马、吴尊等
带我去远方，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海豚湾，The Cove，2009
珍爱人生，Precious 2009
暮光之城2：新月，New Moon
矮仔多情，Short of Love
非法入境，Welcome 2009
九，Nine，丹尼尔·戴·刘易斯
天伦之旅，Everybody's Fine，罗伯特·德尼罗，德鲁·巴里摩尔
多襄丸，Tajomaru，2009，日本
狙击职业杀手，The Jackal，1997，布鲁斯·威利斯，李察基尔
男才女貌，2007，高圆圆，余文乐，王珏，铃木仁
不只是一场比赛，More Than A Game，2008，Lebron James，Dru Joyce
全城热恋，Hot Summer Days，刘若英、徐熙媛、谢霆锋、张学友、吴彦祖、徐若瑄、段奕宏、BOBO、Angelababy
杜拉拉升职记，Go Lala Go
苏乞儿
淫乱书生（韩石圭）
白夜行，White Night
禁闭岛，Shutter Island
哈里·布朗，Harry Brown
巴黎谍影，From Paris with Love，John Trovolta
兄弟，brothers，2009
装甲车，Armored 2009
锦衣卫，14 blades，赵薇、徐子珊、甄子丹、午马、吴尊等
带我去远方，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海豚湾，The Cove，2009
珍爱人生，Precious 2009
暮光之城2：新月，New Moon
矮仔多情，Short of Love
非法入境，Welcome 2009
九，Nine，丹尼尔·戴·刘易斯
天伦之旅，Everybody's Fine，罗伯特·德尼罗，德鲁·巴里摩尔
多襄丸，Tajomaru，2009，日本
狙击职业杀手，The Jackal，1997，布鲁斯·威利斯，李察基尔
男才女貌，2007，高圆圆，余文乐，王珏，铃木仁
不只是一场比赛，More Than A Game，2008，Lebron James，Dru Joyce
全城热恋，Hot Summer Days，刘若英、徐熙媛、谢霆锋、张学友、吴彦祖、徐若瑄、段奕宏、BOBO、Angelababy
杜拉拉升职记，Go Lala Go
苏乞儿
淫乱书生（韩石圭）
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
2010年3月6日星期六
也谈“国进民退”
赵启正以数字说明不存在“国进民退”。数据如下：
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同比(今年比去年叫同比)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 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的是增加14%。从业人数，私有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企业利润方面，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负4.5%。
关于国退民进，我的观点如下：
1、可得性误区。行为决策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可得性误区”。意思是说，人们往往会高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事件的发生概率。而偏偏“国进民退”属于那种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事件并往往会登上报纸头条，如山西清理煤矿资产令很多浙商损失巨大，如中粮收购蒙牛，如济南钢铁收购日照钢铁集团。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国进民退”的说法。
2、为时尚早。当然，正如赵启正所说，其实，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还应该看大趋势。正如周恩来在回答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看法时所说的那句名言，“为时尚早”。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妨借用，现在谈“国进民退”也为时尚早，或许要看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趋势。此外，也要看行业。
3、公正的市场环境。其实，国进民退的背后无疑就是在说，政府部门没有给国企和民企的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在资源配置比如资金和政策上过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政府当前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国进民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也不会成为一个话题。
4、做蛋糕。跳出来看，这个话题可能有点狭隘，这是一种“分蛋糕”的思维。“国进民退”无非是在说，蛋糕就这么一块，国企在“政府妈妈”的偏心帮助下，多分到了一点，而民企少分到了一点。然后就吵闹不休。其实，换个角度看，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分蛋糕”变成“国民共进”，变成“做蛋糕”呢？国企和民企一起努力，把这块蛋糕做大，大家各取所需，这才是最理想的结果。
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同比(今年比去年叫同比)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 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的是增加14%。从业人数，私有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企业利润方面，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负4.5%。
关于国退民进，我的观点如下：
1、可得性误区。行为决策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可得性误区”。意思是说，人们往往会高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事件的发生概率。而偏偏“国进民退”属于那种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事件并往往会登上报纸头条，如山西清理煤矿资产令很多浙商损失巨大，如中粮收购蒙牛，如济南钢铁收购日照钢铁集团。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国进民退”的说法。
2、为时尚早。当然，正如赵启正所说，其实，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还应该看大趋势。正如周恩来在回答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看法时所说的那句名言，“为时尚早”。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妨借用，现在谈“国进民退”也为时尚早，或许要看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趋势。此外，也要看行业。
3、公正的市场环境。其实，国进民退的背后无疑就是在说，政府部门没有给国企和民企的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在资源配置比如资金和政策上过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政府当前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国进民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也不会成为一个话题。
4、做蛋糕。跳出来看，这个话题可能有点狭隘，这是一种“分蛋糕”的思维。“国进民退”无非是在说，蛋糕就这么一块，国企在“政府妈妈”的偏心帮助下，多分到了一点，而民企少分到了一点。然后就吵闹不休。其实，换个角度看，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分蛋糕”变成“国民共进”，变成“做蛋糕”呢？国企和民企一起努力，把这块蛋糕做大，大家各取所需，这才是最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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