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永远的丰碑

心中永远的丰碑

——在恩师李国豪教授培养下成长
□ 项海帆

2005年2月23日是元宵节。傍晚时分，电话里传来了老师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万分震惊和悲痛，立即赶赴华东医院。看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的老师，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不禁失声哭泣。

老师走得太突然了。大年初一，我们去医院拜年，老师坐在椅子上，虽然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还好。我们讲了一些让他开心的喜事，他含笑点头。告别时，老师还对我说：“海帆同志，你也70岁了，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永诀。

回家以后，50多年来老师的教诲和恩泽一幕幕涌上心头……

（一）

1951年9月，我高中没有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了一名不满16岁的少年大学生。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们正站在走廊中说笑，突然一位风度翩翩的教授从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身着西服，系了领带，戴一副茶色玻璃眼镜，手提黄色公文包。有一些同学就窃窃私语：“这就是我们的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留德回来的李国豪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那时他只有38岁，正值壮年，我感到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令人尊重的气质。

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有幸成为李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次与老师约见，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老师告诉我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同时要广泛阅读桥梁稳定与振动领域的经典文献和著作。当时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我在大学一年级学过德语，中小学阶段学的英语基础也比较好。李老师要求我除了指定阅读俄文和德文的有关文献外还要精读铁摩辛柯写的几本英文经典著作。老师告诉我：“研究生主要靠自学，老师讲课只讲一些重点和难点。”老师还讲了他自己的经验：在德国时每访问一个陌生的小城，他都先找一份地图，按图走遍大街小巷，很快就熟悉了，研究学问也一样。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学报还出了专集，刊登了许多教授写的论文，校园里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气氛。李老师也写了一篇题为“拱桥的振动问题”的论文，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中的算例。学术报告会的前几天，老师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北京开会，决定由我代他在大会上做报告。我当时年仅20岁，感到难以胜任。老师叫我不要慌，告诉我如何准备，如何报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许多老师面前做学术报告。

（二）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同济全校研究生的独立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策划“同济民主墙”事件而“获罪”，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3月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研究生学籍，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下放到学校砖瓦厂劳动，那时我才22岁。不久老师带来口讯，要我在劳动之余，把我的研究方向“桥梁振动问题”的文献综述整理出来交给他。那年暑假里，学校开始将已经“戴帽”的教师和学生分批发配到新疆、北京等地一面工作一面改造。我事后想，这可能是老师当时唯一能做的对我的保护，使我能留校躲过这一劫，并免遭以后的种种厄运。这也是我后来能继续从事心爱的桥梁专业、继续得到老师教育和培养的最重要的一次恩泽。

1959年国庆节前，我有幸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回到了桥梁教研室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老师约我去见他。他很高兴地说：“海帆同志，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就跟我做‘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辅导工作，帮我上习题课和改作业。”我又回到了老师身边。

1962年春天，老师决定将“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讲义编写成专著出版，让我补充一些桥梁稳定部分的新内容，并增加振动部分的内容。他将南楼苏联专家原来的办公室作为工作室供我使用。按照李老师拟定的编写大纲，我去图书馆借来了大量文献和图书，开始了紧张而令我十分神往的工作。我每周向老师汇报一次，并把写好的部分初稿交给他修改。从1962年到1964年的两年间，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借到的文献资料，使我在稳定和振动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我得到老师最多教育和培养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1962年起，由于老师在学校的工作日趋繁忙，他同时又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抗爆研究的重任。有一天，他告诉我，下学期的桥梁稳定振动课他没有时间再上，要我接任这门课。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能力胜任。他鼓励我说：“你已看了大量文献，可以承担了，暑假里先作好准备，通过自己上课对写书也有帮助。”我鼓起勇气接下了这门难度较高的选修课，心想决不能辜负老师的信任，当时我才26岁。

1966年，“十年文革”灾难降临了。李老师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和迫害，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遭到长时间的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他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利用报纸边白边推导公式、进行计算，对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出现的横向晃动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后来在监督劳动期间又做了模型试验验证，终于完成了《桁架扭转振动》的专著，揭开了大桥振动之谜。正是出于对桥梁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心中执着的信念才支撑了老师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此忘我地工作。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1969年“九大”以后，我第一批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获准参加跳“忠字舞”，回教研室参加活动，算是得到了“解放”。在一次活动中，我看到“打李战斗队”在讨论老师在隔离室中写的日记。其中有一首德国民间传诵的诗：

Alles geht vorüber,
（一切都会过去，）
alles geht vorbei;
（一切都将逝往；）
Nach dem Dezember,
（寒冬腊月之后，）
kommt wieder der Mai.
（又是明媚春光。）

李老师借这首小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师终于完全战胜了恶劣的处境，保持了平和、坦然的心态。

（三）

1977年，十年动乱的噩梦终于过去了。李老师复出担任校长，开始了重振同济的大业。他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仍不辞辛苦为恢复同济的对德联系，为同济向综合性大学过渡倾注了全部心血。重振30年代老同济的盛名是老师的一个心愿，他力争要恢复同济医学院。他曾对我说：“那时差一点都办成了，可惜教育部换届，老部长一走，事情又黄了。”为了重新恢复大学的研究工作，他带领老师们去唐山考察灾情，组织结构抗震研究，建议成立以老教授命名的科研组。我又被重新召入李国豪科研组，开始了桥梁抗震研究。

1980年初，李校长访问德国回来，带回了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申请书，学校选拔了十名年轻教师提出申请。最后，我有幸成为四名获准者之一，踏上了留学德国的征途。临行前，李校长叮咛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努力学习新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回来可在中国桥梁建设中发挥作用。

1982年5月，我完成了一份用德文写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回到了同济，李校长立即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当时，上海市建委已经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做了南浦大桥混凝土斜拉桥的可行性研究。李校长当时兼任上海市科协主席，他建议市科委让同济大学也做一下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他对我说：“最近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一种创新的结合梁桥面斜拉桥比较适合上海的软土地基，桥面施工也快速方便，对上海繁忙的黄浦江航道比较有利。但是这种桥面比较轻，而且开口断面的气动性能不好，要着重研究一下抗风问题。”我马上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夜以继日地干起来。第二年春天就完成了一份南浦大桥结合梁斜拉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在广东召开的桥梁年会上，我们和市政院分别介绍了两个方案的研究成果。1988年初，上海市决定自主建设南浦大桥，通过两次专家会议评审，决定采用李校长提出的结合梁斜拉桥方案，并付诸实施，迈出了中国大桥自主建设的关键一步。

1987年，结构工程系升级成立结构工程学院，下设建工、桥梁和地下工程三个系和一个研究所，我担任第一届桥梁系主任。在1982年到1990年八年任期内，正值出国留学的高潮，我深感留校的年轻教师需要出国深造、攻读学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学成后可以回国效力。于是我积极推荐，帮助年轻教师联系学校、办理审批手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教师没有按期回来。李校长曾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放人太松，会影响同济的工作，以后要注意。”我当时感到很委屈。不久，分管外事的黄鼎业副校长告诉我：“教育部已来了文，说复旦谢希德和同济项海帆都挂了号，以后不能再推荐教师公派留学了。”我才知道这一批评的缘由。后来，李校长和我谈起许多教师公派出国而逾期不归的事，叹息说：“他们报国之心不切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老一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心中，报效祖国是他们义无返顾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外国再好，那是人家的，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老师炽烈又深沉的报国情怀是我永远的楷模。

1984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决定在科学院和重点高校中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李校长要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准备申报材料的起草工作。他亲自审阅申请报告，指导我如何去京汇报和答辩。在申请获准后又亲自担任实验室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明确提出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对实验室建设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支持。十五年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为国内许多重大土木工程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提升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的学术地位。李校长作为中国土木工程界的一代宗师，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

回顾自己五十年来的成长过程，李老师交给我的一件件任务就像一副副担子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在克服困难中得到了锻炼，不断进步和前行，也使我为国家做出了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从同济桥梁专业毕业的无数学子现在都已成长为各部门的技术骨干，他们在中国桥梁的自主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济桥梁”已成了知名的品牌，得到国内同行的尊重和赞赏，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李老师是中国桥梁工程界的泰斗和精神领袖，中国桥梁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与他老人家的不朽功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息吧，敬爱的老师，学生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把中国的桥梁事业继承下去，以您的爱国、敬业精神为榜样，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相信，老师将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永远注视着我们，关注着同济的发展，关注着中国一座座更新、更宏大的桥梁的建成，关注着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繁荣和昌盛！

(作者为土木工程学院顾问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豪院士第一位研究生)

摘自《同济报》 2005.03.10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3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