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人文集引

对于基础学科,大学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要有“养士”的气度。对于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大学应该给他们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不应该以量化管理来制约其创造力

　　□吴承学

　　黄达人校长文集编成后,编者命我作序。我虽感荣幸,又颇惶恐:因为我既非领导,又是后辈,何敢言序?在中国古代,“序”又可称为“引”。我就权作一引吧。引者,非引导也,引玉之谓也。我愿以一位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数十年的文科教师身份谈谈个人先睹之快。

　　十多年前,黄达人校长受命从西子湖走进康乐园,执掌中山大学。转瞬之间,已12年了。我们共同亲历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了。

　　在历史长河中,12年只是弹指之间,而对于百年中大来说,却不可谓短暂。这本书让我们这些一路相伴走来的中大人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蓦然回首,十多年走过的路又仿佛重现眼前。这种感觉就像李白诗中所描写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地站在今天所处的高度,回瞰这十多年盘旋而上的“所来之径”。这不是一条现成坦途,而是中大人自己开辟出来的道路,上面深深地留下了中大人的足迹。按照庄子的说法,事物有“迹”,有“所以迹”。“迹”,就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事物与现象。“所以迹”,就是事物、现象之形成发展的内在成因或者背后的精神与信念。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记录了中山大学发展的“所来之径”,更有“所来之径”形成的背景、原因、动机与思路,为我们解读中山大学的发展与前景提供了可贵的文献。

　　这本书的核心是中山大学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建构。大学的文化与制度是虚实相成的。制度是形而下的“器”,文化则是形而上的“道”。制度是“迹”,文化则是“所以迹”。有好的制度才能确保正常组织与运作的效率,才有规范可依。而在大学制度之上,还有大学文化。黄校长认为:文化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大道自然的,然而更为深远。所谓“大学文化”是大学的一种精神状态与特有气质,它是在一所大学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而成,越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学,其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巨大,那些无形的、约定俗成的传统总是会随时随地展现在大学的运作过程之中。这种大学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核心价值观。

　　黄校长不断强调“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和“善待学生”三位一体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治校理念,既是在中山大学发展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也是借鉴国外数百年现代大学的经验而形成的,因此兼有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品质。一方面,它直击当下中国大学行政化与社会化的要害,具有匡正时弊的现实意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山大学回归大学的本质、品格与使命。另一方面,它并不是只适应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只适合一地一校的教育,它是对数百年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基本理念的反思、提炼和总结,具有普适性与超越性,是一种可以超越国家与地域、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在现行体制与条件下,这样的治校理念,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对大学精神的追求与发挥。

　　如果说,黄校长的大学基本理念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大学的启发,他的思想方法则显然受到本土传统思想的影响。黄校长常说: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而在寻找平衡点这个方面,儒家的终极理想“中庸之道”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黄校长甚至把中庸之道的理念投射到对于中山大学文化精神的把握之中。他有一段妙论:

　　人们经常将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大”,细想其中似颇有深意,按我的理解,“中”的含义有平衡、均衡、中庸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度”。“大”的含义有包容、博大、深邃、宽厚、多样化、差异性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多样性与差异性。

　　这虽属“望文生义”,却是独具会心的睿智。我们看到近年中山大学的许多制度与理念都体现出这种允执其中、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立规矩与留空间、学科规划与学术自由、科研创新团队与孤独的思想者、国际水平与国家需求、象牙塔与发动机、自律与他律、道义与利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师道尊严与善待学生……这种中国式的智慧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艺术。

　　黄校长是数学教授,又长期在以理工科见长的浙江大学工作,对文科有个逐渐理解的过程。他曾说:“初来中大时,我就被中大文科教授们的风采所吸引,他们的博学让我敬畏,觉得就算不能与文科的教授们结成知音,也一定要做他们的朋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文科的领域,也许我只能做他们的学生。”他又说,他从中大文科教授那里得到许多教益,所以更为大气,更有境界。我不认为这是故作自谦之语。一位领导有无“文化”,与其专业无关,主要在他对文化的态度与胸襟。黄校长来到人文学科传统积淀深厚和具有独立、自由和宽容风气的中山大学,以敬畏之心与谦逊态度,走进文化,领略文化,引领文化,成为有激情与想象、有人文情怀的管理者,有人格魅力、有思想深度的教育家。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受中大文化与岭南文化沾溉甚多。

　　一位从事理科研究的领导而能热心地支持与呵护人文学科,已属不易,而这种支持与呵护是出于对人文学科的真切理解的,就更为难得。黄校长认为,人文科学是“无用”之“大用”。虽然它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直接产生经济效应,也不能为大学排名增加多少硬指标,但是它代表着大学的品味与境界,所以是一种软实力,一种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它的作用可能要很久才能看出来,却影响久远。鉴于此,中山大学非常强调正视学科的差异性,提倡学术的自由精神。黄校长说:对于基础学科,大学应该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要有“养士”的气度。对于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大学应该给他们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不应该以量化管理来制约其创造力。文科的评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难以标准化。所以中大对于文科,相当重视“清议”。“清议”是一种纯学术的评价,是一种“共同体认同”,是一种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论”,因为在真正的学者心里自有“一杆秤”。“清议”只能出于“清流”,“清流”就是一批有学术水平与学术良知的精英学者。应该让这些学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与黄校长并无深交。回想起来,黄校长掌校十多年,我到校长办公室谈话只有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6月份,黄校长约我到中山楼谈话。《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原主编退休,学校领导希望我能接替此任。我说,我不是中共党员,恐怕不太合适。黄校长笑着说:我们知道,不过,我们信任你。主编是一个学术岗位,只要坚持严格审稿,按照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用高水平的论文就可以了。他又强调,不要有压力,学校不会以什么转载率、引用率指标来考核学报。临别,他补充说,有什么需要可直接找他。不久,我就请见黄校长。因为学报改版和扩版,需要在原有预算外增加经费投入。我向校长递交了扩版报告,黄校长批示道:“我认为,对学报的支持也是对文科支持的重要手段。”这两次谈话总共不到半小时,干净利索,就解决了问题。在主持学报工作中,我深深感受到学校所给予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在一次长江学者座谈会上,我发言说:对于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学者来说,信任是一种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没有给他们具体的压力。信任不是放任,而是为之提供一个更好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当时,黄校长在座,我见他频频点头,意颇然之。

　　黄校长刚到中大时,偶尔还与年轻教师打打篮球。他球艺精良,球风硬悍,对于胜负还颇为在意,那时他是多么的魁梧健壮啊。十年过去,虽乡音无改,笑容依旧,但头发逐渐斑白萧疏。2010年6月,我和彭玉平教授主编的《中山大学文化校史》一书杀青,请黄校长赐序,他欣然俯允。在序中,他深情写道:

　　我与中大在一起,已经12年了,对四个校区的一草一木,已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与中大在一起,我充满了激情。我知道,这种激情来源于中大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来源于中山大学的每个人,更来源于中大的文化血脉,我朝夕浸淫其间,早已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一分子。

　　可谓情动于中,一唱三叹。个中况味,不难读解。半年后,黄校长卸任。2010年12月23日下午,怀士堂座无虚席。黄校长作卸任演讲时,一贯从容淡定的他竟不能自持,数度哽咽。他以校长身份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中大人,中山大学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闻者无不动容。

　　卸任数天后,十多位文科教授请老校长到珠江边饮酒品茗。席间,互道多年来工作中之韵事和糗事,笑语不断,举座皆欢。临别,众教授赠老校长一纸,上以秦简字体书写一颂。颂曰:

　　亦长亦友,达己达人。

　　康园一纪,百卉争春。

　　前人有谓:“秀才人情纸一张。”诚哉斯言。然纸薄,人情不薄。

　　愿康园春天永驻。

　　2011年3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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