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风波不可行
2010年12月31日星期五
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
包容式增长与企业公民
包容式增长与企业公民
吴伯凡 2010-12-10 23:39:37
每一种有成长性的观念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大多数人对它漠然置之，一部分人甚至明显地抵触它；接下来，一部分人感受到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部分人觉得它与自己格格不入；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
七年前，21世纪报系将“企业公民”的理念引入中国。经过我们持续的努力，“做企业公民”正在成为中国商业世界的一种“常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对“企业公民”有了深度共识。即使多数企业都认识到做企业公民的必要性，但在出于外在强制的必要性与出于内在需求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差距。
至今为止，不少企业仍然是在“责任”的意义上理解“企业公民”，而“公民”最重要的特点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而不是单一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责任）不是利他主义式的单向责任，而是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存互利的互动责任。“企业公民”与其说是一种商业伦理观，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战略和商业世界观。
通常认为，企业的高绩效有赖于企业卓有成效的管理。但这里所谓的管理，通常是指内部性管理——企业的人财物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但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企业更加依赖边界外资源，而且信息技术让企业经营活动越来越趋于透明。这些变化正在改写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客户、员工、合作伙伴）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态势。过去那种粗暴的强制关系和简单的交易关系越来越让位于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的关系。企业管理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企业被迫置身于要素复杂的社会生态关系中，简单的商业交易涵盖不了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全部内容，单向度的经济增长不得不转向多向度的企业成长。一句话，单一性、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不得不让位于多向度、包容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企业不得不转向“包容式经营和管理”。
“包容”思维的反面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俊遮百丑”。事实上，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暗中遵循着这样的心智模式。这是经历过极度贫穷和不发展的人们自然产生的心智模式。这种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能够创造某种单向度的成功奇迹，但这是以无视巨大的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条件为前提的，当这种成功奇迹足够巨大时，隐性的成本和约束条件会突然显性化，本来就不可持续的奇迹会自然中止。
2010年对于中国企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正是各种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显性化的一年。年初发生在深圳和广州企业的群体性事件，接近年末发生的蒙牛伊利公关大战，奇虎360与腾讯之间的剧烈争斗，都在提示我们，中国企业必须寻求经营范式的变革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富士康事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员工再也不是以前的员工。他们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打工仔、打工妹活着的。他们的父母曾经在比现在差得多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和生活，那是因为他们几乎是在逼近底线的生存状态来走进工厂的。各种苛刻的约束条件，“农一代”也能接受，甚至是能够得到某种满足。他们对自己的权利要求可以压缩到（其实是被压缩到）极限，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于略有回报的苦役。但“农二代”与他们的父母是大异其趣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年代出生、成长，他们没有习惯低人一等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父母视为当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如果遇到某种刺激，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叛逆情绪，甚至选择像自杀这样极端行为。即使一个企业没有出现这种令人惊惧的极端行为，员工的效率和质量也不可能是优良的。让他们身心舒畅地工作，不再仅仅是履行法律和社会责任的问题，而是具有包容性因而更有效的经营和管理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蒙牛伊利之争、“3Q大战”也同样让我们意识到“包容”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价值，也是一种商业价值。
在非包容性心智模式下，对手的失败和损失就意味着我的成功和收获——蒙牛和伊利的争斗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智模式。陷入争斗的双方忘记了，在他们双方之外，是产业的生态，如果这种生态遭受到损失，处于产业生态下的企业不可能安然无恙。这种底线下的争斗，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的品牌，在一个品牌大打折扣的行业中，企业的品牌不可能不大打折扣。以这样的方式攻击竞争对手，初衷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样的行为之所以事与愿违，是因为它所遵循的心智模式过时了。
这种与包容式经营相对立的刻薄式经营或者说狭隘式经营方式，将遇到越来越大的结构性障碍。原因在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已经形成一个沟通密切的关系网络，企业因为信息闭塞、利益相关方沟通和聚集成本高昂而获得的信息红利正在消失。在市场上反应敏捷的腾讯在3Q大战中表现得如此笨拙，如此语无伦次，原因在于腾讯的领导者和管理团队禀承的是已经过时的商业世界观和管理方法论，他们对包容式增长、包容式经营和管理的理念和实践相当陌生，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物”已经不太管用的商业世界。所以当他们惊谔地发现，当他们说认为对的话，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引发的确是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决策，并不再是单纯从企业的角度看是好的决策——有时甚至恰恰相反。经营再也不是在企业边界内的经营，如果仍然循着“我的地盘，听我的”套路做决策，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让自己痛哭流涕。因为企业已经不再是在“我的地盘”上经营，而是在各利益相关方共有的地盘上经营，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我能”，千万不要自以为得计地追求“排他性增长”。
企业公民理念从诞生之初，就是与排他性对立的。它首先是一种“系统思考”的心智模式看待企业的成长——企业不只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有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自然需求，但股东只是利益相关方之一，在股东之外，还有其他的隐性的“出资人”，即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甚至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企业只有在平衡各方利益，达到利益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平衡、可持续”是高于其他一切经营目标的基本前提。
心智模式是一种我们很难自我觉察到但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判断和行为的“心灵地图”。一张时间和空间都错位的“心灵地图”会使我们陷入巨大的困惑甚至困境。可以说，“企业公民”是以包容式增长为主题的新商业世界和商业文明的“心灵地图”。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13/wMMDAwMDIxMDQwMQ.html
吴伯凡 2010-12-10 23:39:37
每一种有成长性的观念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大多数人对它漠然置之，一部分人甚至明显地抵触它；接下来，一部分人感受到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部分人觉得它与自己格格不入；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
七年前，21世纪报系将“企业公民”的理念引入中国。经过我们持续的努力，“做企业公民”正在成为中国商业世界的一种“常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对“企业公民”有了深度共识。即使多数企业都认识到做企业公民的必要性，但在出于外在强制的必要性与出于内在需求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差距。
至今为止，不少企业仍然是在“责任”的意义上理解“企业公民”，而“公民”最重要的特点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而不是单一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责任）不是利他主义式的单向责任，而是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存互利的互动责任。“企业公民”与其说是一种商业伦理观，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战略和商业世界观。
通常认为，企业的高绩效有赖于企业卓有成效的管理。但这里所谓的管理，通常是指内部性管理——企业的人财物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但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企业更加依赖边界外资源，而且信息技术让企业经营活动越来越趋于透明。这些变化正在改写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客户、员工、合作伙伴）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态势。过去那种粗暴的强制关系和简单的交易关系越来越让位于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的关系。企业管理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企业被迫置身于要素复杂的社会生态关系中，简单的商业交易涵盖不了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全部内容，单向度的经济增长不得不转向多向度的企业成长。一句话，单一性、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不得不让位于多向度、包容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企业不得不转向“包容式经营和管理”。
“包容”思维的反面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俊遮百丑”。事实上，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暗中遵循着这样的心智模式。这是经历过极度贫穷和不发展的人们自然产生的心智模式。这种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能够创造某种单向度的成功奇迹，但这是以无视巨大的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条件为前提的，当这种成功奇迹足够巨大时，隐性的成本和约束条件会突然显性化，本来就不可持续的奇迹会自然中止。
2010年对于中国企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正是各种隐性成本和隐性约束显性化的一年。年初发生在深圳和广州企业的群体性事件，接近年末发生的蒙牛伊利公关大战，奇虎360与腾讯之间的剧烈争斗，都在提示我们，中国企业必须寻求经营范式的变革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富士康事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员工再也不是以前的员工。他们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打工仔、打工妹活着的。他们的父母曾经在比现在差得多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和生活，那是因为他们几乎是在逼近底线的生存状态来走进工厂的。各种苛刻的约束条件，“农一代”也能接受，甚至是能够得到某种满足。他们对自己的权利要求可以压缩到（其实是被压缩到）极限，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于略有回报的苦役。但“农二代”与他们的父母是大异其趣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年代出生、成长，他们没有习惯低人一等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父母视为当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如果遇到某种刺激，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叛逆情绪，甚至选择像自杀这样极端行为。即使一个企业没有出现这种令人惊惧的极端行为，员工的效率和质量也不可能是优良的。让他们身心舒畅地工作，不再仅仅是履行法律和社会责任的问题，而是具有包容性因而更有效的经营和管理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蒙牛伊利之争、“3Q大战”也同样让我们意识到“包容”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价值，也是一种商业价值。
在非包容性心智模式下，对手的失败和损失就意味着我的成功和收获——蒙牛和伊利的争斗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智模式。陷入争斗的双方忘记了，在他们双方之外，是产业的生态，如果这种生态遭受到损失，处于产业生态下的企业不可能安然无恙。这种底线下的争斗，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的品牌，在一个品牌大打折扣的行业中，企业的品牌不可能不大打折扣。以这样的方式攻击竞争对手，初衷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样的行为之所以事与愿违，是因为它所遵循的心智模式过时了。
这种与包容式经营相对立的刻薄式经营或者说狭隘式经营方式，将遇到越来越大的结构性障碍。原因在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已经形成一个沟通密切的关系网络，企业因为信息闭塞、利益相关方沟通和聚集成本高昂而获得的信息红利正在消失。在市场上反应敏捷的腾讯在3Q大战中表现得如此笨拙，如此语无伦次，原因在于腾讯的领导者和管理团队禀承的是已经过时的商业世界观和管理方法论，他们对包容式增长、包容式经营和管理的理念和实践相当陌生，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物”已经不太管用的商业世界。所以当他们惊谔地发现，当他们说认为对的话，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引发的确是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决策，并不再是单纯从企业的角度看是好的决策——有时甚至恰恰相反。经营再也不是在企业边界内的经营，如果仍然循着“我的地盘，听我的”套路做决策，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让自己痛哭流涕。因为企业已经不再是在“我的地盘”上经营，而是在各利益相关方共有的地盘上经营，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我能”，千万不要自以为得计地追求“排他性增长”。
企业公民理念从诞生之初，就是与排他性对立的。它首先是一种“系统思考”的心智模式看待企业的成长——企业不只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有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自然需求，但股东只是利益相关方之一，在股东之外，还有其他的隐性的“出资人”，即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甚至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企业只有在平衡各方利益，达到利益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平衡、可持续”是高于其他一切经营目标的基本前提。
心智模式是一种我们很难自我觉察到但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判断和行为的“心灵地图”。一张时间和空间都错位的“心灵地图”会使我们陷入巨大的困惑甚至困境。可以说，“企业公民”是以包容式增长为主题的新商业世界和商业文明的“心灵地图”。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13/wMMDAwMDIxMDQwMQ.html
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像波洛一样阅读一个人——“东西”的秘密语言
一个人的所有物——书、音乐、照片、海报、咖啡杯、香水、高跟鞋、墙壁、书桌甚至垃圾，都包含了个性的线索，这些“东西”比面对面的交谈泄露更多关于他的个性、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信息，甚至超过他最好的朋友所能告诉你的。
记者◎陈赛
像波洛一样阅人
“当你第一次进入一个房间时，你得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里都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这里有几本书。这是好的开始——书能泄露很多信息，包括主人的爱好与品位。第二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什么状态？它是怎么被使用的？这些书被读过了吗，还是随便翻了一下？书页上有笔记吗？或者能抖出一些松饼屑？第三个问题是位置。一本书所在的位置会告诉你它真正的心理功能是什么？它是放在客厅的书架上展示给别人看的，还是放在床头夜间慢慢研读的？”
萨姆·戈斯林，美国得州大学的心理系教授，《窥探术》一书的作者，也是“窥探学派”（Snooponology）的开创者。这位教授喜欢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我曾经因为动物的个性问题采访过他，无意中发现他还有一项更有趣的研究，关于“东西”怎么泄露人的个性和内心世界。他的研究方法很简单，两组调查员，一组调查人，用传统的问卷、访谈等方法，另一组则调查这些人的房间，从空间里找线索。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窥探者。”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你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搜集对方身上的各种线索，衣着的品位、香水的味道、握手的力度，说话的语气……从而形成对这个人的基本判断。”
阅人到了最高境界，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一叶落而知秋。在《尼罗河的惨案》中，波洛觉得希蒙对太太的爱慕显得太做作——那样一个平凡、不善辞令的英国人，照理是不惯于流露感情的。这一点印象后来成了破案的关键之一。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观察者。一个研究显示，当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对这个人的印象能达到20%的准确度。亲近的朋友或者配偶可以达到35%，几乎没有人能达到60%以上。即使对于自己，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极少，也很少人知道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阅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戈斯林教授说，“你得调动很多认知能力和心理资源，包括观察、记忆、推断、情感，去猜测和判断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如果没有这种观察和揣测他人想法与感觉的能力，我们无法处理哪怕最简单的社交情境，遑论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人未必是天生爱说谎，只是有意无意，对人对己，我们都会选择性地遗漏一部分信息。这就是阅人的盲点——你的信息常常是匮乏的。”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研究越深入，我越相信心智之外的东西更能反映心智之内的东西，尤其像卧室、浴室、书房、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散落了关于一个人的品位、习惯和个性等许多线索，日积月累，是很难作伪的。”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责任感，可以观察他们的卧室和办公室。房间的整洁有序与一个人的责任感之间关联度极高——书桌上的日历、笔筒、即时贴，墙角的杂货箱，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书架等等，都是对秩序的渴望。
如果你走进一间屋子，觉得这个屋子很有特色，比如沙发是用旧船身制作而成，或者图画是倒挂的，或者餐桌表面喷涂着各种图案——你发现了一个有力线索证明房主是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开放性高的人在创造性和想象力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以达·芬奇为典型代表。
办公室里的装饰物和个性化物品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员工的外向性。外向者喜欢展示与自己的成就与价值相关的阅读资料。他们还喜欢与人交往，所以办公室的门经常是开着的，沙发会很舒服，桌上摆了糖果，吸引人们在这里停留。颜色也是一种很有力的线索。办公室里大胆的颜色说明主人权力很大，而且精力充沛。至于没有办公室的小职员们，仅仅观察他们的办公桌就可以找到很多线索。一张空荡荡的桌子常常暗示了对工作的不满或者不够投入。桌上一盘绿色植物则可能说明了他是个充满热情、对这份工作有长远计划的员工。
美国东肯塔基大学的研究员梅瑞迪斯·威尔斯针对不同工作领域的230多人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喜欢装饰自己办公室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更有满足感和投入感，身体也更健康。
开放性、责任感、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是心理学上最常用的五个人格维度。它们描述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个性特征，比如开放性代表好奇心、创造力，责任感是指自律、控制力、计划性，外向性是指外向、热情、喜欢占主导地位，宜人性是友好、信任、充满同情心，神经质则是伍迪·艾伦式的人物，焦虑、紧张、情绪化。物理空间里关于焦虑的线索并不多见，除了黑衣服和励志海报。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穿黑衣服，或者办公室里挂着励志海报，则此人很可能情绪不稳定。
无论定义一个人是忧郁、内向，或者把自己凌乱的房间解释为“创造性”，我们似乎都能从这种分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但是，如果你的“窥探”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你得到的只是一张粗线条的肖像画，没有细节，没有灵魂，应付一面之缘可以，但恐怕不敢拿它来选择爱人。
“东西”的秘密语言
90年代，著名的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人时，怎么才算真正理解他呢？如何从一个系统的科学角度理解一个人？”
他自己给出的答案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基本的个性特征，即“大五人格”；第二层面是角色、目标、价值观，即一个人关心什么？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想要什么？第三层面是身份，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将生活中的不同元素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作为一名传统心理学家，麦克亚当斯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虽然他设计的问卷非常精彩，也的确获得了很多丰富的个性信息，但戈斯林教授认为，普通人不必通过那么正规的方法去了解一个人。事实上，对“东西”的窥探同样可深可浅，关键在于你挖掘线索的广度和深度。
有一次，戈斯林教授正在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丽莎家中做客。她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这本书的位置引起了他的好奇——它被单独放在一个书架顶端的一个小平台上，一个很隆重的位置。他决定根据这条线索直接询问她。她说这本书是前男友送的，海明威在书中追忆的成名前在巴黎的那段生活让她非常着迷。她认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葛楚德·史坦等人一样，一开始也许怀才不遇，但最终会令世人瞩目，哪怕有些人在死后方证明自己的价值。
从丽莎的书架、音乐集和房间的装饰风格，戈斯林教授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个浪漫的文艺女青年，但她对《流动的盛宴》的特殊感情泄露了更多的信息。后来，在她的电子邮件签名中，他看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伟大的精神总是受到平庸之辈的强烈反抗”……当看到她的网络ID——“丽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时，他对她的个性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
戈斯林的《窥探术》中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读起来像短篇侦探小说，但因为有个性心理学与环境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做基础，你可以直接拿来做实战指南。
按照心理功能，戈斯林教授将一个窥探者可以寻找的线索分为三种——身份标签、情绪调节器和行为痕迹。身份标签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最好的例子是照片，尤其是裱在相框里的照片，因为这些都是主人希望记录，并展示出来的关于自我形象的瞬间。一张旅行的照片是揭示“旅行者”的身份，与父母亲密相拥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乖女儿身份，一个年轻人接受奖状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成功和荣誉……有些照片因为与人生的一些重大关节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揭示很深刻的心理内容。我在MIT采访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时，发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贴的大都是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尤其是与祖父在一起种花、盖房子的照片，而不是像其他教授一样，贴的是自己的学术成就。后来的采访中，这位年近七旬仍然精力充沛的教授告诉我，他研究生涯中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追溯到小时候祖父手把手教给他的东西。
身份标签可以是贴给别人看，也可以是贴给自己看。所以，一个高水平的窥探者，不是仅仅从一个观察者的眼光看待这些物品，还应该尝试代入主人的角色来观察。当你坐在主人常坐的椅子上环顾四周时，往往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一张照片因为摆放方式的不同，可能暗示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功能。当然，如果你进入一个房间，发现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可能同样表达了关键的个性特征。
身份标签还可以出现在T恤、徽章、文身、鼻环、海报，甚至鞋子上。匡威被耐克收购后，一个穿了多年匡威帆布鞋的朋友觉得被当面扇了一个耳光。匡威所代表的嬉皮和特立独行的气质已经变成他对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试图“改造”自己的空间，给人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企图总是与内心深处一个更隐秘的愿望相互斗争：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更希望别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种心理趋势在虚拟空间中尤其明显。根据戈斯林教授对Facebook用户的研究，绝大部分人都在社交网络上试图表达和交流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虚拟身份。
在虚拟世界里，人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表达欲，而且身份标签都有清晰的来源，因此也更容易辨识。像邮件名字、论坛ID、MSN头像、签名等，都很容易泄露一个人的个性，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数字组成的ID很可能指向一个内向者，一个稀奇古怪的ID后面很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ID还能很容易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自恋倾向。根据社交网站上朋友的多寡，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外向。如果你的朋友喜欢拿名人名言做MSN签名，而且又不至于更换得太频繁的话，你很可能从他的签名中发现他的核心价值观。
英国《卫报》有个专栏叫“作家的书房”，专门拍摄和介绍英国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书房。自从读了《窥探术》之后，我就拿这个专栏练手，根据书房照片猜测作家的个性与写作风格，然后看他们自己的介绍文字加以验证。
一位爱尔兰诗人的书房让我大为费解。这诗人叫做谢默斯·希尼，书房的各种线索都表明他是一位严谨、自律、高度专注的人，但他书桌附近有一个用玻璃罩住的怪鸟标本，给人一种很无厘头的感觉。看过他的介绍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为了做成自己书桌的那棵树的牺牲感到惶恐，他怕自己的书房太舒适了便再也写不出东西，于是搞了一只鸬鹚标本站在那里监视自己的工作……
如此看来，鸬鹚标本是一个情感调节器，虽然比较怪异。书籍、音乐、电影、家庭照片、旅行纪念品、母亲的旧家具、祖母的茶壶，甚至墙面的颜色，这些都是情感调节器，能帮助一个人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或者专注于眼前的某项工作。
根据戈斯林教授的研究，在所有的情感调节器中，音乐是最可靠的线索。即使面对一个陌生人，只要瞥一眼他的iPod播放列表，你就可以迅速得到他平常并不显露的许多心理信息，比靠外表、衣着、电影，或者政治倾向来判断更可靠。比如摇滚爱好者倾向于焦虑，不怎么友好，但更开放，具有艺术气息。他们尊崇勇气和想象力，对葡萄酒和鸡尾酒没太大兴趣，但可能大量饮用啤酒。
古典音乐爱好者更友好，有责任感，情感上更稳定，追求智慧与内心的和谐。重金属和说唱音乐迷通常比较害羞。内向的人喜欢沉思性的音乐，他们会迷恋巴赫赋格曲中的数学对称，或者肖邦、德彪西音乐的复杂性。在电影品味上，他们更容易被《出租车司机》、《迷失东京》、《哈洛与慕德》吸引。
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发现许多音乐录影带、动作电影，则这个人很可能是外向型的，因为外向型人格的人追求感官刺激，比如狂野的颜色、性与暴力的主题。你还经常会在摇滚音乐会、舞厅、剧院之类的地方见到外向者，这些环境都是高度社交、高度刺激的。
如果一个人对各种音乐类型都能照单全收，那么你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高开放性的人。开放性强调了一个人兴趣的广泛性以及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赏识。对一般人而言，音乐上的冒险性从20岁之前就结束了，他们喜欢的音乐停留在高中时代或者大学时代的老歌，但开放性高的人会始终追求新的音乐风格。
宠物也许不应该列入“东西”的行列，但对主人起到非常重要的情感调节作用。戈斯林教授专门研究过“猫人”和“狗人”的区别。与猫相比，狗更爱热闹，喜社交，所以喜欢狗的人也通常会有更高的社交性。总体上，“狗人”比“猫人”更倾向于外向型性格，更友好，也更尽责，而“猫人”则更倾向于神经质，也更开放。“猫人”通常独居，生活在公寓里，而“狗人”更倾向于结婚生子，住大房子。独身女人最可能拥有一只猫。
第三种线索叫行为痕迹。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只有一部分行为会在环境中留下物质痕迹，比如桌上一个脏的空咖啡杯，那是你不愿意清洗而留下的痕迹。钱包、手提箱、书桌、地板、床头、梳妆台、毛巾架、冰箱，甚至垃圾堆，都是寻找行为痕迹的好地方。有时候，你甚至会在一个人的脸上找到行为痕迹——长时间的皱眉、怒视或者微笑，都会在脸上留下印记，越老越明显。
研究行为痕迹是一种不会打扰他人的窥探方式，但它必须是一种持续、稳定的行为模式。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不会偶尔才想起去整理物品，他的每一天都是系统化地生活着。有些人在搬入新办公室之后，常常决心要进入一种崭新有序的状态，一开始他也许的确会有所进步，但一两年之后就会故态复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理解一个人感兴趣，就应该关注那些一致的行为、态度、情感以及思想线索，而不是迥然不同的信息。一位FBI探员说自己在调查犯罪现场的时候总是喜欢在房间里静坐一会儿。这样，他就能淡化一些过于醒目的线索，而让其他线索有现身的机会。
“第六感”
“如果我去中国，我会不知道怎么解释中国人的东西。一个男人不知道怎么解释女人的东西。你得有香水的知识，才能判断一款香水对女人的意义。一个时尚中人才能明白马克·雅各布斯的最新款式是什么意思。”戈斯林教授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窥探者的洞察力很多时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但是，对一个窥探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整合信息的能力。在窥探过程中，将单一的线索与某一种个性元素画上等号，是一种很危险的诱惑。我们常常希望根据一个人床头的毛绒熊玩具，或者一张整洁的桌子，就能判断一个人的为人如何。但这个世界要复杂得多，一个线索可能会修改另一个线索的意义。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线索，也许并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它会打开一个窗口，让我们问一些本来不会去问的问题。就像波洛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所说的：“有点像你玩的拼图，夫人，我要把所有的碎片凑起来，就像一幅镶嵌画——很多的颜色，很多的式样——而每一片奇形怪状的小碎片，都一定要拼在它该在的地方。”
除了空间之外，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语言都会泄露他的真实想法。每一种碎片铺展开来，可能都是一门学问。美剧《别对我撒谎》就是一部关于怎么通过面部表情识别谎言的教科书。
握手的力度、走路的姿势、跳舞的姿态，都隐含了丰富的个性线索。60年代，美国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的《跳跃》汇集了当时社会名流、演员、政客、法官、工业巨头以及科学家的近200个跳跃镜头。几乎每个人物的跳跃方式都泄露了他们的个性。一个克制的跳跃（僵硬的头部和贴在身边的双臂）可能显示出你的谨慎，不按常规的跳跃则表现出创造力，达利先生起跳的时候与他构成完整画面的是从空中飞过的一只只猫和一桶桶水。
语言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线索。当一个人使用“我”的频率很高时，通常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对人比较防备。女性、自杀的诗人和沮丧的人都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心理学家还发现，当一个人说真话的时候，使用第一人称（我、我的）和排除性词语（但是、除了、没有）的频率比较高，这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思考过程。
最后盗用“超感警探”帕特克的一句话：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第六感”或“读心术”。把五种感官体验整合到一起，就是“第六感”。■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96013.html
记者◎陈赛
像波洛一样阅人
“当你第一次进入一个房间时，你得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里都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这里有几本书。这是好的开始——书能泄露很多信息，包括主人的爱好与品位。第二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什么状态？它是怎么被使用的？这些书被读过了吗，还是随便翻了一下？书页上有笔记吗？或者能抖出一些松饼屑？第三个问题是位置。一本书所在的位置会告诉你它真正的心理功能是什么？它是放在客厅的书架上展示给别人看的，还是放在床头夜间慢慢研读的？”
萨姆·戈斯林，美国得州大学的心理系教授，《窥探术》一书的作者，也是“窥探学派”（Snooponology）的开创者。这位教授喜欢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我曾经因为动物的个性问题采访过他，无意中发现他还有一项更有趣的研究，关于“东西”怎么泄露人的个性和内心世界。他的研究方法很简单，两组调查员，一组调查人，用传统的问卷、访谈等方法，另一组则调查这些人的房间，从空间里找线索。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窥探者。”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你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搜集对方身上的各种线索，衣着的品位、香水的味道、握手的力度，说话的语气……从而形成对这个人的基本判断。”
阅人到了最高境界，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一叶落而知秋。在《尼罗河的惨案》中，波洛觉得希蒙对太太的爱慕显得太做作——那样一个平凡、不善辞令的英国人，照理是不惯于流露感情的。这一点印象后来成了破案的关键之一。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观察者。一个研究显示，当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对这个人的印象能达到20%的准确度。亲近的朋友或者配偶可以达到35%，几乎没有人能达到60%以上。即使对于自己，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极少，也很少人知道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阅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戈斯林教授说，“你得调动很多认知能力和心理资源，包括观察、记忆、推断、情感，去猜测和判断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如果没有这种观察和揣测他人想法与感觉的能力，我们无法处理哪怕最简单的社交情境，遑论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人未必是天生爱说谎，只是有意无意，对人对己，我们都会选择性地遗漏一部分信息。这就是阅人的盲点——你的信息常常是匮乏的。”戈斯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研究越深入，我越相信心智之外的东西更能反映心智之内的东西，尤其像卧室、浴室、书房、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散落了关于一个人的品位、习惯和个性等许多线索，日积月累，是很难作伪的。”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责任感，可以观察他们的卧室和办公室。房间的整洁有序与一个人的责任感之间关联度极高——书桌上的日历、笔筒、即时贴，墙角的杂货箱，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书架等等，都是对秩序的渴望。
如果你走进一间屋子，觉得这个屋子很有特色，比如沙发是用旧船身制作而成，或者图画是倒挂的，或者餐桌表面喷涂着各种图案——你发现了一个有力线索证明房主是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开放性高的人在创造性和想象力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以达·芬奇为典型代表。
办公室里的装饰物和个性化物品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员工的外向性。外向者喜欢展示与自己的成就与价值相关的阅读资料。他们还喜欢与人交往，所以办公室的门经常是开着的，沙发会很舒服，桌上摆了糖果，吸引人们在这里停留。颜色也是一种很有力的线索。办公室里大胆的颜色说明主人权力很大，而且精力充沛。至于没有办公室的小职员们，仅仅观察他们的办公桌就可以找到很多线索。一张空荡荡的桌子常常暗示了对工作的不满或者不够投入。桌上一盘绿色植物则可能说明了他是个充满热情、对这份工作有长远计划的员工。
美国东肯塔基大学的研究员梅瑞迪斯·威尔斯针对不同工作领域的230多人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喜欢装饰自己办公室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更有满足感和投入感，身体也更健康。
开放性、责任感、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是心理学上最常用的五个人格维度。它们描述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个性特征，比如开放性代表好奇心、创造力，责任感是指自律、控制力、计划性，外向性是指外向、热情、喜欢占主导地位，宜人性是友好、信任、充满同情心，神经质则是伍迪·艾伦式的人物，焦虑、紧张、情绪化。物理空间里关于焦虑的线索并不多见，除了黑衣服和励志海报。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穿黑衣服，或者办公室里挂着励志海报，则此人很可能情绪不稳定。
无论定义一个人是忧郁、内向，或者把自己凌乱的房间解释为“创造性”，我们似乎都能从这种分类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但是，如果你的“窥探”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你得到的只是一张粗线条的肖像画，没有细节，没有灵魂，应付一面之缘可以，但恐怕不敢拿它来选择爱人。
“东西”的秘密语言
90年代，著名的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人时，怎么才算真正理解他呢？如何从一个系统的科学角度理解一个人？”
他自己给出的答案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基本的个性特征，即“大五人格”；第二层面是角色、目标、价值观，即一个人关心什么？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想要什么？第三层面是身份，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将生活中的不同元素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作为一名传统心理学家，麦克亚当斯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虽然他设计的问卷非常精彩，也的确获得了很多丰富的个性信息，但戈斯林教授认为，普通人不必通过那么正规的方法去了解一个人。事实上，对“东西”的窥探同样可深可浅，关键在于你挖掘线索的广度和深度。
有一次，戈斯林教授正在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丽莎家中做客。她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这本书的位置引起了他的好奇——它被单独放在一个书架顶端的一个小平台上，一个很隆重的位置。他决定根据这条线索直接询问她。她说这本书是前男友送的，海明威在书中追忆的成名前在巴黎的那段生活让她非常着迷。她认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葛楚德·史坦等人一样，一开始也许怀才不遇，但最终会令世人瞩目，哪怕有些人在死后方证明自己的价值。
从丽莎的书架、音乐集和房间的装饰风格，戈斯林教授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个浪漫的文艺女青年，但她对《流动的盛宴》的特殊感情泄露了更多的信息。后来，在她的电子邮件签名中，他看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伟大的精神总是受到平庸之辈的强烈反抗”……当看到她的网络ID——“丽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时，他对她的个性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
戈斯林的《窥探术》中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读起来像短篇侦探小说，但因为有个性心理学与环境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做基础，你可以直接拿来做实战指南。
按照心理功能，戈斯林教授将一个窥探者可以寻找的线索分为三种——身份标签、情绪调节器和行为痕迹。身份标签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最好的例子是照片，尤其是裱在相框里的照片，因为这些都是主人希望记录，并展示出来的关于自我形象的瞬间。一张旅行的照片是揭示“旅行者”的身份，与父母亲密相拥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乖女儿身份，一个年轻人接受奖状的照片是表明自己的成功和荣誉……有些照片因为与人生的一些重大关节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揭示很深刻的心理内容。我在MIT采访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时，发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贴的大都是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尤其是与祖父在一起种花、盖房子的照片，而不是像其他教授一样，贴的是自己的学术成就。后来的采访中，这位年近七旬仍然精力充沛的教授告诉我，他研究生涯中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追溯到小时候祖父手把手教给他的东西。
身份标签可以是贴给别人看，也可以是贴给自己看。所以，一个高水平的窥探者，不是仅仅从一个观察者的眼光看待这些物品，还应该尝试代入主人的角色来观察。当你坐在主人常坐的椅子上环顾四周时，往往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一张照片因为摆放方式的不同，可能暗示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功能。当然，如果你进入一个房间，发现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可能同样表达了关键的个性特征。
身份标签还可以出现在T恤、徽章、文身、鼻环、海报，甚至鞋子上。匡威被耐克收购后，一个穿了多年匡威帆布鞋的朋友觉得被当面扇了一个耳光。匡威所代表的嬉皮和特立独行的气质已经变成他对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试图“改造”自己的空间，给人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企图总是与内心深处一个更隐秘的愿望相互斗争：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更希望别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种心理趋势在虚拟空间中尤其明显。根据戈斯林教授对Facebook用户的研究，绝大部分人都在社交网络上试图表达和交流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虚拟身份。
在虚拟世界里，人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表达欲，而且身份标签都有清晰的来源，因此也更容易辨识。像邮件名字、论坛ID、MSN头像、签名等，都很容易泄露一个人的个性，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数字组成的ID很可能指向一个内向者，一个稀奇古怪的ID后面很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ID还能很容易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自恋倾向。根据社交网站上朋友的多寡，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外向。如果你的朋友喜欢拿名人名言做MSN签名，而且又不至于更换得太频繁的话，你很可能从他的签名中发现他的核心价值观。
英国《卫报》有个专栏叫“作家的书房”，专门拍摄和介绍英国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书房。自从读了《窥探术》之后，我就拿这个专栏练手，根据书房照片猜测作家的个性与写作风格，然后看他们自己的介绍文字加以验证。
一位爱尔兰诗人的书房让我大为费解。这诗人叫做谢默斯·希尼，书房的各种线索都表明他是一位严谨、自律、高度专注的人，但他书桌附近有一个用玻璃罩住的怪鸟标本，给人一种很无厘头的感觉。看过他的介绍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为了做成自己书桌的那棵树的牺牲感到惶恐，他怕自己的书房太舒适了便再也写不出东西，于是搞了一只鸬鹚标本站在那里监视自己的工作……
如此看来，鸬鹚标本是一个情感调节器，虽然比较怪异。书籍、音乐、电影、家庭照片、旅行纪念品、母亲的旧家具、祖母的茶壶，甚至墙面的颜色，这些都是情感调节器，能帮助一个人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或者专注于眼前的某项工作。
根据戈斯林教授的研究，在所有的情感调节器中，音乐是最可靠的线索。即使面对一个陌生人，只要瞥一眼他的iPod播放列表，你就可以迅速得到他平常并不显露的许多心理信息，比靠外表、衣着、电影，或者政治倾向来判断更可靠。比如摇滚爱好者倾向于焦虑，不怎么友好，但更开放，具有艺术气息。他们尊崇勇气和想象力，对葡萄酒和鸡尾酒没太大兴趣，但可能大量饮用啤酒。
古典音乐爱好者更友好，有责任感，情感上更稳定，追求智慧与内心的和谐。重金属和说唱音乐迷通常比较害羞。内向的人喜欢沉思性的音乐，他们会迷恋巴赫赋格曲中的数学对称，或者肖邦、德彪西音乐的复杂性。在电影品味上，他们更容易被《出租车司机》、《迷失东京》、《哈洛与慕德》吸引。
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发现许多音乐录影带、动作电影，则这个人很可能是外向型的，因为外向型人格的人追求感官刺激，比如狂野的颜色、性与暴力的主题。你还经常会在摇滚音乐会、舞厅、剧院之类的地方见到外向者，这些环境都是高度社交、高度刺激的。
如果一个人对各种音乐类型都能照单全收，那么你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高开放性的人。开放性强调了一个人兴趣的广泛性以及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赏识。对一般人而言，音乐上的冒险性从20岁之前就结束了，他们喜欢的音乐停留在高中时代或者大学时代的老歌，但开放性高的人会始终追求新的音乐风格。
宠物也许不应该列入“东西”的行列，但对主人起到非常重要的情感调节作用。戈斯林教授专门研究过“猫人”和“狗人”的区别。与猫相比，狗更爱热闹，喜社交，所以喜欢狗的人也通常会有更高的社交性。总体上，“狗人”比“猫人”更倾向于外向型性格，更友好，也更尽责，而“猫人”则更倾向于神经质，也更开放。“猫人”通常独居，生活在公寓里，而“狗人”更倾向于结婚生子，住大房子。独身女人最可能拥有一只猫。
第三种线索叫行为痕迹。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只有一部分行为会在环境中留下物质痕迹，比如桌上一个脏的空咖啡杯，那是你不愿意清洗而留下的痕迹。钱包、手提箱、书桌、地板、床头、梳妆台、毛巾架、冰箱，甚至垃圾堆，都是寻找行为痕迹的好地方。有时候，你甚至会在一个人的脸上找到行为痕迹——长时间的皱眉、怒视或者微笑，都会在脸上留下印记，越老越明显。
研究行为痕迹是一种不会打扰他人的窥探方式，但它必须是一种持续、稳定的行为模式。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不会偶尔才想起去整理物品，他的每一天都是系统化地生活着。有些人在搬入新办公室之后，常常决心要进入一种崭新有序的状态，一开始他也许的确会有所进步，但一两年之后就会故态复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理解一个人感兴趣，就应该关注那些一致的行为、态度、情感以及思想线索，而不是迥然不同的信息。一位FBI探员说自己在调查犯罪现场的时候总是喜欢在房间里静坐一会儿。这样，他就能淡化一些过于醒目的线索，而让其他线索有现身的机会。
“第六感”
“如果我去中国，我会不知道怎么解释中国人的东西。一个男人不知道怎么解释女人的东西。你得有香水的知识，才能判断一款香水对女人的意义。一个时尚中人才能明白马克·雅各布斯的最新款式是什么意思。”戈斯林教授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窥探者的洞察力很多时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但是，对一个窥探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整合信息的能力。在窥探过程中，将单一的线索与某一种个性元素画上等号，是一种很危险的诱惑。我们常常希望根据一个人床头的毛绒熊玩具，或者一张整洁的桌子，就能判断一个人的为人如何。但这个世界要复杂得多，一个线索可能会修改另一个线索的意义。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线索，也许并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它会打开一个窗口，让我们问一些本来不会去问的问题。就像波洛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所说的：“有点像你玩的拼图，夫人，我要把所有的碎片凑起来，就像一幅镶嵌画——很多的颜色，很多的式样——而每一片奇形怪状的小碎片，都一定要拼在它该在的地方。”
除了空间之外，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语言都会泄露他的真实想法。每一种碎片铺展开来，可能都是一门学问。美剧《别对我撒谎》就是一部关于怎么通过面部表情识别谎言的教科书。
握手的力度、走路的姿势、跳舞的姿态，都隐含了丰富的个性线索。60年代，美国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的《跳跃》汇集了当时社会名流、演员、政客、法官、工业巨头以及科学家的近200个跳跃镜头。几乎每个人物的跳跃方式都泄露了他们的个性。一个克制的跳跃（僵硬的头部和贴在身边的双臂）可能显示出你的谨慎，不按常规的跳跃则表现出创造力，达利先生起跳的时候与他构成完整画面的是从空中飞过的一只只猫和一桶桶水。
语言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线索。当一个人使用“我”的频率很高时，通常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对人比较防备。女性、自杀的诗人和沮丧的人都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心理学家还发现，当一个人说真话的时候，使用第一人称（我、我的）和排除性词语（但是、除了、没有）的频率比较高，这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思考过程。
最后盗用“超感警探”帕特克的一句话：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第六感”或“读心术”。把五种感官体验整合到一起，就是“第六感”。■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96013.html
2010年12月5日星期日
爱情夜宴，我该不该盛装前往？
爱情夜宴，我该不该盛装前往？
叶靖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一点小小念想，便将平凡扮靓
恨，是别人给的过往，自己坚持的幻想
耸耸肩膀，该忘的就不要多想
爱，是缘于心的善良，真诚浇灌的希望
暖暖相望，该忘的却狂思乱想
你，是我前行的力量，隐形的翅膀
一切思量，只为你飞翔
我，是你甜美的时光，快乐的磁场
所有武装，只供你欣赏
灯火辉煌，乐声飞扬
以为好戏即将登场
却原是美好幻想
我终将独自伫立舞台中央，寂寞吟唱
你将我Turn on
却让我体会喜怒哀伤
从此就像天使折断翅膀
再也无法自由飞翔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我已打扮停当，也知道与你的精彩永不限量
可我却开始犹豫彷徨
不知该不该继续前往？
叶靖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一点小小念想，便将平凡扮靓
恨，是别人给的过往，自己坚持的幻想
耸耸肩膀，该忘的就不要多想
爱，是缘于心的善良，真诚浇灌的希望
暖暖相望，该忘的却狂思乱想
你，是我前行的力量，隐形的翅膀
一切思量，只为你飞翔
我，是你甜美的时光，快乐的磁场
所有武装，只供你欣赏
灯火辉煌，乐声飞扬
以为好戏即将登场
却原是美好幻想
我终将独自伫立舞台中央，寂寞吟唱
你将我Turn on
却让我体会喜怒哀伤
从此就像天使折断翅膀
再也无法自由飞翔
爱情似场夜宴，说好盛装前往
我已打扮停当，也知道与你的精彩永不限量
可我却开始犹豫彷徨
不知该不该继续前往？
2010年11月29日星期一
修笔记本的一点感想
感想
今天去电子市场换前几天摔坏的笔记本外壳，帮我换壳的是一个小年轻。
我边等待边观察他的操作。几件事情让我觉得有句话很有道理：“你永远不能战胜一个傻逼，因为它会把你拉到和它同样的智商水平。”
CPU风扇边上原来的线是用黑色胶布粘在边上的。复原时，我说，你把线原样贴回去吧。
“没关系，不影响的”。
“…………”
“装好了”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wifi开关居然没有装，因为赶时间，我不禁有点恼火。
我说，你怎么这么粗心？
他说，这个能怪我吗？我又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的啊！
“…………”
于是，把原来安装好的机器重新拆开，重新大卸八块。底壳大约有10多个螺丝，重新一一拆开，然后，硬盘、内存、键盘……，全部重新拆下来。
结果，在安装上去的时候，居然装不好了，在显示屏连接机身的地方，键盘和底座之间居然有一个很大的缝隙，他一筹莫展。边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帮他重新扣好。
我看看表，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这不仅让我想起很多年之前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是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里面有个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对力求完美，多自己的工作负责，尊重自己的工作。
引文如下：
请允许我先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2002年，有几个日本朋友来中国旅游。陪他们游览长城归来时，导游把车停在一家新装修的药店前。这是在长城下的一家专门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特殊药店，熟悉旅游业的人都知道它。药店的服务，包括从为客人把脉到确诊、开药、卖药一个全过程，所以需要时间很长。同行的黑川先生明显对买药不感兴趣，一个人走到窗前看外面的景色。无意中看到他在那里皱起眉头的样子，我以为他有什么意见，便凑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开心。没有想到他指着新装的铝合金窗框的一个角说，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啊。仔细看去，大概是施工者最初计算错误，在铝框下边接近拐角的地方，多锯了一个小豁口。黑川手扶窗向外看时，豁口的尖角恰恰划破了他的手。
“在日本，这样的活儿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看来中国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时间啊。”
工匠出身的黑川的话题，显然超出了划破手掌这个小事故：
“这回来中国，咋一看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建设的照东京、大阪没有多少区别。可一往细处看就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看这里的内装璜一看上去很漂亮，可也就是一看上去漂亮而已。你看墙上新刷的乳胶，已经有了鼓起来的小点，用不到半年，这里会出现脱落，象秃头上的癞疤。你再看窗帘上的铁环，你看已经有了红色锈痕。哪怕硬件完全做到一样了，如果这里”他指了一下脑袋“如果这里没有完全做到更新，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
1991年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的产品在日本还不那么多。到2001年我回国前，日本的市场上，已经到处充满了中国的制品。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从心中为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欢呼的。但同时从心中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产品经常只是以价廉取胜。一架美能达相机，外形完全一致，只是因为下面的产地分别标明“made in japan”“made in china”，价格就完全不同。我专门问过美能达的一位经理，据他讲，设在中国的工厂和日本的工厂生产线完全是相同的。可为什么同样的机器，我们做的产品，在世界上只能卖上中低档的价钱，日本人做的产品，却能卖上高价？那答案的一部分，就在黑川先生话里提到的“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
今天去电子市场换前几天摔坏的笔记本外壳，帮我换壳的是一个小年轻。
我边等待边观察他的操作。几件事情让我觉得有句话很有道理：“你永远不能战胜一个傻逼，因为它会把你拉到和它同样的智商水平。”
CPU风扇边上原来的线是用黑色胶布粘在边上的。复原时，我说，你把线原样贴回去吧。
“没关系，不影响的”。
“…………”
“装好了”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wifi开关居然没有装，因为赶时间，我不禁有点恼火。
我说，你怎么这么粗心？
他说，这个能怪我吗？我又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的啊！
“…………”
于是，把原来安装好的机器重新拆开，重新大卸八块。底壳大约有10多个螺丝，重新一一拆开，然后，硬盘、内存、键盘……，全部重新拆下来。
结果，在安装上去的时候，居然装不好了，在显示屏连接机身的地方，键盘和底座之间居然有一个很大的缝隙，他一筹莫展。边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帮他重新扣好。
我看看表，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这不仅让我想起很多年之前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是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里面有个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对力求完美，多自己的工作负责，尊重自己的工作。
引文如下：
请允许我先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2002年，有几个日本朋友来中国旅游。陪他们游览长城归来时，导游把车停在一家新装修的药店前。这是在长城下的一家专门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特殊药店，熟悉旅游业的人都知道它。药店的服务，包括从为客人把脉到确诊、开药、卖药一个全过程，所以需要时间很长。同行的黑川先生明显对买药不感兴趣，一个人走到窗前看外面的景色。无意中看到他在那里皱起眉头的样子，我以为他有什么意见，便凑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开心。没有想到他指着新装的铝合金窗框的一个角说，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啊。仔细看去，大概是施工者最初计算错误，在铝框下边接近拐角的地方，多锯了一个小豁口。黑川手扶窗向外看时，豁口的尖角恰恰划破了他的手。
“在日本，这样的活儿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看来中国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时间啊。”
工匠出身的黑川的话题，显然超出了划破手掌这个小事故：
“这回来中国，咋一看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建设的照东京、大阪没有多少区别。可一往细处看就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看这里的内装璜一看上去很漂亮，可也就是一看上去漂亮而已。你看墙上新刷的乳胶，已经有了鼓起来的小点，用不到半年，这里会出现脱落，象秃头上的癞疤。你再看窗帘上的铁环，你看已经有了红色锈痕。哪怕硬件完全做到一样了，如果这里”他指了一下脑袋“如果这里没有完全做到更新，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
1991年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的产品在日本还不那么多。到2001年我回国前，日本的市场上，已经到处充满了中国的制品。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从心中为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欢呼的。但同时从心中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产品经常只是以价廉取胜。一架美能达相机，外形完全一致，只是因为下面的产地分别标明“made in japan”“made in china”，价格就完全不同。我专门问过美能达的一位经理，据他讲，设在中国的工厂和日本的工厂生产线完全是相同的。可为什么同样的机器，我们做的产品，在世界上只能卖上中低档的价钱，日本人做的产品，却能卖上高价？那答案的一部分，就在黑川先生话里提到的“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thanksgiving day(desparate housewives season 07)
每年一次，我们记得要停下来，细数我们得到的恩惠。
Once a year, we remember to stop and count our blessings.
我们感谢心有灵犀的朋友，
we give thanks for the friends who understand us.
我们感谢带给我们幸福的爱人
The lovers who makes us happy
我们感谢对我们唯命是从的孩子
The children who do our bidding
的确，我们要感谢所有给予我们的恩惠
Yes, we must always be thankful for what we've been given
哪怕只是一次机会
even if it's just an opportunity.
Once a year, we remember to stop and count our blessings.
我们感谢心有灵犀的朋友，
we give thanks for the friends who understand us.
我们感谢带给我们幸福的爱人
The lovers who makes us happy
我们感谢对我们唯命是从的孩子
The children who do our bidding
的确，我们要感谢所有给予我们的恩惠
Yes, we must always be thankful for what we've been given
哪怕只是一次机会
even if it's just an opportunity.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2010年11月5日星期五
工作之余的55种放松方式
我们都会这样。看电视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方式，但是往往你会觉得没什么用。长时间在沙发上坐着不动会更觉得无力和疲惫，尤其是你变得习惯性地在晚上长时间坐在沙发上。
尽管在辛苦一天后要恢复足够的精力很难，有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从沙发上起来，关上电视，找些更好的事情去做（抱歉像你妈妈一样地唠叨，但她是对的）。如果你感到无事可干，不用担心，本文列举了55种方法（译者注：不是每一条建议都适合你）能帮助提起些精气神，令你更加愉快和充实。
1 睡觉
2 洗个澡，在浴缸里泡个热水澡或者桑拿放松放松
3 换上舒适的衣服
4 听缓和的音乐
5 晚餐做一份你喜欢的菜
6 去公园散散步
7 踢腿、跑步
8 和朋友一起运动，如：飞盘高尔夫运动、足球或篮球
9 练瑜伽或其他非激烈的伸展运动
10 浏览播客网站Oprah.com
11 点几支带香味的蜡烛
12 看看旧照片
13 写日记或玩拼图
14 找个伙伴一起去按摩
15 打毛线，用钩针编织或缝纫
16 烤小蛋糕或松饼
17 开车去野外兜风
18 和你的小孩玩耍（如果你是父母）
19 读名著
20 骑自行车
21 K歌
22 抱抱宠物猫或者溜溜狗
23 在水池边看杂志
24 玩网球，壁球
25 打理一下园子
26 坐在家里门廊前，什么都不想
27 畅想你的愿望
28 整理、清理居住空间，使你的居住空间尽可能的舒适
29 计划一次度假
30 到城市新区逛街
31 演奏乐器
32 和你的家人聊天
33 邀请朋友玩视频游戏
34 跳舞
35 打台球或玩推盘游戏
36 游泳
37 通过博客建立自己的圈子
38 上艺术课或陶艺课
39 用小宝石串项链
40 提前为特别的人准备一份圣诞礼物
41 祈祷
42 写一封信或寄张卡片
43 给你的外公或年长的亲戚发些照片让他们知道你的近况
44 沏杯茶，热些苹果汁
45 深深呼吸清新的空气
46 安静的坐在沙滩、湖边或小河边
47 在咖啡或酒吧品尝美味
48 策划周末的活动
49 邀请朋友玩桌上足球或打保龄球
50 回忆美好的童年时光
51 做志愿者
52 打电话给最逗的朋友
53 练习自由搏击或动感单车
54 野餐
55 看日落
http://www.jobbole.com/entry.php/299
尽管在辛苦一天后要恢复足够的精力很难，有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从沙发上起来，关上电视，找些更好的事情去做（抱歉像你妈妈一样地唠叨，但她是对的）。如果你感到无事可干，不用担心，本文列举了55种方法（译者注：不是每一条建议都适合你）能帮助提起些精气神，令你更加愉快和充实。
1 睡觉
2 洗个澡，在浴缸里泡个热水澡或者桑拿放松放松
3 换上舒适的衣服
4 听缓和的音乐
5 晚餐做一份你喜欢的菜
6 去公园散散步
7 踢腿、跑步
8 和朋友一起运动，如：飞盘高尔夫运动、足球或篮球
9 练瑜伽或其他非激烈的伸展运动
10 浏览播客网站Oprah.com
11 点几支带香味的蜡烛
12 看看旧照片
13 写日记或玩拼图
14 找个伙伴一起去按摩
15 打毛线，用钩针编织或缝纫
16 烤小蛋糕或松饼
17 开车去野外兜风
18 和你的小孩玩耍（如果你是父母）
19 读名著
20 骑自行车
21 K歌
22 抱抱宠物猫或者溜溜狗
23 在水池边看杂志
24 玩网球，壁球
25 打理一下园子
26 坐在家里门廊前，什么都不想
27 畅想你的愿望
28 整理、清理居住空间，使你的居住空间尽可能的舒适
29 计划一次度假
30 到城市新区逛街
31 演奏乐器
32 和你的家人聊天
33 邀请朋友玩视频游戏
34 跳舞
35 打台球或玩推盘游戏
36 游泳
37 通过博客建立自己的圈子
38 上艺术课或陶艺课
39 用小宝石串项链
40 提前为特别的人准备一份圣诞礼物
41 祈祷
42 写一封信或寄张卡片
43 给你的外公或年长的亲戚发些照片让他们知道你的近况
44 沏杯茶，热些苹果汁
45 深深呼吸清新的空气
46 安静的坐在沙滩、湖边或小河边
47 在咖啡或酒吧品尝美味
48 策划周末的活动
49 邀请朋友玩桌上足球或打保龄球
50 回忆美好的童年时光
51 做志愿者
52 打电话给最逗的朋友
53 练习自由搏击或动感单车
54 野餐
55 看日落
http://www.jobbole.com/entry.php/299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剁椒鱼头
宋江因见了这两人，心中欢喜，了几杯，忽然心里想要鱼辣汤，便问戴宗道：“这里有好鲜鱼么？”戴宗笑道：“兄长，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此间正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宋江道：“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戴宗便唤酒保，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顷刻造了汤来。宋江看见，道：“‘美食不如美器。虽是个酒肆之中，端的好整济器皿！”拿起筋来，相劝戴宗，李逵，自也了些鱼，呷几口汤汁。李逵并不使筋，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了。
材料：鲢鱼头一个（1.2公斤，胖头鲢、大头鲢）、蒜末10克、剁椒200克、葱5克、姜5克；
调料：盐2克、料酒30毫升、糖2克、豆豉50克、色拉油60毫升；
1、鱼头劈开两半（鱼皮处相连），肉厚的部位划上几刀，少许味水腌制10分钟。腌制鱼头的味水是专业厨师对腌渍鱼头用的酱水的称呼，做法：姜末、蒜末、葱末，放入碗中加盐、料酒、糖兑清水即可；
2、剁椒与豆豉炒匀成剁椒酱。在鱼头下面垫上生姜片。再在鱼头上均匀铺上切碎的剁椒酱，最后在鱼头上放上几根大葱白，大火上蒸20分钟，盛鱼头的盘子一定要深，因为在蒸制的过程中会产生汤汁；
3、鱼头蒸好之后把蒜蓉撒在鱼身上，然后架锅烧热，倒入少许色拉油烧到滚热，在浇淋在鱼头上，蒜蓉经过热油刺激的香味马上就会出来了。
材料：鲢鱼头一个（1.2公斤，胖头鲢、大头鲢）、蒜末10克、剁椒200克、葱5克、姜5克；
调料：盐2克、料酒30毫升、糖2克、豆豉50克、色拉油60毫升；
1、鱼头劈开两半（鱼皮处相连），肉厚的部位划上几刀，少许味水腌制10分钟。腌制鱼头的味水是专业厨师对腌渍鱼头用的酱水的称呼，做法：姜末、蒜末、葱末，放入碗中加盐、料酒、糖兑清水即可；
2、剁椒与豆豉炒匀成剁椒酱。在鱼头下面垫上生姜片。再在鱼头上均匀铺上切碎的剁椒酱，最后在鱼头上放上几根大葱白，大火上蒸20分钟，盛鱼头的盘子一定要深，因为在蒸制的过程中会产生汤汁；
3、鱼头蒸好之后把蒜蓉撒在鱼身上，然后架锅烧热，倒入少许色拉油烧到滚热，在浇淋在鱼头上，蒜蓉经过热油刺激的香味马上就会出来了。
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红烧肉
材料：上好五花肉两斤，鸡蛋4～6只，葱5克，姜5克，八角1粒；
调料：老抽少许，生抽少许，红烧汁，盐，糖，料酒
1、五花肉洗净切成小方块，放进沸水，加料酒焯好。用老抽、料酒、盐、生抽、糖将五花肉腌15分钟；
2、鸡蛋煮熟，用冷水浸凉后，去皮，过热油炸至外皮脆硬，形似虎皮时捞出；
3、沸水下锅，加入调料，把腌制好的五花肉放进水里，大火15分钟左右，然后转慢火，约1小时；
4、肉八成熟的时候，放进炸好的虎皮鸡蛋。用中小火烧至汤汁浓时即可出锅。为了不让肉吃起来太腻，可以加少量的醋，再加两块山楂片；
5、糖要敢放，舍得放。糖的数量大约1斤肉1两糖，最好用冰糖，甜度高，味纯，透明度高，这是烧这道菜的关键。冰糖事先敲碎。
调料：老抽少许，生抽少许，红烧汁，盐，糖，料酒
1、五花肉洗净切成小方块，放进沸水，加料酒焯好。用老抽、料酒、盐、生抽、糖将五花肉腌15分钟；
2、鸡蛋煮熟，用冷水浸凉后，去皮，过热油炸至外皮脆硬，形似虎皮时捞出；
3、沸水下锅，加入调料，把腌制好的五花肉放进水里，大火15分钟左右，然后转慢火，约1小时；
4、肉八成熟的时候，放进炸好的虎皮鸡蛋。用中小火烧至汤汁浓时即可出锅。为了不让肉吃起来太腻，可以加少量的醋，再加两块山楂片；
5、糖要敢放，舍得放。糖的数量大约1斤肉1两糖，最好用冰糖，甜度高，味纯，透明度高，这是烧这道菜的关键。冰糖事先敲碎。
2010年10月10日星期日
留学心得：数据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留学心得：数据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节选）
我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出国之前，我在各类国家机关辗转工作了十年。那时候的政治和政策，在我的眼里，主要就是基于逻辑思辨的理论分析，而不是基于数据的细节分析。为什么呢？我们的国家机关和领导，天天把冠冕堂皇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挂在口头上、摆在材料里；一涉及到具体细节，都避重就轻，谈笑间化为无形，这给年轻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政治就是宏大叙事。等年轻人变得老到，慢慢了解到越来越多见不得光的细节之后，恍然大悟，又很容易掉进政治政策即“权术权谋”的陷阱之中。
这种机关工作的长期浸染，使我不由自主便认为政治政策无非就是台上的宏大叙事和底下的明枪暗箭。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专治政权的一个特点，台上写标语、喊口号；底下黒箱子、潜规则。领导在公开场合都喜欢大谈原则、回避细节，因为那是要留在桌面之下来操作或交易的。细节一放大，魔鬼就会现形。
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这里大相径庭。听一听、看一看美国国会的辩论，你就会发现，争的无一不是细节，其实，世界各国，只要是民主政治，都是这么玩的。我就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最早将定量分析技术大规模引进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发源地之一，这里的政策分析，说白了，就是数据分析。观念的调整是最难的、也最痛苦，我用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一方面很想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又拒绝这种研究方法，一路跌跌撞撞，找不到方向，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最后明白了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已经毕业了，错过了攻读博士的最佳时机，我一直深以为憾。
其实，近几十年以来，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都已经是定量分析了。以政治学为例，据我所知，在美国，只有东西两冀极少数的学校，强调政治哲学的，走的还是定性分析的老路。
http://dongxi.net/b02Mf
我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出国之前，我在各类国家机关辗转工作了十年。那时候的政治和政策，在我的眼里，主要就是基于逻辑思辨的理论分析，而不是基于数据的细节分析。为什么呢？我们的国家机关和领导，天天把冠冕堂皇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挂在口头上、摆在材料里；一涉及到具体细节，都避重就轻，谈笑间化为无形，这给年轻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政治就是宏大叙事。等年轻人变得老到，慢慢了解到越来越多见不得光的细节之后，恍然大悟，又很容易掉进政治政策即“权术权谋”的陷阱之中。
这种机关工作的长期浸染，使我不由自主便认为政治政策无非就是台上的宏大叙事和底下的明枪暗箭。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专治政权的一个特点，台上写标语、喊口号；底下黒箱子、潜规则。领导在公开场合都喜欢大谈原则、回避细节，因为那是要留在桌面之下来操作或交易的。细节一放大，魔鬼就会现形。
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这里大相径庭。听一听、看一看美国国会的辩论，你就会发现，争的无一不是细节，其实，世界各国，只要是民主政治，都是这么玩的。我就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最早将定量分析技术大规模引进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发源地之一，这里的政策分析，说白了，就是数据分析。观念的调整是最难的、也最痛苦，我用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一方面很想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又拒绝这种研究方法，一路跌跌撞撞，找不到方向，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最后明白了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已经毕业了，错过了攻读博士的最佳时机，我一直深以为憾。
其实，近几十年以来，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都已经是定量分析了。以政治学为例，据我所知，在美国，只有东西两冀极少数的学校，强调政治哲学的，走的还是定性分析的老路。
http://dongxi.net/b02Mf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2010年9月18日星期六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武林门民航售票处=虹桥机场
至虹桥：6:30/7:30/9:30/13:00/15:30/16:30
至杭州：10:30/12:20/14:00/16:00/18:00/20:50
Tel: 0571 2892 8567/1391 610 8450（上海）/1390 195 9323（杭州）
至杭州：10:30/12:20/14:00/16:00/18:00/20:50
Tel: 0571 2892 8567/1391 610 8450（上海）/1390 195 9323（杭州）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films to be
影子写手（The Ghost Writer）2010
飞砂风中转（方中信、郑伊健、陈小春、余安安、叶璇）finished
一页台北（Au Revoir Taipei/First Page Taipei）
驯龙记（finished）
枪王之王（吴彦祖、古天乐、蔡卓妍、李冰冰；finished）
危情谍战 Knight and Day
玩具总动员3
罗宾汉
波斯王子：时之刃（finished）
诸神之战(finished)
叶问2（finished）
决战刹马镇（finished）
钢铁侠2
杜拉拉升职记(finished)
绿区（马克·戴蒙）
赏金猎手（詹妮弗·安妮斯顿; finished）
海扁王
斯巴达克斯：血与沙 Spartacus: Blood and Sand
美食、祈祷和恋爱(Eat, Pray, Love)Julia Roberts
Salt（特工Salt）
月满轩尼诗（finished）
战略特勤组（finished）
下女（全度妍）（finished）
龙纹身的女孩（finished）
飞砂风中转（方中信、郑伊健、陈小春、余安安、叶璇）finished
一页台北（Au Revoir Taipei/First Page Taipei）
驯龙记（finished）
枪王之王（吴彦祖、古天乐、蔡卓妍、李冰冰；finished）
危情谍战 Knight and Day
玩具总动员3
罗宾汉
波斯王子：时之刃（finished）
诸神之战(finished)
叶问2（finished）
决战刹马镇（finished）
钢铁侠2
杜拉拉升职记(finished)
绿区（马克·戴蒙）
赏金猎手（詹妮弗·安妮斯顿; finished）
海扁王
斯巴达克斯：血与沙 Spartacus: Blood and Sand
美食、祈祷和恋爱(Eat, Pray, Love)Julia Roberts
Salt（特工Salt）
月满轩尼诗（finished）
战略特勤组（finished）
下女（全度妍）（finished）
龙纹身的女孩（finished）
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
macbook pro MC372ZP/A
RMB ¥12,950
speck products for apple's iphone, macbook...
http://www.speckproducts.com/
tucano macbook bags
ELEMENTS second skin/laptop sleeve - 15.4" MacBook Pro (Gray)
speck products for apple's iphone, macbook...
http://www.speckproducts.com/
tucano macbook bags
ELEMENTS second skin/laptop sleeve - 15.4" MacBook Pro (Gray)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中国房价走势之谜（华尔街日报）
《新京报》报道，中国银监会下属北京银监局刚刚完成北京地区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房价下跌20%至30%，将引发房地产业相关贷款质量恶化；而房价下跌50%，银行业将不能承受。
尽管中国当局惯于通过《新京报》等小型媒体传递微妙的信息，测试国内舆论，但市场可能对这篇特别报道作过多解读，认为中国正在做好准备，迎接房价最高达50%的跌幅。
中国房价已经高入云霄，其走势如何是个难以求解的问题，而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种种举措让这个问题引发人们的种种猜测。即使全球经济趋势未随欧元区主权债危机发生转变，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自4月中旬以来，中央政府看似强硬的房产地控制措施频频出台，包括提高房贷利率及首付要求等，但高层领导对房价确切走势的态度一直含混不明。
过去两年中，中国官方对房价政策提法的演变可谓中国当局被视作语义学大师的经典例证。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房价急剧下调，中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要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健康发展”。2009年，房价在巨额财政刺激方案及大量投机的推动下飙升，国务院呼吁采取措施“防止房价过快上涨”。今年初，随着这种警告失败而房价进一步高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措辞提升到“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种高度。提请注意，这里说的并非是全国。
然后是一系列的行政紧缩措施出台，以及近几周关于可能出台房产税的无休止的争论，多位中层官员及智囊研究人士对此曾断然否认，然后又表示支持，如此周而复始。
而所有这些措施及争论都无碍中国房价继续上扬，4月份房价年比上涨12.8%，尽管成交量大幅降低。
这个数据表明，购房者与房地产开发商目前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愿让步，而且还因为双方都对未来趋势没有把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住房市场却在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之列，在提供廉价公共住房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加坡等国家。但仔细观察中国貌似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房地产市场，就会发现这也是伪装得最好的一个市场：在一个仅需求是由市场驱动而供应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市场，供方总是占上风。
最新出台的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关于需求面的，旨在增加房产投机者的成本，但普通购房者的成本也加大了。如果中国政府真想降低房价，最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法应是增加土地供应。近几周来，政府实际上已放开更多土地供应，但数量太小，几可忽略不计。
中国政府迄今的反应再次暴露出最终的政策困局，以及某种程度上政府立场的利益冲突：房地产既是经济增长动力又是通胀来源，对于这种矛盾性，中国政府难以取舍。而作为出售土地的唯一最大受益者，政府实际上也没有降价的动力。
这正是银行压力测试不可能导致政策有实质性改变的原因。这种测试最多显示政府与房产开发商及购房者一样，同样不知房价应该降多少。
但就在压力测试完成前，欧洲经济震荡出人意外地成为关注焦点，温家宝也发出官方思路可能有大转变的暗示。不到两周前，他说，中国必须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以“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所以就继续猜吧。
Shen Hong
http://cn.wsj.com/gb/20100528/rec114059.asp
尽管中国当局惯于通过《新京报》等小型媒体传递微妙的信息，测试国内舆论，但市场可能对这篇特别报道作过多解读，认为中国正在做好准备，迎接房价最高达50%的跌幅。
中国房价已经高入云霄，其走势如何是个难以求解的问题，而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种种举措让这个问题引发人们的种种猜测。即使全球经济趋势未随欧元区主权债危机发生转变，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自4月中旬以来，中央政府看似强硬的房产地控制措施频频出台，包括提高房贷利率及首付要求等，但高层领导对房价确切走势的态度一直含混不明。
过去两年中，中国官方对房价政策提法的演变可谓中国当局被视作语义学大师的经典例证。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房价急剧下调，中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要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健康发展”。2009年，房价在巨额财政刺激方案及大量投机的推动下飙升，国务院呼吁采取措施“防止房价过快上涨”。今年初，随着这种警告失败而房价进一步高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措辞提升到“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种高度。提请注意，这里说的并非是全国。
然后是一系列的行政紧缩措施出台，以及近几周关于可能出台房产税的无休止的争论，多位中层官员及智囊研究人士对此曾断然否认，然后又表示支持，如此周而复始。
而所有这些措施及争论都无碍中国房价继续上扬，4月份房价年比上涨12.8%，尽管成交量大幅降低。
这个数据表明，购房者与房地产开发商目前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愿让步，而且还因为双方都对未来趋势没有把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住房市场却在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之列，在提供廉价公共住房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加坡等国家。但仔细观察中国貌似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房地产市场，就会发现这也是伪装得最好的一个市场：在一个仅需求是由市场驱动而供应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市场，供方总是占上风。
最新出台的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关于需求面的，旨在增加房产投机者的成本，但普通购房者的成本也加大了。如果中国政府真想降低房价，最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法应是增加土地供应。近几周来，政府实际上已放开更多土地供应，但数量太小，几可忽略不计。
中国政府迄今的反应再次暴露出最终的政策困局，以及某种程度上政府立场的利益冲突：房地产既是经济增长动力又是通胀来源，对于这种矛盾性，中国政府难以取舍。而作为出售土地的唯一最大受益者，政府实际上也没有降价的动力。
这正是银行压力测试不可能导致政策有实质性改变的原因。这种测试最多显示政府与房产开发商及购房者一样，同样不知房价应该降多少。
但就在压力测试完成前，欧洲经济震荡出人意外地成为关注焦点，温家宝也发出官方思路可能有大转变的暗示。不到两周前，他说，中国必须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以“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所以就继续猜吧。
Shen Hong
http://cn.wsj.com/gb/20100528/rec114059.asp
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C.K. and His Foresight(in memory of Coimbatore Krishnarao Prahalad)
—By Professor M.S. Krishnan
As I accepted an offer to take up a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in 1996, my PhD advisors at Carnegie Mellon and other colleagues informed me about this legendary professor and scholar called C.K. Prahalad at Michigan. I first saw C.K. in 1997 at a public presentation he was delivering in Ann Arbor on the emerging economies, primarily India and China. Although I was sitting in one of the last rows of a big auditorium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with 400 people in it, I still remember his last slide in that presentation. It was a picture of a family of five in India travelling in a two-wheeler with the mother holding a baby in her hand balancing herself in the rear seat. C.K. concluded by saying that "You don't need market research and a team of analyst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is a big market for affordable cars in these countries." He added, "But you cannot design products for those markets sitting here in Detroit. You need to be ther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and need for affordability." That was thirteen years back. The world celebrated the Tata Nano innovation last year. All the major global auto firms now have the small car categor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competitive strategy. That is C.K. for you.
C.K. as Co-author and Mentor
My first meeting with C.K. happened accidentally in our faculty lounge during the Fall semester of 1998. Both of us were getting our coffee. C.K. asked me "Are you a new faculty here?" Although I had been in Michigan more than two years by then, I replied to him that I was relatively new. Our conversation drifted to his question about my PhD thesis at Carnegie Mellon. As a fresh enthusiastic PhD, I explained to him that my thesis was about qua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in large-scale soft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K. looked into my eyes and said "I thought we knew everything about quality. Deming and Juran had done a great job in the 1970s. Why did you spend four years of your life on this problem now?" Unaware of the depth of his question,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why quality was different in software. Our conversation lasted for just ten minutes and we parted. Two weeks later, we met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his office. He called me inside and asked me if I thought quality in software was similar to quality in education. This was again a typical C.K. kind of question. As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for a few minutes, C.K. added his perspective. C.K. took his yellow pad and started drawing the flow of our argument and asked me in his typical style: "This is what we are saying, is it not?" That was the end of that meeting. I was still not fully aware of the depth of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that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eep friend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 I was satisfied merely with the fact that I had good conversations wit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enior professors. Three weeks following that meeting, C.K. sent me a memo stating that he found our conversation on software quality intriguing. He presented me with the context that he sits on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boards of large companies. He articulated why software and digitization are emerging as a critical capability for firms to execute their strategy and invited me as a collaborator to write for senior management audience. This was the start of my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C.K. My last ten years of association with C.K. has transformed me to understand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connect technology and social architecture as the two pillar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C.K. has helped me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role of technology beyond solving business problems to include solving societal problems in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While C.K.'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are well published and read by millions, C.K. as a person is deeply known only to those who have bee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m. C.K. believed in friendship with his collaborators. C.K. and his wife Gayathri are one of the best hosts with a big hear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C.K.'s kindness and humility to everyone he touched. C.K. was always full of energy to engage in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C.K.'s commitment to his profession was exemplary. Once he makes an appointment, he will stick to that even if it means flying for twenty hours to deliver a two hour lecture or attend a research meeting. C.K. also took every assignment seriously. Whether it was meeting with the dean at the school, discussing research with co-authors or engaging with a firm, C.K. was thorough in his preparation. C.K. also had enormous patience and a special curiosit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on new trends and ideas. Sometimes I called him on his cell phone in the evening thinking that he was in San Diego. C.K. patiently picked up the ph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India and yet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me. He was truly interested in mentoring his junior co-author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a collaborator. He was always generous in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his junior colleagues. I have lost a personal friend and mentor. I will miss those dinner discussions and our long research deliberations. I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K. so closely.
C.K. and Next Practices
C.K. is known for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assumptions and pushing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Dominant Logic" (as C.K. used to say) constantly. In the early 1990s, he pushed the Indian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assumptions on joint ventures. C.K. had a dream for corporate India. He once showed me a paper he had written in 1992 on the future of joint ventures in India. The vision articulated in that paper called for Indian MNCs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While India celebrated the success of its software industry in the late 1990s, I remember C.K. constantly pushing them to rethink their business models to escape from their linear growth. C.K. was a true thought leader with a unique passion for India. He had a dream for India@75 that is well known. The uniqueness of C.K. is that he always provided an approach with clarity for making his dreams a reality.
A contrarian C.K. was exceptional in his foresight for next big ideas. C.K. had plans for at least three next big ideas even during his last days. C.K. truly believed in improving the world through his contributions. He had a vision for marrying sustainability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He had a vision for global business innovation with inclusive growth. He had defined a model for next practices in global business education. On April 16th, 2010, we lost a brilliant thinker, a wonderful friend and an evangelist of new business concepts. While mourning his demise, we also need to cherish our memories of C.K. and his work. The best way to pay our tribute to C.K. is to strive for turning his dreams into reality and keeping his concept of next practices alive.
http://www.bus.umich.edu/NewsRoom/ArticleDisplay.asp?news_id=19279
http://www.21cbh.com/HTML/2010-5-27/xMMDAwMDE3OTQxMw.html
As I accepted an offer to take up a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in 1996, my PhD advisors at Carnegie Mellon and other colleagues informed me about this legendary professor and scholar called C.K. Prahalad at Michigan. I first saw C.K. in 1997 at a public presentation he was delivering in Ann Arbor on the emerging economies, primarily India and China. Although I was sitting in one of the last rows of a big auditorium at the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with 400 people in it, I still remember his last slide in that presentation. It was a picture of a family of five in India travelling in a two-wheeler with the mother holding a baby in her hand balancing herself in the rear seat. C.K. concluded by saying that "You don't need market research and a team of analyst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is a big market for affordable cars in these countries." He added, "But you cannot design products for those markets sitting here in Detroit. You need to be ther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and need for affordability." That was thirteen years back. The world celebrated the Tata Nano innovation last year. All the major global auto firms now have the small car categor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competitive strategy. That is C.K. for you.
C.K. as Co-author and Mentor
My first meeting with C.K. happened accidentally in our faculty lounge during the Fall semester of 1998. Both of us were getting our coffee. C.K. asked me "Are you a new faculty here?" Although I had been in Michigan more than two years by then, I replied to him that I was relatively new. Our conversation drifted to his question about my PhD thesis at Carnegie Mellon. As a fresh enthusiastic PhD, I explained to him that my thesis was about qua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in large-scale soft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K. looked into my eyes and said "I thought we knew everything about quality. Deming and Juran had done a great job in the 1970s. Why did you spend four years of your life on this problem now?" Unaware of the depth of his question,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why quality was different in software. Our conversation lasted for just ten minutes and we parted. Two weeks later, we met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his office. He called me inside and asked me if I thought quality in software was similar to quality in education. This was again a typical C.K. kind of question. As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for a few minutes, C.K. added his perspective. C.K. took his yellow pad and started drawing the flow of our argument and asked me in his typical style: "This is what we are saying, is it not?" That was the end of that meeting. I was still not fully aware of the depth of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that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eep friend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 I was satisfied merely with the fact that I had good conversations wit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enior professors. Three weeks following that meeting, C.K. sent me a memo stating that he found our conversation on software quality intriguing. He presented me with the context that he sits on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boards of large companies. He articulated why software and digitization are emerging as a critical capability for firms to execute their strategy and invited me as a collaborator to write for senior management audience. This was the start of my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C.K. My last ten years of association with C.K. has transformed me to understand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connect technology and social architecture as the two pillar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C.K. has helped me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role of technology beyond solving business problems to include solving societal problems in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While C.K.'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are well published and read by millions, C.K. as a person is deeply known only to those who have bee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m. C.K. believed in friendship with his collaborators. C.K. and his wife Gayathri are one of the best hosts with a big hear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C.K.'s kindness and humility to everyone he touched. C.K. was always full of energy to engage in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C.K.'s commitment to his profession was exemplary. Once he makes an appointment, he will stick to that even if it means flying for twenty hours to deliver a two hour lecture or attend a research meeting. C.K. also took every assignment seriously. Whether it was meeting with the dean at the school, discussing research with co-authors or engaging with a firm, C.K. was thorough in his preparation. C.K. also had enormous patience and a special curiosit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on new trends and ideas. Sometimes I called him on his cell phone in the evening thinking that he was in San Diego. C.K. patiently picked up the ph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India and yet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me. He was truly interested in mentoring his junior co-author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a collaborator. He was always generous in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his junior colleagues. I have lost a personal friend and mentor. I will miss those dinner discussions and our long research deliberations. I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K. so closely.
C.K. and Next Practices
C.K. is known for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assumptions and pushing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Dominant Logic" (as C.K. used to say) constantly. In the early 1990s, he pushed the Indian industry leaders to question their assumptions on joint ventures. C.K. had a dream for corporate India. He once showed me a paper he had written in 1992 on the future of joint ventures in India. The vision articulated in that paper called for Indian MNCs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While India celebrated the success of its software industry in the late 1990s, I remember C.K. constantly pushing them to rethink their business models to escape from their linear growth. C.K. was a true thought leader with a unique passion for India. He had a dream for India@75 that is well known. The uniqueness of C.K. is that he always provided an approach with clarity for making his dreams a reality.
A contrarian C.K. was exceptional in his foresight for next big ideas. C.K. had plans for at least three next big ideas even during his last days. C.K. truly believed in improving the world through his contributions. He had a vision for marrying sustainability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He had a vision for global business innovation with inclusive growth. He had defined a model for next practices in global business education. On April 16th, 2010, we lost a brilliant thinker, a wonderful friend and an evangelist of new business concepts. While mourning his demise, we also need to cherish our memories of C.K. and his work. The best way to pay our tribute to C.K. is to strive for turning his dreams into reality and keeping his concept of next practices alive.
http://www.bus.umich.edu/NewsRoom/ArticleDisplay.asp?news_id=19279
http://www.21cbh.com/HTML/2010-5-27/xMMDAwMDE3OTQxMw.html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
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郑俊怀：灯火下楼台
我有个习惯。看到好的文章，就爱把书买下来收藏。所以下班后去书报亭买2010年第一期《中国企业家》。走了三个书报亭，都说卖光了——平日很少见。第四个老板说，前两天来了一个人，这期杂志，有多少要多少，全买断。于是再走了两个报亭，得到老板证实。
原因可能与这篇封面文章《郑俊怀：灯火下楼台》有关，那我就转一个。
郑俊怀出狱已经一年有余，这位伊利前董事长卷土重来的传言渐渐消歇。
中国企业家中，脱身囹圄后能东山再起者似乎尚未出现。但是他们仍然令人着迷：曾经的传奇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郑俊怀，可能真的结束了。
2009年7月4日，曾因盗窃公司资金等罪名被判刑6年的黄宏生获得保释。7月6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创维数码最大涨幅20%，股价创出一年新高。这是历年来出狱企业家获得的最高礼遇。黄宏生是创维第一大股东。郑俊怀没有伊利股权。
2007年9月，曾因滥用职权获刑1年10个月的前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刑满出狱，并于9个月后加入南京小营药业集团。郑俊怀所犯是挪用公款罪，刑满5年内没有公司高管任职资格。
2002年春节，曾因贪污获无期徒刑(后改判18年)的褚时健被准许保外就医，随后在家乡的哀牢山上种下遍山柑桔，颐养晚年。郑俊怀没有哀牢山。
接近郑的人听到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也有比郑目前的处境更糟的。2009年12月，7年前貌似已终结的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及其三位旧部“转移公司巨额财产”案易名贪污案再遭审判。三位旧部获刑14到18年不等。70岁的李经纬因脑中风一直未愈，无法参加庭审。
较之上述诸位，郑俊怀身上的悲剧意味更浓：与他恩怨交加的两个弟子仍在他所开创的事业里赢得万众瞩目，却无一可以投靠。如此结果，郑的性格可堪琢磨。
但是郑案绝非无懈可击。指责郑俊怀借公司资金MBO或有所据，以“挪用公款”治之以罪，郑不服气。在接近郑的人看来，此案源于郑阻断了当地权要的财路。果如其言，权要或可倾覆，但郑之罪与非罪似在两可，欲推倒重来，大不容易。
三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在关注郑俊怀，并曾试图进入其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探望。郑俊怀如何度过狱中生活？他的近况及未来又怎样？他一直未曾认罪的判案能够翻案吗？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说的不是富贵，是风流云散。
近况
岁末。北京。
郑俊怀的背影消失在地铁车站汹涌的人流中。
目击者说，郑的模样变化不大，手里拎着两盒儿盒饭。
往年春节，郑俊怀所在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会批给他三天假期，让他回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老家，陪九十多岁的母亲过年。郑幼而失怙，对母亲感情很深。2004年伊利高管被检察院带走调查前数月，郑俊怀曾接受媒体采访，称“每当过不去时，想想92岁的老娘安详地做针线，一下子就平静了。老娘在炕上轻轻地摸我的胳膊和脸，唯有这种感情是最真的。”
如今，这种感情郑只能在回忆中体会了，郑母已于2008年过世。牛根生曾派人前往吊唁并送了花圈。与郑接触密切的人说，最近和郑俊怀提及牛根生，郑连说“牛不错牛不错，不枉老大哥培养过”。
在北京，郑俊怀购买了公交一卡通，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北京地铁了如指掌。郑真的需要这种拥挤难堪的交通工具吗？
郑俊怀出事前的董事长助理张三林(自称郑接受调查的翌日被伊利扫地出门)说，郑俊怀目前在“给几个朋友帮忙当顾问”，其中包括一家新能源公司和一家网络公司，每处月工资三四千元。朋友本来要给郑俊怀配车，郑说一来自己不会开车，二来费用太高，不如给他租一套房子。郑认为自己的“行情”至少应该在年薪百万以上，因为他的许多部下(郑出事后从伊利出走的)已经达到了这一数字。但朋友们支付不起，他只能象征性地收一些顾问费。“也没什么，”张三林说， “我以前跟他出差总是吃方便面，这个人节省惯了。”
郑从监狱出来后常说，那种环境下我都过来了，现在出来了还有啥了不起，什么能过不去？
按照张三林和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的说法，郑俊怀入狱前两年的年薪、奖金共计520余万元一直在伊利未领，出事至今索要无果。呼和浩特劳动仲裁委员会曾受理此事，不了了之。呼和浩特市政府曾指示伊利公司按月发放5000元给郑的家属，但只执行了数月即被伊利停止。2005年初，郑俊怀身陷包头看守所，其分别在日本和法国上学的一子一女经费无着，郑妻向牛根生求助，后者与四位蒙牛高管为之筹款30万元，其中牛根生10万(一说8万)。
郑俊怀的一位朋友(据刘爱国说是伊利的前董事)曾向其借贷150万元，郑入狱后，该朋友再不提此事，郑的家属多次讨要不得。不得已，郑求助法庭，目前追回50万元，已用于支付诉讼费及还债。
郑不止一次向刘爱国感叹，“我到了里头就知道了，第一是亲情，第二是真朋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谁是真谁是假，一目了然。”
张三林和刘爱国都证实，无论郑在看守所还是监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现伊利董事长潘刚从未前去探问过。
出狱以来，有传言说郑俊怀将携40亿资金在包头成立“新长征乳业”。按照《公司法》，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等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又传郑已加盟黑龙江红星乳业。张三林说，一个前伊利常务副总目前在红星乳业供职，是他邀请郑前往。目前看来，郑并无此意。
传言表达的是一种基于郑俊怀半生经历的可能：郑会在其曾建立丰功伟绩的行业重树大旗。但中国乳业的舞台由伊利和蒙牛领衔主演的大势已定，郑曾赖以成长的市场环境不可复制，郑想异军突起几无可能。
况且，郑似乎对媒体给他展示的壮阔前景兴趣不大。2009年1月，由刘爱国联络，一位前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请郑吃饭。刘说，郑在伊利的时候，该市长与郑关系并不好，但他认为对郑的判决不公正。席间，刘问起郑的打算。当时，欲请郑加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一家在北海经营珍珠养殖、在西藏搞牦牛奶的公司。郑的说法是“等几年再说”。刘分析，郑虽然一直没有明言，但心里还是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所谓“等”，是要等内蒙古政府换届。
2009年11月底，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接替储波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郑俊怀确实在“等”，那么他应该从中看到了希望。
刘爱国说，郑俊怀目前还有一些官司要打，其中包括启元公司股权案。该案已经开过一次庭，但因原告人数未齐，暂时中止审理。启元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按照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指示用于激励伊利高管。每年伊利提取税后利润的10%注入启元公司，购买伊利股票。郑俊怀事发前启元持有近1000万股伊利股票，约占当时伊利股份的4%。郑俊怀代表二十几个隐名股东(即原伊利高管)持有启元近98%股权。
2005年12月，郑案一审开庭前，呼和浩特市国资委下属的呼和浩特投资公司找到郑俊怀，劝郑将启元所有伊利股权转让与呼和浩特投资公司。郑在协议上签字。
“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刘爱国说，“协议的转让价是启元当初的购买价。但就是这样，启元的所有股东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另外，郑等人的判决书中称，导致郑俊怀入罪的华世商贸公司所持800多万股伊利股票将被拍卖，案犯的个人投资将予归还。刘爱国说，其中有郑的个人投入200多万元，现在也未拿到。
从刘爱国的叙述中，可以感到郑俊怀本人对这些官司积极性不高。刘爱国熟知郑的性格。“比较固执。你谈的时候他都表示同意，等他说的时候还是他那套东西。”一些接近郑的人也说，郑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附以“对对对”，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以为然。但这一次郑或许是对的。如果不能彻底翻案，局部的挣扎意义不大。
2009年，伊利股份因连续两年亏损被证监会冠以“ST”。目前，潘刚持有434万伊利股票，2319万份股票期权。
狱中生活
2007年10月19日，《中国企业家》记者与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来到郑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多次协商未能获准入内，记者留在监狱外面等待刘爱国会见郑俊怀结束。
高墙外植满白杨，天高云淡，落叶满地。一些衣着不整的民工在一辆卡车旁打扑克，他们在等待进入监狱拉货。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要求记者不要对监狱拍照。他看上去很威严。
会见室里，郑俊怀主要讲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在启元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当时，刘爱国准备就此提起诉讼。郑说，从2005年5月到郑案开庭前，呼和浩特投资公司及政府官员先后6次找他谈话，督促他同意转让启元所持伊利股份。开始，郑“扛得很死”。最后一次，在看守所，来人说，我们受市里的委托，你就签了吧，签了以后，你们入资的本金，领导说，肯定退给你们。你签了，最高领导就知道了，你们也就没事儿了。“我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住(不放) 吧，弟兄们还有四个人在里面圈着(同案伊利高管杨桂琴等)。我们不要了，回家就算了。”郑没有再考虑之前刘爱国对他的嘱咐：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案子正在审判过程中，哪个领导能说这个事免了就算了？
郑当时身在看守所，历生平未遇之险境，急于破财免灾，人之常情。刘爱国说，郑签字的时候，看守所所长还曾提醒他：上次你不是跟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吗？
刘爱国认为，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利益显然。从而，这份协议显失公平，存在趁火打劫嫌疑。
会见完毕，刘爱国认识的一位监狱干部谈起郑减刑的事，表示很难，“主要是得罪的人(位子)太高了。”刘爱国说，郑目前在狱中种菜。
2006年由看守所转入监狱后，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刘爱国曾向记者描述了他2005年1月8日在包头看守所会见关押不久的郑俊怀的情景：零下 20多度的天气，郑俊怀站在会见室朝向关押区的窗户外面，手被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郑俊怀个矮，手高高举起。在看守所，郑与七八个犯人同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号子”里，大通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遭看守打骂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没人知道郑是谁，即使知道，也未必有人关心。看守所伙食恶劣，借以下饭的菜汤，使用的是带哈喇味儿的陈油。跟他的同伴一样，郑俊怀每天最盼望的是吃一包方便面(可购买，但数量有限制)。有开水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他们就用自来水把方便面泡软了吃。2005年12月22日，冬至，郑案第一次在包头中院开庭，郑吃到了进入看守所一年以来最好的两顿饭。 中午是炖牛肉米饭，晚上是伊利速冻水饺。据说水饺是审判长给买的：老郑，冬至了，没别的，我们给你买点儿伊利水饺(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二审宣判后郑俊怀进入萨拉齐监狱服刑。在看守所呆了一年零七个月，能够离开，郑感到兴奋，虽然是前往监狱。
在监狱里，郑原来的身份得到一些尊重。有一个堆放五金电料的仓库，管理库房的人不用心，教导员让郑俊怀来负责。管库本是监狱中的“优差”，得之不易。郑当时还在因病输液，咬着牙与另外两个犯人一起，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将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物品分门别类，并贴好了标签。郑的表现得到狱方赞赏。半年后，郑服刑已满刑期的三分之一，按规定可以申请保外就医。郑有严重的胆结石，一直未手术治疗。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医院院长对他说，你什么条件都够(指服刑期和病情)，别人能批，你不能批。
再回到监狱时，管库的职位已经被别人顶替。郑俊怀申请管理狱中的菜地。狱方对前伊利董事长会种菜表示怀疑。郑说：“我爷爷我父亲都是一辈子种地，我小时候也种过。”监狱的菜地主要种植黄瓜和西红柿。郑知道庄稼人的体面，他种的地里没有一棵草。六七月份太阳正毒，郑看见自己的汗水流进土里。郑的想法是，既然保外就医不可能，就只剩下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一条路。他要回家。
郑的表现果然被记录在案，郑得以减刑一年。每天，郑可以从地里带回两根黄瓜和两个西红柿，慢慢享用，滋味甘美。不久，郑再获一年半减刑(按刘爱国的说法，减刑是因为郑发明了一个节水装置)。出狱的时候，管理人员对郑说，你走了，明年这菜谁种呀？郑回答：咋？我留下再种上一年？
据说，郑出狱后，他的减刑经过还遭到调查。既然郑的“敌人”如此厉害，怎么能允许他如此大幅度地减刑？刘爱国的解释是，为郑减刑完全符合程序，而且狱方也不会完全受人摆布。看来，无论“敌人”是否存在，郑的能量都还不能小觑。
接近郑的人说，进入看守所后，郑很快就说服自己、调整好了情绪：你气谁呀？你的家人朋友都不在跟前，你的对手更不在跟前，你不是自己气自己么？这不是傻子么？
把伊利当成家
出狱后，郑俊怀曾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放错位置了。伊利是我的家，错了，伊利怎么是你的家呢？”
郑的朋友们包括张三林、刘爱国也都持这种看法，认为郑俊怀出事是因为他把伊利看成自己的孩子，太认真了。
刘爱国说，郑俊怀执掌伊利期间，对公司的钱“抠得要死”，自己节省不说，在当地政府要求赞助的活动中表现冷漠，从而与政府关系紧张。张三林回忆，2004年中国证监会曾在内蒙古检察院之前进入伊利调查，准备以罚款60万元了结此事，但郑不为所动。张劝郑好好考虑，显然郑并未听从。
张三林说，在郑俊怀等人被带走调查后，张在伊利的配车、办公室也都被伊利收回。伊利中高层管理人员有500多人或主动离开或遭辞退。郑俊怀出事前，郑与潘刚的矛盾已经激化，原因是潘刚的姐姐、姐夫等众多亲戚开办多家承揽伊利广告、劳保用品业务的公司，郑极力反对。潘刚与同遭郑截断财路的伊利独立董事俞伯伟(俞的亲属办有咨询公司，曾为伊利提供咨询服务)同仇敌忾，将郑使用公司资金为自己买入伊利股份的事公之于众。有多人告诉《中国企业家》，潘刚与当地某政要的儿子关系密切，因此能在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至少从表面来看，郑俊怀已一无所有。郑得到的结果与当年牛根生离开伊利时有极大的相似。
2005年8月，郑俊怀在看守所时，由蒙牛两个高层撰写的《蒙牛内幕》一书出版。书中披露的《牛根生自述：我是如何从伊利出走的》一文说，郑俊怀免去牛根生在伊利的职务后，安排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书，这期间，“凡是我用过的人，生产部长、销售经理、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免了或者以其他职务被挂起来了。”离开伊利时，牛根生同样没有拿到伊利所欠的年薪。“作出离开伊利的决定时，”牛根生写道，“我心里相当难受。段永平从小霸王走时老板送他一辆奔驰，而我不但没拿到我应得年薪，还说欠企业20万，上北大的1万元也要我交？?在伊利那头越寒心，在蒙牛这头做事的动力就越强。”
1999年随同牛根生离开伊利的人中，有十几个都未拿到前一年的年薪，他们多次索要，伊利迟迟不给，以致2002年提起诉讼，但被告知已过诉讼时效。结果，牛根生用自己在蒙牛所得给众人补发了这笔伊利欠款。
《蒙牛内幕》说，1997年，蒙牛现任总裁杨文俊被郑俊怀提拔为伊利液态奶总经理。经营一年，未有赢利，团队情绪低落。为鼓舞士气，杨与液体奶领导层集体讨论，决定截留12万元货款给30多个骨干人员发放奖金。尽管杨本人分文未取，但由于违反规定，受到伊利内部纪检委的审查，被就此免职。其时杨的行为在伊利其他部门并不鲜见，独有杨受到惩罚。他认为，是因为郑与牛当时矛盾增大，而自己此前一直在牛根生手下。1999年，杨离开伊利加入蒙牛，随后伊利将已内部处理结束的“挪用货款发放奖金案”移交检察院。由于杨及时补交了挪用款，而且单据俱全，检察院决定免予追究。
郑俊怀在伊利22年，功绩卓著，权威无上，伊利公司所形成的文化为其一手创造。郑俊怀出事时，潘刚进入伊利已经13年，郑如何对待牛根生诸人，潘刚一定心领神会。郑俊怀如果真有远见，应该不会为自己目下的凄凉感到委屈。
由此，对郑及其朋友所说的“把伊利当成家”也必须重新审视。通常，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大公无私，郑及其朋友想必取义于此。就郑之种种看来，结论未必如是。郑把伊利当成家，可能意味着他把伊利当成了自己的家。郑的个人节俭是其多年养成的习惯(事实上这在与郑同辈或年纪更老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罕见)，与大公无私无关。像牛根生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补发年薪的事郑俊怀也有可能做出，呼和浩特市政府曾奖励郑50万元，后者全部捐出。实际上郑俊怀在乎的是决定权。在给伊利董事会的一封辞职信中，牛根生写道，有一次牛、郑到新疆参加乳品会议，返程到机场时，牛坐了客户派的车，而郑却打车前往。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由于郑俊怀先行动身，没有接上。牛说，这辆车一直追到了机场。因为这件事，郑俊怀觉得牛根生眼中没有自己。郑俊怀可以打车，可以出差坐经济舱吃方便面，但必须是出于自愿，这是一个权威所必须的。
在一个形成权力斗争文化的公司中做权威，在苛察他人的同时必要律己极严滴水不漏，这是代价。很不幸，郑并非完人，也有私欲，所以，把郑从灯火楼台送入黑暗中去的，正是郑俊怀本人。其“敌人”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有一天“敌人”倒下，也不能反证郑的清白。
他们的未来
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2009年3月，保外就医半年的前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新再度被收监，原因是唐行事高调广受关注，给狱方造成太大压力。而2002年就已保外就医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直坦然种着自己的柑桔，近年受到的关注比唐万新只多不少。
这说明，法律的边界实在不好掌握，从监狱出来的人都拿捏不定。你以为它是橡胶制品时，它会显现金属的品质。
这两年，是企业家出狱(包括保外就医、假释)的高峰期。继2006年提前获释的原爱多电器总经理胡志标之后，赵新先(原三九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陈久霖(中航油新加坡公司CEO)、戴国芳(原铁本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原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等均已重获自由。
人们希望在企业界重新看到这些曾创造出巨大财富的人。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入狱前，胡志标曾因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使爱多VCD家喻户晓，但企业很快资金链断裂以至破产。 胡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8年。出狱当年，36岁的胡志标受邀为一个名为“彩宴”的灯饰品牌做策划顾问。胡袭用了自己爱多时期的策略，在广告上投以巨资，使 “彩宴”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代理商和经销商纷至沓来。如“彩宴”市场总监所述：“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推广手法，一种在照明行业见所未见的广告战略，让彩宴一瞬间成为行业的热门话题。”
胡志标就像当年重新执掌长虹电器后继续迷信“降价”手段的倪润峰。他们没有变，市场变了。一年后，彩宴公司资不抵债，拍卖资产抵偿工人工资后关闭。胡志标在爱多破产时总结“公司后期管理非常混乱”，彩宴与之如出一辙。目前，胡创办了“胡志标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们在狱中数年，其所在的行业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变(如VCD产业已近消亡)，欲以当年的“咒语”重奏呼风唤雨之功，无异刻舟求剑。个人尽可复制，大势岂可再得？忘记从前的成功，洗心革面另起炉灶，坐论容易，起行实难。以此观诸赵新先、郑俊怀等人，即使有雄心改行，时间恐怕也已不够。黄宏生若非创维股权在握，让他在家电行业重打鼓另开张，想必心有余力不足。
希望在另一些人身上，比如唐万新。唐在入狱前曾掀起产业整合的巨浪，冀望打通金融和实业之间的通道，后资金不继功亏一篑。2006年4月，唐万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8年，折抵关押时间，目前已服刑5年。据报道，唐保外就医后，“一个以唐万新为精神领袖的创投团队也随之成立，管理的资金规模约为7500万元”。唐的一位现在任职北京现代汽车的前部下说，唐又已获得“保外”，正在北京，只是暂时不敢再张扬其事。“这个人，一定会干点儿什么的。”唐的这位前部下说。
唐万新擅长资本运作，一个时期内，他对各个行业研究细致(德隆曾有数百人的研究团队)、判断精准(新疆屯河和湘火炬都是优良资产)。唐是一个杰出的预言家和先行者，即使入狱5年，其之前倡行的观念也并未过时。
出狱的企业家们多曾领风气之先。无论是否有过监狱生涯，于风气之先，能一领再领者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出狱企业家面临的关于其未来的追问，同样适用于那些与监狱无缘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编辑 | 张刚）
原因可能与这篇封面文章《郑俊怀：灯火下楼台》有关，那我就转一个。
郑俊怀出狱已经一年有余，这位伊利前董事长卷土重来的传言渐渐消歇。
中国企业家中，脱身囹圄后能东山再起者似乎尚未出现。但是他们仍然令人着迷：曾经的传奇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郑俊怀，可能真的结束了。
2009年7月4日，曾因盗窃公司资金等罪名被判刑6年的黄宏生获得保释。7月6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创维数码最大涨幅20%，股价创出一年新高。这是历年来出狱企业家获得的最高礼遇。黄宏生是创维第一大股东。郑俊怀没有伊利股权。
2007年9月，曾因滥用职权获刑1年10个月的前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刑满出狱，并于9个月后加入南京小营药业集团。郑俊怀所犯是挪用公款罪，刑满5年内没有公司高管任职资格。
2002年春节，曾因贪污获无期徒刑(后改判18年)的褚时健被准许保外就医，随后在家乡的哀牢山上种下遍山柑桔，颐养晚年。郑俊怀没有哀牢山。
接近郑的人听到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也有比郑目前的处境更糟的。2009年12月，7年前貌似已终结的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及其三位旧部“转移公司巨额财产”案易名贪污案再遭审判。三位旧部获刑14到18年不等。70岁的李经纬因脑中风一直未愈，无法参加庭审。
较之上述诸位，郑俊怀身上的悲剧意味更浓：与他恩怨交加的两个弟子仍在他所开创的事业里赢得万众瞩目，却无一可以投靠。如此结果，郑的性格可堪琢磨。
但是郑案绝非无懈可击。指责郑俊怀借公司资金MBO或有所据，以“挪用公款”治之以罪，郑不服气。在接近郑的人看来，此案源于郑阻断了当地权要的财路。果如其言，权要或可倾覆，但郑之罪与非罪似在两可，欲推倒重来，大不容易。
三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在关注郑俊怀，并曾试图进入其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探望。郑俊怀如何度过狱中生活？他的近况及未来又怎样？他一直未曾认罪的判案能够翻案吗？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说的不是富贵，是风流云散。
近况
岁末。北京。
郑俊怀的背影消失在地铁车站汹涌的人流中。
目击者说，郑的模样变化不大，手里拎着两盒儿盒饭。
往年春节，郑俊怀所在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会批给他三天假期，让他回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老家，陪九十多岁的母亲过年。郑幼而失怙，对母亲感情很深。2004年伊利高管被检察院带走调查前数月，郑俊怀曾接受媒体采访，称“每当过不去时，想想92岁的老娘安详地做针线，一下子就平静了。老娘在炕上轻轻地摸我的胳膊和脸，唯有这种感情是最真的。”
如今，这种感情郑只能在回忆中体会了，郑母已于2008年过世。牛根生曾派人前往吊唁并送了花圈。与郑接触密切的人说，最近和郑俊怀提及牛根生，郑连说“牛不错牛不错，不枉老大哥培养过”。
在北京，郑俊怀购买了公交一卡通，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北京地铁了如指掌。郑真的需要这种拥挤难堪的交通工具吗？
郑俊怀出事前的董事长助理张三林(自称郑接受调查的翌日被伊利扫地出门)说，郑俊怀目前在“给几个朋友帮忙当顾问”，其中包括一家新能源公司和一家网络公司，每处月工资三四千元。朋友本来要给郑俊怀配车，郑说一来自己不会开车，二来费用太高，不如给他租一套房子。郑认为自己的“行情”至少应该在年薪百万以上，因为他的许多部下(郑出事后从伊利出走的)已经达到了这一数字。但朋友们支付不起，他只能象征性地收一些顾问费。“也没什么，”张三林说， “我以前跟他出差总是吃方便面，这个人节省惯了。”
郑从监狱出来后常说，那种环境下我都过来了，现在出来了还有啥了不起，什么能过不去？
按照张三林和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的说法，郑俊怀入狱前两年的年薪、奖金共计520余万元一直在伊利未领，出事至今索要无果。呼和浩特劳动仲裁委员会曾受理此事，不了了之。呼和浩特市政府曾指示伊利公司按月发放5000元给郑的家属，但只执行了数月即被伊利停止。2005年初，郑俊怀身陷包头看守所，其分别在日本和法国上学的一子一女经费无着，郑妻向牛根生求助，后者与四位蒙牛高管为之筹款30万元，其中牛根生10万(一说8万)。
郑俊怀的一位朋友(据刘爱国说是伊利的前董事)曾向其借贷150万元，郑入狱后，该朋友再不提此事，郑的家属多次讨要不得。不得已，郑求助法庭，目前追回50万元，已用于支付诉讼费及还债。
郑不止一次向刘爱国感叹，“我到了里头就知道了，第一是亲情，第二是真朋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谁是真谁是假，一目了然。”
张三林和刘爱国都证实，无论郑在看守所还是监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现伊利董事长潘刚从未前去探问过。
出狱以来，有传言说郑俊怀将携40亿资金在包头成立“新长征乳业”。按照《公司法》，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等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又传郑已加盟黑龙江红星乳业。张三林说，一个前伊利常务副总目前在红星乳业供职，是他邀请郑前往。目前看来，郑并无此意。
传言表达的是一种基于郑俊怀半生经历的可能：郑会在其曾建立丰功伟绩的行业重树大旗。但中国乳业的舞台由伊利和蒙牛领衔主演的大势已定，郑曾赖以成长的市场环境不可复制，郑想异军突起几无可能。
况且，郑似乎对媒体给他展示的壮阔前景兴趣不大。2009年1月，由刘爱国联络，一位前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请郑吃饭。刘说，郑在伊利的时候，该市长与郑关系并不好，但他认为对郑的判决不公正。席间，刘问起郑的打算。当时，欲请郑加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一家在北海经营珍珠养殖、在西藏搞牦牛奶的公司。郑的说法是“等几年再说”。刘分析，郑虽然一直没有明言，但心里还是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所谓“等”，是要等内蒙古政府换届。
2009年11月底，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接替储波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郑俊怀确实在“等”，那么他应该从中看到了希望。
刘爱国说，郑俊怀目前还有一些官司要打，其中包括启元公司股权案。该案已经开过一次庭，但因原告人数未齐，暂时中止审理。启元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按照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指示用于激励伊利高管。每年伊利提取税后利润的10%注入启元公司，购买伊利股票。郑俊怀事发前启元持有近1000万股伊利股票，约占当时伊利股份的4%。郑俊怀代表二十几个隐名股东(即原伊利高管)持有启元近98%股权。
2005年12月，郑案一审开庭前，呼和浩特市国资委下属的呼和浩特投资公司找到郑俊怀，劝郑将启元所有伊利股权转让与呼和浩特投资公司。郑在协议上签字。
“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刘爱国说，“协议的转让价是启元当初的购买价。但就是这样，启元的所有股东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另外，郑等人的判决书中称，导致郑俊怀入罪的华世商贸公司所持800多万股伊利股票将被拍卖，案犯的个人投资将予归还。刘爱国说，其中有郑的个人投入200多万元，现在也未拿到。
从刘爱国的叙述中，可以感到郑俊怀本人对这些官司积极性不高。刘爱国熟知郑的性格。“比较固执。你谈的时候他都表示同意，等他说的时候还是他那套东西。”一些接近郑的人也说，郑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附以“对对对”，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以为然。但这一次郑或许是对的。如果不能彻底翻案，局部的挣扎意义不大。
2009年，伊利股份因连续两年亏损被证监会冠以“ST”。目前，潘刚持有434万伊利股票，2319万份股票期权。
狱中生活
2007年10月19日，《中国企业家》记者与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来到郑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多次协商未能获准入内，记者留在监狱外面等待刘爱国会见郑俊怀结束。
高墙外植满白杨，天高云淡，落叶满地。一些衣着不整的民工在一辆卡车旁打扑克，他们在等待进入监狱拉货。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要求记者不要对监狱拍照。他看上去很威严。
会见室里，郑俊怀主要讲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在启元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当时，刘爱国准备就此提起诉讼。郑说，从2005年5月到郑案开庭前，呼和浩特投资公司及政府官员先后6次找他谈话，督促他同意转让启元所持伊利股份。开始，郑“扛得很死”。最后一次，在看守所，来人说，我们受市里的委托，你就签了吧，签了以后，你们入资的本金，领导说，肯定退给你们。你签了，最高领导就知道了，你们也就没事儿了。“我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住(不放) 吧，弟兄们还有四个人在里面圈着(同案伊利高管杨桂琴等)。我们不要了，回家就算了。”郑没有再考虑之前刘爱国对他的嘱咐：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案子正在审判过程中，哪个领导能说这个事免了就算了？
郑当时身在看守所，历生平未遇之险境，急于破财免灾，人之常情。刘爱国说，郑签字的时候，看守所所长还曾提醒他：上次你不是跟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吗？
刘爱国认为，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利益显然。从而，这份协议显失公平，存在趁火打劫嫌疑。
会见完毕，刘爱国认识的一位监狱干部谈起郑减刑的事，表示很难，“主要是得罪的人(位子)太高了。”刘爱国说，郑目前在狱中种菜。
2006年由看守所转入监狱后，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刘爱国曾向记者描述了他2005年1月8日在包头看守所会见关押不久的郑俊怀的情景：零下 20多度的天气，郑俊怀站在会见室朝向关押区的窗户外面，手被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郑俊怀个矮，手高高举起。在看守所，郑与七八个犯人同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号子”里，大通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遭看守打骂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没人知道郑是谁，即使知道，也未必有人关心。看守所伙食恶劣，借以下饭的菜汤，使用的是带哈喇味儿的陈油。跟他的同伴一样，郑俊怀每天最盼望的是吃一包方便面(可购买，但数量有限制)。有开水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他们就用自来水把方便面泡软了吃。2005年12月22日，冬至，郑案第一次在包头中院开庭，郑吃到了进入看守所一年以来最好的两顿饭。 中午是炖牛肉米饭，晚上是伊利速冻水饺。据说水饺是审判长给买的：老郑，冬至了，没别的，我们给你买点儿伊利水饺(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二审宣判后郑俊怀进入萨拉齐监狱服刑。在看守所呆了一年零七个月，能够离开，郑感到兴奋，虽然是前往监狱。
在监狱里，郑原来的身份得到一些尊重。有一个堆放五金电料的仓库，管理库房的人不用心，教导员让郑俊怀来负责。管库本是监狱中的“优差”，得之不易。郑当时还在因病输液，咬着牙与另外两个犯人一起，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将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物品分门别类，并贴好了标签。郑的表现得到狱方赞赏。半年后，郑服刑已满刑期的三分之一，按规定可以申请保外就医。郑有严重的胆结石，一直未手术治疗。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医院院长对他说，你什么条件都够(指服刑期和病情)，别人能批，你不能批。
再回到监狱时，管库的职位已经被别人顶替。郑俊怀申请管理狱中的菜地。狱方对前伊利董事长会种菜表示怀疑。郑说：“我爷爷我父亲都是一辈子种地，我小时候也种过。”监狱的菜地主要种植黄瓜和西红柿。郑知道庄稼人的体面，他种的地里没有一棵草。六七月份太阳正毒，郑看见自己的汗水流进土里。郑的想法是，既然保外就医不可能，就只剩下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一条路。他要回家。
郑的表现果然被记录在案，郑得以减刑一年。每天，郑可以从地里带回两根黄瓜和两个西红柿，慢慢享用，滋味甘美。不久，郑再获一年半减刑(按刘爱国的说法，减刑是因为郑发明了一个节水装置)。出狱的时候，管理人员对郑说，你走了，明年这菜谁种呀？郑回答：咋？我留下再种上一年？
据说，郑出狱后，他的减刑经过还遭到调查。既然郑的“敌人”如此厉害，怎么能允许他如此大幅度地减刑？刘爱国的解释是，为郑减刑完全符合程序，而且狱方也不会完全受人摆布。看来，无论“敌人”是否存在，郑的能量都还不能小觑。
接近郑的人说，进入看守所后，郑很快就说服自己、调整好了情绪：你气谁呀？你的家人朋友都不在跟前，你的对手更不在跟前，你不是自己气自己么？这不是傻子么？
把伊利当成家
出狱后，郑俊怀曾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放错位置了。伊利是我的家，错了，伊利怎么是你的家呢？”
郑的朋友们包括张三林、刘爱国也都持这种看法，认为郑俊怀出事是因为他把伊利看成自己的孩子，太认真了。
刘爱国说，郑俊怀执掌伊利期间，对公司的钱“抠得要死”，自己节省不说，在当地政府要求赞助的活动中表现冷漠，从而与政府关系紧张。张三林回忆，2004年中国证监会曾在内蒙古检察院之前进入伊利调查，准备以罚款60万元了结此事，但郑不为所动。张劝郑好好考虑，显然郑并未听从。
张三林说，在郑俊怀等人被带走调查后，张在伊利的配车、办公室也都被伊利收回。伊利中高层管理人员有500多人或主动离开或遭辞退。郑俊怀出事前，郑与潘刚的矛盾已经激化，原因是潘刚的姐姐、姐夫等众多亲戚开办多家承揽伊利广告、劳保用品业务的公司，郑极力反对。潘刚与同遭郑截断财路的伊利独立董事俞伯伟(俞的亲属办有咨询公司，曾为伊利提供咨询服务)同仇敌忾，将郑使用公司资金为自己买入伊利股份的事公之于众。有多人告诉《中国企业家》，潘刚与当地某政要的儿子关系密切，因此能在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至少从表面来看，郑俊怀已一无所有。郑得到的结果与当年牛根生离开伊利时有极大的相似。
2005年8月，郑俊怀在看守所时，由蒙牛两个高层撰写的《蒙牛内幕》一书出版。书中披露的《牛根生自述：我是如何从伊利出走的》一文说，郑俊怀免去牛根生在伊利的职务后，安排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书，这期间，“凡是我用过的人，生产部长、销售经理、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免了或者以其他职务被挂起来了。”离开伊利时，牛根生同样没有拿到伊利所欠的年薪。“作出离开伊利的决定时，”牛根生写道，“我心里相当难受。段永平从小霸王走时老板送他一辆奔驰，而我不但没拿到我应得年薪，还说欠企业20万，上北大的1万元也要我交？?在伊利那头越寒心，在蒙牛这头做事的动力就越强。”
1999年随同牛根生离开伊利的人中，有十几个都未拿到前一年的年薪，他们多次索要，伊利迟迟不给，以致2002年提起诉讼，但被告知已过诉讼时效。结果，牛根生用自己在蒙牛所得给众人补发了这笔伊利欠款。
《蒙牛内幕》说，1997年，蒙牛现任总裁杨文俊被郑俊怀提拔为伊利液态奶总经理。经营一年，未有赢利，团队情绪低落。为鼓舞士气，杨与液体奶领导层集体讨论，决定截留12万元货款给30多个骨干人员发放奖金。尽管杨本人分文未取，但由于违反规定，受到伊利内部纪检委的审查，被就此免职。其时杨的行为在伊利其他部门并不鲜见，独有杨受到惩罚。他认为，是因为郑与牛当时矛盾增大，而自己此前一直在牛根生手下。1999年，杨离开伊利加入蒙牛，随后伊利将已内部处理结束的“挪用货款发放奖金案”移交检察院。由于杨及时补交了挪用款，而且单据俱全，检察院决定免予追究。
郑俊怀在伊利22年，功绩卓著，权威无上，伊利公司所形成的文化为其一手创造。郑俊怀出事时，潘刚进入伊利已经13年，郑如何对待牛根生诸人，潘刚一定心领神会。郑俊怀如果真有远见，应该不会为自己目下的凄凉感到委屈。
由此，对郑及其朋友所说的“把伊利当成家”也必须重新审视。通常，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大公无私，郑及其朋友想必取义于此。就郑之种种看来，结论未必如是。郑把伊利当成家，可能意味着他把伊利当成了自己的家。郑的个人节俭是其多年养成的习惯(事实上这在与郑同辈或年纪更老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罕见)，与大公无私无关。像牛根生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补发年薪的事郑俊怀也有可能做出，呼和浩特市政府曾奖励郑50万元，后者全部捐出。实际上郑俊怀在乎的是决定权。在给伊利董事会的一封辞职信中，牛根生写道，有一次牛、郑到新疆参加乳品会议，返程到机场时，牛坐了客户派的车，而郑却打车前往。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由于郑俊怀先行动身，没有接上。牛说，这辆车一直追到了机场。因为这件事，郑俊怀觉得牛根生眼中没有自己。郑俊怀可以打车，可以出差坐经济舱吃方便面，但必须是出于自愿，这是一个权威所必须的。
在一个形成权力斗争文化的公司中做权威，在苛察他人的同时必要律己极严滴水不漏，这是代价。很不幸，郑并非完人，也有私欲，所以，把郑从灯火楼台送入黑暗中去的，正是郑俊怀本人。其“敌人”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有一天“敌人”倒下，也不能反证郑的清白。
他们的未来
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2009年3月，保外就医半年的前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新再度被收监，原因是唐行事高调广受关注，给狱方造成太大压力。而2002年就已保外就医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直坦然种着自己的柑桔，近年受到的关注比唐万新只多不少。
这说明，法律的边界实在不好掌握，从监狱出来的人都拿捏不定。你以为它是橡胶制品时，它会显现金属的品质。
这两年，是企业家出狱(包括保外就医、假释)的高峰期。继2006年提前获释的原爱多电器总经理胡志标之后，赵新先(原三九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陈久霖(中航油新加坡公司CEO)、戴国芳(原铁本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原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等均已重获自由。
人们希望在企业界重新看到这些曾创造出巨大财富的人。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入狱前，胡志标曾因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使爱多VCD家喻户晓，但企业很快资金链断裂以至破产。 胡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8年。出狱当年，36岁的胡志标受邀为一个名为“彩宴”的灯饰品牌做策划顾问。胡袭用了自己爱多时期的策略，在广告上投以巨资，使 “彩宴”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代理商和经销商纷至沓来。如“彩宴”市场总监所述：“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推广手法，一种在照明行业见所未见的广告战略，让彩宴一瞬间成为行业的热门话题。”
胡志标就像当年重新执掌长虹电器后继续迷信“降价”手段的倪润峰。他们没有变，市场变了。一年后，彩宴公司资不抵债，拍卖资产抵偿工人工资后关闭。胡志标在爱多破产时总结“公司后期管理非常混乱”，彩宴与之如出一辙。目前，胡创办了“胡志标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们在狱中数年，其所在的行业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变(如VCD产业已近消亡)，欲以当年的“咒语”重奏呼风唤雨之功，无异刻舟求剑。个人尽可复制，大势岂可再得？忘记从前的成功，洗心革面另起炉灶，坐论容易，起行实难。以此观诸赵新先、郑俊怀等人，即使有雄心改行，时间恐怕也已不够。黄宏生若非创维股权在握，让他在家电行业重打鼓另开张，想必心有余力不足。
希望在另一些人身上，比如唐万新。唐在入狱前曾掀起产业整合的巨浪，冀望打通金融和实业之间的通道，后资金不继功亏一篑。2006年4月，唐万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8年，折抵关押时间，目前已服刑5年。据报道，唐保外就医后，“一个以唐万新为精神领袖的创投团队也随之成立，管理的资金规模约为7500万元”。唐的一位现在任职北京现代汽车的前部下说，唐又已获得“保外”，正在北京，只是暂时不敢再张扬其事。“这个人，一定会干点儿什么的。”唐的这位前部下说。
唐万新擅长资本运作，一个时期内，他对各个行业研究细致(德隆曾有数百人的研究团队)、判断精准(新疆屯河和湘火炬都是优良资产)。唐是一个杰出的预言家和先行者，即使入狱5年，其之前倡行的观念也并未过时。
出狱的企业家们多曾领风气之先。无论是否有过监狱生涯，于风气之先，能一领再领者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出狱企业家面临的关于其未来的追问，同样适用于那些与监狱无缘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编辑 | 张刚）
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2010年5月7日星期五
心中永远的丰碑
心中永远的丰碑
——在恩师李国豪教授培养下成长
□ 项海帆
2005年2月23日是元宵节。傍晚时分，电话里传来了老师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万分震惊和悲痛，立即赶赴华东医院。看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的老师，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不禁失声哭泣。
老师走得太突然了。大年初一，我们去医院拜年，老师坐在椅子上，虽然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还好。我们讲了一些让他开心的喜事，他含笑点头。告别时，老师还对我说：“海帆同志，你也70岁了，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永诀。
回家以后，50多年来老师的教诲和恩泽一幕幕涌上心头……
（一）
1951年9月，我高中没有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了一名不满16岁的少年大学生。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们正站在走廊中说笑，突然一位风度翩翩的教授从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身着西服，系了领带，戴一副茶色玻璃眼镜，手提黄色公文包。有一些同学就窃窃私语：“这就是我们的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留德回来的李国豪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那时他只有38岁，正值壮年，我感到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令人尊重的气质。
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有幸成为李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次与老师约见，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老师告诉我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同时要广泛阅读桥梁稳定与振动领域的经典文献和著作。当时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我在大学一年级学过德语，中小学阶段学的英语基础也比较好。李老师要求我除了指定阅读俄文和德文的有关文献外还要精读铁摩辛柯写的几本英文经典著作。老师告诉我：“研究生主要靠自学，老师讲课只讲一些重点和难点。”老师还讲了他自己的经验：在德国时每访问一个陌生的小城，他都先找一份地图，按图走遍大街小巷，很快就熟悉了，研究学问也一样。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学报还出了专集，刊登了许多教授写的论文，校园里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气氛。李老师也写了一篇题为“拱桥的振动问题”的论文，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中的算例。学术报告会的前几天，老师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北京开会，决定由我代他在大会上做报告。我当时年仅20岁，感到难以胜任。老师叫我不要慌，告诉我如何准备，如何报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许多老师面前做学术报告。
（二）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同济全校研究生的独立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策划“同济民主墙”事件而“获罪”，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3月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研究生学籍，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下放到学校砖瓦厂劳动，那时我才22岁。不久老师带来口讯，要我在劳动之余，把我的研究方向“桥梁振动问题”的文献综述整理出来交给他。那年暑假里，学校开始将已经“戴帽”的教师和学生分批发配到新疆、北京等地一面工作一面改造。我事后想，这可能是老师当时唯一能做的对我的保护，使我能留校躲过这一劫，并免遭以后的种种厄运。这也是我后来能继续从事心爱的桥梁专业、继续得到老师教育和培养的最重要的一次恩泽。
1959年国庆节前，我有幸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回到了桥梁教研室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老师约我去见他。他很高兴地说：“海帆同志，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就跟我做‘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辅导工作，帮我上习题课和改作业。”我又回到了老师身边。
1962年春天，老师决定将“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讲义编写成专著出版，让我补充一些桥梁稳定部分的新内容，并增加振动部分的内容。他将南楼苏联专家原来的办公室作为工作室供我使用。按照李老师拟定的编写大纲，我去图书馆借来了大量文献和图书，开始了紧张而令我十分神往的工作。我每周向老师汇报一次，并把写好的部分初稿交给他修改。从1962年到1964年的两年间，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借到的文献资料，使我在稳定和振动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我得到老师最多教育和培养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1962年起，由于老师在学校的工作日趋繁忙，他同时又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抗爆研究的重任。有一天，他告诉我，下学期的桥梁稳定振动课他没有时间再上，要我接任这门课。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能力胜任。他鼓励我说：“你已看了大量文献，可以承担了，暑假里先作好准备，通过自己上课对写书也有帮助。”我鼓起勇气接下了这门难度较高的选修课，心想决不能辜负老师的信任，当时我才26岁。
1966年，“十年文革”灾难降临了。李老师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和迫害，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遭到长时间的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他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利用报纸边白边推导公式、进行计算，对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出现的横向晃动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后来在监督劳动期间又做了模型试验验证，终于完成了《桁架扭转振动》的专著，揭开了大桥振动之谜。正是出于对桥梁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心中执着的信念才支撑了老师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此忘我地工作。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1969年“九大”以后，我第一批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获准参加跳“忠字舞”，回教研室参加活动，算是得到了“解放”。在一次活动中，我看到“打李战斗队”在讨论老师在隔离室中写的日记。其中有一首德国民间传诵的诗：
Alles geht vorüber,
（一切都会过去，）
alles geht vorbei;
（一切都将逝往；）
Nach dem Dezember,
（寒冬腊月之后，）
kommt wieder der Mai.
（又是明媚春光。）
李老师借这首小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师终于完全战胜了恶劣的处境，保持了平和、坦然的心态。
（三）
1977年，十年动乱的噩梦终于过去了。李老师复出担任校长，开始了重振同济的大业。他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仍不辞辛苦为恢复同济的对德联系，为同济向综合性大学过渡倾注了全部心血。重振30年代老同济的盛名是老师的一个心愿，他力争要恢复同济医学院。他曾对我说：“那时差一点都办成了，可惜教育部换届，老部长一走，事情又黄了。”为了重新恢复大学的研究工作，他带领老师们去唐山考察灾情，组织结构抗震研究，建议成立以老教授命名的科研组。我又被重新召入李国豪科研组，开始了桥梁抗震研究。
1980年初，李校长访问德国回来，带回了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申请书，学校选拔了十名年轻教师提出申请。最后，我有幸成为四名获准者之一，踏上了留学德国的征途。临行前，李校长叮咛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努力学习新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回来可在中国桥梁建设中发挥作用。
1982年5月，我完成了一份用德文写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回到了同济，李校长立即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当时，上海市建委已经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做了南浦大桥混凝土斜拉桥的可行性研究。李校长当时兼任上海市科协主席，他建议市科委让同济大学也做一下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他对我说：“最近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一种创新的结合梁桥面斜拉桥比较适合上海的软土地基，桥面施工也快速方便，对上海繁忙的黄浦江航道比较有利。但是这种桥面比较轻，而且开口断面的气动性能不好，要着重研究一下抗风问题。”我马上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夜以继日地干起来。第二年春天就完成了一份南浦大桥结合梁斜拉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在广东召开的桥梁年会上，我们和市政院分别介绍了两个方案的研究成果。1988年初，上海市决定自主建设南浦大桥，通过两次专家会议评审，决定采用李校长提出的结合梁斜拉桥方案，并付诸实施，迈出了中国大桥自主建设的关键一步。
1987年，结构工程系升级成立结构工程学院，下设建工、桥梁和地下工程三个系和一个研究所，我担任第一届桥梁系主任。在1982年到1990年八年任期内，正值出国留学的高潮，我深感留校的年轻教师需要出国深造、攻读学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学成后可以回国效力。于是我积极推荐，帮助年轻教师联系学校、办理审批手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教师没有按期回来。李校长曾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放人太松，会影响同济的工作，以后要注意。”我当时感到很委屈。不久，分管外事的黄鼎业副校长告诉我：“教育部已来了文，说复旦谢希德和同济项海帆都挂了号，以后不能再推荐教师公派留学了。”我才知道这一批评的缘由。后来，李校长和我谈起许多教师公派出国而逾期不归的事，叹息说：“他们报国之心不切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老一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心中，报效祖国是他们义无返顾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外国再好，那是人家的，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老师炽烈又深沉的报国情怀是我永远的楷模。
1984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决定在科学院和重点高校中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李校长要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准备申报材料的起草工作。他亲自审阅申请报告，指导我如何去京汇报和答辩。在申请获准后又亲自担任实验室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明确提出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对实验室建设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支持。十五年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为国内许多重大土木工程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提升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的学术地位。李校长作为中国土木工程界的一代宗师，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
回顾自己五十年来的成长过程，李老师交给我的一件件任务就像一副副担子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在克服困难中得到了锻炼，不断进步和前行，也使我为国家做出了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从同济桥梁专业毕业的无数学子现在都已成长为各部门的技术骨干，他们在中国桥梁的自主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济桥梁”已成了知名的品牌，得到国内同行的尊重和赞赏，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李老师是中国桥梁工程界的泰斗和精神领袖，中国桥梁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与他老人家的不朽功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息吧，敬爱的老师，学生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把中国的桥梁事业继承下去，以您的爱国、敬业精神为榜样，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相信，老师将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永远注视着我们，关注着同济的发展，关注着中国一座座更新、更宏大的桥梁的建成，关注着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繁荣和昌盛！
(作者为土木工程学院顾问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豪院士第一位研究生)
摘自《同济报》 2005.03.10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3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4
——在恩师李国豪教授培养下成长
□ 项海帆
2005年2月23日是元宵节。傍晚时分，电话里传来了老师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万分震惊和悲痛，立即赶赴华东医院。看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的老师，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不禁失声哭泣。
老师走得太突然了。大年初一，我们去医院拜年，老师坐在椅子上，虽然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还好。我们讲了一些让他开心的喜事，他含笑点头。告别时，老师还对我说：“海帆同志，你也70岁了，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永诀。
回家以后，50多年来老师的教诲和恩泽一幕幕涌上心头……
（一）
1951年9月，我高中没有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了一名不满16岁的少年大学生。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们正站在走廊中说笑，突然一位风度翩翩的教授从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身着西服，系了领带，戴一副茶色玻璃眼镜，手提黄色公文包。有一些同学就窃窃私语：“这就是我们的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留德回来的李国豪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那时他只有38岁，正值壮年，我感到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令人尊重的气质。
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有幸成为李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次与老师约见，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老师告诉我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同时要广泛阅读桥梁稳定与振动领域的经典文献和著作。当时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我在大学一年级学过德语，中小学阶段学的英语基础也比较好。李老师要求我除了指定阅读俄文和德文的有关文献外还要精读铁摩辛柯写的几本英文经典著作。老师告诉我：“研究生主要靠自学，老师讲课只讲一些重点和难点。”老师还讲了他自己的经验：在德国时每访问一个陌生的小城，他都先找一份地图，按图走遍大街小巷，很快就熟悉了，研究学问也一样。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学报还出了专集，刊登了许多教授写的论文，校园里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气氛。李老师也写了一篇题为“拱桥的振动问题”的论文，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中的算例。学术报告会的前几天，老师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北京开会，决定由我代他在大会上做报告。我当时年仅20岁，感到难以胜任。老师叫我不要慌，告诉我如何准备，如何报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许多老师面前做学术报告。
（二）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同济全校研究生的独立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策划“同济民主墙”事件而“获罪”，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3月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研究生学籍，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下放到学校砖瓦厂劳动，那时我才22岁。不久老师带来口讯，要我在劳动之余，把我的研究方向“桥梁振动问题”的文献综述整理出来交给他。那年暑假里，学校开始将已经“戴帽”的教师和学生分批发配到新疆、北京等地一面工作一面改造。我事后想，这可能是老师当时唯一能做的对我的保护，使我能留校躲过这一劫，并免遭以后的种种厄运。这也是我后来能继续从事心爱的桥梁专业、继续得到老师教育和培养的最重要的一次恩泽。
1959年国庆节前，我有幸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回到了桥梁教研室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老师约我去见他。他很高兴地说：“海帆同志，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就跟我做‘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辅导工作，帮我上习题课和改作业。”我又回到了老师身边。
1962年春天，老师决定将“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讲义编写成专著出版，让我补充一些桥梁稳定部分的新内容，并增加振动部分的内容。他将南楼苏联专家原来的办公室作为工作室供我使用。按照李老师拟定的编写大纲，我去图书馆借来了大量文献和图书，开始了紧张而令我十分神往的工作。我每周向老师汇报一次，并把写好的部分初稿交给他修改。从1962年到1964年的两年间，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借到的文献资料，使我在稳定和振动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我得到老师最多教育和培养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1962年起，由于老师在学校的工作日趋繁忙，他同时又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抗爆研究的重任。有一天，他告诉我，下学期的桥梁稳定振动课他没有时间再上，要我接任这门课。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能力胜任。他鼓励我说：“你已看了大量文献，可以承担了，暑假里先作好准备，通过自己上课对写书也有帮助。”我鼓起勇气接下了这门难度较高的选修课，心想决不能辜负老师的信任，当时我才26岁。
1966年，“十年文革”灾难降临了。李老师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和迫害，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遭到长时间的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他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利用报纸边白边推导公式、进行计算，对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出现的横向晃动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后来在监督劳动期间又做了模型试验验证，终于完成了《桁架扭转振动》的专著，揭开了大桥振动之谜。正是出于对桥梁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心中执着的信念才支撑了老师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此忘我地工作。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1969年“九大”以后，我第一批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获准参加跳“忠字舞”，回教研室参加活动，算是得到了“解放”。在一次活动中，我看到“打李战斗队”在讨论老师在隔离室中写的日记。其中有一首德国民间传诵的诗：
Alles geht vorüber,
（一切都会过去，）
alles geht vorbei;
（一切都将逝往；）
Nach dem Dezember,
（寒冬腊月之后，）
kommt wieder der Mai.
（又是明媚春光。）
李老师借这首小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师终于完全战胜了恶劣的处境，保持了平和、坦然的心态。
（三）
1977年，十年动乱的噩梦终于过去了。李老师复出担任校长，开始了重振同济的大业。他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仍不辞辛苦为恢复同济的对德联系，为同济向综合性大学过渡倾注了全部心血。重振30年代老同济的盛名是老师的一个心愿，他力争要恢复同济医学院。他曾对我说：“那时差一点都办成了，可惜教育部换届，老部长一走，事情又黄了。”为了重新恢复大学的研究工作，他带领老师们去唐山考察灾情，组织结构抗震研究，建议成立以老教授命名的科研组。我又被重新召入李国豪科研组，开始了桥梁抗震研究。
1980年初，李校长访问德国回来，带回了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申请书，学校选拔了十名年轻教师提出申请。最后，我有幸成为四名获准者之一，踏上了留学德国的征途。临行前，李校长叮咛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努力学习新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回来可在中国桥梁建设中发挥作用。
1982年5月，我完成了一份用德文写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回到了同济，李校长立即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当时，上海市建委已经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做了南浦大桥混凝土斜拉桥的可行性研究。李校长当时兼任上海市科协主席，他建议市科委让同济大学也做一下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他对我说：“最近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一种创新的结合梁桥面斜拉桥比较适合上海的软土地基，桥面施工也快速方便，对上海繁忙的黄浦江航道比较有利。但是这种桥面比较轻，而且开口断面的气动性能不好，要着重研究一下抗风问题。”我马上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夜以继日地干起来。第二年春天就完成了一份南浦大桥结合梁斜拉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在广东召开的桥梁年会上，我们和市政院分别介绍了两个方案的研究成果。1988年初，上海市决定自主建设南浦大桥，通过两次专家会议评审，决定采用李校长提出的结合梁斜拉桥方案，并付诸实施，迈出了中国大桥自主建设的关键一步。
1987年，结构工程系升级成立结构工程学院，下设建工、桥梁和地下工程三个系和一个研究所，我担任第一届桥梁系主任。在1982年到1990年八年任期内，正值出国留学的高潮，我深感留校的年轻教师需要出国深造、攻读学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学成后可以回国效力。于是我积极推荐，帮助年轻教师联系学校、办理审批手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教师没有按期回来。李校长曾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放人太松，会影响同济的工作，以后要注意。”我当时感到很委屈。不久，分管外事的黄鼎业副校长告诉我：“教育部已来了文，说复旦谢希德和同济项海帆都挂了号，以后不能再推荐教师公派留学了。”我才知道这一批评的缘由。后来，李校长和我谈起许多教师公派出国而逾期不归的事，叹息说：“他们报国之心不切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老一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心中，报效祖国是他们义无返顾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外国再好，那是人家的，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老师炽烈又深沉的报国情怀是我永远的楷模。
1984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决定在科学院和重点高校中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李校长要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准备申报材料的起草工作。他亲自审阅申请报告，指导我如何去京汇报和答辩。在申请获准后又亲自担任实验室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明确提出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对实验室建设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支持。十五年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为国内许多重大土木工程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提升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的学术地位。李校长作为中国土木工程界的一代宗师，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
回顾自己五十年来的成长过程，李老师交给我的一件件任务就像一副副担子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在克服困难中得到了锻炼，不断进步和前行，也使我为国家做出了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从同济桥梁专业毕业的无数学子现在都已成长为各部门的技术骨干，他们在中国桥梁的自主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济桥梁”已成了知名的品牌，得到国内同行的尊重和赞赏，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李老师是中国桥梁工程界的泰斗和精神领袖，中国桥梁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与他老人家的不朽功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息吧，敬爱的老师，学生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把中国的桥梁事业继承下去，以您的爱国、敬业精神为榜样，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相信，老师将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永远注视着我们，关注着同济的发展，关注着中国一座座更新、更宏大的桥梁的建成，关注着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繁荣和昌盛！
(作者为土木工程学院顾问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豪院士第一位研究生)
摘自《同济报》 2005.03.10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3
http://gonghui.tongji.edu.cn/gonghui/Displays/Articals.aspx?ID=134
2010年4月30日星期五
films to be
驯龙记
玩具总动员
欲望都市2
salt，特工××，Angelina Jolie
eat pray love（美食、祈祷、爱）Julia Roberts
功夫梦，成龙
月满轩尼诗，汤唯、张学友，Crossing
钢铁侠2，Iron Man 2
叶问2
诸神之战
下女（2010），全度妍、李政宰
罗宾汉，Russell Crowe, Cate Blanchett
枪王之王，吴彦祖、李冰冰、古天乐
玩具总动员
欲望都市2
salt，特工××，Angelina Jolie
eat pray love（美食、祈祷、爱）Julia Roberts
功夫梦，成龙
月满轩尼诗，汤唯、张学友，Crossing
钢铁侠2，Iron Man 2
叶问2
诸神之战
下女（2010），全度妍、李政宰
罗宾汉，Russell Crowe, Cate Blanchett
枪王之王，吴彦祖、李冰冰、古天乐
2010年4月17日星期六
嘿，亲爱的，那TMD是什么东西？
hey, honey, what the hell is that?
http://www.pbfcomics.com/?cid=PBF090-Mrs._Hammer.jpg
2010年4月16日星期五
再回兴义忆耀邦
温家宝
《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15日 02 版）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4/15/nw.D110000renmrb_20100415_1-02.htm
温家宝
《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15日 02 版）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4/15/nw.D110000renmrb_20100415_1-02.htm
2010年4月10日星期六
如何选择精品男表
如何选择精品男表
Ken Kessler, 2010年 04月 08日 08:41
要衡 量一个男人的自我定位，手表是唯一有用的标尺。当外套的衣袖向上提起，这种除婚戒以外唯一可接受的饰品，就彰显了主人的品味与场合意识。
（图片）Rolex 劳力士Air-King
手表经销商流传的一句意大利格言不无道理：穿着得体的男人至少 拥有三块表。最重要的一块是日常手表，它和你的职业相得益彰。如果你做金融，那么手表除了传递时间信息以外，还必须传递一种稳重感。如果做传媒或艺术，可 以显得更加张扬。而如果你的职业涉及特殊工种──救护车司机、保险经纪人、波音747飞行员等等──那么就像iPhone的应用程序，适合戴的手表各式各样。
第二块手表选择面更宽。这是你的休闲手表，沙滩上，滑雪场，在花园里慢条斯理地劳作时，各种场合都可以戴。不管是一块不足50英镑的 斯沃琪(Swatch)，还是近乎牢不可破的劳力士(Rolex)，它都意味着你在游泳池里快速下潜或在高尔夫赛场挥杆时，完全可以无忧无虑。这是一块透 着随意气息的手表。
最后一块是正装手表。如果你一年中不止一次地佩戴黑领带，或者是日程中不断出现观看电影首映式、听歌剧或上高档餐馆之 类的活动，那么你的日常手表或许就显得不合时宜。在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你有两种选择，一是佩戴一款经典、简约、只看时间的金质正装手表，再一种选择是 让自己显得光彩照人，这一点可以通过手表上的钻石来实现。
具体怎么选呢？第一块手表往 往都是别人送的，从天美时(Timex)起，不一而足。收到的场合可能是毕业，转正，找到第一份工作，也可能是成年礼。这块手表从来不会完全符合你的期 望，但你会戴着它，珍惜它，从十几岁一直到拿到第一份工资。然后你会被豪雅(TAG Heuer)、欧米茄(Omega)或劳力士诱惑，选哪一款就看你的预算。这将是你第一块“真正的”手表。
（图片）Longines
选对手表非常重要，但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正如大师级手表工匠罗伯茨 (Peter Roberts)所言，其实并不存在不好的手表，因为它们都要发挥同样的基本功能，并且也发挥得很好：显示时间。制造标准高得无法想象，所以你应该根据自 己的预算和喜好来买。
老牌子的手表会让你一辈子都能够准确可靠地看时间。天梭(Tissot)、精工(Seiko)和维氏 (Victorinox)这类质量上乘的机械表起价不足500欧元（合683美元）。（石英手表实在有失身份，所以只能暂时使用，或者是当作一种牢固的休 闲手表来使。）
“严肃”的手表下自1,000欧元左右，上至1,500欧元，少数限量手表起价在3,000欧元以上。要欣赏到顶级工艺， 那就准备至少拿出5,000欧元。而如果你希望自己戴的手表很少有机会与晚宴上的另一位客人雷同，首先就得想想能不能拿出15,000欧元或更多。到此你 进入了一个名品殿堂，朗格(A. Lange & Sohne)、宝玑(Breguet)、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等都在其列。拿这些钱买到的手表可能超出了这些品牌的入门级。这么想吧：虽然铭牌可能都一样，但宝马(BMW)3系和7系还是存在着天 壤之别，手表也是如此。
多花一些钱，在“复杂性”这一方面就可以得到更多。这是手表厂商用来描述除计时以外其他功能的词汇。最常见、最重 要的“复杂性”是显示日历，然后是显示周历、月历和年历。最受收藏家欢迎的功能则是双时区、月相和计时器。当然表壳会是黄金或铂金。除这些以外，万年历、 陀飞轮和报时器等功能更是受到行家追捧，其价格达到了六位数。
“旧物”(pre-owned)是二手手表的委婉说法。像买各式新奇汽车一 样，有些人买了珍稀手表后，不久也厌烦了，卖了再去买新的。同样和汽车一样的是，手表短期内不会升值，除非非常特别。所以你可以从David Duggan和Watch Club等经销商那里买到有包装和证书、价格非常实在的二手手表。缺点在于你不是从一家“主要代理商”那里购买。
任 何25年以上的东西都称得上“古董”(vintage)这个头衔。古董级手表，其实只有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才能买到。不管你有多么想要得到一块 30年代产的玫瑰金劳力士“Bubbleback”，你都不能像买劳力士“DateJust”那样找最近的经销商订购一块。
如果是备用 表，根本就不要考虑买古董级手表，除非你很有钱，并且有一位大师级的表匠来做维修。假如你的手表需要一个零件，又无法从生产商那里订购，那么这个零件只能 从头做起。这意味着维修费用会非常高昂。
手表的拍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要遵守的原则跟其他任何类型的拍卖都是一样的：研究拍卖目录，明确 自己的价格上限，然后还要参加拍卖前的预展。新近的手表卖出的价格比古董店里卖的要低很多。如果竞标的手表相对新，竞争也不激烈，那你可以捡个大便宜。
如 果有疑问，除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外，也可以寻求专家的服务。不管是一位手表工匠，一位爱好者，还是一位诚实的零售商，他们都会让你减少风险，买到一块非 常不错的手表。
但同时也值得记住手表市场的两条真理，也只有两条：
──如果你以投资的心态购买，只有两个品牌不会受到潮 流左右，长时间过后不会贬值，那就是百达翡丽和劳力士。
──如果你只想要一块手表，不管什么场合自己都很满意，那么有一款手表不会让人看 不起，不会受人指点，经得起赏玩，也不会遇到质量问题。它是手表中的Zippo打火机或宝马3系：劳力士的不锈钢“Air-King”。
区域概念股寻宝图解密
虽然陕甘宁边区规划的地理范围尚未被外界所知，但是，在陕西、甘肃和宁夏的61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地产、建材和建筑类的上市公司却非常容易找到，在甘肃，包括从事煤炭采选业的靖远煤电（000552.SZ）、从事水泥制造业的祁连山（600720.SH），在陕西，则包括从事煤气生产和供应的陕天然气（002267.SZ）、拥有钼采矿、选矿、焙烧、钼化工和钼金属加工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的金钼股份（601958.SH），在宁夏，则包括从事水泥制造业的赛马实业（600449.SH）和稀有稀土金属冶炼业的东方钽业（000962.SZ）等。
http://www.21cbh.com/HTML/2010-4-12/zOMDAwMDE3MjIzOA.html
http://www.21cbh.com/HTML/2010-4-12/zOMDAwMDE3MjIzOA.html
2010年3月23日星期二
喝茶去
永德阁好茶楼：岩骨花香，地址：西湖区西溪路139号
寸村：小美茶器，大美生活
寸村藏在文二西路紫桂商铺最西头，红色的粗糙门面上，“寸村”两字写得酷似“夹七”，走过路过的客人十有八九觉得很难辨识。
地址：西湖区文二西路304号
永福寺茶院：禅茶一味
在山间古刹喝茶，与法师论道，应该是为自己和茶寻找的一种最妥帖的姿态。与灵隐寺毗邻而建的永福寺，一直像一个山间隐士一般保留着难得的清静与低调，是小圈子里口口相传的礼佛与饮茶胜地。近两年永福寺也渐渐吸引了大众的视线，知道这里的香客与茶客越来越多，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又是个热爱自然与茶的风雅之士，在这个春天，一定不能再错过这个体验禅茶一味的机会了。
名刹出名茶，据陆羽《茶经》记载，杭州最早盛产茶叶的，正是灵隐天竺一带。五年前，永福寺在筹备原址重开的时候，也开垦了一片茶园。
茶几乎成了永福寺的品牌，因为这里还有自己的茶院——福泉茶院。茶院雅致之极，推窗满眼山景，入内处处有讲究，光陈设的佛像，就够懂行的人研究半日。最好的还是“清雅”两字，僧客团团围坐，于袅袅茶香中边品茶，边论禅，边议事，清雅非常。通过品一杯茶的过程，来悟心，也许是这里能带给你最大的收获。
在这里喝茶自然要有一些和别处不同的规矩，品茶前，先前往大雄宝殿参拜祈福。佛前供茶，或茶前礼拜佛像，都是永福寺茶僧日常禅行的方法。除了做日常的茶事，茶僧还精通茶艺。把茶叶入水泡一壶茶这样简单的一个过程，通过温杯、洗茶、闻香等一个个动作分解为一门修心的技艺，又是一种修禅的能力。这里的龙井新茶，茶香很淡，但很清，和着水的温度与空气的流动，飘散开来。细细品味，觉得茶汤色泽温润，入口甘甜。没想到，在寺中还有一眼“白沙泉”，所谓“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试清甘味，须烹石鼎茶”，这正是自然的恩赐。
地址：西湖区灵隐路法云弄16号
安缦法云和茶馆：茶的极致艺术
杭州人最熟悉不过的和茶馆，又开了新店。这回，和茶馆有意避开了闹市的喧嚣，在西湖西侧的山谷之间的安缦法云度假村中安了家。
安缦居如桃花源一般的氛围成了和茶馆绝佳的背景，小石桥，深流水，数百年粗壮的树木，一片中国水墨色泽。沿着法云径走向茶馆，路边有小溪由南而北缓缓流过，更远处还有茶园。茶馆和周遭的房间一样砖墙瓦顶，土木结构，有着不动声色的朴素。和茶馆女主人庞颖收藏的佛像、古家具、老绣片、历代茶馆的水具……浸润在悠悠香茗气氛里，恍如揭开了尘封的美，格外契合。
按庞颖的说法，茶是有灵性的，在水中时，茶叶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释放出的是它生长所在的那片山水和人文景观，品饮落肚自然生出无尽回味，唇齿留香。眼下正是绿茶的时节，除了龙井，这里还有来自于太湖之滨的碧螺春。世外桃源般的东山半岛，遍布各式果树，应时应节地开花结果，而碧螺春就在果园里、花丛下，这样的茶宛若怀春少女，有着温柔甜蜜的滋味。
还有几味颇有特点的小菜，食材都是庞颖在寻菜时偶得的，与茶搭配起来，倒成了绝佳的美味——观音汤、毛峰虾、龙井茶香鸡。铁观音加本猪肉做的汤，以黄山毛峰焗河虾，还有以龙井茶加盐烹饪的土鸡，茶香渗透在各种原材料里，成为一道特别的美味，这也算是杭州人品龙井的另一种方式吧。
地址：西湖风景名胜区法云弄22号（梅灵北路与中天竺交叉口）
寸村：小美茶器，大美生活
寸村藏在文二西路紫桂商铺最西头，红色的粗糙门面上，“寸村”两字写得酷似“夹七”，走过路过的客人十有八九觉得很难辨识。
地址：西湖区文二西路304号
永福寺茶院：禅茶一味
在山间古刹喝茶，与法师论道，应该是为自己和茶寻找的一种最妥帖的姿态。与灵隐寺毗邻而建的永福寺，一直像一个山间隐士一般保留着难得的清静与低调，是小圈子里口口相传的礼佛与饮茶胜地。近两年永福寺也渐渐吸引了大众的视线，知道这里的香客与茶客越来越多，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又是个热爱自然与茶的风雅之士，在这个春天，一定不能再错过这个体验禅茶一味的机会了。
名刹出名茶，据陆羽《茶经》记载，杭州最早盛产茶叶的，正是灵隐天竺一带。五年前，永福寺在筹备原址重开的时候，也开垦了一片茶园。
茶几乎成了永福寺的品牌，因为这里还有自己的茶院——福泉茶院。茶院雅致之极，推窗满眼山景，入内处处有讲究，光陈设的佛像，就够懂行的人研究半日。最好的还是“清雅”两字，僧客团团围坐，于袅袅茶香中边品茶，边论禅，边议事，清雅非常。通过品一杯茶的过程，来悟心，也许是这里能带给你最大的收获。
在这里喝茶自然要有一些和别处不同的规矩，品茶前，先前往大雄宝殿参拜祈福。佛前供茶，或茶前礼拜佛像，都是永福寺茶僧日常禅行的方法。除了做日常的茶事，茶僧还精通茶艺。把茶叶入水泡一壶茶这样简单的一个过程，通过温杯、洗茶、闻香等一个个动作分解为一门修心的技艺，又是一种修禅的能力。这里的龙井新茶，茶香很淡，但很清，和着水的温度与空气的流动，飘散开来。细细品味，觉得茶汤色泽温润，入口甘甜。没想到，在寺中还有一眼“白沙泉”，所谓“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试清甘味，须烹石鼎茶”，这正是自然的恩赐。
地址：西湖区灵隐路法云弄16号
安缦法云和茶馆：茶的极致艺术
杭州人最熟悉不过的和茶馆，又开了新店。这回，和茶馆有意避开了闹市的喧嚣，在西湖西侧的山谷之间的安缦法云度假村中安了家。
安缦居如桃花源一般的氛围成了和茶馆绝佳的背景，小石桥，深流水，数百年粗壮的树木，一片中国水墨色泽。沿着法云径走向茶馆，路边有小溪由南而北缓缓流过，更远处还有茶园。茶馆和周遭的房间一样砖墙瓦顶，土木结构，有着不动声色的朴素。和茶馆女主人庞颖收藏的佛像、古家具、老绣片、历代茶馆的水具……浸润在悠悠香茗气氛里，恍如揭开了尘封的美，格外契合。
按庞颖的说法，茶是有灵性的，在水中时，茶叶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释放出的是它生长所在的那片山水和人文景观，品饮落肚自然生出无尽回味，唇齿留香。眼下正是绿茶的时节，除了龙井，这里还有来自于太湖之滨的碧螺春。世外桃源般的东山半岛，遍布各式果树，应时应节地开花结果，而碧螺春就在果园里、花丛下，这样的茶宛若怀春少女，有着温柔甜蜜的滋味。
还有几味颇有特点的小菜，食材都是庞颖在寻菜时偶得的，与茶搭配起来，倒成了绝佳的美味——观音汤、毛峰虾、龙井茶香鸡。铁观音加本猪肉做的汤，以黄山毛峰焗河虾，还有以龙井茶加盐烹饪的土鸡，茶香渗透在各种原材料里，成为一道特别的美味，这也算是杭州人品龙井的另一种方式吧。
地址：西湖风景名胜区法云弄22号（梅灵北路与中天竺交叉口）
2010年3月14日星期日
films
卡廷惨案，Katanz
白夜行，White Night
禁闭岛，Shutter Island
哈里·布朗，Harry Brown
巴黎谍影，From Paris with Love，John Trovolta
兄弟，brothers，2009
装甲车，Armored 2009
锦衣卫，14 blades，赵薇、徐子珊、甄子丹、午马、吴尊等
带我去远方，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海豚湾，The Cove，2009
珍爱人生，Precious 2009
暮光之城2：新月，New Moon
矮仔多情，Short of Love
非法入境，Welcome 2009
九，Nine，丹尼尔·戴·刘易斯
天伦之旅，Everybody's Fine，罗伯特·德尼罗，德鲁·巴里摩尔
多襄丸，Tajomaru，2009，日本
狙击职业杀手，The Jackal，1997，布鲁斯·威利斯，李察基尔
男才女貌，2007，高圆圆，余文乐，王珏，铃木仁
不只是一场比赛，More Than A Game，2008，Lebron James，Dru Joyce
全城热恋，Hot Summer Days，刘若英、徐熙媛、谢霆锋、张学友、吴彦祖、徐若瑄、段奕宏、BOBO、Angelababy
杜拉拉升职记，Go Lala Go
苏乞儿
淫乱书生（韩石圭）
白夜行，White Night
禁闭岛，Shutter Island
哈里·布朗，Harry Brown
巴黎谍影，From Paris with Love，John Trovolta
兄弟，brothers，2009
装甲车，Armored 2009
锦衣卫，14 blades，赵薇、徐子珊、甄子丹、午马、吴尊等
带我去远方，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海豚湾，The Cove，2009
珍爱人生，Precious 2009
暮光之城2：新月，New Moon
矮仔多情，Short of Love
非法入境，Welcome 2009
九，Nine，丹尼尔·戴·刘易斯
天伦之旅，Everybody's Fine，罗伯特·德尼罗，德鲁·巴里摩尔
多襄丸，Tajomaru，2009，日本
狙击职业杀手，The Jackal，1997，布鲁斯·威利斯，李察基尔
男才女貌，2007，高圆圆，余文乐，王珏，铃木仁
不只是一场比赛，More Than A Game，2008，Lebron James，Dru Joyce
全城热恋，Hot Summer Days，刘若英、徐熙媛、谢霆锋、张学友、吴彦祖、徐若瑄、段奕宏、BOBO、Angelababy
杜拉拉升职记，Go Lala Go
苏乞儿
淫乱书生（韩石圭）
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
2010年3月6日星期六
也谈“国进民退”
赵启正以数字说明不存在“国进民退”。数据如下：
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同比(今年比去年叫同比)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 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的是增加14%。从业人数，私有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企业利润方面，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负4.5%。
关于国退民进，我的观点如下：
1、可得性误区。行为决策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可得性误区”。意思是说，人们往往会高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事件的发生概率。而偏偏“国进民退”属于那种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事件并往往会登上报纸头条，如山西清理煤矿资产令很多浙商损失巨大，如中粮收购蒙牛，如济南钢铁收购日照钢铁集团。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国进民退”的说法。
2、为时尚早。当然，正如赵启正所说，其实，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还应该看大趋势。正如周恩来在回答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看法时所说的那句名言，“为时尚早”。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妨借用，现在谈“国进民退”也为时尚早，或许要看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趋势。此外，也要看行业。
3、公正的市场环境。其实，国进民退的背后无疑就是在说，政府部门没有给国企和民企的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在资源配置比如资金和政策上过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政府当前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国进民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也不会成为一个话题。
4、做蛋糕。跳出来看，这个话题可能有点狭隘，这是一种“分蛋糕”的思维。“国进民退”无非是在说，蛋糕就这么一块，国企在“政府妈妈”的偏心帮助下，多分到了一点，而民企少分到了一点。然后就吵闹不休。其实，换个角度看，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分蛋糕”变成“国民共进”，变成“做蛋糕”呢？国企和民企一起努力，把这块蛋糕做大，大家各取所需，这才是最理想的结果。
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同比(今年比去年叫同比)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 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的是增加14%。从业人数，私有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企业利润方面，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负4.5%。
关于国退民进，我的观点如下：
1、可得性误区。行为决策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可得性误区”。意思是说，人们往往会高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事件的发生概率。而偏偏“国进民退”属于那种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事件并往往会登上报纸头条，如山西清理煤矿资产令很多浙商损失巨大，如中粮收购蒙牛，如济南钢铁收购日照钢铁集团。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国进民退”的说法。
2、为时尚早。当然，正如赵启正所说，其实，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还应该看大趋势。正如周恩来在回答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看法时所说的那句名言，“为时尚早”。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妨借用，现在谈“国进民退”也为时尚早，或许要看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趋势。此外，也要看行业。
3、公正的市场环境。其实，国进民退的背后无疑就是在说，政府部门没有给国企和民企的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在资源配置比如资金和政策上过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政府当前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国进民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也不会成为一个话题。
4、做蛋糕。跳出来看，这个话题可能有点狭隘，这是一种“分蛋糕”的思维。“国进民退”无非是在说，蛋糕就这么一块，国企在“政府妈妈”的偏心帮助下，多分到了一点，而民企少分到了一点。然后就吵闹不休。其实，换个角度看，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分蛋糕”变成“国民共进”，变成“做蛋糕”呢？国企和民企一起努力，把这块蛋糕做大，大家各取所需，这才是最理想的结果。
2010年2月21日星期日
2010年2月19日星期五
产业链
应该说，全产业链，也就是“纵向一体化”只是适用于特定的行业，如食品行业。
比如：
百事集团会去内蒙古种植马铃薯；
雀巢会去云南种植咖啡，到黑龙江去养牛，做奶粉；
中粮集团的CEO宁高宁在思考中粮集团转型的问题时，曾经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一开始的问题是，产业链是不是就是多元化？为什么丰田不去炼钢？为什么波音不去制造飞机引擎（飞机引擎主要的生产商是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Rolls Royce），美国的通用电气（GE）和联合技术集团（United Technologies）旗下的普惠（Pratt & Whitney））。
在调研中，他发现了大量论据证明食品最适合做产业链。他问过业内的几个国际大公司，包括太古集团的董事长等，他们对此想法都“出奇地肯定”。无论是咖啡还是茶叶，太古都是把产业链从头到尾控制起来，而美国嘉吉公司，食品原料做到最后几乎都能达到药品级。
而近两年食品行业问题频出，并不难看出，主要还是“产业链”出了问题。
http://www.21cbh.com/HTML/2010-2-19/165572.html
比如：
百事集团会去内蒙古种植马铃薯；
雀巢会去云南种植咖啡，到黑龙江去养牛，做奶粉；
中粮集团的CEO宁高宁在思考中粮集团转型的问题时，曾经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一开始的问题是，产业链是不是就是多元化？为什么丰田不去炼钢？为什么波音不去制造飞机引擎（飞机引擎主要的生产商是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Rolls Royce），美国的通用电气（GE）和联合技术集团（United Technologies）旗下的普惠（Pratt & Whitney））。
在调研中，他发现了大量论据证明食品最适合做产业链。他问过业内的几个国际大公司，包括太古集团的董事长等，他们对此想法都“出奇地肯定”。无论是咖啡还是茶叶，太古都是把产业链从头到尾控制起来，而美国嘉吉公司，食品原料做到最后几乎都能达到药品级。
而近两年食品行业问题频出，并不难看出，主要还是“产业链”出了问题。
http://www.21cbh.com/HTML/2010-2-19/165572.html
2010年2月6日星期六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film
十月围城
阿凡达
The Fantastic Mr. Fox（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在云端（Up In The Air）
弱点（The Blind Side）Sandra Bullock
雪盲（White Out）
僵尸之地（Zombieland Repack）
暹罗之恋（The love of Siam）
轮滑女郎（Whip it）
神秘河（Mystic River）
大侦探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纽约，我爱你（Newyork, I Love You）
姐弟恋（The Rebound）
苏默斯小镇
Love Happens（爱不胜防）
天伦之乐（Everybody's Fine）
邻家特工（成龙）
黑色炸药
旺角监狱(Black Dynamite)
Nine，九
阿凡达
The Fantastic Mr. Fox（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在云端（Up In The Air）
弱点（The Blind Side）Sandra Bullock
雪盲（White Out）
僵尸之地（Zombieland Repack）
暹罗之恋（The love of Siam）
轮滑女郎（Whip it）
神秘河（Mystic River）
大侦探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纽约，我爱你（Newyork, I Love You）
姐弟恋（The Rebound）
苏默斯小镇
Love Happens（爱不胜防）
天伦之乐（Everybody's Fine）
邻家特工（成龙）
黑色炸药
旺角监狱(Black Dynamite)
Nine，九
2010年1月22日星期五
2010年1月13日星期三
about google, from san yan er pai
对我来说，Google是全球最好的知识管理工具和生产力工具，但中国的监管当局并不这么看，意识形态是他们更加关心的东西。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WordPress、Google……全世界最好的网站和服务，一个个远离中国，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WordPress、Google……全世界最好的网站和服务，一个个远离中国，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