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事件是谁的耻辱？

童工事件无疑是我们的耻辱。

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刘许川 数百名不足16岁的少年，被从四川凉山运到广东东莞等地的工厂，从事超长工作时间的工作，而他们的家人只收到极少量的汇款，有的家庭则从未收到那些当初引诱他们孩子到广东打工的工头的汇款。这些孩子中的一些女孩屡遭强奸。这件丑事再次让我们心痛不堪。

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后，东莞和凉山两地的政府迅速展开清查和解救童工的行动，两地还同时开始布置打击非法使用童工和非法中介黑工头的行动计划。“亡羊补牢”之举不可谓不认真，不可谓不迅速，但他们的行动并不能让人释怀。

我们看到的是，所有接受警方询问的孩子异口同声不承认自己是童工，很多人并不愿意被解救回到他们的家乡，而他们的父母听到前去采访的记者说童工们两三天才能吃上一顿米饭时，一个母亲竟突然高兴地问，两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

童工的命运固然悲惨，而童工背后隐藏着更大的悲剧。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愿意让工头带着他们到广东打工，相信仅靠工头的几句诱惑，不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每月几百元人民币的汇款就可以让他们摆脱极度的贫困，即使五个月尚未收到汇款的母亲也一直满怀着希望，关于童工事件所有冠冕堂皇的说词和救助措施，在凉山百姓的贫困面前统统失去了意义。

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悲剧不限于凉山一地。这个贫困地区因为出现了较为集中的童工市场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而更多分散前往打工的孩子分布在中国更为广阔的地区。根据近年媒体的报道，童工现象在珠三角以外地区也普遍存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因贫困失学的孩子是童工的主要来源。

童工事件无疑是我们的耻辱。纳税人每年以30%的增速贡献收入，为什么还不能保证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政府每年数万亿元的巨额支出，为什么还无法保障穷人的生活？童工事件应促使我们更加深入检讨财政的支出结构，农村地区最低收入保障政策也应当尽快出台。实际上，砍掉大部分行政特权支出，比如3000亿政府公车开支，将能轻松解决农村低保的经费问题，如果加上3000亿公款吃喝支出的“转移支付”，就能覆盖更多的穷人并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

这也是那些经营 “血汗工厂”的“企业家”的耻辱。他们把成本上涨的压力残酷地转嫁给了凉山的童工们，没有为使用社会资源支付合理的价格，丧失了最起码的良知。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这是对社会的最大犯罪。

同时，人们有理由怀疑，一些先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的。

据报道，过去两年时间，由于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广东特别是加工业最为集中的东莞的企业纷纷外迁或者关门，这引起了东莞政府的强烈不安。当地最高领导亲自出面安抚企业，希望他们留在东莞继续生产。而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低端加工业者租用的厂房大部分都是各村各镇所建，这些厂房和农民房出租屋租金是村镇政府和原住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工厂外迁也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应。

实际上，准备关门或迁移的工厂所采取的是合理的市场行动，因为留在当地已经无利可图。如果继续生产下去并取得利润，只有非法用工，当地村镇政府和原住民则有动力鼓励这样的工厂继续在当地存在下去。我们无意把使用童工的罪责加到当地原住民头上，但如何按市场规律来帮助企业完成转型或转移，则是政府之责，政府不能为了自己的收入一味迁就低效率的工厂继续压榨工人的血汗。由此可见，从“建设型政府”、“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实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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