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有个叫“巴人”的部族在川东地区建立起了以地缘为纽带的部族联盟，江州是其活动的中心。当时的江州即是今天的重庆。不过，江州这一温婉的名字鲜为人知，而另一个火爆的称谓“火炉山城”已经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火炉”是指重庆夏天的炎热，最热的那些天，早晨七八点钟吃早点汗水淋漓，如同洗了一次蒸气浴。“山城”是说重庆的道路高低不平，城中有山，山上有路。对重庆而言，地理地貌对其文化品格的形成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庆人最常吃的一种东西是火锅，这是重庆的一种地方特色饮食，吃法是人们围坐于一锅麻辣鲜的沸汤旁，把肉、菜等放入汤里，随烫随吃。相传重庆早期的火锅为毛肚火锅，在街边设摊出售，就食者多为搬运工人和拉船的纤夫，后来火锅才由街边进入店堂。而今天，街边亦四处可见飘着热气的小火锅，亦很难区分食客的贵贱高低。火锅不分季节，经常可以看到在烈日炎炎的夏天，重庆人光着上身烫火锅，喝啤酒的场景，重庆人说这是“以毒攻毒”，连毒辣辣的太阳都不怕，重庆人还怕什么。你硬，我更硬，你干燥，我更干燥，这就是大多数重庆人的特点：吃硬怕软。至于它的文明程度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说重庆人热情、梗直、敢做敢为，也有的人说重庆人缺乏理性。
这也反映了她们的性格：看似泼辣而心肠很软，只要多说几句好话，她们就会像“冰粉”一样柔情似水。
重庆人最常说的一个词是：操坝。意思是说在坝子里操练，把坝子当作社会来混。重庆的地方带“坝”字的很多，如“沙坪坝”、“菜园坝”、“李子坝”、“田坝”，这与重庆的地形有密切的关系，平地少，自然坝子就多。坝子多了就让人目光短浅，于是就有人在眼皮底下操大哥，这就是“操哥”，既然是“操哥”，手下必有几个干筋火旺的兄弟伙。听说文革的重庆“操哥”大多敢于真枪真刀打得个人仰马翻，火爆至极。当然操哥中还是有些侠义之人。但总的说来，操坝的主人操哥所表现出来的火爆并不值得炫耀，它毕竟是一种低素质的现代形态，同时也是巴人“尚武”传统的附产品。
与之对比，那些怕老婆的男人就被称为“耙耳朵”，“耙”是重庆方言，指食物煮得过烂或果实过熟。在重庆大街上，你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小男人挽着一个漂亮的、比他高出半个头的女人。一本叫做《重庆十八怪》的书中就提到“矮小伙高姑娘爱”。
总之，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是复杂的，重庆人著名的火爆之外，其实也有温婉的一面。
如此风波不可行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
Back from Chongqing
重庆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城市，我喜欢重庆。
重庆是一个有立体感的城市，一个三维展开的城市。
解放碑、好吃街、朝天门、重庆大学、海德、赛格尔
洪崖洞、人民广场、十八梯、磁器口、洋人街
旧十八怪
房如积木顺山盖、三伏火锅逗人爱、坐车没得走路快；
空调蒲扇同时卖、背起棒棒满街站、女士喜欢露膝盖；
龟儿老子随口带、不吃小面不自在、光着膀子逛大街；
街边打望好愉快、办报如同种白菜、崽儿打赌显豪迈；
矮小伙高姑娘爱、摊开麻将把客待、公交车上摆擂台；
宝气处处都存在、人名没得地名怪、丧事当作喜事办。
新十八怪
逢山开路变通途、遇水搭桥天地宽、房如积木顺山盖；
桥都江城新荣耀、一棵树前观巨变、南滨路上把客待；
洋人街里没洋人、姑娘女士分不清、当街求爱不奇怪；
街边打望好愉快、一根棒棒求生活、不爱讲价显豪迈；
空调蒲扇同时卖、不吃小面不自在、三伏火锅逗人爱；
唯独不见自行车、丧事当作喜事办、宝气处处都存在。
重庆是一个有立体感的城市，一个三维展开的城市。
解放碑、好吃街、朝天门、重庆大学、海德、赛格尔
洪崖洞、人民广场、十八梯、磁器口、洋人街
旧十八怪
房如积木顺山盖、三伏火锅逗人爱、坐车没得走路快；
空调蒲扇同时卖、背起棒棒满街站、女士喜欢露膝盖；
龟儿老子随口带、不吃小面不自在、光着膀子逛大街；
街边打望好愉快、办报如同种白菜、崽儿打赌显豪迈；
矮小伙高姑娘爱、摊开麻将把客待、公交车上摆擂台；
宝气处处都存在、人名没得地名怪、丧事当作喜事办。
新十八怪
逢山开路变通途、遇水搭桥天地宽、房如积木顺山盖；
桥都江城新荣耀、一棵树前观巨变、南滨路上把客待；
洋人街里没洋人、姑娘女士分不清、当街求爱不奇怪；
街边打望好愉快、一根棒棒求生活、不爱讲价显豪迈；
空调蒲扇同时卖、不吃小面不自在、三伏火锅逗人爱；
唯独不见自行车、丧事当作喜事办、宝气处处都存在。
2007年10月26日星期五
水煮鱼的流行病
水煮鱼的流行病，王恺
三联生活周刊，20060213，2006年第5期，总第371期
水煮鱼的发祥地在重庆江北机场附近的一个荒凉的公路旁，就在旧国道旁的一家三层小楼里面，到过那里的客人说，看起来就像任何一家招待长途司机吃饭的地方一样，房前是泥地，院子里搭着塑料棚，桌子旁就是煤堆，与别的店的区别就是，这里门口停满了重庆开来的奔驰和宝马。
四川和重庆人都管这样的馆子叫苍蝇馆子，形容人一边吃饭，一边苍蝇会掉落下来，就是这家不起眼的小馆子，价格是城里的一倍，每斤鲢鱼和草鱼要30元，可是鱼一端上来，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据说没有一家能赶上这家老店的，“味道要比别的店高一个等级，大家一吃都肃然起敬”。
老板是一个30多岁的当地小伙子，他是翠云镇人，在北京开了五家分店，上海有六家，南京杭州各一家，重庆则无数分店--------招牌都是统一的沸腾鱼乡，可是这发祥地倒没有招牌，而且，鱼的味道和哪里的都不一样；鲜香辣浑然一体，据说主要原因就是用的猪油和本地产的圆海椒，外加用了广汉的青花椒，外地分店一律改良。
可是就是这样改良的水煮鱼仍然在2000年后风靡了全国。“沸腾鱼乡”之后，无数个挂着“鱼乡”牌子的川菜馆进军全国，号称是川菜的第三次攻城掠地。正宗一点的会挂上“渝北机场，翠云镇”的牌子，而大多数则直截了当地叫做川菜水煮鱼。
事实上这家小店的前身还真是一家给过路司机吃饭的馆子，小老板也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手艺，有次来的司机多了，他就拿大铁锅煮鱼，加料充足，真心诚意。用的是猪骨头和鸡汤熬出来的汤底，鱼还是带着泥腥味的大花鲢，海椒则是地道的二荆条，豆芽是自家发的，这些东西融会贯通了以后，用大脸盆端上来给司机们吃，众人一声喝彩。当时叫做火锅鱼的这玩意儿到了重庆后改用小盆，正是得名水煮鱼。
按照作家古清生的说法，水煮鱼乃至川菜的流行是因为一个奇怪的基础：吃康师傅麻辣牛肉面的一代成长起来了，这批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那股麻辣味道，所以对麻辣之物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排斥，甚至是喜欢和寻找。他们就是最坚定的水煮鱼拥护者。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广州的美食专栏作者阎涛，他觉得水煮鱼中大量辣椒的存在会在人体内起到奇怪的反应，尽管大火猛攻各种辛辣佐料会对水产品起到破坏，但是那种吃客的脑垂体都在这种刺激性的味道下发生了变化，“呼吸加速，瞳孔放大，舌头肿胀，和性高潮的反应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20060213，2006年第5期，总第371期
水煮鱼的发祥地在重庆江北机场附近的一个荒凉的公路旁，就在旧国道旁的一家三层小楼里面，到过那里的客人说，看起来就像任何一家招待长途司机吃饭的地方一样，房前是泥地，院子里搭着塑料棚，桌子旁就是煤堆，与别的店的区别就是，这里门口停满了重庆开来的奔驰和宝马。
四川和重庆人都管这样的馆子叫苍蝇馆子，形容人一边吃饭，一边苍蝇会掉落下来，就是这家不起眼的小馆子，价格是城里的一倍，每斤鲢鱼和草鱼要30元，可是鱼一端上来，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据说没有一家能赶上这家老店的，“味道要比别的店高一个等级，大家一吃都肃然起敬”。
老板是一个30多岁的当地小伙子，他是翠云镇人，在北京开了五家分店，上海有六家，南京杭州各一家，重庆则无数分店--------招牌都是统一的沸腾鱼乡，可是这发祥地倒没有招牌，而且，鱼的味道和哪里的都不一样；鲜香辣浑然一体，据说主要原因就是用的猪油和本地产的圆海椒，外加用了广汉的青花椒，外地分店一律改良。
可是就是这样改良的水煮鱼仍然在2000年后风靡了全国。“沸腾鱼乡”之后，无数个挂着“鱼乡”牌子的川菜馆进军全国，号称是川菜的第三次攻城掠地。正宗一点的会挂上“渝北机场，翠云镇”的牌子，而大多数则直截了当地叫做川菜水煮鱼。
事实上这家小店的前身还真是一家给过路司机吃饭的馆子，小老板也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手艺，有次来的司机多了，他就拿大铁锅煮鱼，加料充足，真心诚意。用的是猪骨头和鸡汤熬出来的汤底，鱼还是带着泥腥味的大花鲢，海椒则是地道的二荆条，豆芽是自家发的，这些东西融会贯通了以后，用大脸盆端上来给司机们吃，众人一声喝彩。当时叫做火锅鱼的这玩意儿到了重庆后改用小盆，正是得名水煮鱼。
按照作家古清生的说法，水煮鱼乃至川菜的流行是因为一个奇怪的基础：吃康师傅麻辣牛肉面的一代成长起来了，这批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那股麻辣味道，所以对麻辣之物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排斥，甚至是喜欢和寻找。他们就是最坚定的水煮鱼拥护者。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广州的美食专栏作者阎涛，他觉得水煮鱼中大量辣椒的存在会在人体内起到奇怪的反应，尽管大火猛攻各种辛辣佐料会对水产品起到破坏，但是那种吃客的脑垂体都在这种刺激性的味道下发生了变化，“呼吸加速，瞳孔放大，舌头肿胀，和性高潮的反应一样”。
2007年10月25日星期四
肖知兴：酒桌上的生意人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6341
酒桌上的生意人
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交易成本高的一个最好写照是中国人在饭局和酒桌上所花费的资源之多。按社会学家总结的信任从基于身份、基于经历到基于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困在基于身份和基于经历的两种信任之间，制度性的信任还不太靠得住，身份（血缘、地缘等）又难于在短时间改变，所以只能靠饭桌上的一起伸筷、一起喝酒、一起大醉的象征性经历来达到建立信任的目的，让交易得以顺利实现。
酒，尤其是烈性酒，在这种场合，往往扮演一种特殊的重要的角色。而且，越往内地，越不发达的地区，酒的作用就越大。外国投资者如果要衡量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好话，其法治化的程度，最好的一个替代指标就是你在这个地区做一桩生意、签一个单，需要喝下的酒精量。《中国通》的作者Tim Clissold在书里回忆他九十年代初在东北、四川、安徽等地与生意伙伴喝酒喝到进急救室的经历，一杯一杯灌下这些对于他而言散发着“柴油和香精”的味道的中国白酒，确实不容易。当初如果有张用酒瓶数量作为投资环境好坏的衡量指标的地图，他也许不会误闯这些让他不堪回首的多事之地，以至于四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像泼到沙子上的水一样消失于无形？
中国各个地方的生意人酒桌上的风俗习惯、话语体系、行为规范非常复杂，按西方强调细分和分析的学术传统，我估计写出几本博士论文来是绰绰有余。我和一些过来人大概其地分析了一下生意人在酒桌上的心理。大家在一起喝酒，一般都有几个心照不宣的目的。第一是通过所谓的“酒风”、“酒德”来分析取得关于这个人的人品、性格的信息。说到做到，一咬牙，一仰脖子，把酒喝下去的是够朋友，讲义气；说喝不喝，扭扭捏捏，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是不够交情；还有完全不接招，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不喝的，也是一种类型。这里酒不是一种享受的对象，而是一种很微妙、很理性地考验他人、虐待他人的工具，尤其是明明知道被考验者酒量有限，考验者本人的酒量还比对方大的情况下。一顿酒喝下来，对方是什么人，至少对方对我什么态度，大概就判断出来了。虽然这是一种成本比较高昂的收集交往对象信息的方式，但也总算是达到了部分的目的。
喝酒的第二目的是拉近双方的距离。中餐本身是一种仪式化非常强的进餐方式。大家围坐成圆桌，一桌只给一份菜单，一起点菜，一起伸筷，一起吃菜，倒退到物质没那么丰富的上一个年代，还有劝菜、劝饭、帮着夹菜、加饭等各种复杂花样，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是：我们是一家人，吃完这顿饭之后，大家就要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照料了。酒的作用在进餐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这个信息。中国人平素都活在各自的小世界里，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交网络像蜗牛壳一样把大家限制在一个小圈子内，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只有通过酒精的麻醉作用，大家才能自然而然地心理戒防慢慢打开，开始推心置腹地说点心里话，所谓的“酒后吐真言”。当然，也有说过头了，暴露了不该暴露的东西，或者许了不应该许的诺，第二天，如果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的话，只好后悔不已，大呼“完了，完了！”
喝酒的前两个目的，大致而言，还是两个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但大多数中国的酒桌，尤其是那些热闹无比、扣人心弦甚至惊心动魄的酒桌，却往往涉及地位不对等的两方，也就是说，是地位较低的一方向地位较高的、有权、有势或有钱的一方表示尊敬、投靠、忠诚、孝敬、巴结的一种手段。所以，首先餐馆要选高档的，而在中国，高档就意味着富丽堂皇，“无翅不成宴”之类；其次，尊卑有序，座位的安排大有讲究，如果是多桌的宴席，主桌、次桌的次序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再次，菜怎么点，是越贵越好还是需要探探主宾的口味；菜摆放的位置、动筷的次序，都丝毫不能含糊。最后是酒，喝什么酒，要不要敬酒，敬酒怎么个敬法，敬酒词怎么说，能让对方感到舒服而又不至于让同桌的其他人感到难堪，对方是需要干杯还是可以随意，甚至请秘书小姐代喝……这其中的学问啊，简直是深不可测！
当地位高的一方不是一人而是多人，有老大，也有老大的手下的时候，酒桌上的局面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首先，不说别的，敬酒词里恭维人的分寸感就非常难于把握。都说一样的话，对方觉得，你把我夸得一朵花一样，原来你到哪都是这套话啊？说不一样的话，轻重更是不好把握，这个夸重了，那个不舒服；那个夸重了，这个又不舒服了。最可怕的是，对方阵营中有人开始当面唱起反调了，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了。生意圈里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时候，敢于说出跟老大调门不一致的话的人，往往偏偏是老大最重用、对方阵营最关键的、需要继续做工作的人物。你要是头脑简单，不对这种人表示特别的关照，而是一面倒地去附和老大那些维护场面上的气氛的那些话，那你就冤大了。
所以，酒桌上的生意人看起来潇洒无比，一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架势，其实多半都是演戏，背后都是算盘打得哗哗响的生意经。当然，这也是为什么生意场上的人为什么经常喝出胃溃疡、胃出血的一大原因，酒，只要不是假酒、勾兑酒，哪有这么大危害，实在是演得累、算得累、斗得累啊。真心爱喝酒的实诚人， “酒鬼”，碰到这种场面，肯定是无法顾及这么多的，所以，多半也就办不成什么事！
酒桌上的生意人
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交易成本高的一个最好写照是中国人在饭局和酒桌上所花费的资源之多。按社会学家总结的信任从基于身份、基于经历到基于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困在基于身份和基于经历的两种信任之间，制度性的信任还不太靠得住，身份（血缘、地缘等）又难于在短时间改变，所以只能靠饭桌上的一起伸筷、一起喝酒、一起大醉的象征性经历来达到建立信任的目的，让交易得以顺利实现。
酒，尤其是烈性酒，在这种场合，往往扮演一种特殊的重要的角色。而且，越往内地，越不发达的地区，酒的作用就越大。外国投资者如果要衡量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好话，其法治化的程度，最好的一个替代指标就是你在这个地区做一桩生意、签一个单，需要喝下的酒精量。《中国通》的作者Tim Clissold在书里回忆他九十年代初在东北、四川、安徽等地与生意伙伴喝酒喝到进急救室的经历，一杯一杯灌下这些对于他而言散发着“柴油和香精”的味道的中国白酒，确实不容易。当初如果有张用酒瓶数量作为投资环境好坏的衡量指标的地图，他也许不会误闯这些让他不堪回首的多事之地，以至于四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像泼到沙子上的水一样消失于无形？
中国各个地方的生意人酒桌上的风俗习惯、话语体系、行为规范非常复杂，按西方强调细分和分析的学术传统，我估计写出几本博士论文来是绰绰有余。我和一些过来人大概其地分析了一下生意人在酒桌上的心理。大家在一起喝酒，一般都有几个心照不宣的目的。第一是通过所谓的“酒风”、“酒德”来分析取得关于这个人的人品、性格的信息。说到做到，一咬牙，一仰脖子，把酒喝下去的是够朋友，讲义气；说喝不喝，扭扭捏捏，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是不够交情；还有完全不接招，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不喝的，也是一种类型。这里酒不是一种享受的对象，而是一种很微妙、很理性地考验他人、虐待他人的工具，尤其是明明知道被考验者酒量有限，考验者本人的酒量还比对方大的情况下。一顿酒喝下来，对方是什么人，至少对方对我什么态度，大概就判断出来了。虽然这是一种成本比较高昂的收集交往对象信息的方式，但也总算是达到了部分的目的。
喝酒的第二目的是拉近双方的距离。中餐本身是一种仪式化非常强的进餐方式。大家围坐成圆桌，一桌只给一份菜单，一起点菜，一起伸筷，一起吃菜，倒退到物质没那么丰富的上一个年代，还有劝菜、劝饭、帮着夹菜、加饭等各种复杂花样，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是：我们是一家人，吃完这顿饭之后，大家就要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照料了。酒的作用在进餐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这个信息。中国人平素都活在各自的小世界里，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交网络像蜗牛壳一样把大家限制在一个小圈子内，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只有通过酒精的麻醉作用，大家才能自然而然地心理戒防慢慢打开，开始推心置腹地说点心里话，所谓的“酒后吐真言”。当然，也有说过头了，暴露了不该暴露的东西，或者许了不应该许的诺，第二天，如果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的话，只好后悔不已，大呼“完了，完了！”
喝酒的前两个目的，大致而言，还是两个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但大多数中国的酒桌，尤其是那些热闹无比、扣人心弦甚至惊心动魄的酒桌，却往往涉及地位不对等的两方，也就是说，是地位较低的一方向地位较高的、有权、有势或有钱的一方表示尊敬、投靠、忠诚、孝敬、巴结的一种手段。所以，首先餐馆要选高档的，而在中国，高档就意味着富丽堂皇，“无翅不成宴”之类；其次，尊卑有序，座位的安排大有讲究，如果是多桌的宴席，主桌、次桌的次序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再次，菜怎么点，是越贵越好还是需要探探主宾的口味；菜摆放的位置、动筷的次序，都丝毫不能含糊。最后是酒，喝什么酒，要不要敬酒，敬酒怎么个敬法，敬酒词怎么说，能让对方感到舒服而又不至于让同桌的其他人感到难堪，对方是需要干杯还是可以随意，甚至请秘书小姐代喝……这其中的学问啊，简直是深不可测！
当地位高的一方不是一人而是多人，有老大，也有老大的手下的时候，酒桌上的局面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首先，不说别的，敬酒词里恭维人的分寸感就非常难于把握。都说一样的话，对方觉得，你把我夸得一朵花一样，原来你到哪都是这套话啊？说不一样的话，轻重更是不好把握，这个夸重了，那个不舒服；那个夸重了，这个又不舒服了。最可怕的是，对方阵营中有人开始当面唱起反调了，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了。生意圈里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时候，敢于说出跟老大调门不一致的话的人，往往偏偏是老大最重用、对方阵营最关键的、需要继续做工作的人物。你要是头脑简单，不对这种人表示特别的关照，而是一面倒地去附和老大那些维护场面上的气氛的那些话，那你就冤大了。
所以，酒桌上的生意人看起来潇洒无比，一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架势，其实多半都是演戏，背后都是算盘打得哗哗响的生意经。当然，这也是为什么生意场上的人为什么经常喝出胃溃疡、胃出血的一大原因，酒，只要不是假酒、勾兑酒，哪有这么大危害，实在是演得累、算得累、斗得累啊。真心爱喝酒的实诚人， “酒鬼”，碰到这种场面，肯定是无法顾及这么多的，所以，多半也就办不成什么事！
2007年10月22日星期一
2007年10月16日星期二
2007年10月9日星期二
切·格瓦拉牺牲纪念日——三十九年后的致敬
切·格瓦拉牺牲纪念日——三十九年后的致敬
索飒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切•格瓦拉永远是一个谜，一个神话。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时值格瓦拉遇害三十周年，难得激动、羞于表达的中国终于姗姗来迟地向这位被进步世界牢记不忘的英雄表示了敬意，我也曾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此后，由“格瓦拉”话题引起的风波，时而鼓噪，又渐平息。
但是在格瓦拉生活的拉丁美洲大陆，切•格瓦拉从来不仅是一个话题。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我曾两次从拉丁美洲归来。两度匆匆旅途，我隐约感到愈是在崇拜强权金钱的二十一世纪，切的肖像反而悄然增多，不是在会议、广场等公众场合，而是在一些私人化的角落。厄瓜多尔贫民区简陋的小酒馆里，不合比例地贴着切的巨幅画像。利马拥挤的小公共车门前，墨西哥城出租车后窗上，他闪烁的面影让我的相机追赶不及。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语，像是一种无声的表述，频频出现的格瓦拉反驳着灯红酒绿的夜色，让人怦然心跳。
沉默终于被一个月前的一条消息打破：
人民网（二○○六）六月十三日讯：据来自拉巴斯的消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将在东南部格瓦拉一九六七年被玻利维亚军人杀害的地点向这位革命者致意。这是玻利维亚官方发布的消息。
总统府发言人孔特雷拉斯说，莫拉莱斯总统已下令在拉巴斯总统府的大厅里悬挂用古柯叶制作的格瓦拉的巨幅画像，莫拉莱斯总统将在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的伊格拉“向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深深致意”。纪念活动将于星期三中午在伊格拉的一所小学校里举行。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和八日，玻利维亚士兵特兰向格瓦拉开枪，格瓦拉在靠近埃尔丘罗的地点被陆军抓获，随后被杀害。几乎在一年以前，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东南部组织了一个游击运动，但遭到失败。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后来到古巴参加革命，成为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然后离开了古巴。格瓦拉的遗体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后，被运到哈瓦那隆重安葬。
就像一九六七年格瓦拉之死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理解，就像一九九七年某日播放的格瓦拉遗骸被运回古巴的午间新闻，在当晚黄金时间即被大熊猫生日一类花边新闻挤掉——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则简短冷漠的中性消息，瞬间淹没在信息海洋中。
然而这是一条应该反复读取、咀嚼的新闻，其信息量无法被几个研讨会说清，字里行间藏着深意和诡秘，像神话一样可供无限发掘。
当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秩序的代言人迫不及待地宣布“历史的终结”、“民主”的胜利。对于不肯退场的“切•格瓦拉”现象，嫉恨其魅力的侏儒们暗自想：即便他的文化衫今天满天飞舞，当年终究是一场失败的、单相思的游击战，可悲的乌托邦之梦，且让它存在吧！
然而仅仅三十九年之后，乌托邦偏偏在格瓦拉选中的地方以现实的形式上演。一个该死的、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印第安土著总统，上任半年之久，就火急火燎地跑到格瓦拉殉命的伊格拉小山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为昔日的游击队恐怖分子隆重纪念七十八岁生日。
然而，这确实是埃沃•莫拉莱斯总统要“圆”的重要梦境之一。对于一个出身卑微的印第安放羊娃来说，从农民领袖到国会议员，再到以明显优势当选总统，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趋势的实现。他仿佛意识到了历史机缘的宝贵，于是颠倒乾坤的举措接踵而至：石油天然气国有化、土地改革、扫盲运动、让出身女佣的印第安妇女出任司法部长……同时，向切•格瓦拉正式致敬也刻不容缓。这是对那一声响彻峡谷的呼唤的、拖延了三十九年的公开应答。
埃沃•莫拉莱斯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伊格拉村，前两次是对切•格瓦拉的私人凭吊，这一次是作为共和国总统。这位从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总统随身总是带着一个钥匙链，那条链子上装饰着切•格瓦拉的画像。今天，肤色黝黑的他终于代表深山老林里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大声向曾葬身于此的切•格瓦拉说：
你是我们的领袖（líder），我们的兄长(hermano mayor)，你是为了我们才牺牲的。
历史在玻利维亚的这一瞬，似乎要给二十一世纪的坚硬天穹捅一个窟窿。
处处是灵验的对应。当年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方出于对亡灵崇拜的惧怕，刻意将格瓦拉和其他游击队员秘密掩埋在机场跑道上，如今在昔日的坑穴上已竖起了一尊纪念碑。当年格瓦拉被杀害的伊格拉村小学校，今天是一座纪念馆。当年格瓦拉曾鼓励一个想跟游击队走的小男孩不要放弃学习，那个要用卖母鸡的钱买课本的孩子后来因给游击队带路被政府军杀害。今天在总统主持的仪式上，十七个刚刚在扫盲运动中摘除了文盲帽子的村民获得了“我识字了”的证书。当年格瓦拉曾在仅有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请你们记住，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当局才会想起有你们存在。他们也许会主动为你们建个诊所，做几件好事。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们到过这个地区。”今天，莫拉莱斯在伊格拉村小学校旁，为一所由古巴医生提供义务服务的“切•格瓦拉乡村诊所”剪彩。这个诊所不是装饰的门面，而是尊严的象征。当年切•格瓦拉在日记中记不清自己孩子的年龄和生日，今天是玻利维亚的总统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七十八支蜡烛，将切下的第一块，递给了专程来为父亲祝寿的格瓦拉之子卡米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考察者沿着“切•格瓦拉之路”，在玻利维亚的密林里寻访游击队的印迹。按照村民们提供的回忆，格瓦拉似乎经常在农户里这样提问：“你们以后还会想起我们吗？”而农民们的回答则是一些夹杂着想象的传说。一个农民曾问切:“您到哪儿去？”切回答说:“哪儿有水，我就到哪儿去。”如今这个农民说:“今天我只要看见天下雨，看见泉水，我就想，哦，切在那儿。”“二月份再来吧，那时候格兰德河的水涨得高高的，你们能看见游击队员乘着用藤条和树干扎成的大木筏，划呀划呀，从河的这岸划到另一岸，夜间还能清清楚楚听见切下命令的声音。”“有雾的时候，能听见塔尼娅唱歌，听见她呼唤游击队同伴的名字，向政府军士兵们喊话。”人们看护着一棵被军人砍倒又发芽的茂密大树，据说这棵树曾为切遮荫。人们在游击队员遇难地点自发堆起祭奠的石头，根据当地的说法，人会死，花草会枯败，水会变形，雪会化，风吹来又刮走，只有石头永恒，连火也烧不毁石头。
这样的描述使人感到，与其说一支发动革命的游击队曾出没密林，不如说传播希望的耶稣与他的门徒曾游荡山间。在被迫告密、胁从的同时，那些被苦难麻木了的心灵曾滴滴吮吸着记忆，怀着希望不语地等待着变化。
然而，在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的又绝非神话。
历史的大趋势藉偶然性，神秘地向人宣示事情的本质。不到半个世纪，黑暗中已孕育出一片霞光。埃沃•莫拉莱斯在为格瓦拉庆祝生日的仪式上称他为“兄长”，这一声在西班牙语中语感亲切的hermano mayor,是比“切”更加深刻的称呼。它标志着格瓦拉的一生获得了一种肯定的宣判，它也是拉丁美洲大陆萌动着的历史大潮的啸声。
埃沃•莫拉莱斯代表着拉丁美洲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民族主义”、“左翼”等传统术语，并不能涵盖埃沃•莫拉莱斯的身份含义。他的举手投足，显示了从最原初的起点“反对殖民主义”的本质。这个反殖的立场，有着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并染着印第安的文化底色。
这种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色的象征之一，就是在总统办公室里并列挂着的切•格瓦拉和图帕克•卡塔里（Tupac Katari）的画像，底衬是碧绿鲜活的古柯叶。前者是二十世纪被“中情局”及其爪牙谋杀的游击队英雄，后者是十八世纪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处死的印第安人起义领袖，而古柯叶则串联着五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说和斗争。
在与美国拖延多年的“毒品”问题谈判中，埃沃•莫拉莱斯跳出了由现代帝国主义逻辑制造的“怪圈”：“我们会禁止毒品贸易，但绝不会实行古柯叶的零种植”，种植古柯、利用古柯是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今天重要的生活内容。“要我们根除古柯叶种植？为什么不同时取缔为你们带来惊人利润的‘可口可乐’（即原料产地、原初发明和命名启蒙专利均应属于印第安人的Coca Cola）？”支持总统立场的，是老百姓更简明的逻辑：“要我们根除古柯叶？先根除了你们的鼻子吧！”资源国有化并不是莫拉莱斯开创的先例，但他解释此一决策的“话语”却使人耳目一新：“自然是神的财产，人只是神在大地上的代理，属于神的东西怎么能私有化呢？”
切•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是拉丁美洲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典型国家。格瓦拉的血管里没有印第安人的血液，他甚至不属于拉丁美洲占多数的混血人。当切•格瓦拉年轻时，他对自己生活的大陆并不了解。因此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穷人方式进行了四次大陆之旅，其中，在安第斯山国家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旅行，对他至关重要。
格瓦拉曾与当地印第安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行进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雪山上。在汽车驶过被当地人称作“帕恰妈妈”（pacha-mama，克丘亚语“大地母亲”）的顶峰的时候，他看到了印第安人一一将口里嚼的古柯叶吐向山顶石头堆的景象，并问明了其中的缘由：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就把“帕恰妈妈”看作“大地母神”，每当途经峰顶，他们都要丢下一块象征苦难的石头，以换取来自母亲的安慰。五百年后的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步行，印第安人从车窗向外啐嚼烂的古柯叶，以此代替到跟前放置石头，认为苦难已经粘在古柯叶上落到了大地母神的脚边。格瓦拉曾与外出打工的印第安农民同乘下等火车，在三千公里的潘帕斯草原铁路上缓慢前行。分手时他提着大小十四个包袱，那是一路的印第安朋友硬塞给他的礼物和食品。在玻利维亚这个被称作“捧着金碗要饭”的昔日著名白银之乡，切•格瓦拉写下了一段日记：
伊利马尼雪山戴着那顶受赐于大自然的雪亮光环，以它无与伦比的美丽终日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暮霭中，这座孤独的山峰显得格外庄严、雄伟……我想起一位当地教师曾气愤地说：“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我没有证实过这一点，但是，今天在白人的心目中，印第安人仍然和牲口差不多……
在前游击战时代的切的视野里，印第安人，这群拉丁美洲大陆历史与当代的最大受害者，已经有血有肉，棱角分明。格瓦拉带领着一支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来到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占半数以上的国家。他牺牲在回响着克丘亚语、阿依马拉语的古老山林里。三十九年之后的这一声“领袖”和“兄长”重要至极，重要得连当年的胜败与否、策略得失都漶淆色褪。这是战士用一生实践换来的──战士与人民的结合、“良知”与“受害者”的结义。
绝不能低估埃沃•莫拉莱斯总统所用的“领袖”和“兄长”这两个称呼的含义。这称呼源自被以前的革命理论忽略的、对革命的更深的理解。毛泽东曾提出，以贩卖黑人肇始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最终灭亡；而对黑色人种的罪恶贩卖史，又因掠夺和奴役印第安人而产生的劳动力短缺开始。因此，人道主义革命的奋斗，其最久远的目标，就是清算和消灭作为万恶之源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应该从这样的深度去理解从古巴出发的、白皮肤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的行为、魅力和意义。往昔的世界缺乏足够的理解，是因为人们毕竟缺乏如印第安人那样切肤的感受。埃沃•莫拉莱斯总统代表的印第安人终于出世了，他深知这一点，他一语而中的，他把切•格瓦拉为之殉命的战斗，纳入了印第安人的、因而也是真正的人类解放的漫长运动之中。战士的孤魂得到了最高的慰藉，历史遗案也得到了历史大义的判决。
在伊格拉村的生日庆典上，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指着埃沃•莫拉莱斯对大众说：“没有切的斗争，埃沃不会作为总统站在这里。”历史没有如帝国主义豢养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想象得那样“终结”，它虽缓慢，但不可遏止，它向前运行，如一条长河，如一根手挽手的绳索或锁链，并不问人的肤色，也不分人的信仰，每个战士都化自己为其中的一环，切•格瓦拉是一环，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又是一环。这条绳索或链条已经愈来愈结实、愈来愈粗壮和多彩。莫拉莱斯总统不是孤立的例证，不是一个牧羊驼的印第安人偶然赶上了好运气。只是由于五百年积蓄的罪孽过于深重，只是由于时至今日印第安人仍然只有被榨取剥夺的命运，所以拉丁美洲上空降下的愤怒雨点，一阵阵呈现着密集之势。
在一九九二年世界聒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之际，一位墨西哥哲学家曾这样说：“如果说在这五百周年之际我们要庆祝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庆祝印第安人终于活到了今天吧！印第安人终于走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他们进行了抵抗，现在他们登台了。帮助他们登上解放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儿子──混血的拉丁美洲人──的责任。”
切•格瓦拉就是这样的一位儿子。有良知的白种人、有正义感的混血种人，正在帮助他们的印第安弟兄登上政治的大舞台。
在墨西哥南部，在让体制分子谈虎色变的恰帕斯地区，十几年来活跃着一支传奇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其发起者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混血人马科斯（Marcos）。他也如莫拉莱斯总统一样，对革命的深层含义有着警醒和理解。他发起的游击队起初只有三个混血人、三个印第安人，今天已呈燎原之势。宣布“人民决定，政府服从”的、数十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如熊熊火种，烤灼着五百年苦难深重、但反抗不绝的土地。这是一支至少到今天成功的游击队例子。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上述环节几经磨合的链接。人们说是印第安人改造了游击队，马科斯改称“副司令”，认为“主角”即司令必须是他的印第安弟兄。游击队的二十三位司令几乎是清一色的恰帕斯印第安人。二○○一年，当这二十四位游击队领导人赤手空拳走向首都墨西哥城去参加谈判时，跟在后面的，是滚雪球似的自发的公民队伍，其中有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媒体职员、非政府组织成员……他们用自己的“在场”保护着印第安同胞。从玻利维亚游击战时期农民或愚昧或被迫的“告密”，到今天潜伏酝酿达十年之久（游击队于一九八三年秘密成立，串联发动，直至一九九三年才被政府当局偶然发现）的萨帕塔游击队的“保密”；从格瓦拉游击队在军事上的失败，到萨帕塔解放军在政治上的成熟，抵抗和批判的历史，其实显示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和进步。
玻利维亚现任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是一位数学家出身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并非印第安人，但曾因支持印第安人运动入狱。当人们问他是否是印第安人的幕后策划者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策划者，而是代言人。”拉丁美洲正在获得一个重要的觉悟，一幕既古老又全新的历史正在拉开帷幕。
在今天这一幕历史中，最重要的角色还是迎面走来的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和他身后千千万万觉悟着的印第安民众，以及他们身后的、来自五百年之遥的不绝如缕的印第安抗议运动。今天在拉丁美洲大陆仍生活着四千万印第安人，他们是这片大陆原住民劫后余生的后代，也是当代最底层的民众。
反抗非正义和一切异化，是事物的本质，反抗的方式则是变化着的手段。那种以不分是非的“反恐”否定事物本质的谋略终将自取灭亡。莫拉莱斯在切•格瓦拉的生日庆典上这样说道：“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二十世纪斗争的继续。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拿起武器是捍卫正义与平等的唯一手段，但是在人民醒悟了的今天，比如在玻利维亚，人民通过选举的胜利收复了领土和自然资源。今天，倒是帝国主义想用武力来制服人民。但是，玻利维亚人民也随时准备用武器来保卫变革的进程和已取得的胜利。”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是一支聪明的、善于学习的队伍，他们在一九九四年的一声枪响使全墨西哥都听到了“一个我们‘缺席’的墨西哥再也不会存在！”的呼声。然后，他们依然蒙面，却藏起了枪支。他们用“火与语言”赢得了墨西哥公民社会、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保护，让七万围而不剿的政府军进退两难。
拉丁美洲的埃沃总统们、萨帕塔战士们很可能还会失败，就像阿连德总统的悲壮牺牲，就像古巴微妙的前途，就像尼加拉瓜以“民主”的方式丢失的政权，就像委内瑞拉背水一战的勇气。但是已经无须悲观；远远地跟随着孤军苦战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那些五百年里命如草芥、但未屈服的印第安人，那些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他们想传达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一个人害怕的东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一个人选择的敌人越厉害，他自己就越高大。这也是“副司令马科斯”从他的印第安引路人那里学得的一个道理。于是，我们看见了卑贱的弱者与巨大敌人的勇敢对阵，看见了他们的成长壮大，看见了遥远地平线上的一片曙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于一九二八年，死于一九六七年，在人的舞台上匆匆走过了三十九个年头。当他在灵的舞台上周游了又一个三十九年之后，不期而遇地迎来了一个光辉的新生。在残酷的历史、人生中，权势、富豪往往仰仗貌似强大的实力，弱者、穷人常常托靠冥冥之中的求祈。也许，于三十九年这个宿命般的符号里，隐藏着新一轮沧桑的机密？
二○○六年七月
写于切•格瓦拉十月九日遇难三十九周年前夕
索飒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切•格瓦拉永远是一个谜，一个神话。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时值格瓦拉遇害三十周年，难得激动、羞于表达的中国终于姗姗来迟地向这位被进步世界牢记不忘的英雄表示了敬意，我也曾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此后，由“格瓦拉”话题引起的风波，时而鼓噪，又渐平息。
但是在格瓦拉生活的拉丁美洲大陆，切•格瓦拉从来不仅是一个话题。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我曾两次从拉丁美洲归来。两度匆匆旅途，我隐约感到愈是在崇拜强权金钱的二十一世纪，切的肖像反而悄然增多，不是在会议、广场等公众场合，而是在一些私人化的角落。厄瓜多尔贫民区简陋的小酒馆里，不合比例地贴着切的巨幅画像。利马拥挤的小公共车门前，墨西哥城出租车后窗上，他闪烁的面影让我的相机追赶不及。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语，像是一种无声的表述，频频出现的格瓦拉反驳着灯红酒绿的夜色，让人怦然心跳。
沉默终于被一个月前的一条消息打破：
人民网（二○○六）六月十三日讯：据来自拉巴斯的消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将在东南部格瓦拉一九六七年被玻利维亚军人杀害的地点向这位革命者致意。这是玻利维亚官方发布的消息。
总统府发言人孔特雷拉斯说，莫拉莱斯总统已下令在拉巴斯总统府的大厅里悬挂用古柯叶制作的格瓦拉的巨幅画像，莫拉莱斯总统将在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的伊格拉“向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深深致意”。纪念活动将于星期三中午在伊格拉的一所小学校里举行。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和八日，玻利维亚士兵特兰向格瓦拉开枪，格瓦拉在靠近埃尔丘罗的地点被陆军抓获，随后被杀害。几乎在一年以前，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东南部组织了一个游击运动，但遭到失败。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后来到古巴参加革命，成为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然后离开了古巴。格瓦拉的遗体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后，被运到哈瓦那隆重安葬。
就像一九六七年格瓦拉之死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理解，就像一九九七年某日播放的格瓦拉遗骸被运回古巴的午间新闻，在当晚黄金时间即被大熊猫生日一类花边新闻挤掉——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则简短冷漠的中性消息，瞬间淹没在信息海洋中。
然而这是一条应该反复读取、咀嚼的新闻，其信息量无法被几个研讨会说清，字里行间藏着深意和诡秘，像神话一样可供无限发掘。
当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秩序的代言人迫不及待地宣布“历史的终结”、“民主”的胜利。对于不肯退场的“切•格瓦拉”现象，嫉恨其魅力的侏儒们暗自想：即便他的文化衫今天满天飞舞，当年终究是一场失败的、单相思的游击战，可悲的乌托邦之梦，且让它存在吧！
然而仅仅三十九年之后，乌托邦偏偏在格瓦拉选中的地方以现实的形式上演。一个该死的、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印第安土著总统，上任半年之久，就火急火燎地跑到格瓦拉殉命的伊格拉小山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为昔日的游击队恐怖分子隆重纪念七十八岁生日。
然而，这确实是埃沃•莫拉莱斯总统要“圆”的重要梦境之一。对于一个出身卑微的印第安放羊娃来说，从农民领袖到国会议员，再到以明显优势当选总统，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趋势的实现。他仿佛意识到了历史机缘的宝贵，于是颠倒乾坤的举措接踵而至：石油天然气国有化、土地改革、扫盲运动、让出身女佣的印第安妇女出任司法部长……同时，向切•格瓦拉正式致敬也刻不容缓。这是对那一声响彻峡谷的呼唤的、拖延了三十九年的公开应答。
埃沃•莫拉莱斯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伊格拉村，前两次是对切•格瓦拉的私人凭吊，这一次是作为共和国总统。这位从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总统随身总是带着一个钥匙链，那条链子上装饰着切•格瓦拉的画像。今天，肤色黝黑的他终于代表深山老林里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大声向曾葬身于此的切•格瓦拉说：
你是我们的领袖（líder），我们的兄长(hermano mayor)，你是为了我们才牺牲的。
历史在玻利维亚的这一瞬，似乎要给二十一世纪的坚硬天穹捅一个窟窿。
处处是灵验的对应。当年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方出于对亡灵崇拜的惧怕，刻意将格瓦拉和其他游击队员秘密掩埋在机场跑道上，如今在昔日的坑穴上已竖起了一尊纪念碑。当年格瓦拉被杀害的伊格拉村小学校，今天是一座纪念馆。当年格瓦拉曾鼓励一个想跟游击队走的小男孩不要放弃学习，那个要用卖母鸡的钱买课本的孩子后来因给游击队带路被政府军杀害。今天在总统主持的仪式上，十七个刚刚在扫盲运动中摘除了文盲帽子的村民获得了“我识字了”的证书。当年格瓦拉曾在仅有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请你们记住，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当局才会想起有你们存在。他们也许会主动为你们建个诊所，做几件好事。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们到过这个地区。”今天，莫拉莱斯在伊格拉村小学校旁，为一所由古巴医生提供义务服务的“切•格瓦拉乡村诊所”剪彩。这个诊所不是装饰的门面，而是尊严的象征。当年切•格瓦拉在日记中记不清自己孩子的年龄和生日，今天是玻利维亚的总统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七十八支蜡烛，将切下的第一块，递给了专程来为父亲祝寿的格瓦拉之子卡米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考察者沿着“切•格瓦拉之路”，在玻利维亚的密林里寻访游击队的印迹。按照村民们提供的回忆，格瓦拉似乎经常在农户里这样提问：“你们以后还会想起我们吗？”而农民们的回答则是一些夹杂着想象的传说。一个农民曾问切:“您到哪儿去？”切回答说:“哪儿有水，我就到哪儿去。”如今这个农民说:“今天我只要看见天下雨，看见泉水，我就想，哦，切在那儿。”“二月份再来吧，那时候格兰德河的水涨得高高的，你们能看见游击队员乘着用藤条和树干扎成的大木筏，划呀划呀，从河的这岸划到另一岸，夜间还能清清楚楚听见切下命令的声音。”“有雾的时候，能听见塔尼娅唱歌，听见她呼唤游击队同伴的名字，向政府军士兵们喊话。”人们看护着一棵被军人砍倒又发芽的茂密大树，据说这棵树曾为切遮荫。人们在游击队员遇难地点自发堆起祭奠的石头，根据当地的说法，人会死，花草会枯败，水会变形，雪会化，风吹来又刮走，只有石头永恒，连火也烧不毁石头。
这样的描述使人感到，与其说一支发动革命的游击队曾出没密林，不如说传播希望的耶稣与他的门徒曾游荡山间。在被迫告密、胁从的同时，那些被苦难麻木了的心灵曾滴滴吮吸着记忆，怀着希望不语地等待着变化。
然而，在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的又绝非神话。
历史的大趋势藉偶然性，神秘地向人宣示事情的本质。不到半个世纪，黑暗中已孕育出一片霞光。埃沃•莫拉莱斯在为格瓦拉庆祝生日的仪式上称他为“兄长”，这一声在西班牙语中语感亲切的hermano mayor,是比“切”更加深刻的称呼。它标志着格瓦拉的一生获得了一种肯定的宣判，它也是拉丁美洲大陆萌动着的历史大潮的啸声。
埃沃•莫拉莱斯代表着拉丁美洲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民族主义”、“左翼”等传统术语，并不能涵盖埃沃•莫拉莱斯的身份含义。他的举手投足，显示了从最原初的起点“反对殖民主义”的本质。这个反殖的立场，有着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并染着印第安的文化底色。
这种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色的象征之一，就是在总统办公室里并列挂着的切•格瓦拉和图帕克•卡塔里（Tupac Katari）的画像，底衬是碧绿鲜活的古柯叶。前者是二十世纪被“中情局”及其爪牙谋杀的游击队英雄，后者是十八世纪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处死的印第安人起义领袖，而古柯叶则串联着五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说和斗争。
在与美国拖延多年的“毒品”问题谈判中，埃沃•莫拉莱斯跳出了由现代帝国主义逻辑制造的“怪圈”：“我们会禁止毒品贸易，但绝不会实行古柯叶的零种植”，种植古柯、利用古柯是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今天重要的生活内容。“要我们根除古柯叶种植？为什么不同时取缔为你们带来惊人利润的‘可口可乐’（即原料产地、原初发明和命名启蒙专利均应属于印第安人的Coca Cola）？”支持总统立场的，是老百姓更简明的逻辑：“要我们根除古柯叶？先根除了你们的鼻子吧！”资源国有化并不是莫拉莱斯开创的先例，但他解释此一决策的“话语”却使人耳目一新：“自然是神的财产，人只是神在大地上的代理，属于神的东西怎么能私有化呢？”
切•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是拉丁美洲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典型国家。格瓦拉的血管里没有印第安人的血液，他甚至不属于拉丁美洲占多数的混血人。当切•格瓦拉年轻时，他对自己生活的大陆并不了解。因此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穷人方式进行了四次大陆之旅，其中，在安第斯山国家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旅行，对他至关重要。
格瓦拉曾与当地印第安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行进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雪山上。在汽车驶过被当地人称作“帕恰妈妈”（pacha-mama，克丘亚语“大地母亲”）的顶峰的时候，他看到了印第安人一一将口里嚼的古柯叶吐向山顶石头堆的景象，并问明了其中的缘由：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就把“帕恰妈妈”看作“大地母神”，每当途经峰顶，他们都要丢下一块象征苦难的石头，以换取来自母亲的安慰。五百年后的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步行，印第安人从车窗向外啐嚼烂的古柯叶，以此代替到跟前放置石头，认为苦难已经粘在古柯叶上落到了大地母神的脚边。格瓦拉曾与外出打工的印第安农民同乘下等火车，在三千公里的潘帕斯草原铁路上缓慢前行。分手时他提着大小十四个包袱，那是一路的印第安朋友硬塞给他的礼物和食品。在玻利维亚这个被称作“捧着金碗要饭”的昔日著名白银之乡，切•格瓦拉写下了一段日记：
伊利马尼雪山戴着那顶受赐于大自然的雪亮光环，以它无与伦比的美丽终日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暮霭中，这座孤独的山峰显得格外庄严、雄伟……我想起一位当地教师曾气愤地说：“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我没有证实过这一点，但是，今天在白人的心目中，印第安人仍然和牲口差不多……
在前游击战时代的切的视野里，印第安人，这群拉丁美洲大陆历史与当代的最大受害者，已经有血有肉，棱角分明。格瓦拉带领着一支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来到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占半数以上的国家。他牺牲在回响着克丘亚语、阿依马拉语的古老山林里。三十九年之后的这一声“领袖”和“兄长”重要至极，重要得连当年的胜败与否、策略得失都漶淆色褪。这是战士用一生实践换来的──战士与人民的结合、“良知”与“受害者”的结义。
绝不能低估埃沃•莫拉莱斯总统所用的“领袖”和“兄长”这两个称呼的含义。这称呼源自被以前的革命理论忽略的、对革命的更深的理解。毛泽东曾提出，以贩卖黑人肇始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最终灭亡；而对黑色人种的罪恶贩卖史，又因掠夺和奴役印第安人而产生的劳动力短缺开始。因此，人道主义革命的奋斗，其最久远的目标，就是清算和消灭作为万恶之源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应该从这样的深度去理解从古巴出发的、白皮肤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的行为、魅力和意义。往昔的世界缺乏足够的理解，是因为人们毕竟缺乏如印第安人那样切肤的感受。埃沃•莫拉莱斯总统代表的印第安人终于出世了，他深知这一点，他一语而中的，他把切•格瓦拉为之殉命的战斗，纳入了印第安人的、因而也是真正的人类解放的漫长运动之中。战士的孤魂得到了最高的慰藉，历史遗案也得到了历史大义的判决。
在伊格拉村的生日庆典上，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指着埃沃•莫拉莱斯对大众说：“没有切的斗争，埃沃不会作为总统站在这里。”历史没有如帝国主义豢养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想象得那样“终结”，它虽缓慢，但不可遏止，它向前运行，如一条长河，如一根手挽手的绳索或锁链，并不问人的肤色，也不分人的信仰，每个战士都化自己为其中的一环，切•格瓦拉是一环，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又是一环。这条绳索或链条已经愈来愈结实、愈来愈粗壮和多彩。莫拉莱斯总统不是孤立的例证，不是一个牧羊驼的印第安人偶然赶上了好运气。只是由于五百年积蓄的罪孽过于深重，只是由于时至今日印第安人仍然只有被榨取剥夺的命运，所以拉丁美洲上空降下的愤怒雨点，一阵阵呈现着密集之势。
在一九九二年世界聒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之际，一位墨西哥哲学家曾这样说：“如果说在这五百周年之际我们要庆祝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庆祝印第安人终于活到了今天吧！印第安人终于走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他们进行了抵抗，现在他们登台了。帮助他们登上解放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儿子──混血的拉丁美洲人──的责任。”
切•格瓦拉就是这样的一位儿子。有良知的白种人、有正义感的混血种人，正在帮助他们的印第安弟兄登上政治的大舞台。
在墨西哥南部，在让体制分子谈虎色变的恰帕斯地区，十几年来活跃着一支传奇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其发起者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混血人马科斯（Marcos）。他也如莫拉莱斯总统一样，对革命的深层含义有着警醒和理解。他发起的游击队起初只有三个混血人、三个印第安人，今天已呈燎原之势。宣布“人民决定，政府服从”的、数十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如熊熊火种，烤灼着五百年苦难深重、但反抗不绝的土地。这是一支至少到今天成功的游击队例子。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上述环节几经磨合的链接。人们说是印第安人改造了游击队，马科斯改称“副司令”，认为“主角”即司令必须是他的印第安弟兄。游击队的二十三位司令几乎是清一色的恰帕斯印第安人。二○○一年，当这二十四位游击队领导人赤手空拳走向首都墨西哥城去参加谈判时，跟在后面的，是滚雪球似的自发的公民队伍，其中有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媒体职员、非政府组织成员……他们用自己的“在场”保护着印第安同胞。从玻利维亚游击战时期农民或愚昧或被迫的“告密”，到今天潜伏酝酿达十年之久（游击队于一九八三年秘密成立，串联发动，直至一九九三年才被政府当局偶然发现）的萨帕塔游击队的“保密”；从格瓦拉游击队在军事上的失败，到萨帕塔解放军在政治上的成熟，抵抗和批判的历史，其实显示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和进步。
玻利维亚现任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是一位数学家出身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并非印第安人，但曾因支持印第安人运动入狱。当人们问他是否是印第安人的幕后策划者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策划者，而是代言人。”拉丁美洲正在获得一个重要的觉悟，一幕既古老又全新的历史正在拉开帷幕。
在今天这一幕历史中，最重要的角色还是迎面走来的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和他身后千千万万觉悟着的印第安民众，以及他们身后的、来自五百年之遥的不绝如缕的印第安抗议运动。今天在拉丁美洲大陆仍生活着四千万印第安人，他们是这片大陆原住民劫后余生的后代，也是当代最底层的民众。
反抗非正义和一切异化，是事物的本质，反抗的方式则是变化着的手段。那种以不分是非的“反恐”否定事物本质的谋略终将自取灭亡。莫拉莱斯在切•格瓦拉的生日庆典上这样说道：“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二十世纪斗争的继续。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拿起武器是捍卫正义与平等的唯一手段，但是在人民醒悟了的今天，比如在玻利维亚，人民通过选举的胜利收复了领土和自然资源。今天，倒是帝国主义想用武力来制服人民。但是，玻利维亚人民也随时准备用武器来保卫变革的进程和已取得的胜利。”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是一支聪明的、善于学习的队伍，他们在一九九四年的一声枪响使全墨西哥都听到了“一个我们‘缺席’的墨西哥再也不会存在！”的呼声。然后，他们依然蒙面，却藏起了枪支。他们用“火与语言”赢得了墨西哥公民社会、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保护，让七万围而不剿的政府军进退两难。
拉丁美洲的埃沃总统们、萨帕塔战士们很可能还会失败，就像阿连德总统的悲壮牺牲，就像古巴微妙的前途，就像尼加拉瓜以“民主”的方式丢失的政权，就像委内瑞拉背水一战的勇气。但是已经无须悲观；远远地跟随着孤军苦战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那些五百年里命如草芥、但未屈服的印第安人，那些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他们想传达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一个人害怕的东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一个人选择的敌人越厉害，他自己就越高大。这也是“副司令马科斯”从他的印第安引路人那里学得的一个道理。于是，我们看见了卑贱的弱者与巨大敌人的勇敢对阵，看见了他们的成长壮大，看见了遥远地平线上的一片曙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于一九二八年，死于一九六七年，在人的舞台上匆匆走过了三十九个年头。当他在灵的舞台上周游了又一个三十九年之后，不期而遇地迎来了一个光辉的新生。在残酷的历史、人生中，权势、富豪往往仰仗貌似强大的实力，弱者、穷人常常托靠冥冥之中的求祈。也许，于三十九年这个宿命般的符号里，隐藏着新一轮沧桑的机密？
二○○六年七月
写于切•格瓦拉十月九日遇难三十九周年前夕
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
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10月8日被俘）
索飒
在这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在这个被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宣布为“历史终结”的二十世纪末，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世界目睹了一场纪念一位六十年代英雄的隆重场面。这绝不是是世界几个地点的几次游击行动所能解释的现象，仅纪念活动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拉丁美洲纪念活动的中心分别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三个与切•格瓦拉最有关的国家。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导演的传记片《直到最后胜利》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首映式，四万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场上，人们为来自各国著名歌手们的深情演唱不断欢呼；由现任总统个人倡议，阿根廷发行了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纪念邮票。在玻利维亚，两支由拉美青年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聚集在烈士遇难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从古巴出发，一路汇集北部拉美国家的自愿参加者；一支由切的故乡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出发，一路接收南部国家的青年。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维亚一位前总统的两个儿子，有许多欧洲来访者，包括西方著名人权主义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命名了一个“反叛者切•格瓦拉镇”，葡萄牙离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条“切•格瓦拉街”，伦敦加勒里学院挂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学校园里燃起了无数堆祭奠的篝火……无法一一尽数拉丁美洲、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种种纪念活动、出版物、音像制品。
由触机引发的历史场面一定有它的历史积蓄，就像火山的喷发与熔岩的运动，只是后者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三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世界。在每年十月八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各种人物来到寂静的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直至九十年代，在先后爆发于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上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举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爱者一方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沉默寡言的：一束花，一张肖像，一支心中反复吟唱的歌，一本翻旧了的《日记》。相反，恨者一方一直动用着他们强大的财力、势力：诋毁的文字不计其数，歪曲的影像接二连三，庸俗的商业网络也竭尽大众文化之消解能力。然而，竟然是无言战胜着喧嚣。切•格瓦拉像一个不朽的谜，这个谜的力量来自人们的感情和直觉。我发现，这种力量的强大甚至也打动了相当麻木的中国人。不久前，一般中国人对切•格瓦拉的知识大概仅仅是一本六七十年代被批判的“灰皮书”，即被界定为“游击中心主义”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以及两本七十年代初内部翻译的切•格瓦拉传记，其中美国人詹姆斯写的一本恰恰是最右翼的一本，甚至受到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如此，不少从事西班牙语工作的中国人在与拉丁美洲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心里渐渐滋生出一种对切•格瓦拉的敬仰，这只能说是受到了那股巨大的感情潜流的感染。
在传记问题上，也表现出这种爱的沉默和恨的宣泄。有关专家们在十年前做过一个统计，在本世纪，切•格瓦拉可能是死后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截止一九八八年，一共出现了二十六种切•格瓦拉传记，其中十六种出版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但正面评述切•格瓦拉的仅有一本，那是前苏联人写的，即我国七十年代翻译的两本传记中的一本。作者虽然对切充满了感情，但也不忘渲染苏联的功绩。
九十年代以来，这种一方的沉默似乎被打破了，切的生前战友们、美洲大陆上自豪地自命为“切•格瓦拉主义者”的人们开始大量发言，其中某些作品在巴黎的销量达到上万册。与此同时，另一类似曾相识的传记也不失时机地在“周年”出现。国内已有两篇书评以相当可观的篇幅介绍了一本美国人J•L•安德逊据说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切•格瓦拉：革命生涯》。我没有看过这部传记。但如果两篇书评的引用和综述可靠，这部传记不过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同一主调：格瓦拉是一个性格怪僻的病人，一个极端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为政治目标不惜牺牲普通人利益的战争狂人，一个冷战政治的牺牲品。
如果书评中的结论性语言所依据的就是这部传记的内容，那么看来这部传记有许多无视历史事实的地方。比如，在涉及古巴背景时，书评中写道：“美国因其财产被古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然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古巴革命政府开始并不希望与美国关系紧张，还曾派人到美国去通报情况。为了加速社会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没收了许多与前独裁政权有关的资产。由于美国在古巴的资产很多是挂在古巴人名义下的，这一
政策必然影响到美国财团的利益。革命政府答应付给美国投资商赔偿证券，美国政府坚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赔偿标准，古巴予以拒绝。于是，来自美国的各种颠覆活动包括空袭开始了。一九六○年，美国宣布停止购买古巴蔗糖，切断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严重影响古巴国民经济，于是，古巴宣布没收全部美国资产，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一九六一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一千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被歼灭。一九六二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
这一历史过程不应被歪曲和简单化。还必须考虑一个深层因素：古巴在革命前对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附庸地位，也即美国在古资产的合“法”不合“理”问题。另外，美国在谴责别人“输出革命”的同时无法解释自己历史上无数次对别国的公开武装干涉和直接颠覆行为，而在古巴已从国外撤回了全部军援并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九十年代，美国不顾联合国大会连续六年通过的谴责决议，继续对古巴实行变本加厉的所谓制裁。
书评中有一个细节暴露了这部传记的粗糙和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刚成功的第一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有一则他自己承认的笑话：卡斯特罗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问“谁是经济学家”，走神的切误听成“谁是共产主义者”，就举起了手。在西班牙语里，“经济学家”与“共产主义者”的发音很相近；而在书评里，后者变成了发音与前者风马牛不相及的“革命家”。当然，不知是传记的美国作者在把西班牙语译成英语时出的错，还是中国的评介者在念英文时弄错了。
一九九六年，墨西哥出版了该国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伯二世写的新传记——《也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作者阐明自己的方法是充分叙建立在大量调查基础上的事实，大量并完整地引述切•格瓦拉本人的论述和文字，让读者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结论。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与另一位意见不尽相同的墨西哥作家——他也发表了一部关于切•格瓦拉的新传记——的商讨、争论，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围绕切•格瓦拉的有价值的分歧在于对相同史实的不同认识。更引起我重视的是，这部传记附有一个详尽的分章资料来源，具体到有名有姓的被调查人，并把各种相左的材料、说法如实列出，然后谨慎地表明个人的基本看法。相对于上述美国人写的传记，这位态度严肃的墨西哥作家使我觉得更可信。下文中的部分内容引自这位墨西哥作家用西班牙文撰写的切•格瓦拉传记。
回到切•格瓦拉本人。围绕切有两个基本命题：人、革命。
我一再强调蕴藏在拉丁美洲人民心中的对切的怀念。如此感情是罕见的。当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荒谬的谣言时，民众只是沉默地怀念；当理论家们冷漠地分析“格瓦拉现象”时，民众只是固执地怀念。这似乎不够理性。其实坚持常常暗含着没有被表述的真理。相反，仇恨也是一种教育。当某些人竭力把切•格瓦拉描写成病人、狂人、疯子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内心的虚弱，他们所害怕的往往是与他们所描写的截然相反的东西——人的爱和被爱的力量。“爱”大概是这个虚伪的世界上被言说得最多的词，而世道的扭曲又使“爱”成为极难被人相信的事。连切•格瓦拉都不得不这样说：“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在青年格瓦拉对拉美大陆进行的四次打工式长旅中，他学会了热爱美洲，热爱底层人民。他在水泥水管中与一个流浪的乞丐一起过夜时，后者听说了他的旅行计划，惊奇地问他：“您就这样白白地浪费力气吗？”这句淳朴的问话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穷人”。他在玻利维亚看见农民代表在拜见部长前，被门卫往身上喷洒滴滴涕。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他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从医学院毕业后，切放弃了难得的从医机会，第四次踏上长旅之路，告别时，他突然从火车上向亲友喊道：“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从此后，他不断地“在爱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发。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担任各种要职的切天天惦记着给哈瓦那一个贫穷的居民区。切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一向讨厌被拍照的切，那次被一位著名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艰苦的建国岁月里，切常常每个季度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在这样忘我的工作中，切给自己留下的，几乎只有读书和睡觉的时间，一位有心的摄影者拍下了切来不及系好鞋带的一张照片。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切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向经济专家学习请教；在出访外国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对方的建设经验；在担任工业部长时，坚决撤换所有没有按他的规定通过文化考试的各级干部；面对美国的封锁，切亲自带领人们设计、试验甘蔗收割机。尼加拉瓜神父E•卡德纳尔访古时，一路搜集了人们主动讲述的无数例。难怪多少了解这些情况的中国人，在读到上述书评之一中“为什么格瓦拉偏偏不能理解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句话时，都愤慨得按捺不住沉默。
切•格瓦拉不是一个孤立的神话，他是一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辞去古巴党、政高级领导职务后于一九六六年再次赴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时，自愿与他同行的有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四名古共中央委员，这十七人中没有一个年满三十五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
十七人中有十四人英勇牺牲，其中一人在被俘后为了避免在昏迷中说出游击队的秘密，要求医生在给他做手术时不要使用麻药。游击战士在牺牲前如果来得及，都将自己的手表摘下，请切转交给他们的子女；一九六七年九月，即切•格瓦拉牺牲前一个月，有人记录下，在他的挎包里有四块手表。
敌人在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一首是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人们当时误传为是切写的诗。诗中写道：“基督，我爱你，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切•格瓦拉被杀害时，伊格拉村附近有一位多明我会神父，当他听说切被关在伊格拉村时，立即找了一匹马赶往那里，他想对切说：“上帝一直相信着您。”神父在半路上听说切已经被杀害，只得赶到被当成屠场的小学校教室现场，默默擦去地面上的烈士血迹。
格瓦拉的一位也叫格瓦拉的古巴同事曾问切他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血缘联系，切在给她的回信里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亲戚，但是，如果你也像每个格瓦拉那样，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气愤得发抖，那么我们也许是亲戚。切在出征玻利维亚前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这样写道：“你们应当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关于切•格瓦拉是否在当年的导弹危机时说过“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出去了”的话，甚至用不着去查。切的恨只是一种表达，他恨的是作为压迫者的敌人，而不是个人。在打退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后，一位欧洲女记者在一旁观察切如何温和地开导一个黑人俘虏兵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战斗中被俘后，切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方面的伤员医治伤口，而他第二天即被残酷地杀害……
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个人，切•格瓦拉是伟大的，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错误的。我认为，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不朽的，他从事的革命也是不朽的。在后来人采访切•格瓦拉战斗过的玻利维亚山区时，农民们转述了切对他们讲过的话。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次采访这一地区的记者们发现，人民仍像当年一样贫穷，为了抵消游击队的影响曾有过的一点改善，又都衰败了。其实早在当年，当“切为了帮助穷人而牺牲”的消息一经传开玻利维亚农民就已经开始变化，无论悬赏再高，残存的游击队员毕竟没有被告发，甚至受到了保护。
这些朴素的事实说明，革命的衰亡取决于非正义的社会的衰亡，只要非正义继续存在一天，革命在本质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今天的世界继续用事实这样教育着我们。至于用什么方式革命，那是人民的选择，但对道路的选择并不能否定人走路的权利。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在七十年代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变革，后来被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军人杀害。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切•格瓦拉和阿连德成为一对形像的兄弟，互补互证，都代表着正义的事业。一九六七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还曾亲自从智利首都赶到智、玻边境，准备营救被打散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队员。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切的人格是伟大的，革命是正义的，但切选择的革命战略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涉及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问题：切为什么要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再次打游击？
有人说切•格瓦拉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其实他的玻利维亚之举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见《环球》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前前后后》)。这一行动不是扑朔迷离的阴谋，而是光明磊落的阳谋。在一九六七年自玻利维亚丛林写给三大洲会议的《致世界人民的信》等文章和许多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切•格瓦拉详细说明了他的战略考虑：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代表，只有削弱它的力量，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处于弱势的人民从技术上是无法与它抗衡的，但是可以把它拖出本国，开辟两个、三个乃至许多越南，在它所不熟悉的土地上到处打击它，在长期的战斗中削弱它的士气，同时期待美国本国人民的革命。
回顾当年的世界形势，切•格瓦拉这种思想逻辑难道容不得我们一点理解吗？这与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和奴役他人而干涉他国的行为能够同日而语吗？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的强大阴影和它对弱小势力分而治之、逐一蚕食的策略，难道不能使我们从反面重新咀嚼一下当年切•格瓦拉式的忧虑吗？切勇敢地实践着自己的战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做好了长期战斗和牺牲的准备，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勇气，对于渴望正义的弱小者难道不是一种永世的鼓舞吗？至于切的这个行动是否含有难言的苦衷，可以留待时间去给以最终的澄清。
但是，切的行为绝不是被迫的，而是对理想的实践。关于切的具体策略，每一个善良、严肃的人都在反思。切活着，他是来得及自己去纠正错误的。
在切的玻利维亚之举中，有一个无可指责的美的行为，它是切一生的必然归宿，也是切一生的光辉升华。那就是他辞去了高官和权力，重新走向一个包含着艰苦和牺牲的开始。
青年格瓦拉于一九五二年结束第三次美洲之旅时，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将站在人民一边。”切经历了七八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当了七八年的国家领导，七八年中他没有一刻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官”，在他的身上没有“特权”的阴影。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都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也许更应该理解这一点。他留下了一连串当官不像官的美丽传说。他参加劳动可不是铲一锹土、种一颗树，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个月，于是被人照下了那张晒黑了脸、一副农民模样的照片。他像矿工一样赤着膊、穿着裤衩、光着脚在井下视察工作，体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他把裤脚从天天穿的靴子里拉出来参加“正规”的外事活动，他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签上人民送给他的绰号“切”
……这一切都是他本能抵制“官僚化”的显露。他在给阿根廷亲人的信中曾用玩笑的口吻自我嘲讽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腹便便、习惯定居式生活的合格官僚，头上戴着对孩童时代向往的光环。”切不仅用自身的行动，也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使人震动的是，在一次对公安部门的讲话中，他要求各级警察“不要只是汇报可能存在的阴谋——因为我们有全体人民帮助我们监视着，而要经常汇报人民对某个部长以至整个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记下谁的名字，惩罚提意见的人，而是为了纠正我们的工作……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误的是我们。”
切•格瓦拉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这篇文章中(见复旦大学出版社《传奇式游击英雄切•格瓦拉》附录)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通过革命和革命后的革命使人战胜各种社会里的异化，走向彻底的自由。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反复思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是革命者的义务，而且是革命者的需要。”切可能本能地感到，只有用再次放弃安逸、走向牺牲的行为才能给蜕变者以鞭挞，只有血才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二十世纪的革命潮起潮落，敏锐的政治家先后预见到了革命之后权力的阴影。“新阶级”、“新思维”等理论所欲推动的变革都在社会本身的压力下发生严重的扭曲异化，而切•格瓦拉的献身行为却繁衍为永恒的精神。如果说对人民的赤子之爱使切•格瓦拉在拉美穷人中获得了一种尘世基督形像的话，那么，这种以个人牺牲实践革命理想的彻底行为，使当代伟大哲学家萨特称他为“完人”。欧、美进步青年三十年不变向往的，就是这种“完人”形像。在他的身上，革命精神是自由精神的体现，革命并没有悲惨地遭到异化，革命与人，两者已经没有矛盾。
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一个被人广为议论的话题：他的哮喘病和他战胜痛苦的超人意志，他的勇气和刻己精神，他的圣徒般的容貌和个人魅力。仇恨和害怕他的人千方百计把他丑化成一个扭曲的病人，但这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效力。许多人都提到切是一个美男子。所幸的是，切又是一个坚定地站在受苦民众一边的人。
在这个被秩序统治的世界上，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例证，将美和正义写在了一起。
索飒
在这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在这个被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宣布为“历史终结”的二十世纪末，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世界目睹了一场纪念一位六十年代英雄的隆重场面。这绝不是是世界几个地点的几次游击行动所能解释的现象，仅纪念活动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拉丁美洲纪念活动的中心分别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三个与切•格瓦拉最有关的国家。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导演的传记片《直到最后胜利》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首映式，四万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场上，人们为来自各国著名歌手们的深情演唱不断欢呼；由现任总统个人倡议，阿根廷发行了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纪念邮票。在玻利维亚，两支由拉美青年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聚集在烈士遇难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从古巴出发，一路汇集北部拉美国家的自愿参加者；一支由切的故乡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出发，一路接收南部国家的青年。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维亚一位前总统的两个儿子，有许多欧洲来访者，包括西方著名人权主义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命名了一个“反叛者切•格瓦拉镇”，葡萄牙离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条“切•格瓦拉街”，伦敦加勒里学院挂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学校园里燃起了无数堆祭奠的篝火……无法一一尽数拉丁美洲、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种种纪念活动、出版物、音像制品。
由触机引发的历史场面一定有它的历史积蓄，就像火山的喷发与熔岩的运动，只是后者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三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世界。在每年十月八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各种人物来到寂静的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直至九十年代，在先后爆发于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上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举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爱者一方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沉默寡言的：一束花，一张肖像，一支心中反复吟唱的歌，一本翻旧了的《日记》。相反，恨者一方一直动用着他们强大的财力、势力：诋毁的文字不计其数，歪曲的影像接二连三，庸俗的商业网络也竭尽大众文化之消解能力。然而，竟然是无言战胜着喧嚣。切•格瓦拉像一个不朽的谜，这个谜的力量来自人们的感情和直觉。我发现，这种力量的强大甚至也打动了相当麻木的中国人。不久前，一般中国人对切•格瓦拉的知识大概仅仅是一本六七十年代被批判的“灰皮书”，即被界定为“游击中心主义”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以及两本七十年代初内部翻译的切•格瓦拉传记，其中美国人詹姆斯写的一本恰恰是最右翼的一本，甚至受到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如此，不少从事西班牙语工作的中国人在与拉丁美洲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心里渐渐滋生出一种对切•格瓦拉的敬仰，这只能说是受到了那股巨大的感情潜流的感染。
在传记问题上，也表现出这种爱的沉默和恨的宣泄。有关专家们在十年前做过一个统计，在本世纪，切•格瓦拉可能是死后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截止一九八八年，一共出现了二十六种切•格瓦拉传记，其中十六种出版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但正面评述切•格瓦拉的仅有一本，那是前苏联人写的，即我国七十年代翻译的两本传记中的一本。作者虽然对切充满了感情，但也不忘渲染苏联的功绩。
九十年代以来，这种一方的沉默似乎被打破了，切的生前战友们、美洲大陆上自豪地自命为“切•格瓦拉主义者”的人们开始大量发言，其中某些作品在巴黎的销量达到上万册。与此同时，另一类似曾相识的传记也不失时机地在“周年”出现。国内已有两篇书评以相当可观的篇幅介绍了一本美国人J•L•安德逊据说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切•格瓦拉：革命生涯》。我没有看过这部传记。但如果两篇书评的引用和综述可靠，这部传记不过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同一主调：格瓦拉是一个性格怪僻的病人，一个极端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为政治目标不惜牺牲普通人利益的战争狂人，一个冷战政治的牺牲品。
如果书评中的结论性语言所依据的就是这部传记的内容，那么看来这部传记有许多无视历史事实的地方。比如，在涉及古巴背景时，书评中写道：“美国因其财产被古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然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古巴革命政府开始并不希望与美国关系紧张，还曾派人到美国去通报情况。为了加速社会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没收了许多与前独裁政权有关的资产。由于美国在古巴的资产很多是挂在古巴人名义下的，这一
政策必然影响到美国财团的利益。革命政府答应付给美国投资商赔偿证券，美国政府坚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赔偿标准，古巴予以拒绝。于是，来自美国的各种颠覆活动包括空袭开始了。一九六○年，美国宣布停止购买古巴蔗糖，切断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严重影响古巴国民经济，于是，古巴宣布没收全部美国资产，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一九六一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一千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被歼灭。一九六二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
这一历史过程不应被歪曲和简单化。还必须考虑一个深层因素：古巴在革命前对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附庸地位，也即美国在古资产的合“法”不合“理”问题。另外，美国在谴责别人“输出革命”的同时无法解释自己历史上无数次对别国的公开武装干涉和直接颠覆行为，而在古巴已从国外撤回了全部军援并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九十年代，美国不顾联合国大会连续六年通过的谴责决议，继续对古巴实行变本加厉的所谓制裁。
书评中有一个细节暴露了这部传记的粗糙和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刚成功的第一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有一则他自己承认的笑话：卡斯特罗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问“谁是经济学家”，走神的切误听成“谁是共产主义者”，就举起了手。在西班牙语里，“经济学家”与“共产主义者”的发音很相近；而在书评里，后者变成了发音与前者风马牛不相及的“革命家”。当然，不知是传记的美国作者在把西班牙语译成英语时出的错，还是中国的评介者在念英文时弄错了。
一九九六年，墨西哥出版了该国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伯二世写的新传记——《也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作者阐明自己的方法是充分叙建立在大量调查基础上的事实，大量并完整地引述切•格瓦拉本人的论述和文字，让读者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结论。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与另一位意见不尽相同的墨西哥作家——他也发表了一部关于切•格瓦拉的新传记——的商讨、争论，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围绕切•格瓦拉的有价值的分歧在于对相同史实的不同认识。更引起我重视的是，这部传记附有一个详尽的分章资料来源，具体到有名有姓的被调查人，并把各种相左的材料、说法如实列出，然后谨慎地表明个人的基本看法。相对于上述美国人写的传记，这位态度严肃的墨西哥作家使我觉得更可信。下文中的部分内容引自这位墨西哥作家用西班牙文撰写的切•格瓦拉传记。
回到切•格瓦拉本人。围绕切有两个基本命题：人、革命。
我一再强调蕴藏在拉丁美洲人民心中的对切的怀念。如此感情是罕见的。当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荒谬的谣言时，民众只是沉默地怀念；当理论家们冷漠地分析“格瓦拉现象”时，民众只是固执地怀念。这似乎不够理性。其实坚持常常暗含着没有被表述的真理。相反，仇恨也是一种教育。当某些人竭力把切•格瓦拉描写成病人、狂人、疯子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内心的虚弱，他们所害怕的往往是与他们所描写的截然相反的东西——人的爱和被爱的力量。“爱”大概是这个虚伪的世界上被言说得最多的词，而世道的扭曲又使“爱”成为极难被人相信的事。连切•格瓦拉都不得不这样说：“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在青年格瓦拉对拉美大陆进行的四次打工式长旅中，他学会了热爱美洲，热爱底层人民。他在水泥水管中与一个流浪的乞丐一起过夜时，后者听说了他的旅行计划，惊奇地问他：“您就这样白白地浪费力气吗？”这句淳朴的问话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穷人”。他在玻利维亚看见农民代表在拜见部长前，被门卫往身上喷洒滴滴涕。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他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从医学院毕业后，切放弃了难得的从医机会，第四次踏上长旅之路，告别时，他突然从火车上向亲友喊道：“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从此后，他不断地“在爱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发。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担任各种要职的切天天惦记着给哈瓦那一个贫穷的居民区。切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一向讨厌被拍照的切，那次被一位著名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艰苦的建国岁月里，切常常每个季度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在这样忘我的工作中，切给自己留下的，几乎只有读书和睡觉的时间，一位有心的摄影者拍下了切来不及系好鞋带的一张照片。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切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向经济专家学习请教；在出访外国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对方的建设经验；在担任工业部长时，坚决撤换所有没有按他的规定通过文化考试的各级干部；面对美国的封锁，切亲自带领人们设计、试验甘蔗收割机。尼加拉瓜神父E•卡德纳尔访古时，一路搜集了人们主动讲述的无数例。难怪多少了解这些情况的中国人，在读到上述书评之一中“为什么格瓦拉偏偏不能理解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句话时，都愤慨得按捺不住沉默。
切•格瓦拉不是一个孤立的神话，他是一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辞去古巴党、政高级领导职务后于一九六六年再次赴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时，自愿与他同行的有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四名古共中央委员，这十七人中没有一个年满三十五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
十七人中有十四人英勇牺牲，其中一人在被俘后为了避免在昏迷中说出游击队的秘密，要求医生在给他做手术时不要使用麻药。游击战士在牺牲前如果来得及，都将自己的手表摘下，请切转交给他们的子女；一九六七年九月，即切•格瓦拉牺牲前一个月，有人记录下，在他的挎包里有四块手表。
敌人在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一首是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人们当时误传为是切写的诗。诗中写道：“基督，我爱你，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切•格瓦拉被杀害时，伊格拉村附近有一位多明我会神父，当他听说切被关在伊格拉村时，立即找了一匹马赶往那里，他想对切说：“上帝一直相信着您。”神父在半路上听说切已经被杀害，只得赶到被当成屠场的小学校教室现场，默默擦去地面上的烈士血迹。
格瓦拉的一位也叫格瓦拉的古巴同事曾问切他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血缘联系，切在给她的回信里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亲戚，但是，如果你也像每个格瓦拉那样，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气愤得发抖，那么我们也许是亲戚。切在出征玻利维亚前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这样写道：“你们应当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关于切•格瓦拉是否在当年的导弹危机时说过“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出去了”的话，甚至用不着去查。切的恨只是一种表达，他恨的是作为压迫者的敌人，而不是个人。在打退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后，一位欧洲女记者在一旁观察切如何温和地开导一个黑人俘虏兵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战斗中被俘后，切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方面的伤员医治伤口，而他第二天即被残酷地杀害……
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个人，切•格瓦拉是伟大的，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错误的。我认为，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不朽的，他从事的革命也是不朽的。在后来人采访切•格瓦拉战斗过的玻利维亚山区时，农民们转述了切对他们讲过的话。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次采访这一地区的记者们发现，人民仍像当年一样贫穷，为了抵消游击队的影响曾有过的一点改善，又都衰败了。其实早在当年，当“切为了帮助穷人而牺牲”的消息一经传开玻利维亚农民就已经开始变化，无论悬赏再高，残存的游击队员毕竟没有被告发，甚至受到了保护。
这些朴素的事实说明，革命的衰亡取决于非正义的社会的衰亡，只要非正义继续存在一天，革命在本质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今天的世界继续用事实这样教育着我们。至于用什么方式革命，那是人民的选择，但对道路的选择并不能否定人走路的权利。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在七十年代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变革，后来被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军人杀害。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切•格瓦拉和阿连德成为一对形像的兄弟，互补互证，都代表着正义的事业。一九六七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还曾亲自从智利首都赶到智、玻边境，准备营救被打散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队员。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切的人格是伟大的，革命是正义的，但切选择的革命战略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涉及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问题：切为什么要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再次打游击？
有人说切•格瓦拉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其实他的玻利维亚之举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见《环球》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前前后后》)。这一行动不是扑朔迷离的阴谋，而是光明磊落的阳谋。在一九六七年自玻利维亚丛林写给三大洲会议的《致世界人民的信》等文章和许多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切•格瓦拉详细说明了他的战略考虑：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代表，只有削弱它的力量，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处于弱势的人民从技术上是无法与它抗衡的，但是可以把它拖出本国，开辟两个、三个乃至许多越南，在它所不熟悉的土地上到处打击它，在长期的战斗中削弱它的士气，同时期待美国本国人民的革命。
回顾当年的世界形势，切•格瓦拉这种思想逻辑难道容不得我们一点理解吗？这与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和奴役他人而干涉他国的行为能够同日而语吗？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的强大阴影和它对弱小势力分而治之、逐一蚕食的策略，难道不能使我们从反面重新咀嚼一下当年切•格瓦拉式的忧虑吗？切勇敢地实践着自己的战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做好了长期战斗和牺牲的准备，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勇气，对于渴望正义的弱小者难道不是一种永世的鼓舞吗？至于切的这个行动是否含有难言的苦衷，可以留待时间去给以最终的澄清。
但是，切的行为绝不是被迫的，而是对理想的实践。关于切的具体策略，每一个善良、严肃的人都在反思。切活着，他是来得及自己去纠正错误的。
在切的玻利维亚之举中，有一个无可指责的美的行为，它是切一生的必然归宿，也是切一生的光辉升华。那就是他辞去了高官和权力，重新走向一个包含着艰苦和牺牲的开始。
青年格瓦拉于一九五二年结束第三次美洲之旅时，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将站在人民一边。”切经历了七八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当了七八年的国家领导，七八年中他没有一刻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官”，在他的身上没有“特权”的阴影。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都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也许更应该理解这一点。他留下了一连串当官不像官的美丽传说。他参加劳动可不是铲一锹土、种一颗树，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个月，于是被人照下了那张晒黑了脸、一副农民模样的照片。他像矿工一样赤着膊、穿着裤衩、光着脚在井下视察工作，体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他把裤脚从天天穿的靴子里拉出来参加“正规”的外事活动，他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签上人民送给他的绰号“切”
……这一切都是他本能抵制“官僚化”的显露。他在给阿根廷亲人的信中曾用玩笑的口吻自我嘲讽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腹便便、习惯定居式生活的合格官僚，头上戴着对孩童时代向往的光环。”切不仅用自身的行动，也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使人震动的是，在一次对公安部门的讲话中，他要求各级警察“不要只是汇报可能存在的阴谋——因为我们有全体人民帮助我们监视着，而要经常汇报人民对某个部长以至整个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记下谁的名字，惩罚提意见的人，而是为了纠正我们的工作……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误的是我们。”
切•格瓦拉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这篇文章中(见复旦大学出版社《传奇式游击英雄切•格瓦拉》附录)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通过革命和革命后的革命使人战胜各种社会里的异化，走向彻底的自由。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反复思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是革命者的义务，而且是革命者的需要。”切可能本能地感到，只有用再次放弃安逸、走向牺牲的行为才能给蜕变者以鞭挞，只有血才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二十世纪的革命潮起潮落，敏锐的政治家先后预见到了革命之后权力的阴影。“新阶级”、“新思维”等理论所欲推动的变革都在社会本身的压力下发生严重的扭曲异化，而切•格瓦拉的献身行为却繁衍为永恒的精神。如果说对人民的赤子之爱使切•格瓦拉在拉美穷人中获得了一种尘世基督形像的话，那么，这种以个人牺牲实践革命理想的彻底行为，使当代伟大哲学家萨特称他为“完人”。欧、美进步青年三十年不变向往的，就是这种“完人”形像。在他的身上，革命精神是自由精神的体现，革命并没有悲惨地遭到异化，革命与人，两者已经没有矛盾。
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一个被人广为议论的话题：他的哮喘病和他战胜痛苦的超人意志，他的勇气和刻己精神，他的圣徒般的容貌和个人魅力。仇恨和害怕他的人千方百计把他丑化成一个扭曲的病人，但这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效力。许多人都提到切是一个美男子。所幸的是，切又是一个坚定地站在受苦民众一边的人。
在这个被秩序统治的世界上，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例证，将美和正义写在了一起。
2007年10月8日星期一
2007年10月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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