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吟

卓文君《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鲜味的秘密》第六集 鲜无止境 | CCTV纪录

马克思语录

01、报刊是公众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报刊有权冒犯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必须记住，不带刺的玫瑰是没有的。
【编委点评】对此，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补充道：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
02、旧的传统观念被生活揭穿得越多，它们对自身的捍卫越坚决，语言上越加虚伪，越加道德化，越加神圣化。
【编委点评】这句话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虚伪者被揭穿的时候，如果不是恼羞成怒，那一定是想尽办法掩饰自己。如何演掩饰自己呢？就是用虚伪的语言，占领道德制高点。
03、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的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编委点评】人总是渴望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周遭的世界，闭塞的空间里，不仅不会有精神解放，带来的终将是压抑和守旧。
04、把教条谱成乐曲是荒唐的想法。
【编委点评】但有这样荒唐的想法的不在少数。
05、舆论是国家立法最丰富、最可靠和生气勃勃的源泉。
【编委点评】所以要善于了解舆论、倾听舆论，允许耳边传来真实的声音。这样才能保证立法有的放矢，并返回头去引导舆论，而不是强制和虚假。
06、调查调解组织是官方减轻舆论压力的安全阀。
【编委点评】这既是新闻机构的功能和职责，同时也是群众工作的必由之路。要调查掌握真相，然后通过真相的传递减轻舆论的恐慌。
07、在警察和入场券的保卫下舆论才敢成为舆论，这是多么微妙的有组织的舆论啊。
【编委点评】公权力要始终葆有敬畏之心，不轻易介入舆论。
08、从事宣传令我讨厌，占去许多时间，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
【编委点评】马克思对宣传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宣传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对此，恩格斯则更狠一些，他说：斗争是最好的宣传手段。恩格斯还说，宣传上的策略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群众。这句话是标准的实用逻辑，可以理解成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一张白纸，最容易感召。
09、德国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的精神。
【编委点评】马克思看到了本质，就是不畏强权，解除一切束缚。在他看来，工人醒了，全世界就醒了。
10、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编委点评】这是马克思引证圣经的话，后来共产主义者很忌讳谈及其他信仰，其实通读马恩著作会发现，马恩有大量文章都在谈及宗教，并从宗教中汲取了很多成果。
11、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会失去权力。
【编委点评】这个辩证关系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有好人，才显出坏的是坏的。权力要尊重非权力，权力才是权力。
12、任何报纸广告都是智力的表现。
【编委点评】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金光闪闪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广告的价值。不排斥广告，才能让媒体生存下去。
13、监视普通人的私人谈话、私人邮件和在家里发表的意见，是最卑鄙的特务活动。
【编委点评】马克思给出公共舆论场和私人领地的边界。
14、长久不能实现的希望使人痛苦，长久不能证实的预言使人怀疑。
【编委点评】这句话相当深刻，人的神经就像橡皮筋，长久紧绷，弹性会越来越小，活力会逐渐衰竭。
15、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
【编委点评】这句话我在文章里常用，我们中国话也常说，以心换心。信任绝不是单边的，你不信任别人，就不能要求别人信任你。对此，恩格斯也曾有句经典的补充，他说，狂信是不能持久的。
16、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功绩方面起作用的，是无知和民族虚荣心。
【编委点评】真实是最能穿透人心的力量。每说一个谎，形象就坍塌一分。尤其对于英雄事迹，无须拔高，也无须渲染，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不必塑造虚无，真实才是生命。
17、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着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
【编委点评】为什么说小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者，他把马克思这句话用行动翻译了过来，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是不是真理，不在理论体系的自圆其说，在成果。
18、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
【编委点评】这是恩格斯的一段话，他和马克思都很勇敢，但时代不同了。
19、党内的分歧并不使我不安，经常发生这类事情而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好得多。
【编委点评】这也是恩格斯的一段话。当然如果大家目标一致，旗帜鲜明，始终有默契和共识，既不分歧，又不暮气沉沉，那是最好的。
20、在中国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编委点评】马克思谈及中国的时候很少，有提及的时候也多是负面。比如对太平军的看法，他和我们课本上的表述就大相径庭。
时代在进步，人类的思想也在不断进化。不管怎么说，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为黑暗中的中国照亮了一条光辉的路。
曾有人这样总结：马克思之前的历史，都通向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历史，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我们今天隆重纪念马克思，是纪念一种思想，更是纪念我们国人不断摸索向前的坎坷之路。
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一种信仰，而信仰本身应该是完整的，真实的，可引领我们解决问题并实现精神上自我修复的。
从这个层面看，我们确实有必要说一声，谢谢你，马克思同志。
编委汇

客户是华为人的鸦片，利比亚，夏尊

2014 年 1 月 6 日，笔者在上海浦东的一家中餐馆，访谈了华为上海代表处副代表夏尊，半年多前，他还是华为利比亚代表处代表，战乱期间一直与两位中国同事坚守在利比亚，战乱结束后被调任到上海代表处。

笔者：在利比亚将近 7 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夏尊： ……有一次谈项目几乎五天五夜没上床。当时 26岁，精力很好。客户约好过去谈，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对方只让一个人进去谈，然后我就进去了，从早上 10 点谈到下午 4 点，6个小时，中途没有喝水没有吃饭，后来还是客户提出来要休息。出来后赶紧喝了一杯可乐，吃个汉堡，抽了根烟继续再谈，谈到下午 6点，客户实在受不了了，说你们精神实在太好了，我也不用操心了。客户聘请的谈判顾问是欧洲人，谈判技巧很强，压迫式的，如果谈不拢的话就要让出一个点或指标，那公司的损失就大了……那次项目签了4000 多万美元，年底扩容了 3 000 多万，总共 7 500 多万，全年市场过亿……

笔者：突破 4 000 万美元后，公司给了什么激励？
夏尊：升了官。合同签了之后，几个月时间就当了系统部主任。海外当时的导向是，虚位以待，跑步上岗。

笔者：利比亚战乱前夕，你在哪里？
夏尊：2 月 17 日那天，东部乱了一阵，19 号晚上规模更大。我当时在巴塞罗那参加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听到战乱的消息后，20号就从西班牙返回的黎波里，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飞机上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和两个本地人，空姐与我确认了好几遍是否要返回利比亚。20日晚上代表处的5 位主管开会，根据公司的决定，安排员工撤离，准备分 4批撤离。当时规定，今天开会的人必须最后一批走，如果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离开会场……

笔者：讲讲撤离的过程。
夏尊：那天晚上讨论结束后，23 号晚上我们送机，现场非常混乱。凌晨 1 点在办公室留守，有人在机场给我们说还有几个座位，我在 QQ群里发信息，请第二批准备撤离的人全部做好准备，当时给了我们 15 个座位，我们第二批有 40个人，我牵头送他们去机场。到宿舍接人，很多人行李都收拾好了，我现场点人，谁走谁留，所有的兄弟都很配合，没有任何怨言。那时的街道一个人都没有，一种白色恐怖的味道。
我们的本地司机很好，很感谢他。我、交付副代表和司机各开一辆车，司机说要走在最前面。最后我们走之前给了他 3 000美元，他拒绝了，他说我送你们是因为对你们有感情，不是为了钱。到了机场后，有几万人在机场，根本挤不进去，而不是没有飞机的问题。大概 4点多员工上了飞机，我们终于喘了口气，但是半夜也不敢走，就在机场蹲着等天亮再回家……
第二批和第三批一共 58 个人一起撤，公司帮我们订了ISOS（国际航运服务公司）的包机，同样是挤不进机场，马耳他使馆的参赞硬是把我们领进去了。马耳他参赞夫人是北京人，对我们非常好，为我们的撤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58 人只挤进去 48 人，机票6000美元一张飞到马耳他，公司很舍得花钱，而且这张票不一定买上就能上飞机，当天挤不上去就废掉了，钱也不会退给你。于是买了退，退了买，公司总共花了一两百万美元……
我们最后一批坐的是船，也是马耳他使馆的帮助。晚上 12点，终于坐上五六百人的小船，上船之后心里就踏实了很多。但是风浪很大，船迟迟开不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4 点船才开，晚上 12点才到马耳他。我们当时的行李箱里几乎 2/3 都是食物和水，这样才支撑大家到最后。到了马耳他之后，公司直接找的 ISOS人员来接待，送大家去酒店住。公司的安排很好，连使馆都说，华为安排得很好，不用我们管。码头、机场的散客都是跟着华为走的，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很有秩序，队伍排得非常好。

笔者：后来怎么又回利比亚了呢？
夏尊：公司希望在利比亚插一面旗帜。客户打电话说网络断了，撤到突尼斯后，我们按照公司指示，又返回利比亚。心理压力测试后，我们几个人从马耳他转到埃及，从埃及飞进利比亚。我们的观点是，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政府军，我们只认客户，客户是商业组织，第二我认老百姓，战争期间大家每天都在报平安，网络瘫了之后影响非常大。3月 16 日，也就是禁飞的前一天，我们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到的黎波里。回去之后马上召集本地员工去联系客户，客户很感动，马上和我们签了200多万美元的维护合同。本地员工能找到的都回来了，全利比亚只有华为能给出500LYD（利比亚第纳尔，利比亚法定货币）现金的工资。

笔者：讲讲战乱期间的感受。
夏尊：刚到后还有点兴奋，还会去楼顶上看看，时间长了靠电话跟客户联系，天热之后粮食都发霉了，吃得很不好。当时电厂没有油发电了，没电没水，还好1 月份我们存了很多水和煤气。

笔者：将近 8 个月，每天都做什么？维护网络？
夏尊：本地员工在维护，还有客户自己也可以。我们在那边只是精神支柱。那个时候见客户，见一次顶后来见一百次。但时间长了之后，心理压力太大，刚开始还有点兴奋，后来吃不好睡不好，每天等飞机炸完后才敢睡觉，天天关在屋子里像坐牢一样。当时也没业务，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多月，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轻度抑郁症了。后来听到鞭炮声就觉得有人在打仗。

笔者：战乱期间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夏尊：有一个帮我们办签证的本地员工，战争期间一直看不到，革命结束之后成为防区总司令了。还有一个员工参加革命去保卫机场了，说可以保护我们走VIP 通道。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战乱结束之后有人找上门谈业务，我们非常兴奋，所有华为人只是想着业务，业务就跟鸦片一样驱动着我们。

笔者：你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坚守在利比亚，有没有想过跟公司谈条件？
夏尊：我们从来都相信，公司不会亏待员工。战后公司给我升了两级，我还是觉得没为公司做太多事情，觉得无功不受禄，心理压力很大，并且压力是大于喜悦的。很多人只看到你升了两级，没看到你做了什么。我就跟邹总提出顶到6 月，做出些事情再离开。我认为应该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笔者：给家人讲过这段故事吗？
夏尊：回家后给父母说过，他们说我很勇敢。后来也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以前我经常在旁边超市买东西，那边有一个不到 20岁的孩子，等撤离回来发现他不见了。他的哥哥指了指照片，意思是说他已经死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

笔者：已经意识到生命很脆弱，中间你也动摇过，为什么还在坚守？
夏尊：责任。领导给我升了两级，我要把这两级挣回来。后来已经和公司没有关系了，完全靠个人的责任心坚守在利比亚。

电影，20180221

斯皮尔伯格，The Post，华盛顿邮报
伍迪·艾伦，摩天轮
红雀
Lady Bird，伯德小姐
至暗时刻
Different flowers
不成问题的问题
The Light of the Moon
Only the Brave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Wonder Wheel
Ferdinand
芳华
Darkest Hour
Morder on the Oridnt Express
Sing Street
Battle of the Sexes
Rebel in the Rye
Gook
SPF-18
Columbus
Logan Lucky
Trip to Spain
Loving Vincent
IT
The Glass Castle
Bad Day for the Cut
Neruda
Savannah Sunrise
Hidden Figures

回望2017年：“低端人口”和正派社会

回望2017年：“低端人口”和正派社会

2017年刚刚结束，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其中绝大多数与我们每一个人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作为看客和围观群众，有时也会感同身受，觉得有话要说。

如果要选出三五个词来形容过去一年给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那么，笔者以为“低端人口”、羞辱和幸福感应可列入，它们并不相同，但却相互交织，或有形、有力，或无形、无奈，一共构成2017年时间之轴的突出元素。

在2017年发生的多起引发社会热议的事件中，无论是虐童事件，还是拆广告牌，亮“天际线”的行动，都远不及“低端人口”来得更具冲击力，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直捣人心的效果，更别提动真格的行动了，令人惊心胆颤不说，还夹杂着震惊和愤怒的成分。不过，若将这些事件置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去观察，或许并不难理解。

从时间上看，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行动，发生在中共“十九大”结束不久，这似乎与“十九大”报告对“美好生活”的描绘不太合拍。在社交媒体上，对“低端人口”事件出现了一边倒的鞭挞之声。一种共识基本达成，即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应居高临下地以为自己掌握着高人一等的智慧，不由分说地替别人决定什么是“美好生活”。本质上看，这次行动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卷土重来。虽然改头换面，口号变了，但作法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温和牢记一条实践证实过的结论，那便是，依计划经济理念治理国家，带来的注定是一场灾难。

从清退行动中，我们看到“执政为民”只是一个悬在空中的口号，不愿落地，地方上的真实情形或许是执政为官，唯上是举。因为只要上级高兴了，无论下级和普通百姓多么不满，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手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政府也有办法强力摆平，并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的关头，否则，上述事件不仅会换个花样再次重演，而且还会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难以实现。

“低端人口”还让笔者联想到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政治哲学论著《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的观点：我们亟待建立一个没有羞辱，让人体面、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这便是正派社会，也就是文明社会。如果说羞辱是一种恶，包括无家可归、贫穷、血汗工厂、被压榨和剥削以及缺少卫生条件等，那么，尊严则是一种善。与赋予人们荣誉和尊严的善比较而言，铲除恶，尤其是废止一切羞辱社会成员的制度性安排和行政法规，对于中国的执政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玛格利特进一步拓展了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析逻辑。在玛格利特看来，根除羞辱应以公平和正义为前提，因为如果公平和正义缺席，羞辱社会成员的现象和行为就会成为家常便饭，难以禁止，而尊严则会沦为毫无德性的摆设，成为特权阶层的华丽外套。在此，我们也需要重申罗尔斯的精髓，即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任何（缺少法律依据地）限制和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歧视他人，多数人暴政，以及无视个体间命运差距的作法，统统违反了正义。

再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无论语焉不详的“美好生活”如何定义，它都应该是能带给人们幸福的一种生活，也是彰显社会正义与公平，同时没有羞辱的一种生活。相反，如果正义和公平缺失，羞辱泛滥，尊严不保，生活就不可能幸福，也绝不会美好。

2017年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联合国在这一天发布了《2007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07）。这份188页、总计7章的报告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中国。通过对1990年至2015年数据的分析对比，发现当今中国人的幸福感还不及25年前。尽管中国的GDP翻了几倍，人民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由于就业保障、医疗、教育、收入分配、房价等等一系列因素，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并没有提高。

从衡量一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尺度看，幸福感被公认为是一个比GDP好得多的指标，因为它综合、全面，涵盖了GDP无法统计的方面，如社会公正、公平以及认同感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终极使命就是要不断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遗憾的是，中国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幸福感原地踏步甚至下降，与经济总量节节高升形成了鲜明对比。环视全球，中国的这种情形十分奇葩，即便不是孤例，也算得上非常罕见。因为只有那些长期陷入内乱，经济停滞和濒临崩溃的国家才会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出现幸福感下降的情形。

毫无疑问，上述结论是令人沮丧的。面对这样的负面报告，政府的正确姿势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何况这是一份由联合国组织权威专家撰写的严肃报告。借此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应有的态度。然而，中国媒体对此报告却鲜有报道，更无认真解读。这大概是由于官方严控的媒体通常只报喜不报忧，即使这种“忧”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考虑到此类消息可能由“境外势力”所为，中国官媒也只能唯恐避之而不及了。

可以预料，如果一个社会缺少公正和正义，便人心难稳。当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安全感都成为问题，此时再谈幸福和尊严，岂不过于奢侈和不着边际？

从某个角度看，无论是清退“低端人口”的行动，还是虐童案，都是场悲剧。这是因为，倘若“低端人口”和儿童们生活在玛格利特构建的“正派社会”，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不应发生。这不仅是因为“正派社会”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充分保障，不可侵犯，而且还因为羞辱社会成员，包括儿童的行为都被法律所明文禁止。

如果这些情况出现了，就不再是正派和文明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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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泰禾凯宾斯基，20171230-20180101

Amelia FU
扶超烨

董**
Lady in Red

王子笼

余小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