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用英文写作的最负盛誉的中国作家，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教授。
一堂写作课
每周，哈金先生一定有一天开车到昆西地铁站，再辗转两趟地铁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波士顿大学。12年前，他成为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教授，这个项目曾被《大西洋月刊》评为处于全国同类写作项目的前百分之五。哈金一学期只教一门课，今年9月，他教授「移居者文学」，来年开春是「长篇小说写作」。
今年56岁的哈金头发花白稀疏，穿西装搭配棒球帽，中等身高，微微发福，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作为一名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哈金已经跻身全美最负盛名的作家群体，他出版了18部英文作品，多次获得了海明威奖、福克纳奖等奖项，其中长篇小说《等待》得到美国文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美国国家图书奖。
每堂课前，哈金习惯在「爱因斯坦兄弟百吉饼」买一杯美式咖啡。他的课堂气氛轻松，「有时候上着课他也会突然笑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已经毕业的学生凯瑟琳·康(Catherine Con)形容哈金笑起来像个孩子，喜欢把声音拖长，像是舍不得停下来。哈金的课堂位于一栋古老砖楼的「222」房间，这里在文学界被视为具有传奇意义—美国著名的「自白诗之父」罗伯特·洛威尔曾在这里教出无数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教室刚好够放15张木质椅子，地板铺着校友捐赠的波斯地毯，著名的查尔斯河从窗外潺潺流过。习惯性地，哈金坐在近门的位置，学生以他为中心围坐一圈，方便交流时彼此注视。
用第二语言的英语授课，哈金讲课的语速很慢。「你听他讲课的时候，似乎能听到他整合自己思想的过程。」学生克里斯·阿门塔(Chris Amenta)告诉《人物》。
在哈金的回忆中，他开始学英语是1976年离开部队在佳木斯铁路局工作时，周一到周六，早上5点开始，晨间广播「一开始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才开始『Is that a
chair?No, that’s a table.』。」恢复高考后，他的第一志愿是中国文学，却被最后一个志愿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录取。
他对英语并不具天赋，也缺乏兴趣，常抱怨练口语让他的下巴、舌头、嗓子发疼。在山东大学拿到英美文学硕士之后，1985年，哈金申请到了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英语系的奖学金。虽然他自己不想再读书了，但大学老师对他说，「将来对你有好处」，太太也觉得在美国「发展空间大一些」。于是，30岁的哈金来到美国，计划赚笔美金就回中国。
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是哈金在美国第一堂英语专业课的老师。83岁高龄的他是英语文学界的泰斗，在他的记忆里，哈金羞涩沉默。「1985年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课堂上大家激烈地争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我都控制不了他们，但哈金就在那里很沉默……到期末的时候给学生打分，他课堂参与的分数就没有。」他告诉记者：「现在我怀疑他当时是在用一种作家的眼光在观察我们，我觉得他会把那些记忆都存储起来，有一天再现在他的小说中。」
哈金向《人物》回忆，那时自己极度自卑、不敢开口，「在国内学的是四不像英语……关键是说怕别人听不懂。」几年前接受《巴黎评论》采访，他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到美国两三年后才开始用英语思考。当我理性的时候，我用英语思考……但是我情绪化的时候，我的中文就会蹦出来。」
课外的晚间，哈金在一家工厂打工，利用值班时间，他完成了英语诗集《沉默之间—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笔名「哈金」也是在这个时期替代中文名字「金雪飞」(「哈金」的「哈」代表哈尔滨)。1990年—哈金来到美国的第五年—一家出版社决定帮他发表诗集，「我脑子里是空的。我觉得这对于我(毕业后)回中国的计划来说不过是一个插曲。」然而，国内那种80年代理想主义的急遽消退让哈金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因为我觉得什么都变了，一下就是给翻过来了。」
他的英语里有自己的声音
哈金曾不止一次在采访里说过，最初决定从事英文写作是「为了生存」。作为一名英文系毕业生，他找不到任何像样的工作。去餐馆打工，连服务员都干不了，只能做打杂工。中餐馆大部分都是广东老板，也嫌弃他不会说粤语。
很多人难以理解哈金为什么用英文写作，太太却坚决支持。哈金向《人物》回忆妻子说服他说，「你用汉语写，当时也没有互联网，你根本就没有读者，而且你是英语专业的，你的出路在哪儿?根本就没有出路……你就能做好两样事儿，一个是写书，一个是教书，别的你做不了。」
在一场读诗会上，哈金被引荐给当时波士顿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的主管、剧作家莱斯利·阿普斯定(Leslie Epstein)。莱斯利第一次见到哈金，「他有一张宽方的脸，好像很多聪明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脸……即使英语不清楚，口音又重，他写的诗打动了我，我也看到了他的智慧，还有生活的艰辛。」莱斯利破例答应博士还未毕业的哈金旁听他的写作课，「他那时候的困扰，是要『如何活着的困扰』，而不只是『写作困扰』。他孩子也小，老婆好像也不在工作……但他还是坐在那里，读着字典里的每一个单词和解释，太了不起了。」直到现在，哈金还保留着「没事翻几页」英文字典的习惯，「把不知道的(单词)标记一下。」
在莱斯利课上的作业构成了哈金的第一部小说《词海》—关于他在中国参军的经历。当年，没有大出版社愿意发表，哈金主动联系一家小出版社印了1500册，且需要自己推广。他搬着书去参加书展，只卖出去一本，即便这位买书的当地人也没有给予他理解：「你怎么写了这么一本书，有人买吗?」
为了帮助哈金在博士毕业后、找到工作前有合法身份，莱斯利正式录取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他从没怀疑过这个中国学生的才华，向《人物》赞美哈金「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天才」。他家中的书柜有专门区域摆着哈金的小说，「我唯一纠正他写作的地方，就是他有时候会写『yeah』这个词，我说不要这样写，太美国了。」
「这(英文写作)本身就是巨大的分裂在里头，但又没有办法，人总得生存吧!」哈金曾感慨选择英文写作是「个人悲剧」，前路叵测，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一直写下去。1993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美国南部的埃默里大学聘用为副教授，生活的境况仍没有太大好转。他曾回忆，那段时间压力很大，天天给大文学刊物投稿，每天都在收退稿信，太太受不了，干脆规定，吃饭前不准看邮箱，免得影响心情。
窘况直到1999年长篇小说《等待》的出版才有所改善。这部描述当代中国的爱情小说在美国主流社会大获成功，著名文学家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撰文：写作完美，清醒的文本本身并不招人注意，但却能够呈现画面、人物和各种感官的感觉。明明写着压抑的情景，却还能带着喜剧、自然之美。他赞叹哈金的英语水平「几乎史无前例」。与同样用非母语写作，文辞考究的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相比，哈金的英文简洁准确却蕴含普适之理，这也令挑剔的美国读者深感惊讶并为此着迷。
哈金的老师、英语专家尤金分析，如果哈金在非美国的区域用英语写作，也许不会这么成功：「美国文化的开放给了像哈金这样的作家邀请函，英语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语言，也因为这样的丰富性，英语很难掌握……特别是美式英语，对新的表达很开放。」但「哈金完全掌握了他在使用的那一种英语，跟任何其他作家都不一样，他的英语里有他自己的声音」。
哈金认可尤金的总结，他认为英语口语可以融入书面语言，「不像汉语(写作)就有标准的文学语言，跟口语交谈的语言差很远」。此外，「中国讲究用词华美，显得有学问，西方的，特别是英文，最烦的、最不讲究的就是这个……你看《圣经》上，根本就没有形容词，就是讲究要靠动词和名词……这样的话，语言会有力量。」
在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群体里，哈金在西方的巨大声誉不仅仅是对他英文水平的认可，也是对他阐释故事能力的认可，这些故事传递的价值观穿越了国界，毋庸置疑他是移民作家里的佼佼者，但他依然会带有某种令人费解的谦逊及恐惧。对于《等待》的成功，他将之归结为「命运，各种力量集中到一块儿」，而非本人的天赋才华。和《人物》谈到使用英文创作，他显得有些不自信，羡慕那些母语作家的「自然感」。他以纳博科夫为例，这位俄语作家在听过自己的一次英文广播采访后，决定从此只接受笔头采访，哈金现在也不敢听自己的英文采访，「我怕我听了我也不想再接受采访了。」
这种不确定性也源自移民身份，「像我这种情况的作家，特别是从另一个语言来的，你不能只有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四本书站住的，你得有一组书，它能站住。要不很容易被挤到一旁了，就是一种恐惧感吧。」
哈金自认为最花费力气的一部小说是2007年出版的《自由生活》，该书讲述了中国移民家庭的故事。之前盛赞哈金的厄普代克对这本书表示出极度的失望，他认为当哈金脱离了中国背景，将故事设置在美国时，「哈式英语」就失去了魅力。厄普代克借用《自由生活》中主人公被讽刺的话来批评哈金：「你运用英语的方法太笨拙了。这对我作为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
「伟大的幻觉」
凯瑟琳是哈金的学生，她毕业两年了，还在继续写她在哈金习作课上开始的小说，一个关于钢琴教师的故事。哈金曾在课上教她：「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写30个场景」，「这很实际，其他人不会这么直接地去告诉你故事就是这么写成的。」凯瑟琳告诉《人物》。—这些实用技巧还包括：「写第一稿要快，然后再返回来打磨它」、「一定要先知道故事怎么结尾，然后再让整个故事朝着结尾走」、「戏剧冲突要越早发生越好。」
每天早6点，凯瑟琳到固定的咖啡馆的固定座位写作，两个小时后再像其他上班族一样赶去上班。为了维持经济来源，她选择一边留校工作一边写作。「他总是重复说『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地写作』，但是因为这句话是他说的，就会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知道他有多努力。」凯瑟琳说，「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文思枯竭』这回事。他只会制订一个计划，然后带着自律去那么做。」
哈金坚持每天写作，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要坐下来写。「你要是不做的话，两个月，整个你就拿不起来了，就像做饭一样，你不能断火，一断火就夹生了。」在哈金的定义里，好作家和差作家的区别是「好的作家愿意花时间把一个作品做到极致」，「像我有个老师叫弗兰克·比达特，有的时候改上数百遍、上千遍一首诗。」写一部小说，哈金要经历35遍到40遍的重写，送到出版社前要校稿6遍以上。
「他说写作的诀窍就两个字，『耐心』。」艺术史专家、哈金的朋友王瑞芸在电话里告诉《人物》，她评价哈金不属于天才型作家，「这属于人格力量的东西，他就是踏实、耐心。」王瑞芸曾为哈金翻译了2013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
写作几乎构成了哈金生活的全部。他尽力拒绝各类派对，平时除了离家需要跟太太联系，其他时间完全不使用手机。他去过一些「艺术家创作营」写作，类似的营地通常设置在偏僻安静的地方(因为有家庭，哈金每次只去3到5周)，有一次他去的那个城市只有21个人。「中午饭人家都给你送来，不用你出来，意思你必须得集中精力写作。」哈金沉浸于此，享受「与世隔绝」的写作生活。在课堂上，他不止一次提醒学生，写作是孤独的，终生孤独。
对哈金来说，写作也是消磨生命的办法，计较得失便失去了乐趣和意义，「就是你往前走，做就行了」。为了鼓励学生坚持写作，他经常建议大家写生平介绍，装作自己得了什么写作奖，「比如我会写，『凯瑟琳，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的作家』，虽然我从来没有真的发表过，但是这样真的会帮助我，特别是当我特别沮丧的时候。」凯瑟琳说。哈金称这个办法是一种「伟大的幻觉」，「相信自己写完就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当然写完你就知道自己还不是，你就出来了。但一开始你必须得有这种心境，要不然是非常孤独的事情……你怎么继续?你继续不下去。」
除了写作之外，哈金「最喜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陪太太逛街。他却依然用作家的眼睛观察、思考着琐碎的生活：女人们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钱在名牌包上?为什么有些人喜欢Coach有些人喜欢Kate Spade?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欢布满商标的包?哈金的老师尤金盛赞哈金身上有极为敏锐的生活观察力，他曾写信给哈金赞扬他的小说《疯狂》里的一个细节，「比如你写那个男人用牙签挑牙齿，你对平凡的细节有不平凡的感受。」
「人啊，执政者啊，都是暂时的」
今年9月，哈金的「移居者文学」开课。一个教室二十几个学生混杂着本科生、研究生和几个慕名而来旁听的人。哈金要求学生每周读完一本他挑选的小说，在课堂上讨论。小说一共12本—每本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作者都是「移居者」。
学生们最近读的一本小说是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哈金在课上分析书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不安现状的莉娜和守着家园生活的安东尼亚。课后当和记者谈及对土地的态度时，哈金认为「乡愁」是被媒体过度演绎出的概念，很多人都没有家，谈何「乡愁」?「大伙儿都觉得有这种(乡愁的)感觉，但是这其实不是对家的想念，是对我们本身对于生命中流失的东西挽不回来的遗憾。」他举例《我的安东尼亚》中父亲之所以会因为思念家乡而自杀，并不是乡愁而是语言困境，「这跟乡愁没有关系的，是他整个人的参照系统都没有了，这才是最大的恐惧。乡愁不是恐惧最大的原因。我有乡愁，但是我必须保持头脑清楚，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儿。」
哈金出生在辽宁省一个偏僻凋零的镇上，父亲是军官，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而频繁搬家。小学开始，哈金就在寄宿制学校上学：「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就跟家里就有点感情上就断裂了。」久而久之，「自然就把家乡那个意识是一下就给它消掉了。」唯一给过哈金「家」的感觉的是在寄养的邻居家，一次他生病，「那个老头吓得裤子都吓掉了」。
「文革」爆发后，母亲作为「走资派」被流放乡下，学校停课了，哈金篡改年龄去中苏边界参军，再后来就是出国，和父母联系渐少，父母也不愿意来美国，他只能不断给他们汇钱。两年前，母亲病危，他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母亲去世后，「也没有那么想回去了」。
去年秋天，一家国内出版社打算再版《等待》却被叫停。「实际上，我听有人告黑状，就说是反动啊，因为《等待》一开始也被很多人批的嘛，就是英语系的一些教授，国内的……因为你这个人是从边缘来的，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只能骗老美，你只能是诬蔑中国人，玩政治牌，你才能做这种事情。」哈金对记者说，「我出身边缘，来源也边缘，因为我上的大学也是黑龙江大学，他们经常拿这个来埋汰我。」
《等待》是哈金第一部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作品。13年前，导演陈可辛买下了电影版权，但涉及军婚，电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据哈金说，最初主演是周润发和巩俐，后来换成金城武和章子怡，现在已经到第三代的刘烨、周迅，电影还没有拍出来。
一年前，他的《南京安魂曲》入围「施耐庵文学奖」，进入最后一轮了，因为是「翻译作品」首先被淘汰。「你说是翻译作品，那你一开始叫它一轮一轮都过了?」哈金很不理解，他提到同样是旅美作家的严歌苓在中国的发展比自己顺利很多，「严歌苓她出国之前，她就是作家协会会员。」
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哈金说，自己过去喜欢去哈佛图书馆地下室翻看中国旧文献。「我被触动了，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是这样简单：把历史翻译到文学里来，我觉得我的生命将用在写一本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上。但是当我这样那样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也许是因为我用英语写中国的原因，但所有的背景都在中国。这把我放在了地狱的边界—陷在了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之间。这就是我想要解放我自己的原因之一。」
最初，哈金定位自己是移民作家，「为中国劳苦大众代言」。成名后，被部分国人质疑「如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吃苦过，你就是在利用我们的遭遇获得个人利益」。后来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停止描写他已经离开的「当代中国」。
「你不要有目标读者，」哈金告诉文学课上的学生，「这样才能写出永恒的作品。」他认为作家是艺术版图上的独立个体，即便跟「你的民族和文化和语言的版图不吻合」。正如他赞同艾略特所说的，读者应该「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接受美国笔会采访，他坦诚地谈到，「自己不再是附属于中国的物体了」。
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在外面知道中国的事比在国内知道的多。」和记者讨论中国，他欲言又止，只说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强国。他认为「美国在很多地方是社会主义，这块穷人确实过得很好」。
今年3月，在麻省康克镇的一家书店，哈金身着棕灰色西服出席小说《自由生活》的交流会。他谈到初踏美国土地的感受：「刚来美国的时候，去查尔斯河边看人钓鱼，有个人钓鱼，钓了一筐，再倒回去，我被震惊了。还有鸭子，蘑菇啊，松鼠啊。我来自中国东北，有一道有名的菜，就是用松鼠做的。还有人在市场里卖。我发现土地在美国真的很不同，自然眷顾这块土地。后来我给中国一个朋友写信：『我们自己的土地一定感到精疲力竭了吧』。只有土地本身是永恒的，上面的人啊，执政者啊，都是暂时的。」
分享会的尾声，有读者提问哈金的「家」在哪里，哈金说，是美国，「空间上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现在我住在这里。」另一层面，对于一个写作者，「写作就是我的家园。」
借《自由生活》的男主人公吴楠，哈金道出了对祖国的复杂情绪：「有一天他终于回到了心里挂念的家乡，见到了父母和家乡的繁荣，他开始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海外华人，退休后要回到这个需要贿赂和宴请他人，才可以办成事情的疯狂的国家。』很显然他已经不能再适应这样的生活。现在他更想活在美国、生在美国了。」
「魂归故里」没那么重要了
如今，哈金把家安置在远离波士顿市区的福克斯波罗，这里紧邻一个州级森林保护区，有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哈金的一天从早起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太太在外面做家务、看电视。他一整天一整天地沉浸在故事里「出不来」。
一年前，哈金的太太被诊断出肺癌，医生断定还有6周的生命。在否决保守治疗的建议后，他把妻子送到全美一流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他形容和太太是一个团队，「别人都觉得我傻，就是她一个人觉得我很精明。」他笑着说太太是他真正的伯乐。在采访过程中，哈金曾两次犹豫是否要继续，怕耽误照顾太太吃药，「药基本都是我给她分了，我叫她吃，(让她)有个精神上的依靠。」因为太太生病，哈金不得不放缓两本书的写作，转而尝试写短一些的中文诗歌。习惯早起的他，现在即使醒了也会躺在床上看书等太太醒来。他不敢想象失去太太，「好像两个人一直在一条路走，突然间断了一条路，这是非常恐惧的，应该说这个(照顾太太)其实比我写作还要重要。」如果没有太太，「我就辞职了，我到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我了。」他说的时候，笑呵呵，眉宇间却被苦涩笼罩。
即便最近太太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哈金也「不敢太乐观」，「我觉得生命非常脆弱，随时随地一下就了结了。」他对未来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观，妻子生病后，他们谈论骨灰一定要放在一起，但「魂归故里」却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我觉得就是想尽量把我的作品做好，可以把我的生命存在我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就行了，『乡』对我来说是不可强求的。」
今年3月，哈金成为200个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员之一，最早成员包括马克·吐温。他的新作《背叛的指南》也将会在11月出版，灵感来源中国电视剧《潜伏》，因为太太不喜欢电视剧的结局，所以哈金的新书开头从电视剧的结尾展开。「我希望有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能出席，」哈金的写作老师莱斯利告诉《人物》，他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他是一个实现美国梦的例子，只要你非常努力、有智慧和毅力，你就能成功。」
9月的一天，哈金结束了一周一次的3个小时的文学课，夕阳西下前，他背上单肩背包，穿过连接整个校园的波士顿著名的共富大街，乘地铁「绿线」赶回家。地铁车厢里，穿着西装的男子已经睡着了，一个金发的年轻女孩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和车上大部分低着头看手机的乘客不同，哈金始终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注视着这个他生活多年却并不属于他的城市—突然，地铁驶入地下，窗外一片漆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41027115310_all.html
对话哈金：很多作品 从一个伤口开始
[摘要]哈金的“伊塔卡岛”就是那些他写给“虚空”的作品。而美国，不过是他的一个栖身之处。
哈金
第一次见哈金
与哈金的第一次见面，地方约在了波士顿市郊、中国人聚居的昆西地铁站口。担心找不到他，我努力回想他网络上照片里的样子。除了与他太太联系以外，哈金并不使用手机。
顺着到站的人流，我上了自动扶梯，扶梯到了高处，有个戴着渔夫帽的男子逆着人流站着，似乎在朝我身后的人招手。我越过他，集中注意力向站口张望，寻找哈金的身影。那个男子走近了，带着疑问的语气叫了我名字。他的手放在微微发福的腹部，穿着以墨绿为底色的彩条衬衫，卡其色的裤子泛白了，棕色的皮鞋上带着流苏。拿下渔夫帽，我看到了他满头的灰白头发，和眼镜后那双哈金的眼睛，比照片里亲切苍老许多。
采访在附近一家亚洲自助餐店，他开着妻子的福特车载我去。妻子爱干净，车上所有的座椅、靠背都被花布覆盖着，脚踩的地方都铺着白色毛巾。他一边开车，一边主动介绍着周围的发展、购物中心等。我开始聊起关于他的话题，他正说着，突然又指向车外一幢大楼：“哎呀光顾着说话忘记跟你说了，你看这个公寓，特别贵，都是被中国人炒起来的。”
哈金的普通话和英语里都有东北口音。他说着话，没顾上吃东西，服务员看盘子的食物没怎么动，来问是否需要收盘子。哈金拒绝了，转头用中文对我说“很多美国人吃两口就不吃了，浪费”，然后大口吃起来。
采访结束时，哈金径直起身去前台付款（一般在美国餐馆服务员会把账单拿到桌上让客人付），我跟了过去拿出钱包要抢着付钱，哈金拒绝之后挡在我和收银台之间。我采取策略提出“AA制”，他听了笑了起来，还是拒绝了。
他开车送我回地铁站口，我握了握手，说：“感谢你那么远过来。”我坐地铁需要四十分钟，他开车回家也要四十分钟。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与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共度一下午，最该说感谢的人是我。
关于哈金的文章《哈金：没有国家的人》于《人物》十月刊上发了。由于篇幅有限，有些关于哈金的动人细节我无法赘述，在这里补充出来。转播到腾讯微博
从一个伤口开始
作为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人，哈金已经多次获得了海明威基金会奖、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奖等国家级的奖项。其中《等待》获得了199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作为他的成名作，《等待》也是他第一部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作品。
《等待》描写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人公孔林在读军校期间，受农家父母之命与一位素未相识的农村女人结婚。后来孔林与同医院的护士曼娜“恋爱”，孔林承诺曼娜离婚。两人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离婚成功，都被诸多因素而阻挠了。直到十八年后，孔林与妻子分居的时间长到了军医院规定，可以无条件离婚，两人终于在一起。等了十八年的两个人新婚却并不如意，孔林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爱曼娜，或者自己是否有爱的能力。
“你说《等待》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这代人都受过这种压抑，都知道。那种革命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你所有人的能量，包括你所有的内心的能量，甚至性欲，什么都给你转换成、给你集中到革命事业当中去……所以跟你存在有关系的，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够写，也才能写好。”他把写作看作是自我的表达：“很多作品，实际上都是从一个伤口开始的。”
这一点哈金的学生卡伊斯·阿克巴尔·奥马尔 （Qais Akbar Omar）也许最能体会。如今刚毕业的阿富汗人卡伊斯已经发表了两本书，展现阿富汗从一个平静的国家到被恐怖主义、战争包围的过程里，他的亲身经历。书发表之后、当时在美国已经获得工商管理硕士的他无法再回到阿富汗，担心被塔利班迫害。而卡伊斯作为一个已经发表作品的作家，申请“波士顿大学写作项目”的主要原因就是哈金在这里担任终身教授。
“我以前做家族的地毯生意，全世界各地出差，我在很多书店都看到他的书……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畅销作家，我想为我的国家做哈金为中国做的事情，”卡伊斯在电话采访里对我说，他的英语流利，带着浓重的口音。
半年前，卡伊斯的母亲去世了，他无法去参加她的葬礼。哈金知道后，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了他自己的故事：他从离开中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去年哈金的母亲去世，他想要回中国，却遭到第三次拒签。
“哈金并没有故意写让他回不去的书，我也没有故意写让我回不去的书，我的书只是我的一种自我心理疏导，在阿富汗我们没有心理医生，”卡伊斯在哈金的经历中找到共鸣。
2002年，还完全不懂英语的他，发现在美军军队做翻译收入极高，便开始自学英语。谈起用第二英语写作，卡伊斯告诉记者：“我有太多的感情附着在我的母语上……我也还解释不清楚原因，但是用英语写作，我的痛苦像是被过滤了……就算用英语写，我有时候都会写着写着就哭了，用我的母语我一定会痛苦得写不下去……也许用英语写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痛苦不属于我，英语成为了我和痛苦之间的屏障……我不知道哈金是不是也这样觉得。”转播到腾讯微博
“特别是不能结婚”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最希望能找个消防队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不是公民，人家消防队不要……像邮差那种工作，都是非常好的工作……你还在那儿睡觉，白天基本有时间写东西，”哈金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聊起作家艰难的起步。
他给学生的建议是不要轻易全职写作，最好找个比较清闲的工作支撑生活，同时坚持写作：“毕业以后，三五年、两三年，就是确实得想办法，怎么能生活得俭朴，不花很大的钱，特别是不能结婚，因为你结婚了以后，你得养孩子，这事情就多了，得负担。”
毕业两年了，凯瑟琳还在继续写她在哈金课上开始的小说。曾经是钢琴专业的她在写一个关于钢琴教师的故事。哈金曾在课上教她：“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写三十个场景”。凯瑟琳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到固定咖啡馆的固定座位写作。她喜欢手写，在笔记本上为每个场景的写作标上数字，直到有一天达到数字三十。在早上两个小时的写作之后，她再像其他上班族一样赶去自己全职的工作，保证自己的经济来源。
凯瑟琳的全职工作是留校担任这个写作项目的协调员，处理办公室日常事物。其中一项是处理教授们的报销。根据规定，教授们用于教学研究的费用学校都可以报销。哈金的的收据，根据凯瑟琳观察，除了一些有储备功能的电子配件， 一厚叠信封里装的收据都是用于买书。而其他教授就会要求报销餐费，还有个教授买了副新眼镜。
有一次哈金无意中提到他的太太生病了，凯瑟琳就从自己来自台湾的妈妈那里要来配方，自己做了红豆糕送给哈金。哈金“很尴尬”地收下来之后就放在了一边。后来凯瑟琳收到哈金写的电子邮件感谢她，一周之后她又在我学院的邮箱里收到一本他送的书，哈金在扉页上签名说：“谢谢你的蛋糕”。
即使经济条件雄厚的学生，也很难在写作上一帆风顺。哈金一个曾从普利斯顿毕业的学生，住在父亲为他在波士顿市区买的公寓里写作，十几年了还没有出一本书；有人本来经营着成功的医药生意，为了写作，卖掉了所有产业。
曾经艰苦的写作生活让哈金始终保持着生活的简朴。但在两件事情上，哈金出手很“阔绰”：买书和请朋友吃饭。
刚来美国时，哈金和太太的计划是“赚够一笔美金就回去”，这样以后“就不用涨工资的事担心了。”由于当时觉得读完书就要回国，哈金一看到书店打折的时候就买书，买了还故意留着不看，想回国的时候带回去看。几年下来买了几千本书，最后因为书太多，只能租下一个阁楼存放。
而“吃饭他会坚持付钱”几乎是每一个哈金身边的人——无论是同事、学生还是朋友都会提到的小细节。“艺术史专家王瑞芸与哈金夫妇都是朋友，哈金出了新书都会给她寄一本，来到加州就会请她吃饭。“我作为他的仰慕者，他到这边来，我还是个地主，要尽地主之谊啊。那换个人那就想，我是个作家，又是你请我过来……他希望不要让你为他破费……就是他总是把自己放到最小，”王瑞芸在电话里对我说。
诗人的浪漫
我习惯了他给我分药
每天十几种药片和胶囊放在桌上
那是些什么我并不知道
然而，我按时把它们吃掉
如果忘了，他就会紧张
我习惯了他给我分药
我曾经怕他会累得烦恼
但我的病痛取代了他的悲伤
别的我不需要知道
康复也依赖家人能给与多少——
愿不愿为你耗费，为你担当
我习惯了他给我分药
他说“老婆，咱们家这么小
难保时刻都有人在你身旁”
这一点他不说我也知道
没料到他会这么为家里操劳
每天下班就直奔停车场
他习惯了给我分药
分的是什么我不需要知道
————哈金 维拉奈尔回旋曲 （分药）
在整个采写过程中，因为妻子的病，哈金两次几乎要中止采访。一年前妻子被诊断出肺癌，还有六周的生命。哈金否决了其他人保守治疗的建议，把妻子送到全美一流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哈金向我解释他想要拒绝采访的原因：“我要不在家，她经常忘记吃药吃饭……你像药基本都是我给她分了，我叫她吃，（让她）有个精神上的依靠。”正如开头的诗中描写的那样。
儿子金文为了照顾母亲，休学了一年，最近刚返回布朗大学攻读美国历史博士。除了确保妻子配合医院的化疗以外，儿子还花了大量时间做调查，自己研究出来一套辅助药物，被哈金视为妻子现在病情好转的关键。
妻子病重期间，他正在写两本书，但他再也不敢像曾经一样沉浸在书里对外界不闻不问。原本在大学里的两堂课，他也并在同一天，这样就可以尽量多地呆在家里。他的嘴唇上因为妻子的病心急上火长出了瘤子，久久退不下去。哈金想过如果妻子真的去世了的打算：“我说我就辞职了，我到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我了，当时是这么想的。”
哈金和妻子是他在山东读研究生期间邻居介绍的。“她觉得我很精明，其实别人都觉得我傻，就是她一个人觉得我很精明，所以说我现在开玩笑，我说你这个伯乐，”哈金跟记者谈起与太太相识的故事笑容里带着羞涩，说：“你怎么问得这么细啊。”
哈金来美国之后，去饭店、图书馆、医院看守室等打工，一年半以后攒够3000美金保证金，接妻子出来；再过了两年半之后儿子才被哈金的弟弟送上越洋飞机。到美国之后，不懂英语的太太也开始打工，她给别人看过孩子，在苗圃里干活等，夫妻俩还一块儿帮人打扫过卫生。
哈金的书太太几乎都会读。太太不喜欢《疯狂》，但是很喜欢《自由生活》，这也是哈金自认为花费力气最多的一本书。“她说《自由生活》你写到这份儿上，从此以后你就别干啥了，你就做个混蛋吧，”哈金说起妻子始终笑得停不下来。“真的，我觉得非常lucky（幸运），跟我太太我们能走到一块儿，就是作为英语说，一个team（团队）吧，我们还是非常好的一个team（团队）。”
“她老是打击你啊？”我开玩笑地问。
“她这是鼓励，她才这么说的，她鼓励才这么说的，”哈金急忙解释道。
儿子金文的教育也主要是太太负责。金文要参加美国高考的时候，哈金让儿子背字典，背完给儿子一百块钱。结果儿子字典没背完，语文还是考了满分。在家里，哈金跟儿子说英文，太太跟儿子说中文。
最近哈金开始用中文写诗了。开头那段诗将被发表在今年十二月的《人民文学》，“因为是自己的母语……一进去以后发现，我看不到边际，潜力非常大，所以这样的话，我现在也认真起来了，”哈金说。
他的新英语小说《背叛的指南》本月已经出版，灵感来源中国电视剧《潜伏》。电视剧是哈金陪太太看的，而太太向他抱怨不喜欢电视剧的结局，哈金的新书开头就从电视剧的结尾展开。
这也许是他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哈金的伊塔卡岛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讲述了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争返回家乡伊萨卡的故事。在英雄一路的征程中，对故乡的思念支撑他向前。真正当他回到家乡伊塔卡岛的时候，却认不出家乡了。
哈金在《移居作家》一书中评论这个故事道：“奥德修斯的困惑来自于两个原因：首先，在二十年背井离乡他自己和他对家乡的记忆都改变了；其次，他的故乡本身也变了。”
在哈金的记忆里没有家。哈金的本名叫金雪飞，出生在辽宁省一个偏僻的镇上，父亲是个军官，因为工作一直调动，也带着一家人频繁搬家。小学开始哈金就在寄宿制的学校上学，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跟家里的感情慢慢就断裂了”。
唯一给过哈金“家”的感觉的，是一对父母把他和兄弟放去寄养的邻居“王大爷”家。哈金在《小镇奇人异事》里面写一个赎回妓女做老婆的男人。他本来已经不把注意力在家里，却因为一个寄养在家的孩子小雷而改变。他们真心疼爱小雷，而小雷的原型就是哈金自己：“实际上我还真病了一次，就那个老头吓得裤子都吓掉了，真有那么回事，” 哈金回忆起当时的记忆，温暖从他眼里溢出来。
他认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就是“王大爷”年长的女儿每到过年时候带给他的一大包鞭炮。“我们从来都没有过那么多鞭炮”、“整个在全街上变得最富的”、“觉得好像你一辈子不会变穷似的”、“小孩就是得有那种时刻……这样他将来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说我是从来很少就是说，什么嫉妒人，恨别人，很多就是因为有快乐的记忆，”哈金认为童年的记忆对自己影响很大。
在《移居作家》中，哈金探讨“家园”的定义：“这个词的词义有两个，一个是你的故土， 一个是你现在住的家……过去这两个概念很容易被重合……也就是说，家园不再只存在于一个人的过去，还跟你的现在和未来有关。”
有人问哈金的“家园”纠结在哪里，哈金说是美国：“空间上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现在我住在这里。另一个层面，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对我来说的写作就是我的家园。
在哈金的第一本诗集的前言里，他曾写“自己为不幸的人代言”，后来又在《移居作家》中写道： “有些人会挑战说：‘如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吃苦过，你就是在利用我们的遭遇获得个人利益”，然后他表示：“ 我不写当代中国了，因为我不在那里了。我必需学会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走下去。”
他的独立，还包括不预设任何读者群，他引用艾略特对读者的定义：“读者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这是纵向的读者，就不光是横向的。”
哈金的“伊塔卡岛”就是那些他写给“虚空”的作品。而美国，不过是他的一个栖身之处。
哈金曾把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印象，赋予了他《自由生活》中的主人公吴楠。在《自由生活》的结尾，他写吴楠坐在回美国的飞机上，被一种气味恶心到：“美国随处可闻见这样的甜味，像是一种化学物质，特别是在超市里，蔬菜水果都有这种味道。后来第二周的某一天，吴楠突然发现自己的鼻子已经不能再闻出这种味道了。”
就如同哈金也不能再时刻感受到用第二语言写作的残缺，和不曾返乡的愁绪。
http://cq.qq.com/a/20141126/148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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