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tionships among Scientific Paradigms

FT：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兴起？

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兴起？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2014-12-25 (www.ftchinese.com)

站在炎炎烈日下，目睹着十几台推土机在三江教堂的墙垣间横冲直撞，戴先生（音译）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担心——既担心自己，也担心他的基督徒教友的未来。他说：“大批警察封锁道路和周围的山。他们之前已经切断整个区域的供电，切断手机信号，试图阻止任何人靠近。”

戴先生假扮拆迁人员，成功越过外围由防暴警察组成的警戒圈，挤进半山腰的一群教徒中，目睹着庞大的教堂被强拆。“语言形容不出这场面有多让人心痛，”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道。他从另一片教区赶来，加入到试图保卫这座教堂的教徒行列中。“我只是不住想到耶稣的话——‘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定会遭到神的审判。”

2014年4月28日，这座屹立于中国沿海城市温州市郊的新教大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始打压基督教这一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而中国名义上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今有大约1亿基督徒，多于拥有8670万党员的执政党——共产党。按照西方的思想传统，现代性理应带来世俗化，但在共产党执政的现代中国，伴随现代性出现的却是曾被贬为“人民的鸦片”、因而遭禁的各种宗教大举卷土重来。

或许最让人惊讶的是，既属于“外国”宗教、又与之前以炮舰和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时代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派），在争夺中国人心灵归宿的竞争中成为大赢家。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威权领导人既鄙视又担心任何不受自己直接控制的力量，对他们来说，这一看似不可阻挡的趋势非常令人不安。

温州三江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遏制基督教崛起行动的开始。政府的行为包括骚扰和拘押教徒，拆除温州及浙江省各地的十字架和教堂。左图为2014年4月28日的教堂，右图为一天之后的场景。

“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几乎肯定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共产党对此非常警惕，”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表示，“中国官员经常援引波兰的经历，他们认为当年天主教会帮助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虽然两国的国情并不真正具有可比性，但是党仍将基督教视为需要压制的严重威胁。”

4月份，政府无视数千名在三江教堂边上搭营抗议数周的当地基督徒，强行拆除了该教堂。这座教堂历时6年建成，成本约为3000万元人民币（合310万英镑），形似摩门教徒的礼拜堂，顶上是一个红色大十字架。它的拆除只用了不到一天。之后又有几座教堂被毁，整个温州乃至浙江省各地多达300座教堂上显眼的十字架也被当局强拆，有几次强拆发生在当局与教徒激烈对峙之后。数百人被短暂拘留，一些人至今仍然在押，面临通常被用于惩罚政治异见人士的含糊罪名。

温州和浙江政府在公开场合声称，拆毁教堂和拆除十字架只是在执行有关城市规划和违章建筑的规定。但根据对数十名教徒、宗教学者、分析人士和地方官员的采访，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很清楚拆毁三江教堂是一场持续一年的联合行动的开始，旨在遏制基督教在浙江省的发展。

对于担心这一“颠覆性”宗教传播的政府而言，基督教徒人数众多、在中国素有“东方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是个明显的靶子。直到不久以前，市区和周围农村林立的装饰华丽的大教堂和巨型的霓虹灯十字架是温州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当地教会团体估计，温州人口中至少有10%——逾120万人——经常参加新教礼拜活动。就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天主教徒人数少得多，但也有数十万。今年，天主教徒也被迫拆除十字架，受到骚扰，因为“非法”礼拜活动受到的监视和拘禁有所增加。

理论上，宗教自由得到中国宪法的保障，但在实践中，一切宗教组织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其活动受到严格的管控和监视。访华的外国客人如果来到官方批准设立的教堂，首先便会注意到警方的监控摄像头，它们安装在教堂内的显眼位置，目的是监视从事礼拜活动的牧师和教徒。中国天主教徒只被允许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hinese Patriotic Catholic Association)控制的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直接向共产党报告，不承认教皇，也不与梵蒂冈维持关系。中国新教徒理论上只能参加由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运行、不分宗派的新教教会。

政府声称中国只有约2300万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但即便是负责编纂和公布这些数据的官员也承认，该数字对实际情况的低估严重到了荒谬的程度，捏造这样的数字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参加官方“合法”教会的人数已经远远不止2300万人；不仅如此，中国还有数千万教徒参加未经官方承认或批准的地下“家庭教会”。这几万个地下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但主要是新教教会）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往往得到地方官员的容忍，有时甚至被允许公开活动，前提是它们不公然“搞政治”。

中国许多较有吸引力的地下教会坚信“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即相信太平盛世终会到来——译者注）。殉难以及国家的迫害实际上让它们更加来劲；它们欢迎打压，视其为自己作出宗教牺牲的证明。这往往使得政府的镇压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直到不久以前，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市）还被视为政府包容地下教会兴起的正面榜样。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温州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温和、包容的地方。温州人将基督教传遍全国各地是出了名的，”一家地下教会的牧师表示，该教会有8000多名教徒。他要求保密身份，因为当局曾警告，如果他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将面临牢狱之灾。“直到不久以前，我们和政府之间存在大量信任和合作，家庭教会的礼拜人数总是远远多于官方（即政府批准的）教会。”

这位中年牧师和两位较年轻的男性教徒同意在一个深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地点是在温州远郊一条小巷的一间安全屋。这间位于四楼的小公寓灯光明亮，墙上贴满了教会慈善项目的照片、圣歌的曲谱以及宗教圣像。一只大蟑螂爬上紧挨着卫生间的墙角。

两位年轻的教徒紧张地坐着，边剥边吃葵花籽，每当听到屋外传来脚步声，两人会轮流起身在门边听着。牧师本人开一辆新买的小轿车，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商人无异，但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透露出的抑扬顿挫，表明他擅长于激励人心的讲道。

他介绍了独腿“苏格兰农民”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将新教传到温州的历程。曹雅直1867年来到温州，一呆就是23年。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接手了曹雅直的工作，他1882年来到中国，在温州住了29年。苏慧廉的《论语》译本备受称赞，1920年回到英国后，被任命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语文教授。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目渐增的温州教徒经历了历届政府的镇压和排外运动的压迫，但他们遭遇的最严峻考验是在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1949年执政之后。1958年，浙江省和温州市被指定为消灭宗教试点地区，这场运动在1966至1976年血腥、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当地基督教团体表示，即便是在“三自”官方教会被赋予清除新教任务的十年动乱期间，温州地下教会的教徒人数仍然增长十倍。在温州，许多人担心当下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的行动是20世纪50年代政策的再现——浙江再次成为试点地区，为更大规模的宗教压迫行动铺路。

当前行动的直接负责人是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据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紧密。当地官员和数名自称知情的人士表示，夏宝龙是佛教徒，在个人层面对全省各地涌现的大教堂和十字架觉得反感。但数名研究中国宗教政策的专家表示，如果没有中央的明确批准，这样大规模的协同行动绝不会被允许发生。

该结论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被拆的三江教堂并非由“非法”的地下教徒修建，而是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获得批准的分支建造的。“相当清楚的是，此次行动象徵着全国层面的宗教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浙江和温州被选为试点，以观察国内外的反应，”傅希秋(Bob Fu)表示。傅希秋曾是中国的异见牧师，后来建立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中国的宗教自由。傅希秋称：“过去一年里全国各地有数千名教徒被拘押，我认为，这场打击基督教的运动在规模和蛮横程度上是文革之后未见的。”

英国《金融时报》数月以来多次试图与中国的中央和省级宗教管理部门交谈，但没有任何官员同意接受正式采访或对当前政策进行澄清。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旨在遏制基督教在华影响力上升的行动？浙江省运动发生的背景是一项覆盖范围更广的打压政策，自从习近平主席两年前掌权以来，该政策已导致数十名温和派知识分子和批评人士被羁押，各种形式的异见受到严厉压制。一些分析人士提到习近平高调弘扬“中国人的”宗教和传统，如佛教和儒学。他们表示，目前的反基督教运动与习近平对西方的怀疑有关，甚至可能与他暗地里也许信佛有关。习近平在被提拔至中国最高领导层之前，曾在浙江担任了5年的省委书记，这意味着浙江省的运动更不可能在未经他点头的情况下发生。

北京方面的意图不是镇压基督教乃至所有宗教——即便这确实是目标，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迟滞它的迅速兴起，置其于更强的控制之下。除了发展速度之外，党还非常关注皈依基督教的人群类型。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解除对宗教信仰的限制、整个国家在文革过后迎来复兴之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主要是贫困、农村、未受教育的人士，而且多为女性和老年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基督教徒八成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

如今，新信教者多数来自繁荣的城市，受教育程度和影响力日益增加，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在放弃了空想共产主义和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党在过去30年里也一直依靠这些中产阶层人士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党作出了痛苦的改变，从试图消灭宗教和古老文化，转向告诉人民“致富光荣”。如今，在经历了物欲横流和不平等加剧的几十年后，就连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叹息，现代中国社会充斥着犬儒主义和物质主义，缺乏理想和道德。

为了填补这种道德空白，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诉诸于旧方法和旧符号，煽起对日本和英国等昔日侵略者的民族主义仇恨，并且重新搬出上世纪60年代那套宣传套路。普通百姓再一次被铺天盖地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包围，如不知疲倦的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以及偷偷给战友们洗袜子的模范战士雷锋。但对于日益精明和世故的城镇中产阶层而言，这些灌输“传统”价值观的努力只能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多么空洞多么苍白。这些英雄形象让许多人注意到中国体制的矛盾——号称社会主义，却连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也有困难，而顶层被一小群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的威权政治精英所垄断。

楚延庆是中原家庭教会的牧师，该教会于2004年在北京郊外的一家酒店成立。它的24名成员多为政治活动人士，他们持续受到当局的监视和骚扰。楚延庆曾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示威者，该运动最后遭到流血镇压。那段经历给他留下创伤，产生深深的幻灭感，最终促使他在2003年皈依新教。他和他的小教会正是中共最忌惮的组织有方的基督教徒政治活动分子。

他滔滔不绝地描述道，中国社会的瓦解，开启了他所称的基督教当下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中国比以前富有得多，大多数人够吃够穿，但没有精神上的营养；既然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便需要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文化和精神上的食粮，而基督教能提供这些，”楚延庆表示，“事实上，唯一能匹敌共产党权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基督教首次接触到中国是在公元7世纪，由信奉聂斯托利派(Nestorian)的东叙利亚教徒传入。罗马天主教教士13世纪抵达中国，14世纪初的北京（即元首都大都——译者注）甚至短暂出现过方济各会大主教。但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大多数中国天主教徒认为，基督教正式进入“天朝”是在1601年，会说中文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建立了长驻的传教团。

之后的100多年里，耶稣会传教士得到中国君主的容忍，甚至被请入皇宫，让他们与东道主分享西方的技术和艺术知识。但随着18世纪末罗马天主教廷颁令禁止多项中国习俗，清朝皇帝宣布基督教为非法，对被发现在华传教者一律处死。

率先在中国传播新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07年抵达中国，开始学习中文，翻译《圣经》，而当时这两种行为均可被处死。马礼逊还兼任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在日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其他外国侵华战争中，这一点成为基督教和中国所受屈辱之间紧密联系的象征。在将香港等地割让给西方战胜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明确列入了允许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的条款。但即便有此相助，新教传教士仍然算不上特别成功。马礼逊在中国传教27年，仅仅说服25人皈依。到了1900年，历经数千名传教士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新教徒的人数也只有10万。

共产党1949年革命胜利时，中国有约80万名新教徒，人数远远少于大约300万名天主教徒，而当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中国约有900万名天主教徒，逾5800万名新教徒。根据每年增长10%的保守估计，杨凤岗等人推测目前中国的基督徒总数已有1亿人左右。在天主教徒人数增速慢得多的同时，新教教会（尤其是“非法”的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新教的发展速度甚至快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佛教。

耶稣会会士、学者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继承了利玛窦的传统，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终身教授。他在谈及中国的“信仰市场”，以及新教为何能够成功满足这个市场的宗教信仰需求时，听上去颇像个经济学家。

“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新的民众宗教。它迎合中国的仪式和社群传统，又使人感觉国际化，觉得自己是全球团体的一员，”他表示，“天主教在更大程度上基于神职人员的权力，因此信徒对于发展团体的责任感较轻，而新教更具创业性质，它向信徒提供更多自由和权力，任何人都可以创立教会团体。”在地下活动的天主教团体需要与梵蒂冈教廷建立秘密联系，但新教徒只要拿着一本《圣经》便可以与别人一起创立自己的教会，这一概念与中国公民社会及个人赋权的兴起很相配。

王依林（音）是家里的第四代天主教徒，虽然只有16岁，但相貌和举止都老成得多。他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尽管没有朋友或同学是教徒，但王依林表示，他们觉得他的天主教信仰很酷、富有异国情调。近期一个周日的下午，他独自去北京市中心一座装饰华丽、拥有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他表示，在一个秩序混乱、压力沉重的社会，天主教“让我的生活更有序，让我有规则可循，让我培养自控力”。

10分钟车程外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新教教堂，在这里，20岁的设计师韩闯（音）描述道，自己在一年前迁居中国首都之后，重拾了身为农民的外婆的新教信仰。“我小时候病重差点死掉，但我外婆拼命祈祷，结果我活了下来——我的外婆和母亲都是农民，她们相信这是奇迹，相信基督教带来好运、健康和好生意，”韩闯表示，“我搬到北京之后开始去教堂，我觉得，在混乱和腐败的现代社会，教会为人提供了一种道德根基，而且有助于培养一种自尊感。”韩闯和王依林均表示，他们认为天主教比新教更严格、更严肃，新教则更受欢迎，容易吸引那些家里没有信基督教传统的年轻人。新教的灵活性也留下了充分的个人解读空间。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中国许多非正统和极端宗教组织大多发端于富有感召力的地下新教教会边缘团体。

10月中旬，29岁的张帆及其父、55岁的张立冬被判处死刑，他们在华东某地的一家麦当劳(McDonald's)餐厅残忍杀害了一名女子，因为受害者拒绝与他们一起信奉“全能神”教。这一传播末日论、笃信千禧年主义的团体又称“东方闪电”，声称其数百万信徒均相信耶稣已经回到世上，化身一名中国女子，直到不久前还居住在中国中部。该团体还认为中共——即它所称的“大红龙”——是其死敌，告诉信徒他们的责任是搏斗并杀死“魔鬼”。今年5月，一则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全国震惊。视频中，张氏父女和其他四人（包括一名12岁少年）用椅子和棍棒将受害女子殴打至死，同时其他顾客旁观或逃跑。作为回应，政府在全国范围开展针对“全能神”的镇压行动，在官方电视台上播出张立冬的画面。张立冬在电视上认罪，但辩称受害女子是“恶魔”，用超自然力量攻击自己，而他是在自卫。

中国政府2009年将14个邪教组织列入监视清单，其中12个均是根据某种形式的基督教而创立。中国与一些神神秘秘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漫长而又动荡，此类信仰容易在迷信、难以管束的内陆农村生根发芽。至今，太平天国（1850年诞生、1864年覆亡）叛乱仍是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超过2500万人被杀。

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是失意的知识分子，四考科举而不中。在一次赴考途中，洪秀全从一位美国传教士那里获得一本《圣经》的中译本。在压力和失落的折磨下，洪秀全精神崩溃，之后他灵光一现，认定自己其实是耶稣的弟弟，被派往世间创立“天国”，消灭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恶魔”。在近20年的战争后，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终于被获得英法殖民军队帮助的清军击败。在巅峰时期，太平天国的疆域覆盖了中国南方的半数地区，定都南方大城市南京。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地下教会等群众宗教运动的忌惮，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对太平天国屠杀的记忆。但奇怪的是，中共的官方立场对洪秀全及其追随者抱着一种宽容甚至浪漫的观点。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坐落在南京老城区一座典雅的传统中式宫殿内，四周为巧夺天工的古典园林，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表述了党对太平天国的官方定论。博物馆入口处是一座英雄般的洪秀全半身像，中英双语写成的铭文歌颂太平天国“英雄儿女……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史诗。”展品将叛军描绘为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先驱，以赞许的态度强调叛军并不认真的土改努力，尤其是他们对英国等“外国侵略者”的反感。整个博物馆仅有一处提及基督教和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那是在后廊的一个小展区，这是令人愕然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

在南京的另一边，在该市郊外一个新的工业区，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刚刚印制了它的第1.25亿本精装版《圣经》。在巨大的厂房中央，数百本为肯尼亚圣经协会(Bible Society of Kenya)印刷的《圣经》正从生产线下线，叠放在一起，旁边是中文版《天主教青年圣经》(Catholic Youth Bible)和《牛津英汉词典》(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教会团体仍向教徒募捐，目的是购买《圣经》并偷运至蒙昧、异教的中国，他们认为《圣经》在中国仍是禁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国外购买的《圣经》很有可能是在南京的这座工厂印刷的。

该厂由全球组织——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y)和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合办，后者是中国首家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并获得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组织(NGO)。工厂的最大客户是政府控制的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该协会向全国约5.7万座教堂提供补贴并发放《圣经》。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邱仲辉解释了政府为何允许该厂在1987年成立，印刷在之前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被查禁和焚毁的《圣经》。“如果中国教堂没有《圣经》，你能想象会冒出多少极端宗教组织吗？”他表示，“政府认识到它不能阻止人们信教，因此它宁可让人们获得《圣经》，信守基督教的主流教义。”

邱仲辉是新教在中国最受政治认可的代表。为了低调从事传教活动，爱德基金会全面与政府合作。它利用印刷业务利润和国内外捐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扶贫到环保等一系列慈善计划。在此过程中，它小心翼翼，不违反任何一项针对传教的政府禁令。“我们不会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圣经》，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是传播福音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不允许的，”邱仲辉表示，“如果人们想知道我们为何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邱仲辉表示，作为基督徒，看到浙江省和温州市教堂和十字架被拆的图片让他不安。但在他所在的江苏省，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尚未改变政策，也没有动用邻省浙江那样比较高压的政策。

回到温州，一座已经长成的果园被移栽至近6个月前三江教堂屹立的地方。一位在果树间穿行的中年妇女指着泥地中露出的几块砖头说：“过去这里是一座很大的建筑，几里外就能看到房顶的十字架。我听说这惹怒了官员，于是他们拆毁了它，还抹去了痕迹。”拆除行动甚至激怒了当地的非教徒，他们认为这是当地官员在省委书记心血来潮的授意下践踏法律的行为。

对浙江的基督徒和熟悉政府宗教政策的人士而言，这场行动的含义无疑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压制宗教的试点项目，如果当局认为浙江取得了成功，它很有可能在别处复制。

但即使北京方面真的将反基督教斗争扩展至全国，它充其量只能指望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基督教国家的日子晚点到来。“目前的打压以及拆教堂、拆十字架、抓人入狱的行动，不会显著减慢信教者人数的增加，”普渡大学的杨凤岗表示，“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实际上会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火上浇油。”

译者/何黎

本文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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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溢，北京·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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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en Elgert

http://wp.wpi.edu/dailyherd/2014/06/04/china-research/

Elgert in China for new course of inspiration

• After spending D-Term advising IQPs in London and a research trip to Guatemala this spring, Laureen Elger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studies, is preparing for her summer project. This one brings her to China. Elgert knows the wide-ranging imp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people have on the larger world, and this summer she will see that firsthand when she travels to China to research a new course that she will teach in D-Term 2015.

To develop and prepare the new course,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hina,” a seni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course, Elgert will spend three to four weeks immersing herself in the vast country to explor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both rural and urban life.

Although she’s a seasoned traveler and an academic, the opportunity to gather research in a foreign land specifically to build a new course is a first for Elgert. The opportunity is one she doesn’t take lightly.

“This is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knowledgeable in a firsthand way about things I am teaching,” says Elgert. And the time and effort Elgert puts in helps her teaching in several ways. “When you use your own research in teaching, it makes your students understand you have a life beyond the classroom,” she says. “They need to see that. It boosts your credibility with them.”

Elgert’s trip is sponsored by WPI’s China Hub project, which is devoted to continuing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universities, businesses, residents, and government. Elgert says the new course supports WPI’s goal to include more China content in its offerings. In addition to developing supplemental content that includes lecture series and seminars, this full class is devoted to the broad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hina.

“Part of the trip is fo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says Elgert. “I will talk to people, take photographs, and talk about the issues. It’s an interesting place, particularly in how environmental policy isn’t neutral.”

Elgert is eager to explore how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hina impact different people with widely varying results. “The impact is uneven,” says Elgert, affecting those who live in rural areas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those who are urban dwellers.

“This is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knowledgeable in a firsthand way about things I am teaching,”With so much emphasis on urban growth, she says, and the tremendous pace of growth in China, she is interested in finding out how policy changes the country’s physical landscape and the immediate and long-range details of residents’ lives. She plans to visit several areas, including the much-debated eco cities, and meet up with several contacts she has there to gain an educated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a’s urbanization happens and how it does so under an organized state.

As for the actual plan for the course, Elgert says it won’t be definite until after she completes her trip and has a chance to sort through all she has learned. After looking at several online courses about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icy, she is able to hone in on what’s essential for her students to learn and experience.

The travels are specifically to help with the new course development, but Elgert says all she learns will impact her other classes as well, ultimately weaving China content throughout her courses. She hopes to return with new material to write about.

Elgert looks forward to experiencing a place she has never been to but finds so fascinating on many levels. “I am just excited to see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ies and how they have developed,” she says, noting that the food also holds great appeal.

Implementing more China content will only benefit WPI students, Elgert says. “It’s time. It’s so important and anyone who isn’t incorporating China content in a comprehensive way is missing out.”

BY JULIA QUINN-SZCES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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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译给孩子的诗

诺德布兰德

回家

你的父母

已成为别人的

父母

而你的兄弟姐妹成为邻居。

而邻居们

已成为别人的邻居

而别人住在

别的城市。

正像你一样

他们又回到别的城市

他们找不到你

如同

你找不到他们。

（北岛 译）

里尔克

秋日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北岛 译）

艾基

雪

雪来自附近

窗台的花陌生。

向我微笑只因为

我不说那些

从来不懂的词。

我所能对你说的是：

椅子，雪，睫毛，灯。

而我的双手

简单疏远，

那些窗框

像从白纸剪下，

但在那儿，它们后面，

围绕着灯柱，

雪旋转

正来自我们童年。

将继续旋转，当人们

记住地上的你并和你说话。

那些白雪花—我

真的见过，

我闭上眼，不会睁开，

白火花旋转，

而我无法

去阻止它们。

（北岛 译）

克里斯坦森

我们毁掉的（节选）

我们毁掉的

比我们思索的更多

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比我们感受的更多

让

事物存在，添上

词句，但让

事物存在，看

这多容易，它们找到

自己身旁的隐蔽处

在石头后面：看

这多容易，它们蹑手蹑脚

走进你的耳朵里

悄声低语

死亡离去

（北岛 译）

特朗斯特罗默

自1979年3月

厌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并不是语言

我走到那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面八方展开！

我发现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印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北岛 译）

写于1966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北岛 译）

洛尔迦

吉他

吉他的呜咽

开始了。

黎明的酒杯

碎了。

吉他的呜咽

开始了。

要止住它

没有用，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单调地哭泣，

像水在哭泣，

像风在雪上

哭泣。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哭泣，是为了

远方的东西。

南方的热沙

渴望白色山茶花。

哭泣，没有鹄的箭，

没有早晨的夜晚，

于是第一只鸟

死在枝上。

啊，吉他！

心里插进

五柄利剑。

（北岛 译）

索德格朗

星星

当夜色降临

我站在台阶上倾听；

星星蜂拥在花园里

而我站在黑暗中。

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

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

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

（北岛 译）

黄昏

我不想听森林所传的

流言蜚语。

在云杉中还能听到沙沙响

和树叶里的叹息声，

阴影仍在忧郁与树干之间滑行。

上路吧。没有人会遇见我们。

玫瑰色的黄昏沿着无声的树篱入梦。

道路慢慢地行进，小心翼翼地爬升

停下来回望那落日。

（北岛 译）

Jill Greenberg

Mac与Windows区别粗解

the differences of mac and windows
▀ Mac与Windows区别粗解

苹

果公司(Apple Inc.)Mac电脑销量的增长势头一直明显快于个人电脑的整体销售势头，很多新用户都是使用Windows电脑多年后改用Mac的。因为这个原因，每个月我都能收到读者的许多电子邮件，询问Windows与Mac操作系统使用上的不同。

尽管Windows与Mac的用户界面大体相似，但两者的确在日常使用上存在细微差别，转换操作系统的用户可能需要一定的学习过程。而且，由于Mac用户比Windows用户要少的多，因此和从Mac转到Windows的用户相比，从Windows转用Mac的用户可能不太容易从朋友或同事那里获得相关帮助。

因此，我下面简单介绍一下Windows XP与苹果Mac OS X Leopard操作系统在日常使用方面几个最常见的区别。大多数改用Mac的用户可能都是从Windows XP转到Leopard系统。

本文并不是讨论是否该转用Mac系统，只是希望给那些已经转用系统或是打算这么做的人提供一点帮助。当然，目前所有销售的Mac电脑都可以在使用自身操作系统的同时安装Windows系统及相关程序。但本文针对的是那些打算在Mac电脑上主要使用Leopard而不是Windows操作系统的用户。

菜单栏：在Windows系统中，每个程序通常都有自己的菜单栏。而在Mac系统中，只在屏幕上方设置了一个菜单栏，用于当前处于激活状态的程序；如果程序切换了，菜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任务栏：在Mac系统中，与Windows XP任务栏相对应的是Dock。Windows任务栏显示各种打开窗口的图标，与此不同的是，Mac Dock基本上只显示你最常使用的程序的图标。如果想将程序添加到Dock中，你只需把图标拖进去。同样地，移除该程序也只需要将图标拖出Dock，它就会在一阵动画烟雾中消失。

开始菜单：Mac操作系统上没有开始菜单。这个功能被分散到Dock以及屏幕左上角的Apple菜单中。

控制面板：在Mac操作系统中，相对应Windows控制面板的功能叫System Preferences；你可以从Dock或Apple菜单中启动这一功能。

快捷键：常见的Windows快捷指令，例如按Ctrl+S进行保存、Ctrl+P进行打印以及其他快捷指令，都同样可以在Mac键盘上实现。但是，和Windows使用Control键不同，Mac键盘使用的是Command键；该按键上有一个三叶草标志或苹果标识。因此，在Mac电脑上，按Command+S进行保存。

退出程序：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你可以点击当前窗口右上角的红色X框来退出程序。但在Mac系统中，如果你点击相应的按键──左上角的红色X圆框──你只是关闭了窗口，而没有退出程序。如果要退出程序，你必须在最左边的菜单栏中选择Quit指令，或者按Command+Q键。

最大化窗口：当你在Windows XP系统中点击蓝色的最大化按钮时，当前窗口会占据整个屏幕。在Leopard系统中，相对应的按钮是左上角的绿色圆圈；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将小窗口放大到根据内容优化的最佳尺寸，但不一定是全屏。

切换程序：在Windows XP系统中，在运行程序之间切换的常用方法是按Alt+Tab键。电脑会显示每个运行程序的图标，你可以在其中进行切换。在Mac系统中，你可以使用Command+Tab键完成相同的指令。Mac系统还有一个叫做Expose的绝妙功能，它能够以缩影的方式一次显示所有打开的窗口，你可以进行浏览。用户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激活Expose，但最常用的方式是按F9键或者专用的Expose键，这取决于你的Mac款式。

右键：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Mac也有和Windows一样的右键菜单功能。目前大多数台式Mac电脑的鼠标都能进行右键操作，而且你可以在任何当前的Mac电脑上使用几乎所有的两键USB鼠标。如果你使用的是Mac笔记本，其触摸板下面只有一个按钮，你可以在点击这个按钮的同时按下Control键，或者在点击该按钮的时候将两个手指放在触摸板上，同样可以实现右键的功能。我喜欢后面一种方法，但是必须事先通过System Preferences进行设置。

屏幕：在Mac系统中，桌面与屏保是通过System Preference中的Desktop & Screen Saver进行设置的。屏幕分辨率在Displays System Preference中进行设置。而在Windows XP系统中，所有这些设置都包括在控制面板中的显示功能中。

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访问苹果公司的两个网页：一个是Mac 101，网址是apple.com/support/mac101；另一个是Switch 101，网址是apple.com/support/switch101。

Walter S. Mossberg

奥登：葬礼蓝调

葬礼蓝调

奥登
娜斯译

停止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给狗一块浓汁的骨头，让他别叫，
黯哑了钢琴，随着低沉的鼓，
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　
让直升机在头顶悲旋，
在天空狂草着信息他已逝去，
把黑纱系在信鸽的白颈，
让交通员戴上黑色的手套。
他曾经是我的东，我的西，我的南，我的北，
我的工作天，我的休息日，
我的正午，我的夜半，我的话语，我的歌吟，
我以为爱可以不朽，我错了。
不再需要星星，把每一颗都摘掉，
把月亮包起，拆除太阳，
倾泻大海，扫除森林,
因为什么也不会，再有意味。

Funeral Blues

Stop all the clocks, cut off the telephone,
Prevent the dog from barking with a juicy bone,
Silence the pianos and with muffled drum
Bring out the coffin, let the mourners come.
Let aeroplanes circle moaning overhead
Scribbling on the sky the message He Is Dead,
Put crepe bows round the white necks of the public doves,
Let the traffic policemen wear black cotton gloves.
He was my North, my South, my East and West,
My working week and my Sunday rest,
My noon, my midnight, my talk, my song;
I thought that love would last for ever; I was wrong.
The stars are not wanted now: put out every one;
Pack up the moon and dismantle the sun;
Pour away the ocean and sweep up the wood,
For nothing now can ever come to any good.

drugs and alchols; 药瘾/依赖性——生理伤害程度

官员自我批评的“全套学问”

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官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在谈些什么？怎样才能既“脸红出汗”又不致伤筋动骨、伤及和气还能顺利“过关”？新华社评论说，民主生活会经常成为彩排后的完美话剧。那么这些“话剧”内在的戏路怎么样呢？细读大量自我批评的官话之后，不难发现，官员的自我批评往往遵循一套彼此心照不宣的语言修辞和行事逻辑，这里姑且称之为自我批评的“全套学问”，这套“学问”大致有以下法则。

　　第一，用词必须模糊，多用比喻等修辞手法，把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开。精髓在于，把能力问题、腐败和经济问题果断转化为作风问题。比如“四风”问题（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几个大词既然被中央领导公开提出来了，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用于自我批评，既是响应上级号召，更是向“群众”“交 心”，展示“领导干部向自己开刀”（这时候您就别追问那是菜刀还是塑料刀了）。

　　围绕“四风”还有一批模糊词可供选择，模糊语言是官员最大的保护伞，比如“老好人”、“文山会海”、“脱离群众”、“官本位”、“搞特权”、“意志消退”，或者“有待提高”、“有所放松”、“XX不 到位”，这些词听起来很来劲，能唬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实际上呢，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网民，都知道它啥问题都不是：它们属于“现象”不属于“个案”，凡 “现象”级的问题，最终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坐等红头文件三令五申然后再不了了之。举例说，“一些领导干部有包养情妇问题”，这话其实没有杀伤力，但如果说 “（前缀官衔）XXX包养了X个情妇，分别叫XXX”，这话就很有杀伤力，一旦被公开说出来，“有关部门”总免不了要调查研究、回应一番的，否则，媒体和广大网民必然整天聒噪个没完没了，烦着呢！

　　第二，言事必须琐碎。要虎头蛇尾，大题要小做（最好别做），小题要大做特做，方见“气势”和“决心”。比如兰考的民主生活会上，县长周辰良说：出差一般宾馆不想住，公交地铁不想搭，衣服不是名牌不想穿；宣传部长李金光说：开封五星饭店一周去几次，服务员见我都打招呼，感觉很有面子。再如湖北恩施市长李国庆自我批评，出差基本坐飞机，看病从来不排队。又具体又有料，关键是曝点小儿科级别的料，不会出事情！而有了这点料，就能添油加醋做菜了，技术指南参照第一条。

　　第三，批人必须上纲上线，坚决不往经济问题靠，万不得已说到经济问题，也要往铺张浪费上靠，坚决不能往贪污受贿靠。批人环节最“惊心动魄”。湖北阳新政法委书记批书记：“上主席台前，提包别人拿，茶杯别人端，你知道会场底下的干部怎么看？难道你就不能自己拿一拿？”又如，武定县纪委书记放炮：宣传部的公车指标是2辆，但为何实际有3辆？ 紧接着马上可以上纲上线，比如补一句说这是享乐主义、特权思维等等——这最关键，只要上纲上线，对方就能领悟到这是为批评而批评，为开会而作，对事不对人，加上被批评官员的真诚忏悔（技术详见第四条），党报马上就有了头条新闻可写：“如芒在背，心脏怦怦跳，脸上火辣辣”“有的同志纸巾擦汗往外走”云云， 一个氛围很好的胜利的民主生活会就一气呵成了。

　　第四，被批必须流汗流泪，适当的时候如果加上几句自损自贬的忏悔辞，效果更佳。至少，田阳县县委副书记“痛哭失声”了，息烽县也有人“几度哽咽流泪”，兰考官员还说：检查自己，像对着镜子搧自己的脸，恨自己，你怎么就这样！流点汗流点泪，除了来几句“忏悔”录，还可以下点决心，比如，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忠实落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这样，一个自我批评的会议，就颇有宣誓表功会的风采，可谓开出风格、开出水平。

　　第五，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生在领导干部之间，别让普通党员上会越级批领导。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潘洪其指出：在沦为“完美话剧”的一些民主生活会上，看不到普通党员的积极参与和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监督。这或许正是和谐的民主生活会之必须，只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才能熟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尺度，红脸、出汗、 流泪，这三境界岂是一般的党员所能够准确把握的？比如被中纪委带走的南京市长季建业，其违纪违法问题恐怕是民主生活会不能承受之重啊。

　　第六，会后必须默默无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与相互抚慰都没问题，总之，恭喜你这次顺利“过关”了，会后就不要追问落实情况了，你懂的。还有炮要放？留给下次吧，慌啥，很快又要再开的。

    来源：经济观察网

http://eeo.com.cn/2014/0623/262386.shtml

厦门正在成为中国的安特卫普？

厦门正在成为中国的安特卫普？

时尚报道唐霜2014年06月23日

设计师刘旻。

Courtesy of Tang Shuang

一直以来，人们不会把厦门跟时尚产业扯上什么联系。这座颇受游客青睐的中国南部海岛城市，长久以来以与台湾隔海相望而著称，气质上充盈着闲适而文艺的“小清新”文化，似乎并不具备成为时尚中心的特质。它地缘上远离北京与上海，安静散漫的气质也与跌宕起伏的时装传奇故事相去甚远，就连它那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送来微热慵懒的海风，使四季并不分明，也使人们对于凉爽舒适的重视远胜时髦有型。哪里想得到，一个个新锐的中国独立时装设计师，选择在这里扎根下来，酝酿几年后，借助中国原创设计集体受到瞩目的东风，又一个个开始声名鹊起，“厦门帮”浮出水面，成为了中国时尚业最大的惊喜。 

“这不就是中国的安特卫普吗？”时尚评论人、《周末画报》生活版编辑总监叶晓薇打趣地总结说。安特卫普这座比利时工业城市，在1980年代因为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六位设计师而成为欧洲时尚中心，这些设计师被誉为“安特卫普六君子” 。

今日的厦门帮，则由被戏称为“五壮士”的几位中国独立设计师构成。上官喆，2013年创立男装品牌SANKUANZ，以年轻文化为灵感源泉，只推出两季就令他成为近来颇受关注的男装设计师，他另一条实用简洁的副线“Ze”也已运营五年多。从伦敦艺术学院分校——伦敦时装学院毕业回国的刘旻，因创办Ms.Min品牌淘宝店铺而引起注意，其高品质的产品和优雅的设计风格亦获得线下实体店的垂青，中国设计师买手店栋梁已经连续几季向她发来订单，香港买手店连卡佛也将她挑选为首批入驻的中国设计师。于静，创立的品牌mymymy亦选择在淘宝开店，安静细腻的风格具有厦门特色，受到文艺青年喜爱 。万一方和Dido Liu （刘小路），刚刚从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学成归来，创立品牌Wanyi Fang与Deepmoss，属于正热门的设计新星。

于静所创立的品牌mymymy。

Courtesy of Tang Shuang

“厦门帮”中的设计师中，五人来自福建，只有万一方和Dido Liu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从出生之地的小城到扎根大城市的最佳路径，就是考上当地的大学。毕业于鼓浪屿工艺美院的于静，连同毕业于厦门大学的上官喆，都是通过这条路径，求学、求职，最终将这里当作了生活和工作的家园。刘旻则是当初因为宝姿集团(Ports)的一份工作邀请而奔赴厦门。

或许是因其得天独厚的海港优势，宝姿、卓雅(Jorya)等大型服装商业品牌都以此为基地，厦门不但聚拢了一批设计人才，因其而生的制衣工及版师工资源，也无形中为独立设计师行了方便。最重要的是，对于需要高度集中的设计工作来说，厦门舒适宁静的生活氛围再适合不过。这也是新一代设计师的特质，伴随因特网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不需要像前辈一样，必须近身灵感发源地。得益于网络带来的资源与沟通便捷，他们更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栖身之所。

五壮士彼此熟识，关系匪浅，联结他们的不仅是地域，也包括互相扶持的关系网。我探访厦门当日，刘旻在家设宴，除了有事在外的Dido Liu，其余三人悉数赴约。大餐台上，众人落座，推杯换盏，欢笑不断，各设计师联合同行之家眷，牢牢结成厦门创意圈的网络。其中，刘旻的英国丈夫严仪安(Ian Hylton)曾任职宝姿男装部创意总监；于静的丈夫司徒智威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音乐人，上官喆与万一方的秀场音乐都由他负责；万一方的男友蒋晟则是佛像雕塑家，在上官喆的工作室和刘旻家里，都能看到他创作的雕塑作品。

设计师上官喆的作品

Courtesy of Tang Shuang

厦门帮这群设计师入行之初, 不少是得益于本地颇具独立风格的传媒与创意产业。在这群人当中，于静与司徒智威算是最早进入厦门艺文圈的。两人几年前开设酒吧“Thankyou”,成为众人聚集的大本营。“厦门本身就是大学城，厦门大学、集美大学都座落在这里。这使得本地充满活力，年轻文化非常流行。”于静这样总结说。这样的城市文化催发了不少本土青年杂志。《城市画报》、《搜街》、 《M世代》都源于此地。平面设计师出身的于静就曾担任《M世代》主编。这本“仅仅只有动感地带一个广告主”的杂志，其低成本、小制作的运作模式反而给了编辑部商业之外的自由度，风格上趋于独立杂志。于静说，正是《M世代》这个媒体平台，将不同领域的创意人集结在了一起。“当年，喆子（上官喆）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M世代》做平面设计师，那时我们比较保护他的才华，从不把商业化的稿子交给他。”几年后，上官喆开始涉足时装设计，创立SANKUANZ，后来开设了以电子商务为主要运营模式的平价成衣品牌Ze。“我和阿Min（刘旻）都是受到喆子的鼓励，才决定开设淘宝店的。他真的是特别无私，特别单纯的一个人。”提及好友，于静眼里放出亮光。

在厦门，不同于时装圈普遍“相逢于派对场”的交往，设计师的生活轨迹相对简单，彼此之间的友情也依靠着一种自然、真诚，细水长流的方式维持。已经移居北京的设计师王在实、万一方以及Dido Liu，都是在上官喆无偿借出的工作室里完成了自己归国后的第一个系列。如今已经拥有了独立工作室的万一方则会时不时与刘旻互通短信，问一问样衣工的行情诸如此类。

刘旻创立的品牌Ms. Min。

Courtesy of Tang Shuang

也许正是因为厦门没有时装学院，也没有任何成熟的买手店造就的市场环境，在这种互相欣赏，较少竞争关系的交情中，设计师并没有想当然地拧成一股风格流派，而是发展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市场。在纽约生活了多年的严仪安说：“街头的女生都是短裤加上短T恤的家常打扮。你可以说这里缺乏时装灵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设计师也不受时装潮流的打扰。你不会因为在街上看到一条裙子就立马跑回工作室，噢，我也要加一个类似的设计。在这里，你能够更专注。”

严仪安如今已经辞去宝姿的工作，与妻子刘旻一起经营Ms.Min。2010年，当严仪安还在为宝姿奔忙，每年在纽约开办发布会时，刘旻就是在家里的一个小房间里，自己打版、裁布，在淘宝开售第一个个人系列的。“我们都有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这个品牌能发展到使我也能够全职投入进来。”严仪安说。可谁也不曾料到，短短四年，这个希望便实现了。目前，Ms.Min新搬了占地800多平米的工作室，拥有员工30多名，严仪安任公司总裁，负责市场和品牌运营。除了高涨的网店销售之外，Ms.Min又在栋梁的两家门店与连卡佛的六家门店售卖，双管其下之下，公司朝着乐观而健康的方向稳步成长。

万一方创立的品牌WanyiFang。

Courtesy of Tang Shuang

厦门帮中，三人的设计生涯都与淘宝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我们工作室能做到这一步，都是靠淘宝的销售在支持。” 刘旻坐在自己偌大的展示厅中。如今，她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商业成绩，和厦门帮的大多数成员一样，依靠这个最为主流，辐射面最广的网络平台，她在流行的先塑造明星设计师再走商业化之路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反例。“Min（刘旻）在一开始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她去到北京，听得最多话就是，哎呀，你一个在伦敦受过教育的独立设计师，怎么能在淘宝开店呢？淘宝店主好像一个魔咒，让她饱受暗讽，”提到这段经历，严仪安至今未能释怀，“这些人都是怎么了？他们每个都是淘宝用户，却每个都来鄙视淘宝，这不是虚伪吗？” 大量山寨货品和流水线下产出的廉价物充斥着淘宝上的服装店。“淘宝款”甚至被默认为描述该类风格的特定形容词。厦门设计师在淘宝上运营的店铺，却是富有创意、设计精良、文案与图片考究，这为他们吸引了一批截然不同的淘宝用户。尤其是Ms.Min，价格定位远远超出淘宝平均值，却同样业绩不俗。“淘宝整天邀请我们去做演讲，谈谈高定位的产品，如何在这样大众的市场上取得傲人销量。”严仪安说。

事实证明了淘宝的包容性，也证明了它作为商业助推器的出色效应，它掘出了一片不拘于厦门本土的，潜力与规模无限的市场，这也让专注于它的设计师们，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不至于在杂志推广、明星效应和商业合作等等可能性中迷失方向。他们直接面对客户群，掌握了翔实直观的一手资料，建立起各自稳定的小体系。作为第一个试水淘宝的厦门设计师，上官喆最初创立SANKUANZ时，并不如意。他转战淘宝，推出了平价品牌“Ze”，几年摸索下来，靠着后者的成熟运营，支撑了前者东山再起。迂回、朴素的战术，助其发力凶猛。本季，SANKUANZ已被选为《GQ》中国本土设计师推广项目的第三位设计师，站到了伦敦时装周的舞台上。

几人因学业、工作等等机缘际会扎根厦门，所形成时尚设计生态圈又在不经意中又反哺厦门，使其吸引了更多年轻设计师。万一方和Dido Liu在毕业业后都选择了回归自己的家乡。“对于我来说厦门就是家，是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喆子啊这些朋友都在这里，顺理成章的事情。”万一方说，“另外，不少商业品牌在此建厂。对于我这种无力雇佣全职工人的新设计师来说，寻找兼职的师傅也更容易一些。”

这群厦门设计师普遍具备的品质，比如低调与踏实，使其在中国设计疯狂发酵名气时首先被忽视，又在其探索产业规范化的回温过程中获得回馈。他们本身的存在之于浮躁的新市场，就如同安特卫普之于欧洲时装圈一样独树一帜。小小的种子被埋在了合适的土壤里，不疾不徐地萌芽，也蕴含了不可估摸的巨大能量。

唐霜是自由撰稿人，曾担任时尚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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