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句诗是宋朝一个和尚的偈语。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两句是境界极高的佛家偈语。
前一句，月如佛性，千江则如众生，江不分大小，有水即有月；人不分高低，有人便有佛性。佛性在人心，无所不在；就如月照江水，无所不映。任何一位众生，只要他有心学佛，他便会有佛性，任何一条江河，只要有了水，他就会有明月。
后一句，天空有云，云上是天。只要万里天空都无云，那么，万里天上便都是青天。天可看做是佛心，云则是物欲、是烦恼。烦恼、物欲尽去，则佛心本性自然显现。
解一：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摘自宋代《嘉泰普灯灵》，）是两句表现佛家至高境界的偈语，江不分大小，有水便有月；人不分贵贱，有人便有真灵性。
解二：
一般佛教徒讲到悟道和般若的部分时，很喜欢引用到这句诗。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照到地上的千万条江河，每条河里都有一个月亮的影子，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的晴空，如果没有一点云的话，整个的天空，处处都是无际的晴天，所以万里无云万里天。这两句都说明悟道讲究自然之心，一切不必苛求。据说很多禅师们因这些境界而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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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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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风波不可行
2007年8月28日星期二
2007年8月12日星期日
王宁：谈SSCI和A&HCI
编者按：随着中国加入WTO，各行各业都朝着一种国际标准看齐，在我们学术界也不例外。学者们或者瞄准本学科的国际前沿课题从而努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或者试图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每年都要发布我国学者收录在SCI检索系统的论文数量，据统计，目前中国科学家每年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的发文量明显地居世界较前地位（除英美两个英语国家外）。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发文量则大大落后，不少学者甚至对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检索系统都不知道。为此，我们特地采访了清华大学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作为在国际英文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收录于A&HCI和SSCI检索系统论文最多的中国人文学者之一，王宁教授将对此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介。
葛：王教授，我注意到您近期在谈论文化全球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国际上权威的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有关这两大检索系统，国内读者还不太了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王：好，这正是我目前研究的一个课题，也即如何加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国际化步伐？采取何种策略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进入国际前沿？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本学科领域的前沿？这方面的国际顶尖刊物有哪些？这样我们才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迅速进入这些刊物，通过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平等的对话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因此我首先对目前国际公认的两大人文社科权威检索系统作一简略的介绍。既然这两大检索系统是沿袭SCI（科学论文索引）而创立的，那么我们也应当对前者略有所知。SCI全称Science Citation Index，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于1945年创立的，后不断调整来源期刊，最近一次调整和扩大是在1994年，后于1999年又作了局部调整，现收录各种主要语言文字发表的科学技术期刊6,041种，其中有5,800种主要期刊涉及164个自然科学分支学科，这里面包括120多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期刊。SSCI全称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创立于1956年，后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扩大调整来源期刊数量，现收录1,765种社会科学期刊，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少数用社会科学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教育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期刊也收录其中，共覆盖50个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检索系统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人文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6,500多种刊物。A&HCI全称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最初创立于1975年，后于1994、1999和2002年三次增减调整来源期刊数量，现收录1,121种国际著名的艺术与人文类期刊。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检索系统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7,000多种刊物。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三大检索中，英文刊物占压倒多数，而相比之下，在后两种检索系统中，至今没有中文期刊，只有少量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英文期刊。这显然对中国学者是不公平的，对此我已经联合了一些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呼吁，并直接致信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希望有一些优秀的用中文发表的中国期刊进入这两大检索系统，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为具有国际性标准的权威性检索系统。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会遥远。
葛：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人文社科研究者，每年都会发表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近年国内也推出了CSSCI（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这一索引已被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视为评价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准，您认为这一索引与国际上权威的两大索引在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有无差异？
王：我虽然不是CSSCI的评估专家，但对其程序还是略有所知。我认为这一中国检索系统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中国的人文社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在某些方面是接近国际标准的，比如说首先框定一些来源期刊，而且这类期刊数每年都不是固定的，这就给各种收录期刊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竞争状态。但它的缺陷则在于某些学科的一些刊物受到了忽视，而且每年对论文从发表到收录之间的间隔时间太长，这显然是不利的。再者，不少人对所收录期刊的权威性也提出了质疑，其理由在于：（1）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期刊都没有实行匿名评审，更谈不上国际范围内的匿名评审了，往往只是几个编辑就可以决定是否刊用一篇论文；（2）与国际检索系统相比，专家参与的成分较少，这样就无法弥补刊物本来就存在的种种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缺陷。但我认为，对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也无须横加指责，而应当不时地向主持这个项目的机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努力使之完善，最终真正达到与国际权威检索系统的互补和接近。在此，我仅提出一个建议，CSSCI是否可以改名为CH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并且成立一个动态的专家库，这样一来就更加具有权威性并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了。
葛：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CSSCI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是否有接轨的可能？中国学术机构能否使用国际两大索引作为评价其学术成果的标准？这其中是否隐含文化霸权的意味？
王：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CSSCI正在朝着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的方向努力，如果美国科学情报所一旦接受我们的建议，打算收录一些中文期刊，那么他们首先将会参照CSSCI所收录的400多种期刊，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中筛选论文，当然，为了防止疏漏，他们也回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中文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杂志上的优秀论文，甚至他们也还会在国际范围内邀请另一些专家再推荐一些其价值尚未被发现的中文学术期刊。如果那一目标实现，其中隐含的英语文化霸权的因素便被消解了，而在现阶段，这种语言霸权无疑还是存在的。我想，如果我们将两大国际检索再加上CSSCI相互参照，作为学术评价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会漏掉一些发表在虽未列入检索系统的来源期刊但确有影响的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因此，以上述两大检索再加上CSSCI为标准是可行的，但决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因为有些论文的价值需要一定的时间考验和实践来证明。
葛：SSCI、A&HCI对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有何借鉴意义？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利用这两大索引？
王：我想在这方面多谈一些。首先，了解这两大检索系统，使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瞄准对象和奋斗目标。我多次在国外大学演讲时声明，中国是一个人文社科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样也应当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应当在国际学术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究竟如何发挥这种影响呢？首先应该使别人了解你，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才能潜移默化地受到你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与国际接轨决不意味着与西方的接轨，我们要区分国际化和西化这个界限。我曾在另外的场合多次指出，我们一提到国际化，就会有人认为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全盘西化的变体。我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得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上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据说90％左右都是通过英语传播的，所以你要想得到信息，就不能等待别人去为你翻译。如果仅仅等待别人翻译的话，你就会失掉很多东西。确实，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知识可以转为信息的形式，而信息则是一种财富，所以你如果不能够及时地获取信息的话，就等于失掉了很多财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我们文学理论批评界，曾出现过这样的担心：一些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一些，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仅局限于在部分层次（例如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因此，在目前我国的科学情报机构尚未拿出一个足以与上述两大检索相对等的检索系统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它们来传播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
葛：中国学者如果采用了SSCI、A&HCI的标准是否会促进中国学术更快地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为人类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我想应该如此，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但是，在现阶段一下子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困难。我这里仅举我所从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为例。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汉语写出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国外的研究者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讨论和对话。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则不然，不少西方的汉学家不屑去花时间翻译中国学者的论著，他们只是借鉴其中的一些有用的资料，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论视角分析阐释并用英文加以表述，最后便成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失语现象在相当一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真谛，而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性。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因此，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科学者将有何作为呢？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的人文社科领域，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所以我们要想使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倒是与其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5527
葛：王教授，我注意到您近期在谈论文化全球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国际上权威的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有关这两大检索系统，国内读者还不太了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王：好，这正是我目前研究的一个课题，也即如何加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国际化步伐？采取何种策略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进入国际前沿？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本学科领域的前沿？这方面的国际顶尖刊物有哪些？这样我们才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迅速进入这些刊物，通过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平等的对话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因此我首先对目前国际公认的两大人文社科权威检索系统作一简略的介绍。既然这两大检索系统是沿袭SCI（科学论文索引）而创立的，那么我们也应当对前者略有所知。SCI全称Science Citation Index，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于1945年创立的，后不断调整来源期刊，最近一次调整和扩大是在1994年，后于1999年又作了局部调整，现收录各种主要语言文字发表的科学技术期刊6,041种，其中有5,800种主要期刊涉及164个自然科学分支学科，这里面包括120多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期刊。SSCI全称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创立于1956年，后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扩大调整来源期刊数量，现收录1,765种社会科学期刊，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少数用社会科学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教育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期刊也收录其中，共覆盖50个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检索系统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人文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6,500多种刊物。A&HCI全称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最初创立于1975年，后于1994、1999和2002年三次增减调整来源期刊数量，现收录1,121种国际著名的艺术与人文类期刊。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检索系统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7,000多种刊物。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三大检索中，英文刊物占压倒多数，而相比之下，在后两种检索系统中，至今没有中文期刊，只有少量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英文期刊。这显然对中国学者是不公平的，对此我已经联合了一些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呼吁，并直接致信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希望有一些优秀的用中文发表的中国期刊进入这两大检索系统，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为具有国际性标准的权威性检索系统。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会遥远。
葛：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人文社科研究者，每年都会发表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近年国内也推出了CSSCI（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这一索引已被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视为评价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准，您认为这一索引与国际上权威的两大索引在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有无差异？
王：我虽然不是CSSCI的评估专家，但对其程序还是略有所知。我认为这一中国检索系统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中国的人文社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在某些方面是接近国际标准的，比如说首先框定一些来源期刊，而且这类期刊数每年都不是固定的，这就给各种收录期刊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竞争状态。但它的缺陷则在于某些学科的一些刊物受到了忽视，而且每年对论文从发表到收录之间的间隔时间太长，这显然是不利的。再者，不少人对所收录期刊的权威性也提出了质疑，其理由在于：（1）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期刊都没有实行匿名评审，更谈不上国际范围内的匿名评审了，往往只是几个编辑就可以决定是否刊用一篇论文；（2）与国际检索系统相比，专家参与的成分较少，这样就无法弥补刊物本来就存在的种种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缺陷。但我认为，对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也无须横加指责，而应当不时地向主持这个项目的机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努力使之完善，最终真正达到与国际权威检索系统的互补和接近。在此，我仅提出一个建议，CSSCI是否可以改名为CH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并且成立一个动态的专家库，这样一来就更加具有权威性并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了。
葛：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CSSCI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是否有接轨的可能？中国学术机构能否使用国际两大索引作为评价其学术成果的标准？这其中是否隐含文化霸权的意味？
王：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CSSCI正在朝着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的方向努力，如果美国科学情报所一旦接受我们的建议，打算收录一些中文期刊，那么他们首先将会参照CSSCI所收录的400多种期刊，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中筛选论文，当然，为了防止疏漏，他们也回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中文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杂志上的优秀论文，甚至他们也还会在国际范围内邀请另一些专家再推荐一些其价值尚未被发现的中文学术期刊。如果那一目标实现，其中隐含的英语文化霸权的因素便被消解了，而在现阶段，这种语言霸权无疑还是存在的。我想，如果我们将两大国际检索再加上CSSCI相互参照，作为学术评价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会漏掉一些发表在虽未列入检索系统的来源期刊但确有影响的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因此，以上述两大检索再加上CSSCI为标准是可行的，但决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因为有些论文的价值需要一定的时间考验和实践来证明。
葛：SSCI、A&HCI对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有何借鉴意义？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利用这两大索引？
王：我想在这方面多谈一些。首先，了解这两大检索系统，使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瞄准对象和奋斗目标。我多次在国外大学演讲时声明，中国是一个人文社科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样也应当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应当在国际学术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究竟如何发挥这种影响呢？首先应该使别人了解你，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才能潜移默化地受到你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与国际接轨决不意味着与西方的接轨，我们要区分国际化和西化这个界限。我曾在另外的场合多次指出，我们一提到国际化，就会有人认为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全盘西化的变体。我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得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上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据说90％左右都是通过英语传播的，所以你要想得到信息，就不能等待别人去为你翻译。如果仅仅等待别人翻译的话，你就会失掉很多东西。确实，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知识可以转为信息的形式，而信息则是一种财富，所以你如果不能够及时地获取信息的话，就等于失掉了很多财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我们文学理论批评界，曾出现过这样的担心：一些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一些，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仅局限于在部分层次（例如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因此，在目前我国的科学情报机构尚未拿出一个足以与上述两大检索相对等的检索系统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它们来传播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
葛：中国学者如果采用了SSCI、A&HCI的标准是否会促进中国学术更快地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为人类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我想应该如此，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但是，在现阶段一下子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困难。我这里仅举我所从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为例。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汉语写出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国外的研究者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讨论和对话。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则不然，不少西方的汉学家不屑去花时间翻译中国学者的论著，他们只是借鉴其中的一些有用的资料，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论视角分析阐释并用英文加以表述，最后便成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失语现象在相当一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真谛，而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性。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因此，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科学者将有何作为呢？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的人文社科领域，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所以我们要想使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倒是与其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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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6日星期一
汪曾祺：七载云烟
汪曾祺：七载云烟
天地一瞬
我在云南住过七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准确地说，只能说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斗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各住过年把二年，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贯通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
我们去逛书店。当时书店都是开架售书，可以自己抽出书来看。有的穷大学生会靠在柜台一边，看一本书，一看两三个小时。
逛裱画店。昆明几乎家家都有钱南园的写得四方四正的颜字对联。还有一个吴忠荩老先生写的极其流利但用笔扁如竹篾的行书四扇屏。慰情聊胜无，看看也是享受。
武成路后街有两家做锡箔的作坊。我每次经过，都要停下来看做锡箔的师傅在一个木墩上垫了很厚的粗草纸，草纸间衬了锡片，用一柄很大的木槌，使劲夯砸那一垛草纸。师傅浑身是汗 ，于是锡箔就槌成了。没有人愿意陪我欣赏这种槌锡箔艺术，他们都以为：“这有什么看头!”
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我觉得这对得很巧，但至今不知道这是谁的句子。尤其使我不明白的，是这家茶叶店为什么要挂这样一副对子?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是大西门一带。大西门里的文林街，大西门外的凤翥街、龙翔街。“凤翥”、“龙翔”，不知道是哪位擅于辞藻的文人起下的富丽堂皇的街名，其实这只是两条丁字形的小小的横竖街。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吃饭、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
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骑了毛驴考大学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
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
——西南联大校歌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大学生，大概有几条路径。
一条是陆路。三校部分同学组成“西南旅行团”，由北平出发，走向大西南。一路夜宿晓行，埋锅造饭，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他们的“着装”是短衣，打绑腿，布条编的草鞋，背负薄薄的一卷行李，行李卷上横置一把红油纸伞，有点像后来的大串联的红卫兵。除了摆渡过河外，全是徒步。自北平至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算得是一个壮举。旅行团有部分教授参加，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闻先生一路画了不少铅笔速写。其时闻先生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闻先生曾发愿：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另一路是海程。由天津或上海搭乘怡和或太古轮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由老街入境，至昆明。
有意思的是，轮船上开饭，除了白米饭之外，还有一箩高粱米饭。这是给东北学生预备的。吃高粱米饭，就咸鱼、小虾，可以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的流亡学生得到一点安慰，这种举措很有人情味。
我们在上海就听到滇越路有瘴气，易得恶性疟疾，沿路的水不能喝，于是带了好多瓶矿泉水。当时的矿泉水是从法国进口的，很贵。
没有想到恶性疟疾照顾上了我!到了昆明，就发了病，高烧超过四十度，进了医院，医生就给我打了强心针(我还跟护士开玩笑，问“要不要写遗书”)。用的药是606，我赶快声明：我没有生梅毒!
出了院，晕晕惚惚地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上帝保佑，竟以第一志愿被录取，我当时真是像做梦一样。
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取道各有不同。
有一位历史系学生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说话乡音极重，而且四年不改。
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来的。此人精瘦，外号“黑鬼”，宁波人。
这样一些莘莘的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考入西南联大，他们来干什么，寻找什么?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糊里糊涂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斯是陋室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自建的，集中，成片的校舍叫“新校舍”。
新校舍大门南向，进了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这条路是土路，下雨天滑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这条土路把新校舍划分成东西两区。
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有的不是这个大学的，却住在这里。有一位，姓曹，是同济大学的，学的是机械工程，可是他从来不到同济大学去上课，却从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写小说。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大路的东侧，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一座瓦顶的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在门外“抢图书馆”，——抢位置，抢指定参考书。大图书馆藏书不少，但指定参考书总是不够用的。
每月月初要在这里开一次“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简称“国民月会”。把图书馆大门关上，钉了两面交叉的党国旗，便是会场。所谓月会，就是由学校的负责人讲一通话。讲的次数最多的是梅贻琦，他当时是主持日常校务的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梅先生相貌清癯，人很严肃，但讲话有时很幽默。有一个时期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说：“有同学说‘我在外面乱吃了好多次，也没有得一次霍乱’，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的《黄岗竹楼记》。
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木椅的设计可能还是从美国传来的，我在爱荷华——耶鲁都看见过。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雨僧)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这样的陋室之中，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联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校友从各地纷纷返校。一位从国外赶回来的老同学(是个男生)，进了大门就跪在地下放声大哭。
前几年我重回昆明，到新校舍旧址(现在是云南师范大学)看了看，全都变了样，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东北角还保存了一间铁皮屋顶的教室，也岌岌可危了。
不衫不履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
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Party时才穿，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一般女生都是一身阴丹士林旗袍，上身套一件红的毛衣。低年级的女生爱穿“工裤”，——劳动布的长裤，上面有两条很宽的带子，白色或浅花的衬衫。这大概本是北京的女中学生流行的服装，这种风气被贝满等校的女生带到昆明来了。
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
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伦。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联大师生破衣烂衫，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精神，人天可感。
当时“下海”的，也有。有的学生跑仰光、腊戌，趸卖“玻璃丝袜”、“旁氏口红”；有一个华侨同学在南屏街开了一家很大的咖啡馆，那是极少数。
采薇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
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不时可以得到接济，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一个遍。
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有闷鸡(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不是鸡)、爨肉(即肉末、音川，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鳝鱼、叶子(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米线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馋，辣加咸”。如果不吃辣，进门就得跟堂倌说：“免红!”
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砂子、木屑、老鼠屎。菜，偶尔有一碗回锅肉、炒猪血(云南谓之“旺子”)，常备的菜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为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一九四四年，我在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了两个学期。这个中学是联大办的，没有固定经费，薪水很少，到后来连一点极少的薪水也发不出来，校长(也是同学)只能设法弄一点米来，让教员能吃上饭。菜，对不起，想不出办法。学校周围有很多野菜，我们就吃野菜。校工老鲁是我们的技术指导。老鲁是山东人，原是个老兵，照他说，可吃的野菜简直太多了，但我们吃得最多的是野苋菜(比园种的家苋菜味浓)、灰菜(云南叫做灰菜，“”字见于《庄子》，是个很古的字)，还有一种样子像一根鸡毛掸子的扫帚苗。野菜吃得我们真有些面有菜色了。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下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黑色，形状略似金龟子，老鲁说这叫豆壳虫，是可以吃的，好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了一点花椒盐，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我们也爆了一盘，闭着眼睛尝了尝，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多得很，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要写一写我在昆明吃过的东西，可以写一大本，撮其大要写了一首打油诗。怕读者看不明白，加了一些注解，诗曰：
重升肆里陶杯绿，（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谓之“玫瑰重升”，似乎有点玫瑰香气。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绿陶的小碗里，一碗可盛二小两）。
饵块摊来炭火红，（饵块分两种，都是米面蒸熟了的。一种状如小枕头，可做汤饵块、炒饵块。一种是椭圆的饼，犹如鞋底，在炭火上烤得发泡，一面用竹片涂了芝麻酱、花生酱、甜酱油、油辣子，对合而食之，谓之“烧饵块”。）
正义路边养正气，（汽锅鸡以正义路牌楼旁一家最好。这家无字号，只有一块匾，上书大字：“培养正气”，昆明人想吃汽锅鸡，就说：“我们今天去培养一下正气。”）。
小西门外试撩青，（小西门马家牛肉极好。牛肉是蒸或煮熟的，不炒菜，分部位，如“冷片”、“汤片”……有的名称很奇怪。如大筋(牛鞭)、“领肝”(牛肚)。最特别的是“撩青”(牛舌，牛的舌头可不是撩青草的么?但非懂行人觉得这很费解)。“撩青”很好吃。）。
人间至味干巴菌，（昆明菌子种类甚多，如“鸡”，这是菌之王，但至今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只在白蚁窝上长“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时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须加大量的蒜，否则会昏倒。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青头菌”，菌盖青绿，菌丝白色，味较清雅。味道最为隽永深长，不可名状的是干巴菌。这东西中吃不中看，颜色紫赭，不成模样，简直像一堆牛屎，里面又夹杂了一些松毛、杂草。可是收拾干净了撕成蟹腿状的小片，加青辣椒同炒，一箸入口，酒兴顿涨，饭量猛开。这真是人间至味!）。
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堪漫吃字。（云南读平声。）
更循柏叶捉昆虫。
一束光阴付苦茶。
昆明的大学生(男生)不坐茶馆的大概没有。不可一日无此君，有人一天不喝茶就难受。有人一天喝到晚，可称为“茶仙”。茶仙大抵有两派。一派是固定茶座。有一位姓陆的研究生，每天在一家茶馆里喝三遍茶，早，午，晚。他的牙刷、毛巾、洗脸盆就放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上茶馆。另一派是流动茶客，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被尿憋死。
关于喝茶，我写过一篇《泡茶馆》，已经发表过，写得相当详细，不再重复，有诗为证：
水厄囊空亦可赊我们和凤翥街几家茶馆很熟，不但喝茶，吃芙蓉糕可以欠账，甚至可以向老板借钱去看电影。
枯肠三碗嗑葵花茶馆常有女孩子来卖炒葵花子，绕桌轻唤：“瓜子瓜，瓜子瓜。”。
昆明七载成何事?
一束光阴付苦茶。
水流云在
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我们对云南、对昆明也很有感情。我们为云南做了一些什么事，留下一点什么?
有些联大师生为云南做了一些有益的实事，比如地质系师生完成了《云南矿产普查报告》，生物系师生写出了《中国植物志·云南卷》的长编初稿，其他还有多少科研成果，我不大知道，我不是搞科研的。
比较明显的、普遍的影响是在教育方面。联大学生在中学兼课的很多，连闻一多先生都在中学教过国文，这对昆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天地一瞬
我在云南住过七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准确地说，只能说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斗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各住过年把二年，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贯通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
我们去逛书店。当时书店都是开架售书，可以自己抽出书来看。有的穷大学生会靠在柜台一边，看一本书，一看两三个小时。
逛裱画店。昆明几乎家家都有钱南园的写得四方四正的颜字对联。还有一个吴忠荩老先生写的极其流利但用笔扁如竹篾的行书四扇屏。慰情聊胜无，看看也是享受。
武成路后街有两家做锡箔的作坊。我每次经过，都要停下来看做锡箔的师傅在一个木墩上垫了很厚的粗草纸，草纸间衬了锡片，用一柄很大的木槌，使劲夯砸那一垛草纸。师傅浑身是汗 ，于是锡箔就槌成了。没有人愿意陪我欣赏这种槌锡箔艺术，他们都以为：“这有什么看头!”
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我觉得这对得很巧，但至今不知道这是谁的句子。尤其使我不明白的，是这家茶叶店为什么要挂这样一副对子?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是大西门一带。大西门里的文林街，大西门外的凤翥街、龙翔街。“凤翥”、“龙翔”，不知道是哪位擅于辞藻的文人起下的富丽堂皇的街名，其实这只是两条丁字形的小小的横竖街。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吃饭、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
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骑了毛驴考大学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
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
——西南联大校歌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大学生，大概有几条路径。
一条是陆路。三校部分同学组成“西南旅行团”，由北平出发，走向大西南。一路夜宿晓行，埋锅造饭，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他们的“着装”是短衣，打绑腿，布条编的草鞋，背负薄薄的一卷行李，行李卷上横置一把红油纸伞，有点像后来的大串联的红卫兵。除了摆渡过河外，全是徒步。自北平至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算得是一个壮举。旅行团有部分教授参加，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闻先生一路画了不少铅笔速写。其时闻先生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闻先生曾发愿：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另一路是海程。由天津或上海搭乘怡和或太古轮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由老街入境，至昆明。
有意思的是，轮船上开饭，除了白米饭之外，还有一箩高粱米饭。这是给东北学生预备的。吃高粱米饭，就咸鱼、小虾，可以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的流亡学生得到一点安慰，这种举措很有人情味。
我们在上海就听到滇越路有瘴气，易得恶性疟疾，沿路的水不能喝，于是带了好多瓶矿泉水。当时的矿泉水是从法国进口的，很贵。
没有想到恶性疟疾照顾上了我!到了昆明，就发了病，高烧超过四十度，进了医院，医生就给我打了强心针(我还跟护士开玩笑，问“要不要写遗书”)。用的药是606，我赶快声明：我没有生梅毒!
出了院，晕晕惚惚地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上帝保佑，竟以第一志愿被录取，我当时真是像做梦一样。
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取道各有不同。
有一位历史系学生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说话乡音极重，而且四年不改。
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来的。此人精瘦，外号“黑鬼”，宁波人。
这样一些莘莘的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考入西南联大，他们来干什么，寻找什么?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糊里糊涂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斯是陋室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自建的，集中，成片的校舍叫“新校舍”。
新校舍大门南向，进了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这条路是土路，下雨天滑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这条土路把新校舍划分成东西两区。
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有的不是这个大学的，却住在这里。有一位，姓曹，是同济大学的，学的是机械工程，可是他从来不到同济大学去上课，却从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写小说。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大路的东侧，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一座瓦顶的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在门外“抢图书馆”，——抢位置，抢指定参考书。大图书馆藏书不少，但指定参考书总是不够用的。
每月月初要在这里开一次“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简称“国民月会”。把图书馆大门关上，钉了两面交叉的党国旗，便是会场。所谓月会，就是由学校的负责人讲一通话。讲的次数最多的是梅贻琦，他当时是主持日常校务的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梅先生相貌清癯，人很严肃，但讲话有时很幽默。有一个时期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说：“有同学说‘我在外面乱吃了好多次，也没有得一次霍乱’，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的《黄岗竹楼记》。
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木椅的设计可能还是从美国传来的，我在爱荷华——耶鲁都看见过。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雨僧)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这样的陋室之中，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联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校友从各地纷纷返校。一位从国外赶回来的老同学(是个男生)，进了大门就跪在地下放声大哭。
前几年我重回昆明，到新校舍旧址(现在是云南师范大学)看了看，全都变了样，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东北角还保存了一间铁皮屋顶的教室，也岌岌可危了。
不衫不履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
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Party时才穿，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一般女生都是一身阴丹士林旗袍，上身套一件红的毛衣。低年级的女生爱穿“工裤”，——劳动布的长裤，上面有两条很宽的带子，白色或浅花的衬衫。这大概本是北京的女中学生流行的服装，这种风气被贝满等校的女生带到昆明来了。
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
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伦。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联大师生破衣烂衫，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精神，人天可感。
当时“下海”的，也有。有的学生跑仰光、腊戌，趸卖“玻璃丝袜”、“旁氏口红”；有一个华侨同学在南屏街开了一家很大的咖啡馆，那是极少数。
采薇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
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不时可以得到接济，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一个遍。
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有闷鸡(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不是鸡)、爨肉(即肉末、音川，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鳝鱼、叶子(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米线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馋，辣加咸”。如果不吃辣，进门就得跟堂倌说：“免红!”
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砂子、木屑、老鼠屎。菜，偶尔有一碗回锅肉、炒猪血(云南谓之“旺子”)，常备的菜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为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一九四四年，我在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了两个学期。这个中学是联大办的，没有固定经费，薪水很少，到后来连一点极少的薪水也发不出来，校长(也是同学)只能设法弄一点米来，让教员能吃上饭。菜，对不起，想不出办法。学校周围有很多野菜，我们就吃野菜。校工老鲁是我们的技术指导。老鲁是山东人，原是个老兵，照他说，可吃的野菜简直太多了，但我们吃得最多的是野苋菜(比园种的家苋菜味浓)、灰菜(云南叫做灰菜，“”字见于《庄子》，是个很古的字)，还有一种样子像一根鸡毛掸子的扫帚苗。野菜吃得我们真有些面有菜色了。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下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黑色，形状略似金龟子，老鲁说这叫豆壳虫，是可以吃的，好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了一点花椒盐，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我们也爆了一盘，闭着眼睛尝了尝，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多得很，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要写一写我在昆明吃过的东西，可以写一大本，撮其大要写了一首打油诗。怕读者看不明白，加了一些注解，诗曰：
重升肆里陶杯绿，（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谓之“玫瑰重升”，似乎有点玫瑰香气。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绿陶的小碗里，一碗可盛二小两）。
饵块摊来炭火红，（饵块分两种，都是米面蒸熟了的。一种状如小枕头，可做汤饵块、炒饵块。一种是椭圆的饼，犹如鞋底，在炭火上烤得发泡，一面用竹片涂了芝麻酱、花生酱、甜酱油、油辣子，对合而食之，谓之“烧饵块”。）
正义路边养正气，（汽锅鸡以正义路牌楼旁一家最好。这家无字号，只有一块匾，上书大字：“培养正气”，昆明人想吃汽锅鸡，就说：“我们今天去培养一下正气。”）。
小西门外试撩青，（小西门马家牛肉极好。牛肉是蒸或煮熟的，不炒菜，分部位，如“冷片”、“汤片”……有的名称很奇怪。如大筋(牛鞭)、“领肝”(牛肚)。最特别的是“撩青”(牛舌，牛的舌头可不是撩青草的么?但非懂行人觉得这很费解)。“撩青”很好吃。）。
人间至味干巴菌，（昆明菌子种类甚多，如“鸡”，这是菌之王，但至今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只在白蚁窝上长“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时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须加大量的蒜，否则会昏倒。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青头菌”，菌盖青绿，菌丝白色，味较清雅。味道最为隽永深长，不可名状的是干巴菌。这东西中吃不中看，颜色紫赭，不成模样，简直像一堆牛屎，里面又夹杂了一些松毛、杂草。可是收拾干净了撕成蟹腿状的小片，加青辣椒同炒，一箸入口，酒兴顿涨，饭量猛开。这真是人间至味!）。
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堪漫吃字。（云南读平声。）
更循柏叶捉昆虫。
一束光阴付苦茶。
昆明的大学生(男生)不坐茶馆的大概没有。不可一日无此君，有人一天不喝茶就难受。有人一天喝到晚，可称为“茶仙”。茶仙大抵有两派。一派是固定茶座。有一位姓陆的研究生，每天在一家茶馆里喝三遍茶，早，午，晚。他的牙刷、毛巾、洗脸盆就放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上茶馆。另一派是流动茶客，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被尿憋死。
关于喝茶，我写过一篇《泡茶馆》，已经发表过，写得相当详细，不再重复，有诗为证：
水厄囊空亦可赊我们和凤翥街几家茶馆很熟，不但喝茶，吃芙蓉糕可以欠账，甚至可以向老板借钱去看电影。
枯肠三碗嗑葵花茶馆常有女孩子来卖炒葵花子，绕桌轻唤：“瓜子瓜，瓜子瓜。”。
昆明七载成何事?
一束光阴付苦茶。
水流云在
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我们对云南、对昆明也很有感情。我们为云南做了一些什么事，留下一点什么?
有些联大师生为云南做了一些有益的实事，比如地质系师生完成了《云南矿产普查报告》，生物系师生写出了《中国植物志·云南卷》的长编初稿，其他还有多少科研成果，我不大知道，我不是搞科研的。
比较明显的、普遍的影响是在教育方面。联大学生在中学兼课的很多，连闻一多先生都在中学教过国文，这对昆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2007年8月3日星期五
2007年8月2日星期四
我买了，我吃了，我看了
首饰盒、望远镜、酒壶、黑龙江地图、秋林红肠、大列巴
我拍了照片
我吃了很多鱼和肉，我吃了德莫利活鱼，我吃了白菜豆腐粉条肉，我吃了吴记老号酱骨头，我吃了黑龙江江鱼，我吃了鱼子酱，我喝了哈尔滨啤酒，我吃了红烧茄子，我吃了很多饺子，我吃了炸蚕蛹
我用望远镜看了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女人，她们穿着比基尼。
待续
我拍了照片
我吃了很多鱼和肉，我吃了德莫利活鱼，我吃了白菜豆腐粉条肉，我吃了吴记老号酱骨头，我吃了黑龙江江鱼，我吃了鱼子酱，我喝了哈尔滨啤酒，我吃了红烧茄子，我吃了很多饺子，我吃了炸蚕蛹
我用望远镜看了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女人，她们穿着比基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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