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风波不可行
2015年9月28日星期一
2015年9月3日星期四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
flip-flops
在国事活动场合穿着非正式服装，往往会引发“着装不当”的指责（比如，2005年的人字拖丑闻——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女子长曲棍球队的一些队员穿人字拖觐见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但是这次没有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原因很明显。你很难去批评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挽救数百人生命的英雄的服装选择）。
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中国革命传统是对人的尊重
裴宜理：中国革命传统是对人的尊重
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席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一直以政治学者的眼光审视着中国历史。从1980年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到1993年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该书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1997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再到2012年出版的最新力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以及其他诸多著作文章中，先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关注点：通过梳理中国近现代历史，探寻中国革命，特别是社会运动背后的根源。
美国老一辈的汉学家中关注这一点的人并不少，但闻达于士林者，多是以史家角度入手。裴宜理先生则以政治学者角度切入，这一点在当今的美国中国研究者中并不常见，更难能可贵。2011年夏天，我正为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苦恼，一方面不愿意皓首穷经地埋在故纸堆里做历史，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政治学界越来越数量化的方法心生抵触。彼时我正巧是裴先生的研究助理，协助她为《安源》一书收集整理资料。当时裴先生发给我书稿，看过之后大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先生并没有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历史，而是将史实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材料或者对象。一段中国早期革命史，经过仔细挖掘和重新解读，或是成为政治学话题的论据，或是以政治学理论检验之，这远比简单的编年史深刻很多。且史论结合，文脉一气呵成，读着又不像那些充满术语和统计数字的政治学著作干涩。
先生专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运动，一方面这确实是探究中国转型的关键，另一方面或也与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关。裴宜理的父亲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她于1948年出生于上海，但很快因中国的历史巨变而随着家人迁居日本。而在她青年时期，又正好经历了美国60年代蓬勃兴盛的反战运动、校园抗议和左派思潮。将中国和革命与社会运动结合而作为研究重点，于她也可以说是某种必然。
先生治学极严，教学亦如此。有一次一篇课堂习作我晚交了几个小时，先生很客气也很坚决地跟我说，按规矩还要另写一篇。等两篇发下来，先生都作了非常认真的修改和评语，顿然让我感觉反是占了便宜。先生开设有一门“政治学与中国”的课程(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a)。此课将政治学几大话题分列出来，以中国为主，同时也找出另外一个非中国的样本进行比较研究。每周至少两本书。讨论时更是不能只局限在中国一例。我和同学们都苦不堪言，但是结课之后，却感觉脑子里搭起了框架，先生发的教学大纲我更是时时按图索骥，甚至毕业几年之后想起某个话题，仍要找出这份大纲来看看方向。
先生还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现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
裴宜理最近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办公室接受了我的访问，先生讨论了草根文化和传统价值如何催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共如何尝试将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作用于当下中国社会。访谈用英文进行，访谈部分经过裴宜理本人审阅。
问：你的《安源》一书向我们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者是如何成功地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在安源工人当中传播共产主义。除了这些手段很聪明和巧妙外，是不是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什么东西与共产主义是同质的，所以李立三、刘少奇等人才能那么成功地让工人们信奉共产主义？
答：我觉得至少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就是对教育的极端重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就要求共产党对人民进行教育和组织，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更早的时候对教育也是极其重视。这是两者能够走到一起的关键点，即，它们都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是除此之外，我不觉得两者还有其他什么相似的地方，因为中国文化特别多元，包括儒家（其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道家，还有后来从印度引进了释家。在一些地方，民间文化也特别强势，比如民间文学的代表《水浒传》。中共也从这些民间文化吸取了资源，去吸引地方工人。再说到安源的秘密社会传统，更多的是哥老会传统，当地叫红帮，他们在兄弟会和社区范围内帮穷救急。
所以我觉得中共党人成功，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具体内容之间有同质性，更多地是因为他们运用了人们熟悉的文化手段来传播马列主义。比如李立三将马克思的雕像放到了一个轿子里面在大街上游行。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神，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但是你看到中共领导人们利用了这么一个当时中国人都熟悉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介绍一个外来的思想。
问：但是比如说儒家也讲天下大同，这与共产主义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否则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答：我在我这本书里强调的一点是人的尊严，我觉得这一点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秘密社会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们应该建立一个社会能够给每个人带来尊严。这一点应该是人们接受共产主义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坦率地说，我并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安源的普通矿工真正接受马克思或者是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比如说你看他们对“革命”这个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从他们的角度，你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很关心公正、尊严以及一定意义上的平等。
问：如果人们不是特别清楚地理解一个理念，他们为什么能够为这个理念去牺牲呢？
答：我想很多人是为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去牺牲。我觉得特别是在安源地区被发动起来的那些矿工，他们更多地是在为一个新的社区在牺牲，这个社区可以给他们尊严、教育、并且许诺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当矿工是一个很糟糕的工作，任何其他的选择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脱离矿区，参加红军，和他们的同乡们一同前行，并且认为自己是在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比清晰地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更为重要。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早期中共的动员更多地是从物质利益以及一些个人切身的需求出发，而特别宏大的意识形态本身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
答：我觉得至少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他们相信社会革命是可以给普通人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他们也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是，你参加了革命，你觉得特别兴奋，而我们是好朋友，那么我也就更有可能也会参加革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旦中共成功地说服几个有影响力的人参加之后，动员其他人就变得特别容易了，这些人成为了意见领袖。在安源也是这样的，一开始中共的重点就是哥老会的领袖们，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带动他们周边的人参加革命。我觉得这个模式后来也被复制了，比如说中共派遣一些农民到农村，去看谁更有可能参加革命，并且通过他们来带动其他农民。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承诺，但是一旦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加入革命，其他人天然地会形成一种动力去加入这么一个群体，去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你甚至不能说后来加入的人就是“跟随者”，他们非常主动，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跟随”。对于很多社会和政治运动、选举来说，对人们更重要的有的时候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问：这好像也跟传统的集体心理学和集体行动理论不太一样？
答：是的。我觉得这并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一个一群乌合之众盲从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可能是非常积极主动，充满了思考的行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大多数人参加革命运动都是出于非常理性的原因，比如一群人希望通过革命运动来提升物质生活，而其他人就是搭便车。你要知道，搭便车是无法在心理上满足一个人的。人们往往更加享受主动地参与到一个政治行为之中，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去实现一个目标。
问：说到中共在早期动员民众的方法，你在书中提到两种，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坐拥更好的资源，反而没有中共做得好呢？
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觉得很可能跟社会背景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大多都是来自农村，他们不一定是特别贫穷，毛泽东和刘少奇家里是富农，李立三的父亲是秀才，但是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所以我猜想他们可能对农村文化的了解会更好一些。国民党精英大多来自城市，所以尽管两边可能收入都差不多，教育也差不多，但是社会背景不同。这就导致中共能够更好地利用民间文化来吸引农民，其次，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比如毛泽东、李立三、彭湃，他们碰巧在这个领域又都特别有创造力。也许国民党在1927年之后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之后失去了创造力。总之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发明了这种独特的动员民众的方法，我想这也给这个党留下了遗产，使之可以依存其上很久。
问：你提到的这种利用文化等手段去动员民众是很微观层面的操作，你觉得这种理念和这种操作手法是不是到了后来，直至今天，依然被继承了下来呢？
答：在中共的历史上，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连续性的，有一些一时兴起，有一些又迅速消亡，但总会因为不同的人记忆历史和对遗产运用的方式不同而发生改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我认为运用文化符号在非常具体微观的层面去动员人，这种运作的方式和手段一直都是连续不断的，一直从20世纪20年代到今天，尽管其中有一些起起伏伏和成败。毕竟这个做法需要极大的智商和敏锐度去把握住什么样的文化符号通过怎样的形式才能真正发挥效果。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习近平正在用儒家的东西进行试验。这个试验很可能会引发反作用。比如我们还记得在几年前，天安门广场上树立了孔子的雕像，可就是几个月之后这个雕像被移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这个方法有效，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但是我想今天的中共仍然在这一点上非常非常努力，中宣部、文化部还有其他部门都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都在试图找出一个确实有效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什么国民党没做好而共产党做好了，原因就在于中共从一开始对这个问题就极其重视，而且一直在努力。比如中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对民间文化以及如何运用民间文化对普通人说话，就极为重视。
问：你的书副标题是“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可是这个革命传统是什么呢？它总是在变动的，比如说你提到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这个传统中特别重要的一点，但是到了文革，批林批孔，破“四旧”，传统文化又被完全放弃了。再比如毛泽东在晚年将阶级斗争作为最重要的革命传统希望能够不断继续下去，但是改革开放基本上又抛弃了这个传统。所以能否告诉我，这个中国的“革命传统”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直持续的？
答：就像你说的，组成成分一直都在变动。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批孔的时候，人们虽然表面上是完全在切断传统文化，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仍然是传统文化的东西。但是我在这本书中想强调的仍然是人的尊严。我觉得中共的革命传统曾经是这样一种理念：革命是给普通人，给没有受教育机会和没有社会经济优势的人一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我并不是要将共产党早期在安源的所作所为浪漫化，但是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些东西发动了民众，即告诉他们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革命是人们过上这样一种生活的工具。而且我觉得这个革命传统也跟中国以前的各种民间革命、民间文化，以及以兄弟情义、忠诚、均富等理念为核心的秘密社会的价值是一脉相承的。当然，马列主义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因素是不是也像这一点一样重要，并对参加中国革命的人起到了动员作用。这是我从研读中国这段革命历史中所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传统的核心——人的尊严。我觉得这一点与美国革命传统非常不一样，美国革命传统是自由和民权。
当然不同的人对自己的革命传统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在我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有一点却让我非常担心，就是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革命传统的解读就是一种非常负面的“阶级斗争”。我的担心是如果你从自己的革命传统中只能找到这种负面的东西，那么你从这里将走到什么地方去呢？千百万中国人因为革命死掉了，除非你能够为这么多人的自我牺牲建构出一个正面的理由，否则中国的政治就会陷入僵局。我们不要去篡改历史，但是人们也应该去询问“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激励了他们”，“这里面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吗”。从研究这段历史，我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在最开初的时候看上去真的大有希望，特别是较之于1927和1928年在革命运动变得越来越军事化、暴力且血腥的时候。当然会有人说，革命变得更加暴力和血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中国现在较之于当时，已经站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位置上，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特别希望能够从我自己的历史中找到一些正面的传统可以激励我继续前行。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的传统特别多元，但是我将副标题起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挖掘中国的传统”，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革命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尊严，就是当时在安源一句广为流传的革命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问：这个革命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否在今天被延续下来了？
答：我觉得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早期革命的核心价值，而且在那个时候激励、吸引了很多人。但是我也同意在后期，共产党离这个核心价值越来越远。我想现在很多人感到愤怒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共并不尊重普通人的尊严，而变成了特权阶级和腐败分子的代言人。
尽管中共现在很少用“尊严”这个词，但是从胡锦涛、温家宝的社会政策中你能够看到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对党的认知之间不断增加的差距，他们努力去缩小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尽管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和谐”而不是“尊严”这个词。
问：那么民族主义呢？在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乃至到今天，中共领导层一直都在提民族主义，这个是不是也是中国革命传统的核心价值呢？
答：我同意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也是利用这一点动员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在安源时期，这个并不是最为核心的，应该是在抗战发生之后，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了。当民族主义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诉求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态度与他们早期对待安源矿工的态度非常相似，即他们宣称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是应该拥有尊严的，而且中华民族并没有被尊重，一直受到羞辱。所以中华民族应该站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对个人的尊严和对民族主义的强调背后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
我在书中也提到了，这种将革命传统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的做法，在中国比在苏联更加容易，因为在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汉族。这使得中国的领导人更容易使用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的方法，从中国过往的文化中找出一些东西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身份，而在苏联，他们无法简单使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来设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因为他们还有很大的群体来自乌克兰、南斯拉夫等。
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早期主要是用来动员中共的领导人的，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深感中国当时的处境。但是民族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之前，并不是用来进行大众动员的最重要理念。
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革命传统归结为人的尊严，那么这个就不是中共独占的东西。甚至民族主义的东西，其他政党也可以用。那么纯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革命是否并不存在呢？
答：我觉得无论在什么阶段，都不存在一个完全由纯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中共存在。毛的头脑中一直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他，这些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文革中的红卫兵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头脑中也不仅仅只有意识形态或者共产主义。但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确实一直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形态，缺少领土的主权。在毛的领导下，中共重塑了这些，并且赶走了帝国主义。这些都使普通老百姓为这个革命感到荣耀。
问：你一开始提到了教育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中国学者朱学勤曾经在比较了英美革命传统与法国、俄罗斯乃至中国革命之后表示，这两大类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英美革命不改造人的思想，只是社会制度的改造，而从法国大革命到俄罗斯的革命再到中国的革命，都特别强调人的思想改造。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其实这是源自于孔子要求人们不断自省，“三思而后行”的教导。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教育是如此的重视，它要求人们找出典范，然后内化，并笃行。这是中国儒家的教育理念，也是革命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行为比思想更重要。如果你比较中西方的宗教思想，你会发现其实中国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必然要求你信仰什么，只要你的行为是正确的，比如对祖先有足够的崇拜，对佛祖有足够的尊重。而在西方的传统来说，人们更关注你的感受和你的信仰是什么，而不是你的行为。比如就算你每天都去教堂，而且捐赠很多，如果你不从内心认同上帝的话，你也不会被看成是一个基督教徒。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可能更容易建立一个世俗的、从行为本身出发的对革命的理解。对毛之后的很多中国人来说，问题不再是你是否信仰毛主席的教导，而是你是否遵从中共设定的各种规则，只要你遵从这些规则，党也不会在乎你干什么。这是邓小平设定的一个原则，我想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包括今天的习近平都是这样的，即比起人们心里想什么，他们更关心人们在做什么。在美国这一点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美国的宗教传统与革命传统并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即非常关注人们在想什么，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他们是否忠诚，我想很多普通中国人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有很多因素都在共同塑造我们的传统。
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
我为什么不喜欢天津大爆炸中的志愿者？
杨时旸：我为什么不喜欢天津大爆炸中的志愿者？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报道，刚从滨海新区返回北京。
相比于其他诸如泥石流、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这次事故全然不同。
周五那天中午，我去往当地某医院，
差不多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
首先说说志愿者的概念，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从根本上讲，
志愿者是那些平时不以此为业，但对于公共事务关注，
从这一点出发，志愿者首先是要看对方是否需要帮助，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志愿者？
每个人都有本能性的利己，每个人也都会不同程度的利他。
如果你真的想做志愿者，首先要学会的是理性，
由于工作原因，我去过汶川地震的核心，去过日本核灾的福岛，
志愿者到底应该怎么做？某种程度上说，
实话讲，中国的市民社会一直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压制，
我们需要志愿者，需要真正可以有效组织起来的力量，
2015年8月3日星期一
哈金：没有国家的人
哈金，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用英文写作的最负盛誉的中国作家，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教授。
一堂写作课
每周，哈金先生一定有一天开车到昆西地铁站，再辗转两趟地铁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波士顿大学。12年前，他成为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教授，这个项目曾被《大西洋月刊》评为处于全国同类写作项目的前百分之五。哈金一学期只教一门课，今年9月，他教授「移居者文学」，来年开春是「长篇小说写作」。
今年56岁的哈金头发花白稀疏，穿西装搭配棒球帽，中等身高，微微发福，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作为一名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哈金已经跻身全美最负盛名的作家群体，他出版了18部英文作品，多次获得了海明威奖、福克纳奖等奖项，其中长篇小说《等待》得到美国文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美国国家图书奖。
每堂课前，哈金习惯在「爱因斯坦兄弟百吉饼」买一杯美式咖啡。他的课堂气氛轻松，「有时候上着课他也会突然笑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已经毕业的学生凯瑟琳·康(Catherine Con)形容哈金笑起来像个孩子，喜欢把声音拖长，像是舍不得停下来。哈金的课堂位于一栋古老砖楼的「222」房间，这里在文学界被视为具有传奇意义—美国著名的「自白诗之父」罗伯特·洛威尔曾在这里教出无数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教室刚好够放15张木质椅子，地板铺着校友捐赠的波斯地毯，著名的查尔斯河从窗外潺潺流过。习惯性地，哈金坐在近门的位置，学生以他为中心围坐一圈，方便交流时彼此注视。
用第二语言的英语授课，哈金讲课的语速很慢。「你听他讲课的时候，似乎能听到他整合自己思想的过程。」学生克里斯·阿门塔(Chris Amenta)告诉《人物》。
在哈金的回忆中，他开始学英语是1976年离开部队在佳木斯铁路局工作时，周一到周六，早上5点开始，晨间广播「一开始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才开始『Is that a
chair?No, that’s a table.』。」恢复高考后，他的第一志愿是中国文学，却被最后一个志愿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录取。
他对英语并不具天赋，也缺乏兴趣，常抱怨练口语让他的下巴、舌头、嗓子发疼。在山东大学拿到英美文学硕士之后，1985年，哈金申请到了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英语系的奖学金。虽然他自己不想再读书了，但大学老师对他说，「将来对你有好处」，太太也觉得在美国「发展空间大一些」。于是，30岁的哈金来到美国，计划赚笔美金就回中国。
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是哈金在美国第一堂英语专业课的老师。83岁高龄的他是英语文学界的泰斗，在他的记忆里，哈金羞涩沉默。「1985年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课堂上大家激烈地争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我都控制不了他们，但哈金就在那里很沉默……到期末的时候给学生打分，他课堂参与的分数就没有。」他告诉记者：「现在我怀疑他当时是在用一种作家的眼光在观察我们，我觉得他会把那些记忆都存储起来，有一天再现在他的小说中。」
哈金向《人物》回忆，那时自己极度自卑、不敢开口，「在国内学的是四不像英语……关键是说怕别人听不懂。」几年前接受《巴黎评论》采访，他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到美国两三年后才开始用英语思考。当我理性的时候，我用英语思考……但是我情绪化的时候，我的中文就会蹦出来。」
课外的晚间，哈金在一家工厂打工，利用值班时间，他完成了英语诗集《沉默之间—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笔名「哈金」也是在这个时期替代中文名字「金雪飞」(「哈金」的「哈」代表哈尔滨)。1990年—哈金来到美国的第五年—一家出版社决定帮他发表诗集，「我脑子里是空的。我觉得这对于我(毕业后)回中国的计划来说不过是一个插曲。」然而，国内那种80年代理想主义的急遽消退让哈金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因为我觉得什么都变了，一下就是给翻过来了。」
他的英语里有自己的声音
哈金曾不止一次在采访里说过，最初决定从事英文写作是「为了生存」。作为一名英文系毕业生，他找不到任何像样的工作。去餐馆打工，连服务员都干不了，只能做打杂工。中餐馆大部分都是广东老板，也嫌弃他不会说粤语。
很多人难以理解哈金为什么用英文写作，太太却坚决支持。哈金向《人物》回忆妻子说服他说，「你用汉语写，当时也没有互联网，你根本就没有读者，而且你是英语专业的，你的出路在哪儿?根本就没有出路……你就能做好两样事儿，一个是写书，一个是教书，别的你做不了。」
在一场读诗会上，哈金被引荐给当时波士顿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的主管、剧作家莱斯利·阿普斯定(Leslie Epstein)。莱斯利第一次见到哈金，「他有一张宽方的脸，好像很多聪明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脸……即使英语不清楚，口音又重，他写的诗打动了我，我也看到了他的智慧，还有生活的艰辛。」莱斯利破例答应博士还未毕业的哈金旁听他的写作课，「他那时候的困扰，是要『如何活着的困扰』，而不只是『写作困扰』。他孩子也小，老婆好像也不在工作……但他还是坐在那里，读着字典里的每一个单词和解释，太了不起了。」直到现在，哈金还保留着「没事翻几页」英文字典的习惯，「把不知道的(单词)标记一下。」
在莱斯利课上的作业构成了哈金的第一部小说《词海》—关于他在中国参军的经历。当年，没有大出版社愿意发表，哈金主动联系一家小出版社印了1500册，且需要自己推广。他搬着书去参加书展，只卖出去一本，即便这位买书的当地人也没有给予他理解：「你怎么写了这么一本书，有人买吗?」
为了帮助哈金在博士毕业后、找到工作前有合法身份，莱斯利正式录取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他从没怀疑过这个中国学生的才华，向《人物》赞美哈金「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天才」。他家中的书柜有专门区域摆着哈金的小说，「我唯一纠正他写作的地方，就是他有时候会写『yeah』这个词，我说不要这样写，太美国了。」
「这(英文写作)本身就是巨大的分裂在里头，但又没有办法，人总得生存吧!」哈金曾感慨选择英文写作是「个人悲剧」，前路叵测，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一直写下去。1993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美国南部的埃默里大学聘用为副教授，生活的境况仍没有太大好转。他曾回忆，那段时间压力很大，天天给大文学刊物投稿，每天都在收退稿信，太太受不了，干脆规定，吃饭前不准看邮箱，免得影响心情。
窘况直到1999年长篇小说《等待》的出版才有所改善。这部描述当代中国的爱情小说在美国主流社会大获成功，著名文学家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撰文：写作完美，清醒的文本本身并不招人注意，但却能够呈现画面、人物和各种感官的感觉。明明写着压抑的情景，却还能带着喜剧、自然之美。他赞叹哈金的英语水平「几乎史无前例」。与同样用非母语写作，文辞考究的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相比，哈金的英文简洁准确却蕴含普适之理，这也令挑剔的美国读者深感惊讶并为此着迷。
哈金的老师、英语专家尤金分析，如果哈金在非美国的区域用英语写作，也许不会这么成功：「美国文化的开放给了像哈金这样的作家邀请函，英语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语言，也因为这样的丰富性，英语很难掌握……特别是美式英语，对新的表达很开放。」但「哈金完全掌握了他在使用的那一种英语，跟任何其他作家都不一样，他的英语里有他自己的声音」。
哈金认可尤金的总结，他认为英语口语可以融入书面语言，「不像汉语(写作)就有标准的文学语言，跟口语交谈的语言差很远」。此外，「中国讲究用词华美，显得有学问，西方的，特别是英文，最烦的、最不讲究的就是这个……你看《圣经》上，根本就没有形容词，就是讲究要靠动词和名词……这样的话，语言会有力量。」
在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群体里，哈金在西方的巨大声誉不仅仅是对他英文水平的认可，也是对他阐释故事能力的认可，这些故事传递的价值观穿越了国界，毋庸置疑他是移民作家里的佼佼者，但他依然会带有某种令人费解的谦逊及恐惧。对于《等待》的成功，他将之归结为「命运，各种力量集中到一块儿」，而非本人的天赋才华。和《人物》谈到使用英文创作，他显得有些不自信，羡慕那些母语作家的「自然感」。他以纳博科夫为例，这位俄语作家在听过自己的一次英文广播采访后，决定从此只接受笔头采访，哈金现在也不敢听自己的英文采访，「我怕我听了我也不想再接受采访了。」
这种不确定性也源自移民身份，「像我这种情况的作家，特别是从另一个语言来的，你不能只有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四本书站住的，你得有一组书，它能站住。要不很容易被挤到一旁了，就是一种恐惧感吧。」
哈金自认为最花费力气的一部小说是2007年出版的《自由生活》，该书讲述了中国移民家庭的故事。之前盛赞哈金的厄普代克对这本书表示出极度的失望，他认为当哈金脱离了中国背景，将故事设置在美国时，「哈式英语」就失去了魅力。厄普代克借用《自由生活》中主人公被讽刺的话来批评哈金：「你运用英语的方法太笨拙了。这对我作为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
「伟大的幻觉」
凯瑟琳是哈金的学生，她毕业两年了，还在继续写她在哈金习作课上开始的小说，一个关于钢琴教师的故事。哈金曾在课上教她：「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写30个场景」，「这很实际，其他人不会这么直接地去告诉你故事就是这么写成的。」凯瑟琳告诉《人物》。—这些实用技巧还包括：「写第一稿要快，然后再返回来打磨它」、「一定要先知道故事怎么结尾，然后再让整个故事朝着结尾走」、「戏剧冲突要越早发生越好。」
每天早6点，凯瑟琳到固定的咖啡馆的固定座位写作，两个小时后再像其他上班族一样赶去上班。为了维持经济来源，她选择一边留校工作一边写作。「他总是重复说『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地写作』，但是因为这句话是他说的，就会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知道他有多努力。」凯瑟琳说，「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文思枯竭』这回事。他只会制订一个计划，然后带着自律去那么做。」
哈金坚持每天写作，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要坐下来写。「你要是不做的话，两个月，整个你就拿不起来了，就像做饭一样，你不能断火，一断火就夹生了。」在哈金的定义里，好作家和差作家的区别是「好的作家愿意花时间把一个作品做到极致」，「像我有个老师叫弗兰克·比达特，有的时候改上数百遍、上千遍一首诗。」写一部小说，哈金要经历35遍到40遍的重写，送到出版社前要校稿6遍以上。
「他说写作的诀窍就两个字，『耐心』。」艺术史专家、哈金的朋友王瑞芸在电话里告诉《人物》，她评价哈金不属于天才型作家，「这属于人格力量的东西，他就是踏实、耐心。」王瑞芸曾为哈金翻译了2013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
写作几乎构成了哈金生活的全部。他尽力拒绝各类派对，平时除了离家需要跟太太联系，其他时间完全不使用手机。他去过一些「艺术家创作营」写作，类似的营地通常设置在偏僻安静的地方(因为有家庭，哈金每次只去3到5周)，有一次他去的那个城市只有21个人。「中午饭人家都给你送来，不用你出来，意思你必须得集中精力写作。」哈金沉浸于此，享受「与世隔绝」的写作生活。在课堂上，他不止一次提醒学生，写作是孤独的，终生孤独。
对哈金来说，写作也是消磨生命的办法，计较得失便失去了乐趣和意义，「就是你往前走，做就行了」。为了鼓励学生坚持写作，他经常建议大家写生平介绍，装作自己得了什么写作奖，「比如我会写，『凯瑟琳，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的作家』，虽然我从来没有真的发表过，但是这样真的会帮助我，特别是当我特别沮丧的时候。」凯瑟琳说。哈金称这个办法是一种「伟大的幻觉」，「相信自己写完就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当然写完你就知道自己还不是，你就出来了。但一开始你必须得有这种心境，要不然是非常孤独的事情……你怎么继续?你继续不下去。」
除了写作之外，哈金「最喜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陪太太逛街。他却依然用作家的眼睛观察、思考着琐碎的生活：女人们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钱在名牌包上?为什么有些人喜欢Coach有些人喜欢Kate Spade?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欢布满商标的包?哈金的老师尤金盛赞哈金身上有极为敏锐的生活观察力，他曾写信给哈金赞扬他的小说《疯狂》里的一个细节，「比如你写那个男人用牙签挑牙齿，你对平凡的细节有不平凡的感受。」
「人啊，执政者啊，都是暂时的」
今年9月，哈金的「移居者文学」开课。一个教室二十几个学生混杂着本科生、研究生和几个慕名而来旁听的人。哈金要求学生每周读完一本他挑选的小说，在课堂上讨论。小说一共12本—每本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作者都是「移居者」。
学生们最近读的一本小说是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哈金在课上分析书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不安现状的莉娜和守着家园生活的安东尼亚。课后当和记者谈及对土地的态度时，哈金认为「乡愁」是被媒体过度演绎出的概念，很多人都没有家，谈何「乡愁」?「大伙儿都觉得有这种(乡愁的)感觉，但是这其实不是对家的想念，是对我们本身对于生命中流失的东西挽不回来的遗憾。」他举例《我的安东尼亚》中父亲之所以会因为思念家乡而自杀，并不是乡愁而是语言困境，「这跟乡愁没有关系的，是他整个人的参照系统都没有了，这才是最大的恐惧。乡愁不是恐惧最大的原因。我有乡愁，但是我必须保持头脑清楚，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儿。」
哈金出生在辽宁省一个偏僻凋零的镇上，父亲是军官，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而频繁搬家。小学开始，哈金就在寄宿制学校上学：「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就跟家里就有点感情上就断裂了。」久而久之，「自然就把家乡那个意识是一下就给它消掉了。」唯一给过哈金「家」的感觉的是在寄养的邻居家，一次他生病，「那个老头吓得裤子都吓掉了」。
「文革」爆发后，母亲作为「走资派」被流放乡下，学校停课了，哈金篡改年龄去中苏边界参军，再后来就是出国，和父母联系渐少，父母也不愿意来美国，他只能不断给他们汇钱。两年前，母亲病危，他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母亲去世后，「也没有那么想回去了」。
去年秋天，一家国内出版社打算再版《等待》却被叫停。「实际上，我听有人告黑状，就说是反动啊，因为《等待》一开始也被很多人批的嘛，就是英语系的一些教授，国内的……因为你这个人是从边缘来的，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只能骗老美，你只能是诬蔑中国人，玩政治牌，你才能做这种事情。」哈金对记者说，「我出身边缘，来源也边缘，因为我上的大学也是黑龙江大学，他们经常拿这个来埋汰我。」
《等待》是哈金第一部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作品。13年前，导演陈可辛买下了电影版权，但涉及军婚，电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据哈金说，最初主演是周润发和巩俐，后来换成金城武和章子怡，现在已经到第三代的刘烨、周迅，电影还没有拍出来。
一年前，他的《南京安魂曲》入围「施耐庵文学奖」，进入最后一轮了，因为是「翻译作品」首先被淘汰。「你说是翻译作品，那你一开始叫它一轮一轮都过了?」哈金很不理解，他提到同样是旅美作家的严歌苓在中国的发展比自己顺利很多，「严歌苓她出国之前，她就是作家协会会员。」
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哈金说，自己过去喜欢去哈佛图书馆地下室翻看中国旧文献。「我被触动了，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是这样简单：把历史翻译到文学里来，我觉得我的生命将用在写一本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上。但是当我这样那样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也许是因为我用英语写中国的原因，但所有的背景都在中国。这把我放在了地狱的边界—陷在了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之间。这就是我想要解放我自己的原因之一。」
最初，哈金定位自己是移民作家，「为中国劳苦大众代言」。成名后，被部分国人质疑「如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吃苦过，你就是在利用我们的遭遇获得个人利益」。后来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停止描写他已经离开的「当代中国」。
「你不要有目标读者，」哈金告诉文学课上的学生，「这样才能写出永恒的作品。」他认为作家是艺术版图上的独立个体，即便跟「你的民族和文化和语言的版图不吻合」。正如他赞同艾略特所说的，读者应该「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接受美国笔会采访，他坦诚地谈到，「自己不再是附属于中国的物体了」。
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在外面知道中国的事比在国内知道的多。」和记者讨论中国，他欲言又止，只说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强国。他认为「美国在很多地方是社会主义，这块穷人确实过得很好」。
今年3月，在麻省康克镇的一家书店，哈金身着棕灰色西服出席小说《自由生活》的交流会。他谈到初踏美国土地的感受：「刚来美国的时候，去查尔斯河边看人钓鱼，有个人钓鱼，钓了一筐，再倒回去，我被震惊了。还有鸭子，蘑菇啊，松鼠啊。我来自中国东北，有一道有名的菜，就是用松鼠做的。还有人在市场里卖。我发现土地在美国真的很不同，自然眷顾这块土地。后来我给中国一个朋友写信：『我们自己的土地一定感到精疲力竭了吧』。只有土地本身是永恒的，上面的人啊，执政者啊，都是暂时的。」
分享会的尾声，有读者提问哈金的「家」在哪里，哈金说，是美国，「空间上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现在我住在这里。」另一层面，对于一个写作者，「写作就是我的家园。」
借《自由生活》的男主人公吴楠，哈金道出了对祖国的复杂情绪：「有一天他终于回到了心里挂念的家乡，见到了父母和家乡的繁荣，他开始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海外华人，退休后要回到这个需要贿赂和宴请他人，才可以办成事情的疯狂的国家。』很显然他已经不能再适应这样的生活。现在他更想活在美国、生在美国了。」
「魂归故里」没那么重要了
如今，哈金把家安置在远离波士顿市区的福克斯波罗，这里紧邻一个州级森林保护区，有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哈金的一天从早起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太太在外面做家务、看电视。他一整天一整天地沉浸在故事里「出不来」。
一年前，哈金的太太被诊断出肺癌，医生断定还有6周的生命。在否决保守治疗的建议后，他把妻子送到全美一流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他形容和太太是一个团队，「别人都觉得我傻，就是她一个人觉得我很精明。」他笑着说太太是他真正的伯乐。在采访过程中，哈金曾两次犹豫是否要继续，怕耽误照顾太太吃药，「药基本都是我给她分了，我叫她吃，(让她)有个精神上的依靠。」因为太太生病，哈金不得不放缓两本书的写作，转而尝试写短一些的中文诗歌。习惯早起的他，现在即使醒了也会躺在床上看书等太太醒来。他不敢想象失去太太，「好像两个人一直在一条路走，突然间断了一条路，这是非常恐惧的，应该说这个(照顾太太)其实比我写作还要重要。」如果没有太太，「我就辞职了，我到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我了。」他说的时候，笑呵呵，眉宇间却被苦涩笼罩。
即便最近太太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哈金也「不敢太乐观」，「我觉得生命非常脆弱，随时随地一下就了结了。」他对未来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观，妻子生病后，他们谈论骨灰一定要放在一起，但「魂归故里」却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我觉得就是想尽量把我的作品做好，可以把我的生命存在我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就行了，『乡』对我来说是不可强求的。」
今年3月，哈金成为200个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员之一，最早成员包括马克·吐温。他的新作《背叛的指南》也将会在11月出版，灵感来源中国电视剧《潜伏》，因为太太不喜欢电视剧的结局，所以哈金的新书开头从电视剧的结尾展开。「我希望有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能出席，」哈金的写作老师莱斯利告诉《人物》，他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他是一个实现美国梦的例子，只要你非常努力、有智慧和毅力，你就能成功。」
9月的一天，哈金结束了一周一次的3个小时的文学课，夕阳西下前，他背上单肩背包，穿过连接整个校园的波士顿著名的共富大街，乘地铁「绿线」赶回家。地铁车厢里，穿着西装的男子已经睡着了，一个金发的年轻女孩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和车上大部分低着头看手机的乘客不同，哈金始终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注视着这个他生活多年却并不属于他的城市—突然，地铁驶入地下，窗外一片漆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41027115310_all.html
对话哈金：很多作品 从一个伤口开始
[摘要]哈金的“伊塔卡岛”就是那些他写给“虚空”的作品。而美国，不过是他的一个栖身之处。
哈金
第一次见哈金
与哈金的第一次见面，地方约在了波士顿市郊、中国人聚居的昆西地铁站口。担心找不到他，我努力回想他网络上照片里的样子。除了与他太太联系以外，哈金并不使用手机。
顺着到站的人流，我上了自动扶梯，扶梯到了高处，有个戴着渔夫帽的男子逆着人流站着，似乎在朝我身后的人招手。我越过他，集中注意力向站口张望，寻找哈金的身影。那个男子走近了，带着疑问的语气叫了我名字。他的手放在微微发福的腹部，穿着以墨绿为底色的彩条衬衫，卡其色的裤子泛白了，棕色的皮鞋上带着流苏。拿下渔夫帽，我看到了他满头的灰白头发，和眼镜后那双哈金的眼睛，比照片里亲切苍老许多。
采访在附近一家亚洲自助餐店，他开着妻子的福特车载我去。妻子爱干净，车上所有的座椅、靠背都被花布覆盖着，脚踩的地方都铺着白色毛巾。他一边开车，一边主动介绍着周围的发展、购物中心等。我开始聊起关于他的话题，他正说着，突然又指向车外一幢大楼：“哎呀光顾着说话忘记跟你说了，你看这个公寓，特别贵，都是被中国人炒起来的。”
哈金的普通话和英语里都有东北口音。他说着话，没顾上吃东西，服务员看盘子的食物没怎么动，来问是否需要收盘子。哈金拒绝了，转头用中文对我说“很多美国人吃两口就不吃了，浪费”，然后大口吃起来。
采访结束时，哈金径直起身去前台付款（一般在美国餐馆服务员会把账单拿到桌上让客人付），我跟了过去拿出钱包要抢着付钱，哈金拒绝之后挡在我和收银台之间。我采取策略提出“AA制”，他听了笑了起来，还是拒绝了。
他开车送我回地铁站口，我握了握手，说：“感谢你那么远过来。”我坐地铁需要四十分钟，他开车回家也要四十分钟。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与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共度一下午，最该说感谢的人是我。
关于哈金的文章《哈金：没有国家的人》于《人物》十月刊上发了。由于篇幅有限，有些关于哈金的动人细节我无法赘述，在这里补充出来。转播到腾讯微博
从一个伤口开始
作为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人，哈金已经多次获得了海明威基金会奖、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奖等国家级的奖项。其中《等待》获得了199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作为他的成名作，《等待》也是他第一部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作品。
《等待》描写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人公孔林在读军校期间，受农家父母之命与一位素未相识的农村女人结婚。后来孔林与同医院的护士曼娜“恋爱”，孔林承诺曼娜离婚。两人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离婚成功，都被诸多因素而阻挠了。直到十八年后，孔林与妻子分居的时间长到了军医院规定，可以无条件离婚，两人终于在一起。等了十八年的两个人新婚却并不如意，孔林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爱曼娜，或者自己是否有爱的能力。
“你说《等待》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这代人都受过这种压抑，都知道。那种革命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你所有人的能量，包括你所有的内心的能量，甚至性欲，什么都给你转换成、给你集中到革命事业当中去……所以跟你存在有关系的，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够写，也才能写好。”他把写作看作是自我的表达：“很多作品，实际上都是从一个伤口开始的。”
这一点哈金的学生卡伊斯·阿克巴尔·奥马尔 （Qais Akbar Omar）也许最能体会。如今刚毕业的阿富汗人卡伊斯已经发表了两本书，展现阿富汗从一个平静的国家到被恐怖主义、战争包围的过程里，他的亲身经历。书发表之后、当时在美国已经获得工商管理硕士的他无法再回到阿富汗，担心被塔利班迫害。而卡伊斯作为一个已经发表作品的作家，申请“波士顿大学写作项目”的主要原因就是哈金在这里担任终身教授。
“我以前做家族的地毯生意，全世界各地出差，我在很多书店都看到他的书……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畅销作家，我想为我的国家做哈金为中国做的事情，”卡伊斯在电话采访里对我说，他的英语流利，带着浓重的口音。
半年前，卡伊斯的母亲去世了，他无法去参加她的葬礼。哈金知道后，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了他自己的故事：他从离开中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去年哈金的母亲去世，他想要回中国，却遭到第三次拒签。
“哈金并没有故意写让他回不去的书，我也没有故意写让我回不去的书，我的书只是我的一种自我心理疏导，在阿富汗我们没有心理医生，”卡伊斯在哈金的经历中找到共鸣。
2002年，还完全不懂英语的他，发现在美军军队做翻译收入极高，便开始自学英语。谈起用第二英语写作，卡伊斯告诉记者：“我有太多的感情附着在我的母语上……我也还解释不清楚原因，但是用英语写作，我的痛苦像是被过滤了……就算用英语写，我有时候都会写着写着就哭了，用我的母语我一定会痛苦得写不下去……也许用英语写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痛苦不属于我，英语成为了我和痛苦之间的屏障……我不知道哈金是不是也这样觉得。”转播到腾讯微博
“特别是不能结婚”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最希望能找个消防队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不是公民，人家消防队不要……像邮差那种工作，都是非常好的工作……你还在那儿睡觉，白天基本有时间写东西，”哈金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聊起作家艰难的起步。
他给学生的建议是不要轻易全职写作，最好找个比较清闲的工作支撑生活，同时坚持写作：“毕业以后，三五年、两三年，就是确实得想办法，怎么能生活得俭朴，不花很大的钱，特别是不能结婚，因为你结婚了以后，你得养孩子，这事情就多了，得负担。”
毕业两年了，凯瑟琳还在继续写她在哈金课上开始的小说。曾经是钢琴专业的她在写一个关于钢琴教师的故事。哈金曾在课上教她：“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写三十个场景”。凯瑟琳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到固定咖啡馆的固定座位写作。她喜欢手写，在笔记本上为每个场景的写作标上数字，直到有一天达到数字三十。在早上两个小时的写作之后，她再像其他上班族一样赶去自己全职的工作，保证自己的经济来源。
凯瑟琳的全职工作是留校担任这个写作项目的协调员，处理办公室日常事物。其中一项是处理教授们的报销。根据规定，教授们用于教学研究的费用学校都可以报销。哈金的的收据，根据凯瑟琳观察，除了一些有储备功能的电子配件， 一厚叠信封里装的收据都是用于买书。而其他教授就会要求报销餐费，还有个教授买了副新眼镜。
有一次哈金无意中提到他的太太生病了，凯瑟琳就从自己来自台湾的妈妈那里要来配方，自己做了红豆糕送给哈金。哈金“很尴尬”地收下来之后就放在了一边。后来凯瑟琳收到哈金写的电子邮件感谢她，一周之后她又在我学院的邮箱里收到一本他送的书，哈金在扉页上签名说：“谢谢你的蛋糕”。
即使经济条件雄厚的学生，也很难在写作上一帆风顺。哈金一个曾从普利斯顿毕业的学生，住在父亲为他在波士顿市区买的公寓里写作，十几年了还没有出一本书；有人本来经营着成功的医药生意，为了写作，卖掉了所有产业。
曾经艰苦的写作生活让哈金始终保持着生活的简朴。但在两件事情上，哈金出手很“阔绰”：买书和请朋友吃饭。
刚来美国时，哈金和太太的计划是“赚够一笔美金就回去”，这样以后“就不用涨工资的事担心了。”由于当时觉得读完书就要回国，哈金一看到书店打折的时候就买书，买了还故意留着不看，想回国的时候带回去看。几年下来买了几千本书，最后因为书太多，只能租下一个阁楼存放。
而“吃饭他会坚持付钱”几乎是每一个哈金身边的人——无论是同事、学生还是朋友都会提到的小细节。“艺术史专家王瑞芸与哈金夫妇都是朋友，哈金出了新书都会给她寄一本，来到加州就会请她吃饭。“我作为他的仰慕者，他到这边来，我还是个地主，要尽地主之谊啊。那换个人那就想，我是个作家，又是你请我过来……他希望不要让你为他破费……就是他总是把自己放到最小，”王瑞芸在电话里对我说。
诗人的浪漫
我习惯了他给我分药
每天十几种药片和胶囊放在桌上
那是些什么我并不知道
然而，我按时把它们吃掉
如果忘了，他就会紧张
我习惯了他给我分药
我曾经怕他会累得烦恼
但我的病痛取代了他的悲伤
别的我不需要知道
康复也依赖家人能给与多少——
愿不愿为你耗费，为你担当
我习惯了他给我分药
他说“老婆，咱们家这么小
难保时刻都有人在你身旁”
这一点他不说我也知道
没料到他会这么为家里操劳
每天下班就直奔停车场
他习惯了给我分药
分的是什么我不需要知道
————哈金 维拉奈尔回旋曲 （分药）
在整个采写过程中，因为妻子的病，哈金两次几乎要中止采访。一年前妻子被诊断出肺癌，还有六周的生命。哈金否决了其他人保守治疗的建议，把妻子送到全美一流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哈金向我解释他想要拒绝采访的原因：“我要不在家，她经常忘记吃药吃饭……你像药基本都是我给她分了，我叫她吃，（让她）有个精神上的依靠。”正如开头的诗中描写的那样。
儿子金文为了照顾母亲，休学了一年，最近刚返回布朗大学攻读美国历史博士。除了确保妻子配合医院的化疗以外，儿子还花了大量时间做调查，自己研究出来一套辅助药物，被哈金视为妻子现在病情好转的关键。
妻子病重期间，他正在写两本书，但他再也不敢像曾经一样沉浸在书里对外界不闻不问。原本在大学里的两堂课，他也并在同一天，这样就可以尽量多地呆在家里。他的嘴唇上因为妻子的病心急上火长出了瘤子，久久退不下去。哈金想过如果妻子真的去世了的打算：“我说我就辞职了，我到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我了，当时是这么想的。”
哈金和妻子是他在山东读研究生期间邻居介绍的。“她觉得我很精明，其实别人都觉得我傻，就是她一个人觉得我很精明，所以说我现在开玩笑，我说你这个伯乐，”哈金跟记者谈起与太太相识的故事笑容里带着羞涩，说：“你怎么问得这么细啊。”
哈金来美国之后，去饭店、图书馆、医院看守室等打工，一年半以后攒够3000美金保证金，接妻子出来；再过了两年半之后儿子才被哈金的弟弟送上越洋飞机。到美国之后，不懂英语的太太也开始打工，她给别人看过孩子，在苗圃里干活等，夫妻俩还一块儿帮人打扫过卫生。
哈金的书太太几乎都会读。太太不喜欢《疯狂》，但是很喜欢《自由生活》，这也是哈金自认为花费力气最多的一本书。“她说《自由生活》你写到这份儿上，从此以后你就别干啥了，你就做个混蛋吧，”哈金说起妻子始终笑得停不下来。“真的，我觉得非常lucky（幸运），跟我太太我们能走到一块儿，就是作为英语说，一个team（团队）吧，我们还是非常好的一个team（团队）。”
“她老是打击你啊？”我开玩笑地问。
“她这是鼓励，她才这么说的，她鼓励才这么说的，”哈金急忙解释道。
儿子金文的教育也主要是太太负责。金文要参加美国高考的时候，哈金让儿子背字典，背完给儿子一百块钱。结果儿子字典没背完，语文还是考了满分。在家里，哈金跟儿子说英文，太太跟儿子说中文。
最近哈金开始用中文写诗了。开头那段诗将被发表在今年十二月的《人民文学》，“因为是自己的母语……一进去以后发现，我看不到边际，潜力非常大，所以这样的话，我现在也认真起来了，”哈金说。
他的新英语小说《背叛的指南》本月已经出版，灵感来源中国电视剧《潜伏》。电视剧是哈金陪太太看的，而太太向他抱怨不喜欢电视剧的结局，哈金的新书开头就从电视剧的结尾展开。
这也许是他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哈金的伊塔卡岛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讲述了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争返回家乡伊萨卡的故事。在英雄一路的征程中，对故乡的思念支撑他向前。真正当他回到家乡伊塔卡岛的时候，却认不出家乡了。
哈金在《移居作家》一书中评论这个故事道：“奥德修斯的困惑来自于两个原因：首先，在二十年背井离乡他自己和他对家乡的记忆都改变了；其次，他的故乡本身也变了。”
在哈金的记忆里没有家。哈金的本名叫金雪飞，出生在辽宁省一个偏僻的镇上，父亲是个军官，因为工作一直调动，也带着一家人频繁搬家。小学开始哈金就在寄宿制的学校上学，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跟家里的感情慢慢就断裂了”。
唯一给过哈金“家”的感觉的，是一对父母把他和兄弟放去寄养的邻居“王大爷”家。哈金在《小镇奇人异事》里面写一个赎回妓女做老婆的男人。他本来已经不把注意力在家里，却因为一个寄养在家的孩子小雷而改变。他们真心疼爱小雷，而小雷的原型就是哈金自己：“实际上我还真病了一次，就那个老头吓得裤子都吓掉了，真有那么回事，” 哈金回忆起当时的记忆，温暖从他眼里溢出来。
他认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就是“王大爷”年长的女儿每到过年时候带给他的一大包鞭炮。“我们从来都没有过那么多鞭炮”、“整个在全街上变得最富的”、“觉得好像你一辈子不会变穷似的”、“小孩就是得有那种时刻……这样他将来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说我是从来很少就是说，什么嫉妒人，恨别人，很多就是因为有快乐的记忆，”哈金认为童年的记忆对自己影响很大。
在《移居作家》中，哈金探讨“家园”的定义：“这个词的词义有两个，一个是你的故土， 一个是你现在住的家……过去这两个概念很容易被重合……也就是说，家园不再只存在于一个人的过去，还跟你的现在和未来有关。”
有人问哈金的“家园”纠结在哪里，哈金说是美国：“空间上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现在我住在这里。另一个层面，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对我来说的写作就是我的家园。
在哈金的第一本诗集的前言里，他曾写“自己为不幸的人代言”，后来又在《移居作家》中写道： “有些人会挑战说：‘如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吃苦过，你就是在利用我们的遭遇获得个人利益”，然后他表示：“ 我不写当代中国了，因为我不在那里了。我必需学会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走下去。”
他的独立，还包括不预设任何读者群，他引用艾略特对读者的定义：“读者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这是纵向的读者，就不光是横向的。”
哈金的“伊塔卡岛”就是那些他写给“虚空”的作品。而美国，不过是他的一个栖身之处。
哈金曾把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印象，赋予了他《自由生活》中的主人公吴楠。在《自由生活》的结尾，他写吴楠坐在回美国的飞机上，被一种气味恶心到：“美国随处可闻见这样的甜味，像是一种化学物质，特别是在超市里，蔬菜水果都有这种味道。后来第二周的某一天，吴楠突然发现自己的鼻子已经不能再闻出这种味道了。”
就如同哈金也不能再时刻感受到用第二语言写作的残缺，和不曾返乡的愁绪。
http://cq.qq.com/a/20141126/148644.htm
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
“艺商”王中军：欲将华谊做“华纳”
“艺商”王中军：欲将华谊做“华纳”
经济观察报记者 李娟 张楠 李阳 王中军每天通常从中午开始工作——这位中国知名娱乐集团华谊兄弟的董事长，和那些自称工作狂的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15年7月初的这一天，他选择在紧邻天安门的DOMUS红酒会所开始一天的工作：从下午开始，他在这里约谈了公司经纪部门的负责人，间隙还接受了两家媒体的采访：一个谈艺术——从去年开始他累计超过6亿元拍得梵高、毕加索画作的行动实在太引人注目了；而和经济观察报记者谈的则是商业——关于华谊管理、战略和未来。
与同时代的多数企业家相比，身处最具眼球效应的娱乐产业中的王中军具有鲜明的个人标签：
他发家于广告而后转身拍电影且成绩斐然，“中国半壁明星和电影出华谊”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他交友广泛，马云、马化腾、江南春等等这些商界明星都是他的座上客，阿里和腾讯甚至在去年年底愿意以相同比例入股华谊，并列华谊第二大股东；他又绝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热衷聚会、画画和收藏，从不认为自己是工作狂……
也许正是他的这些“玩票”特质，才能运作娱乐这样的大产业，一如美国花花公子集团等一些国际娱乐巨头的领军人那样。王中军这样一位“非典型企业家”，一手缔造了民营娱乐龙头华谊兄弟并成功实现上市。2009年华谊上市时只有6800万税后净利润，到2014年年底净利接近9亿，增长超过10倍。
如果说华谊的前一个十年最大的成绩是在影视领域实现了称霸地位的确立，那么下一个10年王中军需要做的，则是让华谊实现从原有影视传统业务向新业务拓展的转型，藉此让公司更加安全，增长更具持续性。这并非易事，移动互联网冲击眼下正蔓延到娱乐行业，而娱乐文化产品的巨大潜力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竞争对手进入分羹。
王中军仍旧野心勃勃，他的目标是华谊成为中国的华纳兄弟。华谊兄弟与华纳兄弟一字之差，却非一步之遥。
让利聚人
多年以后，倘若王中军撰写回忆录，那么2009年10月30日应该会被特别提及。这一天，华谊作为娱乐行业第一股，华谊兄弟登陆创业板，全日上涨147%。
和王中军王中磊（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弟弟）兄弟一样铭记着这一天的，还包括的华谊金字招牌冯小刚和以及其他多位导演和制品人，以及当红明星黄晓明、李冰冰等多位华谊艺人——一夜之间，他们身家翻番，高者甚至超过亿元。
事后有媒体盛赞“华谊的老板大方”，“我真不知道股票值那么多钱。”——王中军回忆调侃到，“不过，就算预先知道，我想最终也会给出去的，要不别人为什么愿意跟你干？”
艺人是娱乐公司当时最为重要的资产，同时也是最易流失的资产——这一度是娱乐公司最为头疼的事情。即使是华谊自己，也一度在2005年前后遭遇经纪负责人王京花携带多个艺人出走的风波。
而华谊当时通过上市一定时期内很好得解决了这一问题，即让旗下的导演和演艺明星们分享了将自己票房号召力“资产化”后的巨额收益。王中军至今记得黄晓明当时溢于言表的兴奋，他甚至拍着胸脯向王中军“表忠心”：“华谊这只股票我是要经营一辈子的”。
即使至今回想，王中军依旧觉得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自己从没有吝啬过”。当年华谊拿出了20%的股份送给核心团队，持股者名单中，既有名导演、名制片人、名演员，也有秘书和司机。
“我们一共有七十多个自然股东。至于持股比例究竟应该定多少，其实都没有太多财务顾问和我说这个，所谓的比例就是当时我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合理不合理，不知道，也没有依据。我觉得该给大家多少，就给了。”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大气”和“义气”使得华谊在过去10年来留住诸多专业的职业经理人，能够有冯小刚这样既算朋友又是骨干员工的导演愿意为华谊拍电影，有很多明星愿意加盟华谊，即使离开了，黄晓明和李冰冰还会经常跟他互动，每次电话都叫他“大哥”。
王中军真心觉得，这些都是因为华谊创造了一种“让利聚人”的好的机制。这个机制既包括“能者多劳、劳者多得”，对于个人能力充分认可，更包括了公司愿意拿出更多的利益让利给员工。
就在约一年前，王中军决定要将公司新媒体公司分拆出去。直接的原因是新媒体业务所负责的华谊的粉丝娱乐平台星影联盟以及微电影频道等业务，更偏互联网色彩，“如果单独拿去出去运作，可能更加灵活和高效”。
华谊新媒体在一年之前开始股改，王中军拿出了接近一半的股权让渡给管理团队。王中军希望再次以这种“让利聚人”的方式激发内部创业激情，加速内部创新。
华谊2009年上市造富了一大批人，现在过去5年多了，如果公司内部可以给更多的有能力的新人一个创业平台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
下过乡、扛过枪、打过工、留过洋但是最终投身娱乐产业汪洋的王中军个性粗狂豪爽，他精于商业，但同时深谙用人之道：“为什么华谊这些人可以聚集起来？我觉得首先是我比较大方，有的人天生抠，你让他大方他也大方不起来。我们公司这么多明星，离开华谊，他也会觉得跟华谊是有关联的。”
王中军这种认知也直接映射到华谊的日常当中去。
以每年华谊年会为例。每年此时，全公司小一千人聚集一起都会进行“打土豪”。所谓土豪包括导演、制作人、歌手、演员当然还有王中军自己，这些土豪们捐钱捐物然后让其他员工进行抽奖，当然，捐钱最多的“土豪”还是王中军本人。
员工们在乎的不是最终抽到的奖，重要的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共同分享这种乐趣。这亦是华谊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朋友圈江湖
这是一个合纵连横的时代，知名商业人物无一不是圈友高手。如果有一串“谁深刻影响了王中军和他的商业世界”的名单，马云一定会排在其中。
即使前文中王中军最为自豪的是“让利聚人”，他亦坦言自己能够如此彻底地贯彻是受了马云的影响：“马云对公司创业人员在股权激励上毫不吝啬，散财聚众。我跟他认识以后，在这点心态上调整了很多，做的时我就在想，马云那么大买卖都能做，我有什么不能做的？”
马云和王中军相识于2006年某个论坛。当时杭州人马云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王中军每周都会和他通电话，请他吃饭。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始于《天下无贼》，淘宝网和支付宝借电影故事制作了一系列广告，华谊也成功募集到马云的入股资金。随后马云又介绍浙商鲁冠球之子鲁伟鼎和沪商分众传媒的江南春加入，王中军的互联网朋友圈网络藉此逐步铺开。
2014年年底华谊定增36亿元，阿里马云、腾讯马化腾、平安马明哲同时入股，而向来井水不犯河水的阿里和腾讯更是“不计前嫌”地并列华谊第二大股东。“三马入主华谊”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于王中军的朋友圈高度关注，人们同时好奇的是，这样一个人如何在众多互联网大佬间游刃有余地行走？
“马云和腾讯原本就是华谊的股东，他们愿意跟投一方面肯定是华谊是赚钱的，毕竟赔本的买卖谁也不会做第二次，当然，我个人和他们的交情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王中军如此说道。
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竞合并存的商业时代，王中军身上所具有的的这种更愿意和企业“交好”而非“交恶”的能力，对于企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性，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王中军曾在多个场合提到马云时候说对方“是自己时间最长的朋友”是“最好的哥们”。
而当有人问及马云怎么理解资本喜欢王中军，马云如此作答：“不是资本喜欢王中军，是投资人喜欢王中军，或者说，是我喜欢王中军。”
马云和王中军的关系熟稔程度外人难以想象。王中军每次都杭州出差从来不住酒店，都是直接跑到马云家中，“从工作到生活”会各种主题一直聊到撑不住了才各自睡去；而马云一到北京，就要找王中军，不为别的，“只是喜欢跟王中军聊天”。
王中军身上有一种很难形容的魅力。很多企业家最开始和他接触，大多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娱乐业跟谁都有话题之外，而后更多的则是受他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所吸引。
从小出身在北京部队大院，又当过5年的侦察兵的王中军性格里有着军人的豪爽和北京人的直爽：说话直接、很少拐弯抹角；言谈之间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甚至有点“混不吝”，但接触久了你会被这种真实的生活态度所感染，大开大合不拘小节。
此外，他还懂油画、甚至称自己就是个画家，喜欢收藏，这些也无疑拉近了他和别人之间的距离。一个例子是，在联想柳传志的建议下，王中军甚至就油画收藏的知识专门给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进行了一次“普及讲解”。
朋友圈回馈带给王中军的好处亦不言自明。在华谊上市之前，王中军的融资模式就被简单归结为依靠个人人脉资源的“傍大款”，无论最初太和地产的王伟，还是后来TOM集团王先先，还是马云江南春，这些都是王中军在企业家圈子里大款朋友，“很多就是吃了一顿饭几句话事情就谈成了”。
当被问及马云这些人如何影响了自己时，王中军曾如此说到：“你可以说因为马云我喜欢上了杭帮菜，他因为我开始抽雪茄，试着欣赏油画，但更多的是具体思维层面，”“很难物理量化。”
但依旧有很多东西有迹可循。当年华谊无论是拍电影还是管理明星，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艺术相关的这种创造性工作很难量化管理。马云投资华谊后第一次参加董事会给出的建议就是“个性的东西标准化，标准的东西流程化”，这让包括王中军在内的华谊很多高层醍醐灌顶。
爱凑热闹的王中军热衷于去参加各种商业论坛，当年某活动上汪潮涌关于“互联网真正赚钱是游戏、电商和广告”的主题发言启发了王中军，当他想明白了其间的逻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之后，回去就去就收购了一家游戏公司和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
前者就是著名掌趣科技。华谊兄弟2010年花1.485亿元买下该公司22%的股权，2012年掌趣上市，华谊手中的股份市值变成15.28亿元，随着一路水涨船高，华谊的投资至今已有几十倍的财富。此后按照类似的逻辑他还收购了银汉科技，这是另一笔被业界称道的手游领域的投资。
王中军和腾讯董事长马化腾以及总裁刘炽平同样私交深厚。每次投资游戏公司前他甚至会虚心的打电话去问马化腾和刘炽平的意见，“他们当然不会明着跟我讲应该投哪个，但是有一些公司会含蓄地建议‘可以再等一等’”。而最后事实证明这类公司往往随后发展确实不那么理想。
在互联网圈子耳濡目染混久了，他也在开始尝试着用互联网的视角来琢磨华谊的业务版图和将来：华谊那么多电影怎么二度开发让价值最大化？华谊的粉丝平台怎么经营？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开放平台去先聚集流量？如此便有了之后的实景娱乐的诞生，以及华谊粉丝互动平台星影联盟的诞生，后者还成为了和腾讯QQ合作的一个战略型的项目。
2014年年底，腾讯和阿里同时入股华谊，并列成为第二大股东。王中军说他看中的不是这次合作带来的资本层面的金钱，而是这两家互联网公司背后的资源，“有了股权上的关系，双方怎么在资源上业务上展开更好的合作”。
这种生意夹杂着情义让王中军和华谊有了不一样的色彩：游刃有余游走于各个商业公司之间，广交朋友，以追求共赢为最重要原则，创意不断生意不断。
商业和艺术交织
跟王中军谈商业，你会发现他非常粗线条，很多华谊发展细节都一句带过或者“不记得”，但是如果和他谈及画画和收藏，他会显得耐心而柔软。他说自己进入一个房间都会最先注意色彩是否和谐和美丽。
他从小酷爱绘画。即使过去几十年，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小时候躲在被窝里偷偷画画的场景，而他从部队复员回来的的第一份工作在国家物资总局做美术设计、摄影记者。下海以后第一桶金也跟艺术息息相关——帮中国银行所有营业网点制作统一的标识。
王中军不设办公室，他有一个和冯小刚共用的画室，这里兼具办公功能。
2012年的一天王中军无意间重拿画笔便一发不可收拾，甚至一度还举办一场名为“中军和他的朋友们”的画展，画展当天，来者云集，星光熠熠。保利艺术馆的馆长更是不吝赞扬，他说：“王中军的画真的很好，不像是玩儿票！”
这某种程度上让人产生费解：艺术和商业两个因素如何在王中军身上实现统一？这种糅合又会如何投射到对华谊的日常经营上？
无疑，王中军是一个称职的电影商人。王中军对于电影的天分更多的是在商业价值的精准把控上。比如挑剧本，冯小刚一度想拍一个电影但是王中军极力反对，过去很久之后冯小刚自己也反省“那个剧本即使拍摄了市场确实也不会买账”；
而主打艺术片的顾长卫，不久前刚刚上映了一部偶像爱情片《微爱》，尽管市场上口碑不一，但是票房却难得达到了顾长卫本人电影生涯的顶峰。王中军说是他为顾最终敲定选择的这一剧本。
我问他怎么看小时代的高票房和烂口碑，他说从商业上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电影，因为市场很接受，“绝对是好电影”。“那从艺术的角度呢”我追问到，“说实话我压根没有看过这电影。”他坦言自己一年也看不了几部电影，他更喜欢看的是纪录片和历史片。
他曾经说服冯小刚在电影中植入广告，《非诚勿扰》中有一张特写镜头的某银行信用卡的植入广告，让冯小刚极为抵触和崩溃，但是最终妥协。
曾投资华谊兄弟的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说，王中军是“娱乐圈最懂商业的，商业的最懂娱乐的。”
艺术和商业的融合更多的体现王中军的管理风格和日常企业经营当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有想象力和想象的空间”。
他有着艺术家的随意和率性，不喜欢去公司，管理风格简洁明了。华谊兄弟前CFO，现新媒体公司负责人胡明来到华谊10年了，“从来不知道领导生日，从来没有送过礼”，“不要求写报告，写PPT，但是汇报工作必须得三句话就说清楚，没说清楚，人扭身走了”。
华谊IPO前后，胡明压力极大，她打电话向王中军诉苦，然后王中军告诉她，这件事情完全由她负责，“然后该去纽约玩就去了”。
他直言自己不会当苦行僧，闲暇时候通常天南海北的游荡，见朋友、看画展、旅游、谈生意，有个个子1米8多的保镖但是从来不带更喜欢独来独往，因为觉得“一个大小伙子跟后面怪怪的”。
即使在北京也是11点才起床，被马云称为“见过最懒的CEO”。他听了以后觉得还蛮得意的，“这样还能把华谊经营不错，说明马云还是对我很认可的。”
随后他有很快“辩解”，说自己其实并不是真正闲着，“董事长要关心的是公司的方向和未来，管理的细节真的不用事必躬亲”。
他根据自己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去收购了两家游戏公司，这极大程度上帮助华谊提高财务上的安全性；他找马云、马化腾一次次的吃饭和聊天，试图搞明白电影产业到底该如何和互联网相结合；他还想要破解华谊电影业务周期性困境，华谊的实景娱乐项目很快将达到20个，在这些地产旅游项目中，华谊过去所拍的很多电影都被植入其间，仅仅品牌授权费就有望让华谊赚到20个亿。这让华谊和王中军瞄准的榜样——美国迪斯尼主营收入来自于实体乐园而非电影收入的业务模式越来越接近。
几天前，他把公司收购的某子公司的老总招呼到自己的所里，在进行了一番“这么大一个公司去年1000万的利润太少，要上台阶”的施压之后，他建议对方应该接下来怎么怎么样开拓新的营收方向。这位下属在听完后发现平时几乎不过问业务的老总“这些提议竟然都很靠谱”，几天以后拍着胸脯跟王中军保证，明年一定利润提升到5000万。“那你怎么保证自己有源源不断且高效的创意和想法，你选择的方向的可实施性和成功率？”我问他。“休息的时间多，所以有大量的时间思考和跟人见面聊天，想法就从那时候出来了。”他想了两秒钟，认真回答道。
http://www.eeo.com.cn/2015/0711/2778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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